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力量 ∣ 一所仅存八年的大学

查看原文

其他

西南联大的力量 ∣ 一所仅存八年的大学

原创 2016-07-16 木闻小人物大人物

我有一枚三角形校徽。

二〇一二年八月，我去昆明追寻西南联大的遗迹。在云南师范大学见到了一九四一年考入西南联大的李良驷老人。

这是我唯一见过的联大老人。在交谈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很兴奋。谈及往事，历历在目。

那年李良驷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仍葆有着青年求学时的精气神。

道别的时候，他把手伸进西装内袋，掏出了这枚小小的校徽，递给我，说，这是某年纪念联大开会，他们给我的。

我以为老人是让我看看，连忙接过来端详了一下就捧还给了他。老人却说，送给你了。

我有些意外，也很欣喜。我把它收在了一个盒子里。

李良驷老人已于二〇一五年去世。重新编发此文，纪念那一代学人。

这是一所仅仅存在了八年的大学，但她永存于很多人心中——一部分人曾在这所大学度过了人生难忘的日子，如今垂垂老矣，念念不忘；另一部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所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起来，因抗战被迫迁至“西南”的大学，空前绝后。在持续八年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中国当年最优秀的学者在这里传承中华文化，在泥墙陋室里弦歌不辍，知识明灯不熄。

1938年8月，西南联大多位教授在昆明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西南联大

一所仅存八年的大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邀请了众多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在庐山开会。

事变的消息传开，几位校长都接到了学校发来的加急电报，要求他们迅速回校应变。平津告急，学校危在旦夕。

十天后，梅贻琦致电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当年年底，南京陷落。临时大学被迫再迁云南。但是有六百多学生退学参战或转学、回家乡，还有八百二十名学生表示愿意前往昆明。次年四月，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一九四六年七月。

南迁

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当时的中国，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特有现象。随着战火逐步蔓延到华北各地，北方和长江下游的一所所大学纷纷迁往内陆。到一九四一年初，战前的一百一十四所大专院校中，已有七十七所迁移。

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分为三路，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起程，一路到广州，经香港乘船到越南，再到昆明；一路到广西，再经越南到昆明；还有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一千六百六十三点六公里，横跨三省到昆明，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能加入旅行团徒步到昆明的学生是经过挑选的，最终有244名体格健壮的男生被选中，十一位教师参加了步行，其中有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育学系教授黄钰生、生物学系教授李继侗和化学系教授曾昭抡。

闻一多先生

曾昭抡先生

即便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的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这一路也充满了艰险：师生们在湘西遇到土匪，在贵州穿过公开售卖鸦片的集市，夜晚要么是露宿，要么睡在曾经吊死过女人的屋子里……

但一路走来又是有趣的。学生们在教授指导下，社会学系的调查农村状况，经济学系的采集当地生产生活资料。黄钰生听见老乡唱山歌就很兴奋，两个多月行程结束，他采集到两千多首民歌。而昆虫学家毛应斗一边走，一边用网子抓蝴蝶做标本。吴征镒则是采集树叶——他是植物学家。

曾昭抡教授从不抄近路，宁愿绕行著名的二十四盘。联大教师、后来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在《长征日记》中记载，曾先生走路一丝不苟，“每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折，因此大约是全团走路最多的。”而每当步行结束，不管走得多累，曾昭抡都会写段日记。

最独特的是学生查良铮，他带着一本英汉字典出发，每天记几页单词，然后就撕去那几页，到昆明时，字典已化为乌有，单词都装进脑子里了。

走累了，闻一多会用英语唱一曲风行一时的美国歌《胡安妮塔》和《桑塔·露西亚》。有的学生则热衷于打桥牌。他们匆匆赶完别人要花两倍时间才能走完的路程，然后找一处地方打牌，等别人追上来都走远了，就赶紧撵上去，再跑到前面去打牌……

终于走进昆明的金马碧鸡坊时，当地人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昆明金马碧鸡坊

跑警报

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在昆明的日子并不太平。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后来在一篇名为《疏散》的文章中说，跑警报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

战火的不断蔓延，使得警报几乎天天有。年轻的费教授就把翻译《人文类型》当做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

大家慢慢摸索出早上十点多最有可能来警报，费孝通想，一跑就得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两点才能回来，于是一吃过早饭，他就让“太太煮饭，警报来时，饭也快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了。”

费孝通先生在昆明魁阁

一路上遇到跑警报的，多是联大的熟人，跑警报于是就成了朋友们聚谈的机会。“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的，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是别外的可爱，风也温暖。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

一九四〇年九月的一天，日军轰炸联大，费孝通踏着砖堆找到屋子，“整整齐齐一个院子，现在成了一座破庙，全都压在一寸多厚的灰尘下。我房里的窗，玻璃全碎了，刷去桌上的灰，一叠稿子还好好的，所损失的只是一个热水瓶。”

“到厨房里端出一锅饭菜，饭上也有一层灰，把灰夹走，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就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

联大的师生们都经历了战火洗礼。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早年在清华读书时因为踢足球意外失去一条腿的潘光旦教授，拄着拐杖跑警报，一边跑一边自嘲说，看，我跑警报不比你们慢吧。

1947年4月，清华校庆，潘光旦先生与夫人赵瑞云在大礼堂前

那些远去的大师

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二〇一二年八月下旬，昆明。我探访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内的西南联大旧址，如今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收藏有大量文献实物的纪念馆记载，联大当时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最多时拥有近三千名学生，是战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

不只是学生众多——更多的是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冯友兰说，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被异族驱逐到南方，但我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哲人、学者，济济一堂。

这是联大教授的学术丰产期。还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汤用彤就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的《问道》也问世了，冯友兰著名的“新六书”之一《新理学》也已杀青。

而有名的也不仅是教授们——联大的通才教育将课程设置口径放宽，让学生自由选择。文法学院学生必须选修自然科学，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数理化概论，每课都由两三位教授同时开课。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各自讲授《楚辞》，学生旁听，激发独立思考。

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有次讲隋唐史，第一堂课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联大教授很少有人年复一年照本宣科，以开创闻名。

于是，学生们像追星似的去听优生学家潘光旦的社会学讲座，红学大家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的专题，钱穆的中国通史即便是在早晨六点到七点开课，仍然很受欢迎。其实，选修钱穆中国通史的不过数十人，旁听者多达数百人，站着听课是常事。

想想都使人兴奋：闻一多讲《诗经》，许维遹讲《左传》，刘文典讲《庄子》，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陈岱孙先生

商学系教授陈岱孙后来评价说，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自由的学风并不意味着散漫。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一九九六年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共有八千名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最终联大学籍毕业的本科生近两千五百名、专科生约两百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生一千两百八十名、研究生七十四名——总计毕业约四千名，既是当时中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又可见其严格。

被迫的最佳选择

因为有了联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

一九九四年《读书》第十二期刊载了学者谢泳的《西南联大的启示》。较之于此前有些文章只限于对联大历史的追忆，谢泳认为，联大的成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应将其视为知识分子群体合作的典范。

从历史表象上看，三校南迁，设立西南联大，有一定的偶然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战的全面爆发，三校南迁对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来说，也是唯一的最佳选择。

因为有了联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这种联合确是被迫的选择，但也体现了某种优势。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举行结业典礼，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北返，至当年七月卅一日宣告结束。为感谢云南人民的支持，联大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一九八四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一九四六年五月，梅贻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最后一句感慨道，“本校之存在……与抗战相始终，而实将与国同休，永垂无极也。”

（本文写作参考《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联大教授》、《联大八年》、《中国的大学》等书）

西南联大教授的战时论著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但是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

梅贻琦先生的这句话阐释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西南联大，可谓大师云集。

梅贻琦先生

在当年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大师们坚持学术研究。一九四三年三月，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访问联大后称赞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边远地区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

云南西南联大纪念馆里，展示着当年联大教师的部分科研论著。有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使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在那个时候，他就是知名教授了！而有些教授的姓名，又让人很是陌生。

从标题看，他们的研究论著也似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太远，其实在那样困难的战时环境中，这些教授延续着研究型大学的传统，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这种研究就显得格外难得，透着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

教员	院系	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论著
闻一多	中文系教授	《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唐诗杂论》、《中国文学史稿》
朱自清	中文系教授	《诗言志辨》、《新诗杂话》、《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国文教学》
刘文典	中文系教授	《庄子补正》
王力	中文系教授	“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现代语法摘要》，《中国语文概论》、《汉字改革》
罗常培	中文系主任、教授	《临川音乐》、《北京俗曲百种摘韵》、《中国人与中国文》
唐兰	中文系教授	《天壤阁甲骨文存》、《小学杂记》、《释“井”》、《郑庠的古韵学说》
罗庸	中文系代主任、教授	《读杜举偶》、《感与思》、《诗人》
游国恩	中文系教授	《中国文学史》
许维遹	中文系教授	《管子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国语校诗》、《尚书义征》
浦江清	中文系教授	《花蕊夫人官词考证》
张清常	中文系教授	《中国上古音乐史论》、《字与词》、《中国声韵学里面的宫商角徵羽》
余冠英	师范学院教授	《谈新乐府》、《七言诗起源新论》
吴达元	外文系教授	《法国文学史》，翻译剧本《费加罗的婚礼》、《塞维勒的理发师》
吴宓	外文系教授	英文《世界文学史大纲》
杨业治	外文系教授	德译《陶渊明诗》、英文《欧洲中古文学史稿》
吴晗	历史学系教授	《明太祖》、《投下考》、《记明实录》、《大明帝国与明教》
陈寅恪	历史学系教授、中文系教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雷海宗	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与林同济合著）
钱穆	历史学系教授	《国史大纲》
金岳霖	哲学系教授	《论道》、《知识论》
冯友兰	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	《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南渡集》
王宪钧	哲学系教授	《论蕴涵》、《语义的必然》
沈有鼎	哲学系教授	《真理的分野》、《意义的分类》
曾昭抡	化学系教授	《脂肪酸熔点的计算》、《用有机溶剂在醋酸水溶液中去水字简报》
孙承谔	化学系教授	《原子半径和沸点的关系》、《原子半径与密度的关系》、《原子半径与临界温度的关系》
黄子卿	化学系教授	“冰-水-水蒸气”三相点的测定
陈桢	生物学系教授	《动物论理学》
吴蕰珍	生物学系	《滇南本草》图谱
袁复礼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	《西康麻哈金矿》
冯景兰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	《西康蒙经铜矿》、《云南地质矿产》
孙云铸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	《云南西郊之奥陶纪海林擒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中国北部寒武纪化石》（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古生物著作）
赵九章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	《大气涡旋运动》、《理论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大气物理论》（“两弹一星”元勋）
李宪之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	《台风预报法》、《昆明高空气流》、《中国南部季风的问题》
伍启元	经济学系教授	《中日战争与中国经济》、《物价统制论》、《目前的物价问题》、《宪政与经济》
陈达	社会学系教授	《近代中国国势普查》、《中国人口问题之研究》、《战时国内移民运动及社会变迁》，均为英文本
潘光旦	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优生概论》、《优生与抗战》、《自由之路》
费孝通	社会学系教授	《禄田农村》、《内地农村》
杨式德	土木工程系教授	《空间钢架应力分析》、《红烧土试验方法》
施嘉炀	工学院院长、教授	《昆明集雨之研究》、《云南之水力开发问题》
章名涛曹建猷	电机系教授	合著《多相交流子电动机对于增加或调整感应电动机之功率因数及速度之应用》
范崇武	电机系教授	《铁路事业之用电》
马大猷唐统一	电机系教授	合著《电压稳定法》
许宝騄	算学系教授	在中国首次系统开设数理统计课程，在统计学中多元分析数学理论处于世界研究的前沿
陈省身	算学系教授	“陈省身示性类”，建立拓扑学与微分几何学之间的联系
华罗庚	算学系教授	《堆垒素数论》
钟开来	算学系教授	概率论与数论的创新研究
周培源	物理系教授	有关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速度脉动方程在湍流理论中的研究问题
饶毓泰	物理系主任、教授	有关原子、分子结构及光谱的研究。中国近代物理学事业奠基人
吴大猷	物理系教授	《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
余瑞璜	物理系教授	在中国将X射线分析法第一次应用于生产，成果作为唯一中国人的贡献载入国际X射线衍射发展史册
王竹溪	物理系教授	指导杨振宁进行有关超点阵统计力学和数学的研究
汤佩松	农业研究所教授	与王竹溪合作《离体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论述》，首次用热力学概念分析水分进出细胞过程的规律

跑过空袭警报

接受通才教育

做飞虎队翻译

九旬校友李良驷的联大往事

看上去，李良驷老先生不像年逾九旬的老人，他乐呵呵地大声说：“我现在九十一点五岁了。”熟悉他的人老远就跟他打招呼，嘘寒问暖，然后就感慨：“李老这样的联大老校友，可不多喽！”

“那样困难的条件，还能照样培养学生，真不容易。”

生于一九二一年除夕的李良驷先生是云南昆明人。一九四一年，他从云南省工业职业学校毕业，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就读，最终成为中国著名的农药除草剂专家。

“那是很难考的，那么多教授、精英都在昆明……”二〇一二年八月，李良驷老人对我回忆往事。当初读工业学校，是想“工业救国”，可是联大的工科很难考，“只能念了理科”。

联大旧址如今是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所在地，校园的一角设立起联大纪念馆，恢复了当年平房教室的样子。教室里摆满了椅子——右侧有个比较宽的扶手，可以放本子记笔记。李良驷笑了：“你看它像不像云南特产火腿？我们学生管它叫‘火腿凳’。”

“那时的教室比这个破烂多了，夏热冬冷，一下雨，铁皮顶被打得叮叮当当响，有的地方还漏雨……这样困难的条件，还能照样培养学生，真不容易。”李良驷记得，化学系做实验要用蒸馏水，没水，就接雨水处理了再用。“化学试剂买不到，用清华大学从北京带来的，勉强做一些化学实验。”

常常是正在上课，日军飞机来轰炸，“空袭警报一响起来，我们就往外跑。”校园周边都是水稻田，往哪跑？就只能钻进稻田，脸趴在水面上。“敌机飞得很低，可以看见机身上的膏药旗。”

“你们在联大这几年只是学习做人的基础、做学问的基础。”

李良驷同龄的初中、高中同学王希季，后来也考上联大机械系，如今已是著名的“两弹一星”专家。在李良驷看来，“联大培养出这么多人才，得益于通才教育。”他记得刚一入校，就听到教授们说，“你们到联大，不要希望四年出去就是专家——这几年只是学习做人的基础、做学问的基础。”

虽然李良驷念的是化学系，可按照联大的要求，他们也读中国通史、念法学的基础知识。“学文科的也一样，也要念一点理科的东西。”西南联大三位常委之一的梅贻琦先生说过，“通识之授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因此联大特别注重通才教育。

尽管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李良驷老先生讲起话来思路与口齿一样清晰，还夹杂着不少英文，谈起文史哲话题也说的头头是道。老先生回忆说，通才教育还有个包容性，“那时能在大西南的昆明把大学办得像大学，就是学术自由，各派的观点都可以讲”。

“那时只知道闷头读书”

很难想象当年的困苦，李良驷笑称他在联大上学时为了吃饱“做过很多工种”：当过家庭教师、到报馆夜班排铅字，去电影院放无声电影胶片，甚至到银行兼差管过账本。

做完工回到学校，图书馆早没了位置，就到茶馆要一杯茶，就着灯火学习。“那时学习风气好，只知道闷着头读书。”联大的三位常委，李良驷只听过张伯苓的一次演讲，算是见了一回。梅贻琦、蒋梦麟一次都没见过。

李良驷的老师是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他还念过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教授的有机生物化学课。

曾昭抡先生

曾昭抡是清人曾国藩的侄重孙，曾经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曾先生穿一件长衫，书用一块布包起来，夹在胳膊下，顺着墙根走——不走路中间，好像鞋子坏了吧，拖着脚走，踢踏踢踏地，整个人看上去脏兮兮的。但他的课讲得好，和同学们的关系也好。有一天，他突然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很干净的模样，大家就鼓掌起哄。后来听说是曾师母从重庆来了，怪不得他换了装。”

曾昭抡的夫人是英语教授俞大絪。《联大八年》中记载，“俞大絪先生到昆明来了，有人看到曾先生同曾师母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可惜后来他们双双丧命于“文革”期间，令人唏嘘。

曾昭抡与俞大絪晚年

在联大读书还有一件令李良驷引以为豪的事情：由于掌握出色的英文，一九四五年，他到美军飞虎队报到，做美军翻译。

飞虎队是援华抗战的美军空运大队，李良驷记得它的番号是“一三四〇大队”，他所在的是C中队。“我在队部，相当于文职人员，每天打字、派飞机记录、收发公文，甚至美军飞行员的工资也由我造册发放。”

老校友越来越少了

从联大毕业，李良驷又上了研究生，后来在联大留在昆明的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教书，也成了教授，当过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农药研究所所长。一九八五年退休后，他还继续钻到实验室里搞科研，直到九十岁以前。

当年在联大读书时，李良驷练就了一年四季洗冷水澡的“功夫”，八九十岁了也照洗不误。到了九十岁生日那天晚上，他突然发起高烧，结果得了肺炎，“现在身体才恢复，开始慢慢学走路”。

李良驷是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的理事，“过去一共七个理事，现在剩下四个了”。就是这不多的几位老校友，“有的都不能像我这样接受采访啦！”

那一代人，越来越少了。

西南联大的知名校友

这是一串闪光的数字和事实——

获得一九五七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是联大校友。

一九九九年，二十三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八位是联大校友。

自二〇〇〇年起，中国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颁发一次，每次奖励两位科学家。目前已有四位联大校友获此殊荣。

据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统计，联大校友，包括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及附中学生，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计一百七十三人。

联大校友	就读/毕业时间及院系	成就
邓稼先	1945年物理系毕业	理论物理学家、核武器专家，中国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组织领导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研制。与周光召合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论著。
朱光亚	1942-1945年物理系学生 1945-1946年物理系助教	核物理学家、核武器专家，“两弹一星”元勋。
郭永怀	1938-1939年物理系	空气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参与筹划中国第一颗导弹核武器试验。
屠守锷	1940年航空系毕业	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领导近、中程火箭的研制，成功主持研制远程运载火箭及其全程飞行试验。
陈芳允	1938年物理系毕业	无线电电子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参与核武器试验检测设备研制，卫星观测和控制系统设计研制。
王希季	1938-1942年机械工程系	空间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主持返回式卫星研究与设计，
杨嘉墀	1941-1942年电机工程系助教	空间自动控制专家，“两弹一星”元勋。主持研制飞行器热应力和力载试验装置、核试验用测试系统、返回型近地轨道人造卫星的姿态控制系统和卫星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
杨振宁	1938-1942年物理系学生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共同提出物理学重大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推翻宇称守恒定律。
李政道	1945-1946年物理系学生
黄昆	1941-1942年物理系助教，1944年物理系硕士	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研究开创者，获得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刘东生	1942年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	第四纪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环境地质学家。中国环境地质研究创始人。获得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叶笃正	1940年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	气象学家。中国大气物理研究奠基人、中国近代动力气象学创始人。获得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征镒	1940-1942年理科研究所	植物学家、植物区系研究的权威学者。获得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汪曾祺	1939-1944年中文系	联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弟子。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