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当代文学的现实关怀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的现实关怀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本文试图梳理论坛学者的观点，从百年来的具体作家作品出发，从对现实的关怀、对作家的关怀等角度，展望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未来道路。

白 雁/文

文学的核心被技术性的东西遮盖了

中国新文学肇始于百年前作家们对现实的强烈关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演变，作家的现实关怀也表现出变动不居的嬗变过程。无论如何变化，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历来是评论家们关注的核心。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光芒认为：如果说文学的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的存在本质的勘探，那么文学的现实关怀就是对于人的具体存在方式的关注；如果说文学的历史感体现的是人在历史中的命运，那么文学的现实感表现的就是对于人的现实境遇的探索。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终极关怀离不开现实关怀的基础，文学的历史感也必然以现实感为根基。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锡章从中国文学的传统，来溯源文学的现实关怀。他认为，中国文学有着优良的关注现实的传统，早从《诗经》《楚辞》开始，就是从人、人性和人道的角度关注现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从“五四”时期新旧文学交锋的角度，指出了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的复杂关系。何锡章教授表示，近三十年，随着对技术性的追求，文学创作发生了变化，文学的核心——对于人的关怀、人道的关怀，某种程度上被掩盖了。以先锋派为例，它的探索在形式上是有价值的，但是在人性关怀上是有所退步的。何锡章提出，当下，对于文学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方面需要关注，即继承传统、回归文学自身的价值性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赞同何锡章的观点，他认为，文学的现实关怀涉及两个领域，即作家对人物的关怀，以及研究者对于作家怎么保持现实关怀。关于后者，程光炜以他个人研究视域中的路遥和王蒙为案例做了解读。

回到作家的心灵史，厘清路遥“兄弟失和”公案

围绕着著名作家路遥，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兄弟失和”公案。这一段公案，在诸多与路遥有关的纪实作品中都有记载。在路遥的亲人中，四弟王天乐受到他的格外照顾。正是在路遥的照顾下，他这位有着一些文学才华的弟弟得以摆脱农民身份，被招为工人，后来，还是在路遥的帮助下，王天乐成了一名从事文字工作的记者。然而，流传比较广的一个说法，路遥去世前病重住院期间，与他关系亲近的王天乐很长时间里缺席。普遍认为，兄弟失和的原因是因为四弟王天乐“背叛”了路遥，背着路遥在外面借钱，并多次在外人面前对路遥出言不恭。这让路遥怒不可遏，甚至在病床上宣布与四弟断绝关系。

路遥去世后不久，王天乐也因病去世。王天乐生前，对“兄弟失和”曾有回应，但他的回应与其他人的说法有矛盾之处，因此往往被忽略。路遥“兄弟失和”令人联想到著名的周氏兄弟失和，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的“家务事”，不仅关系到作家的文学形象，也关系到他与此事件有关的文学言论的真伪，而后者往往被用来作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材料。

这样的材料准确吗，可靠吗？程光炜追问“兄弟失和”背后的原因——四弟王天乐之所以不来照顾路遥，原因真的是如此不堪吗？他得到的最新的一份路遥亲人的访谈录显示，其实四弟王天乐生前也罹患肝癌，所以他拜托五弟去照顾哥哥路遥。也因此，路遥去世前，陪伴在他身边的亲人，是他的五弟王天笑。

程光炜另举作家王蒙为例，他关注作家或明或暗的心灵徘徊期，认为这对作家的创作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也因此，“立足于当代文学，除了回应文学作品外，还应该回到作家的心灵史。”

“离乡者”与“还乡者”的两种书写

作为一种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生活碰撞的产物，“打工文学”与社会发展现实密切相关，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甚至被视为新世纪文学的一道风景。但是近十几年来，打工文学却陷入沉寂，很多作家创作停滞，也有的开始回归故乡、田园，以创作回忆类作品为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从文学关怀现实的角度出发，呼唤打工文学的蜕变与新生。

贺仲明分析，造成打工文学沉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些创作者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生活发生了变化，与打工生活产生了隔阂；一些熟悉打工生活的作者，却缺乏创作的能力，不知道怎么写，或者他们的创作没有像上一辈那样，产生那么强的社会影响力。他同时也认为，当前的社会环境并不只是对打工文学的发展不利，其中也蕴含着这类作品深化发展的契机。从社会群体来说，打工者这一群体依然大规模存在，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时间越来越长，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如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等，他们的生活值得关注。从作家方面来说，这些拥有丰富的打工者独特生活经验、也有较深情感的作家群体，不应该放弃已有的创作资源，值得在创作中继续开拓和深化。

贺仲明站在评论家的角度，努力探索如何保持打工者创作的持续性、如何加深打工写作的真实性，以期他们借自己的独特生活和文化优势，开拓出城市书写新的空间，展示出城市书写新的可能性。

与贺仲明形成对比，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毕光明关注的是“还乡者”的关切与悲悯。他通过莫言“故乡人物志”中的《等待摩西》，展开探讨。2017年之后，莫言重新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一组“故乡人物志”，从记忆中调取高密东北乡的奇人轶事，这些小人物的身上，留着历史纷纭与人性合力雕刻的痕迹，每个故事都透着沧桑感。毕光明透过莫言对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的书写，肯定其对于东北乡人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深层关怀。就《等待摩西》而言，毕光明认为小说重点指涉了革命、经济改革、社会制度建构与完善过程中的多重现实问题，批判了城乡二元体制给东北乡人带来的深重苦难。

观 点

 抵达文学关怀的现实路径

“

 文学关注现实，有赖于对文本本身的构建。

如何通过对文本的构建，抵达当代文学的现实关怀？

”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刘俊从宏观角度对“现实关怀”与“文学表现”的关系进行辨析，他提出文学学科对社会学关于“现实关怀”的定义进行扩充和生发，即以“文学表现”表达“现实关怀”增添了其丰富性和可能性。刘俊认为，应当考察不同文学观念和美学追求处理“现实关怀”时的多元姿态，他选取陈映真这一具体案例，从作家立场、叙事姿态、美学呈现等方面考察其创作，指认其包含底层左翼的“现实关怀”和先锋现代“文学表现”的特异组合，打破了用现实主义表达“现实关怀”的认知惯性，并鼓励“文学表现”与“现实关怀”的多样化组合涌现。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保关注“非虚构”写作。方维保沿着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的脉络，解读“非虚构”创作近年来日益强势的原由。他认为，在“典型化”文学时期，报告文学契合了时代的需求，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一种解构思潮，纪实文学逐渐凸显，与报告文学共存，甚至覆盖前者。其原因是，它的社会学性质越来越浓厚，文学性下降，甚至受到政治和商业的影响，风靡一时的商业纪实即是证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是从正面命名，而“非虚构”则是反面命名，即不准虚构，是对真实性的强调。贯穿这一长串发展脉络的是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以及它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抵达，两者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他提倡，应该建构一种伦理，在纪实和虚构之间建构相对稳定的关系，表达现实和文学想象的结合。

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雄关注网络文学对现实题材的处理，他借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网络女性主义”的说法，创造“网络现实主义”的新概念，并从书写内容、创作环境、读者期待等角度进行阐释。周志雄指认网络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其窄化了现实生活，注重书写积极面，过滤掉现实的其他面向；另一方面其故事形态的非真实背后是情绪的真实，迎合读者的阅读感受，引起共鸣。周志雄认为网络现实主义从文学观念、社会意义、创作风格等角度丰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亟需新的文学理论和评价体系推动网络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陈进武穿透迭出的新概念、新思想、新审美取向等重重迷障，对当下文艺创作现实主义方向进行整体把握。他指出，“现实主义”概念的变化，映射着当代文艺的发展与转型。其中，概念的延伸、观念的嬗变、审美的新变等，都是需要去探求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解当下文艺创作现实主义发展方向的关键。由此，他从“现实主义”传统出发来反思当下文艺创作写“现实”的问题，并进而提出三点思考：其一，概念边界的“模糊化”；其二，内容书写的“滤镜化”；其三，审美取向的“含混化”。

（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徐璐、王文君、张鑫对本文的支持）

编辑：张垚仟

 © copyright 读品周刊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请给我们留言，获取内容授权

大读家

理想国

现在公号新的推送机制不再以时间排序，而是以用户的阅读习惯来系统安排。

希望大家多标注我们公号为“星标”，多点击一下文末的“在看”“点赞”，以及转发或留言。

安静地陪伴就是最长情的爱，何况有书香氤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