一些地方终于搞到人们从防控疫情到“防控权力”了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

文丨燕志华

近期几起舆情事件，让人们聚焦到了一些地方权力的乱作为上面，人们警惕“权力病毒”几乎超过了警惕疫情病毒。

这些事件包括，唐山打人案、河南随意赋红码事件、哈尔滨钓鱼执法“钓”出绿水鬼事件等，三者都指向了权力可能的乱作为。唐山打人案，人们关注打黑是否真抓实干，以及背后是否有权力“保护伞”；哈尔滨钓鱼执法事件，人们怀疑执法者钓鱼行为，以及“绿水鬼”是否涉及贪腐行为；河南随意赋红码事件，人们更担心的是疫情防控形势缓和之后，权力的监督问题。

发生在河南的对目标人群任意赋红码事件，挑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那些准备到村镇银行取款或者要个说法的人们，突然就在火车上被赋红码了，几乎寸步难行，甚至直接被带到隔离站去了。不少受害者深感无力和愤怒。

河南随意赋红码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央网信办早在2020年2月9日就发布的《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这应该是国内最早明确了疫情防控手段不得“越轨”的文件。河南搜集了相关人群的个人防疫信息，然后出于地方狭隘的维稳等“其他”目的赋红码，显然直接违反了这种规定。

很多引爆舆情的乱作为者在认知这个层面处于非常低维的状态。他们竟然不会考虑到，虽然通过赋红码这种“数字葵花点穴手”，一下子把这些人给“定”住了，但是他们脑子还在，能愤怒、能上网，就能把事情捅到网上，成为强烈舆情，一旦有舆情，就会导致舆论压力和上级问责。就跟下棋只考虑一步一样，结局必然会走入死局。表面看是舆情素养不够，深层原因在于他们高估了权力的作用，没有想到在一个开放的文明社会里，舆论推动形成的监督之力，常常超出一时一地的部门权力。

权力具有自膨胀的特点，对一个正常社会来说，权力的过度膨胀，从来都不是一个小事情。人们对于河南随意赋红码的行为反应如此之强烈，还在于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类似的权力越轨事件构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连续统”，让人们对于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权力扩张产生了抵触情绪。此前，发生在上海和徐州睢宁县的疫情防控人员直接入室消杀的做法，逾越了公权和私域的“门槛”，已经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如今河南再次出现了权力乱作为的情况，人们担心类似事件将接连出现，会使得“权力病毒”蔓延，威胁到疫情后的社会安宁。

每当社会处于紧张状态时，相关部门的权力就会出现扩大和膨胀，这也是一个社会规律。比如统计发现，美国每次发动战争，总统的权力都会扩张，变得更为集权。除了权力所有者主动谋求，还在于人们常常在非正常情况下主动授权，让社会获得更为强有力的核心力量。但问题是，一旦这种非正常状态解除后，过于集中的权力如何“收回”？过于集中的权力总是不安分，总是要搞点事出来。

中国的抗疫过程中，百姓也将很多的权力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授权。一方面是对党委政府的绝对信任，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只有授权和接受领导，社会才能更加凝心聚力，防控才会更加有效。但是随着上述各种地方权力乱作为的现象接连发生，人们发现这种权力的集中和授权现象，产生了副作用，或者说，权力部门在大权在握之后，发现做事情更为得心应手，开始迷恋这种感觉了。

权力在封建社会是一种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进入近现代文明社会以来，权力如果想要运行得更为顺利，常常需要一种民主和协商，这就使得权力行使起来常常需要穿过一些障碍性的环节，比如合法程序、民主环节等，换来百姓的谅解、配合和授权。权力的障碍本身构成了一种文明的程序，使得权力的整个行使过程获得了社会性的合法合理性，正如百米跨栏赛，缺乏了那些栏杆，比赛就不成其为比赛。这意味着权力总是会受到约束，行使起来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而这恰恰是文明社会的象征。

但发生在河南这种权力乱作为的现象，却提醒人们，权力具有“自膨胀”的内在逻辑，总是希望能够突破和逾越这些文明环节，如黑客就从来不会尊重密码背后的公民隐私。权力需要处于监督之下、被关进笼子，才会运行得更为安全有序。这也提醒人们，在疫情形势走向缓和的时候，反倒需要警惕权力的乱作为了。否则，人们对于“权力病毒”的担心开始超过对于新冠病毒的担心了。几件事情的爆发，就使得人们从防控疫情急剧翻转到防控权力乱作为，大好形势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河南等地方这种权力的乱作为，还深层次地暴露了这些地方对于官民关系的错误看法。本来，疫情防控是个官民合作的整体社会行动，任何一方做得不好，都难以确保行动的成功，但是由于百姓将权力授权给了相关部门，使得后者的命令和指示畅行无碍，一呼百应，但相关部门却因此产生了错觉，认为抗疫的成功不是由于百姓的配合，而是归结于自己权力的强大和无所不能。

这就导致了一个隐患，为接下来的一些干群冲突埋下了伏笔。我们知道，虽然官民合作促成了抗疫的顺利进行，但是这中间由于涉及不少强制性的举措，局部地方的干群关系出现紧张。在一些大城市，甚至这种紧张导致的误解和愤怒情绪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于地方的社会心理之中。如果地方相关部门不能采取措施去缓解和消弭这种紧张，将在未来的施政中遭遇挫折。如果地方相关部门再将抗疫归功于自己，以贪功的姿态轻视和无视市民的合作，并在行动中让权力乱作为，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恶化地方的施政环境和官民关系生态，也将断送抗疫斗争中形成的共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集体记忆。

权力过于集中，总会带来一个异化的后果。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疫情刚刚爆发的那时候，人们就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一些被授权的保安由于掌握了业主进出大门的“口令”权力，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全然忘记了自己服务者的角色，而觉得自己成为了小区的“统治者”。今天，人们也担心，公仆们由于在疫情防控中被授予了多大的权力，会不会也被异化，并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成为一个隐患？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

往期精选：

面对“受困女”榆林和丰县首次回应的高下差别

司马南的风险区间和联想的“舆情病根”

网络大V罗昌平刑拘背后：被抛弃的人生

“孟晚舟旋风”背后的宣传、新闻和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