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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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会计前辈思想，引领青年一代成长

因缘分相聚，因互助成长，因智慧光华

       潘序伦先生，江苏省宜兴县人，生于1893年7月14日，故于1985年11月8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会计学家和著名教育家。他的传略曾分别收入新版《辞海》、《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八卷、《中国企业家列传》第四卷。潘先生生前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名誉校长、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中国会计学会和上海市会计学会顾问、上海市社联顾问、上海市审计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公正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立信会计编译所主任和上海市高级会计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是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和培养我国会计人才的先驱。

       潘序伦先生1919年破格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21年提前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1924年秋，潘序伦先生回到祖国，在国立暨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等校任教，致力于引进并传授西方先进的会计知识与技术。由此开始，潘先生一直从事会计事业，达60多个春秋，成为中国现代会计学界的泰斗。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用毛笔书写的那种上收下支、科目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已不再适应日趋繁复的财务活动，会计革新在当时已势在必行，潘序伦先生决意推进这一工作。他在1927年创办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后借用《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其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公正服务、建立信用为宗旨。他在业务活动中特别注重信誉和公道，加上他学兼中西，因而承办业务效率质量俱佳。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在社会上确立起良好的声誉，承接的各类业务量大增。自1939年始，先生在桂林、重庆、南京、广州、天津等地设立了分所。

       潘序伦先生在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初期，就深深感到革新会计制度，非训练专业会计人员不可。为此，他一面创立会计学校，一面印行《立信会计丛书》，把开展会计师业务，培养会计专业人才、进行会计学术研究，编辑会计著作教材三者融合起来，为以后形成学校、事务所、出版社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立信会计教育事业，是从潘序伦先生1928年在事务所内开办簿记训练班开始的。之后训练班正式改为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校址设在上海市河南路吉祥里。由于教学认真、讲究实效、注重实用，适应了社会需求，学校招收人数逐年增加，班级与学科不断扩大。为满足外埠青年学习会计的强烈愿望，潘序伦先生又创办了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函授学员很快遍布全国，远至港澳及南洋一带。同时，北京、天津、广州、南京、重庆、兰州等全国不少省市及香港地区，经潘序伦先生的全力支持，先后办起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立信会计学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扩大了培养会计人才的基地和立信对全社会的辐射力。

       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尽管已经取得成效，潘序伦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总认为补校、函校所学的时间短，教学内容少而简，不利于学生今后的工作和继续深造。1937年，潘序伦先生与事务所同仁决意创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以培养既精通业务，又具有管理能力的高级会计审计人才。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成立，使潘序伦先生创建的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形成了包括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函授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以及之后成立的立信会计高级职业学校在内的兼备大专、中专、职业补习教育在内的完整体系，并对提高立信会计事业的整体层次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成立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之初，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潘序伦先生组织事务所里有学识和经验的同仁编写了《立信会计丛书》，委托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重庆期间，潘序伦先生在担任学校董事的王云五先生的支持下，从商务印书馆收回了版权和纸型，与生活书店合资，于1941年6月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潘序伦先生出任社长。图书用品社继续出版《立信会计丛书》，并编过一套有财政、金融、保险、贸易、统计、计算技术、企业管理等内容的《立信财经丛书》，以及会计帐簿表格单据等。至此，潘序伦先生精心筹划、全力开拓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各级各类学校、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新格局正式形成了。

       经过60多年的风雨历程，凭着潘序伦先生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敬业精神，以及立信同仁的齐心协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外形成了良好的信誉和广泛的业务联系，立信会计各级各类学校先后共培养了十多万会计人才。广大立信校友分布于中国各个省市以及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相当多的校友学有专长，勤勉工作，成为财经工作的中坚力量；还有相当多的校友卓有建树，被公认为会计专业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教授，在潘序伦先生主持下编辑了《立信会计丛书》，先后出版专著、教材300多种，累计印刷发行800多万册，有多种被列入当时颇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

       潘序伦先生从事会计工作60多个春秋，开创了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他的名字已载入中国会计发展的史册。潘序伦先生勤奋自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精益求精，他在会计学、审计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财政、金融、税务、经济管理等都有很深的研究，是一个集大成的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他一生著作逾千万字，专著（包括译著）三十多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代表作有《公司理财》《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会计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会计名词汇译》《基本会计学》等。其中，有的著作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至今犹为人津津乐道。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大陆经济建设的发展，培养大批财会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为适应这一需要，1980年10月，经批准立信复校，10多年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已培养了四万多名各类会计人员；1986年3月，又重新组建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该所各项业务的发展很快，是上海市第一批获国家批准的可以从事股份制企业查证业务的四家会计师事务所之一。1986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局批准恢复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现更名为立信会计出版社），立信会计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潘序伦先生年近九旬时，虽然身体有病，仍然壮心不已，热忱为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操心操劳。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之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迅速复校，《立信会计丛书》《立信财经丛书》重新出版。他一如既往地关心会计学的发展，1979年，经他的关心支持，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会计学会，他捐资4万元作为学会的发展基金。1980年，潘序伦先生参加了有关人才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问题。1983年，他又强调：要发挥管理会计的职能，在做好传统的记帐、算帐、报帐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控制和反馈作用，逐步开展经营分析、前景预测、方案比较、预算控制等工作。在同年的会计学会年会上，潘序伦先生语重心长地提出，会计人员必须树立职业道德。他的这些主张和建议，有关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重视。

       潘序伦先生的晚年生活依然保持着勤俭淡泊的本色，穿的是朴素的中式服装和布鞋，居室很不宽敞。有关部门为他重新安排住处，他几次推辞，一时被传为佳话。他简约自守，却对会计事业发展、对会计教育慷慨捐助。1984年他向学校提出久藏于心的一个夙愿：筹资捐赠人民币10万元给学校（其中有立信海外校友会顾问杨树国捐的4.5元、香港实业家查济民的1万元），设立“潘序伦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学生。

       潘序伦先生于1985年逝世后，为永远纪念缅怀老校长的业绩，1987年11月，在新落成的立信校园内，矗立起了一座青铜浇铸的纪念塑像，供后人瞻仰。1993年秋天，潘序伦先生的骨灰移存于立信校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对潘序伦先生作出如下评价：“现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作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先生对会计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当代知名的会计学家杨纪琬教授在评论潘先生时说：“特别是在治学、讲学和做学问上，有一股顽强的精神，锲而不舍，坚毅不拔，终于攀登了会计学术上的高峰。特别是潘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值得赞赏的。”（杨纪琬：《潘序伦回忆录·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页）。杨教授的概括，恰如其分地揭橥了潘序伦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特征。下面简要介绍潘先生的学术成就：

一

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

       潘序伦先生晚年在其回忆录中说过：“如果说我对我国会计学术有所贡献的话，当以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为最。”

       潘序伦先生对于《立信会计丛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三条原则：其一，书的内容必须切合实际，有关理论与实务的论述都要从实际出发，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原则。其二，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举例做到不厌其详，使读者能够无师自通。其三，编制注重合理，分为初、中、高三种程度，分别编写，并附有习题和思考题。

       据不完全统计，《立信会计丛书》先后收入各种会计书籍一百五、六十种，其中由潘序伦先生著作、翻译和主编的约四十种，其余的则由其他知名学者撰写。杨纪琬先生称“这套《立信会计丛书》是我国自己编写的第一套比较系统、完整，水平也较高的会计著作……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区也都流传很广，在发展中国的会计学理论、推动会计工作、培养会计人才等方面，这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

对会计基本理论有独到见解

       作为中国会计学界的泰斗，潘序伦先生对会计学的研究是全面而又独特的。

       人类的会计实践历史悠久，但是，会计究竟怎样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就需要作专门的历史考察。早在1933年，潘先生就已着手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其成果是题为《会计学发达史》的长篇论文。他在序言中写道：“会计学系应实际需要而逐渐发达，其历史颇为古远。据专门学者之考证，纪元前二千六百年之前，巴比伦人关于商业上之交易，即多记录于金属或瓦片之上。至罗马共和政治时代，不特政府征收租税，有完整之计算组织，即家族之间，为家长者，且设有帐簿以记家之出入。我国《周礼》天官亦有岁月考成之说，是则皆会计史料之最古者。至十四世纪，意大利自由都市成立，会计学之雏形初具，因社会经济生活之发达而递相演进。产业革命而后，经济现象愈形复杂，会计学遂亦辉煌焕发，蔚为大观。”他认为会计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进步的，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会计发展的论述有：“簿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对于手工业经营及自耕农经营的分散的生产，更为必要；它对于社会共同的生产，又比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潘序伦先生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

       毫无疑问，现代会计是一种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记录、计算、核算、管理的工具，作为国际通行的商业语言—会计，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理所当然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经济活动不能没有核算的话，那么会计是应该万古流芳，永世长存的。

       对会计学研究的对象以及会计的性质问题，潘先生的看法是有所演变深化的。早年，他比较看重会计技术性的一面。他在《会计学》一书中说：“会计者，用有系统有组织之方法，将各个人或团体一切经济之可以货币数额表示者，予以记载及整理，使此等经济活动所影响于财产上之增减变化，得以正确明了，因而计算其财产状况与营业成绩，并将此等财产状况与营业成绩，予以审核观察及应用之技术也。”（《会计学》，1938年修订本，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在《会计学教科书》中，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会计者，实为一种应用技术”（潘序伦、王澹如合著《会计学教科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7年版）。基于这种观点，潘先生认为会计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一是会计记录之研究，二是财产估价之研究，三是会计表册应用之研究，四是会计检查之研究。”显然这一看法，是着眼于会计的应用技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潘序伦先生根据会计学基本理论和实务的需要，对早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增益，并编写了《基本会计学》一书，对会计性质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书中称：“会计是管制一桩事业活动的工具。”潘先生在这里是持“工具论”的观点的。

       晚年，潘先生仍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和现代化建设形势的发展，他对会计的性质和作用的看法又有深化，他将会计置于企业决策和信息系统这些更为深广的背景之中，强调“在企业的管理当局制订决策所须借助的信息系统中，‘会计’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精神深深地浸润于1983年出版的《基本会计学—西方会计》（与王澹如合著）一书之中，其主要思路是：“从广义上说，会计是一种旨在传达一个企业的重要财务和其他经济信息，以便其使用者据以作出明智的判断和决策的‘经济信息系统’即‘经济信息专门化’……作为一种系统的会计—一种经济信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的经济数据转化为有助于制订该企业的财务决策所需要的经济信息的一种科学，它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将企业的大量经济数据转化为有用的经济信息—‘会计信息’以供管理当局作为制定决策的依据。”“信息论”“决策技术”等新兴学科，如何应用于会计这一领域，潘序伦先生对此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同时，他的会计工具论的学术思想也得到了深化。

三

重视会计的管理职能和
“人才会计”的研究

       潘序伦先生对会计的管理职能历来是十分重视的。

       早在解放初期，他就已引进翻译过西方的管理会计，譬如“收益论”“量本利分析”等，发表于《立信会计季刊》第二卷第十六、十七期上。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晚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管理会计逐渐受到重视。对此潘序伦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强调必须将“总结经验与学习引进相结合，研究我国自己的管理会计”，并语重心长地指出：“应该看到，建国30多年来，我们在财务会计制度和成本资金管理上，也有不少好的经验，有的依然可以进一步健全完善，继续应用。”他认为流动资金定额管理、大庆的仓库物资管理经验、群众性的班组核算、经济责任制等行之有效的财会管理方式，应该继续保留发扬。

       在此之前，潘序伦曾发表类似文章，大声疾呼重视发挥会计的管理效能。1982年5月17日，潘先生提出“会计人员是经营管理的‘参谋长’”的观点，他说：“每个企业都应总结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加以提炼取舍，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厂情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的新路子来……科技普遍称为生产力，‘经营管理’也可以称为生产力，会计人员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参谋长’。会计也可称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对于这些看法，潘序伦先生恳切希望社会“认真考虑”。这些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的文章刊登以后，受到了广大读者包括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同志的赞许。

       潘序伦先生鉴于长期以来，我国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存在着种种浪费的现象，以他特有的“会计头脑”，提出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他在上海《文汇报》（1980年12月19日）、北京《光明日报》（1981年4月2日）接连发表了《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和《培养人才也要计成本》等文。

       潘先生在文中提出了一个“人才会计”的试行处理办法，供我国关心教育人才的同志参考。他的设想是，用“货币形式来计算国家或某一企业、某项事业对于培训各种所需要的人才所支出的费用（也可称为投费）金额，并计算被培训成才的人，是否能为国家，为某一企业、某项事业获得若干成果（或称利益）。假使所获成果利益，超过培训他们的费用投资，就是国家、某一企业、某项事业的纯收益，否则就是纯损失。”他还以一所学校为例，详细展开了他的论述。他认为，学校是为国家培训人才的专业机构，它也可以用成本会计方法，来核算培养人才的投资费用和可能产生的成果。工厂产品的成本应用合理合情的计算方法，求得其货币价值。同样，学校作为生产人才的“工厂”，也应当采用这种成本会计方法来核算某一系科、某一专业、某一班级、某一学生的培训费用。这种资料可以在同等学校间互相比较，以看出各校培训费用的高低、节省与浪费。潘先生强调，假如能把这种成本会计数据连续多年积存起来，又可看出某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的成果大小如何，与国家对该校投资是否相称。

       潘老语重心长地指出，以前我国对于学校培训人才，基本上是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不作经济核算。现在开始讲经济管理了，因之有自费走读等办法。他说：“以我毕生办学的经验来看，自费生的成绩不见得比公费生差。有的在职青年，由组织支出培训经费，其中自有少数学生认为读书于己并无经济上的损失，往往不甚注重学习，这实在是一种浪费，对培养人才不利。我建议有关部门重视‘人才会计’的研究，运用会计手段促进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以使人尽其才，也如地尽其力、货尽其流一样。”

四

提倡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操守，是潘序伦先生毕生关注的问题。

       1933年，潘先生为《立信会计季刊》撰写了《中国之会计师职业》一文，该文首先对会计师的资格从学识、经验和才能三方面进行了考察，之后，着重论述了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夫学识经验及才能，在会计师固无一项可缺，然根本上究不若道德之重要。因社会环境，千变万化，利诱威胁，无所不及。会计师苟无强固之道德观点，则在执行职务之际，可以代人舞弊，可以为己舞弊。然会计师之为职业，实为工商企业保障信用而设，苟有不道德行为，而自丧其信用，则此职业，即失其根本存在之理由，殊背国家期望之厚意，可不慎哉。”接着他罗列了“消极方面之职业道德”与“积极方面之职业道德”。前者包括：（1）会计师于登录后，不得兼任他职，但临时名誉公职及学校讲师，不在此限。（2）不得兼营工商。（3）会计师对于本身或其亲属，有利害关系事件所应办之会计事项，不得以会计师名义，行使职务。（4）会计师担任清算人、破产管财人、遗嘱执行人及其他信托人等职务时，不得以会计师名义办理与其所任职务无关之会计事项。（5）会计师对于当事人之委托，公务机关之命令，办理事件时，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6）会计师不得与非会计师共同行使职务，或使非会计师用本人名义行使职务。（7）会计师不得受债权人专任之委托。（8）会计师不得为职务以外之保证人。（9）会计师不得于合法约定报酬及实际费用外为额外之需索或与委托人订立成功报酬之契约。（10）会计师不得收买职务上所管理之动产或不动产。（11）会计师未得公务机关命令或委托人许可，不得宣布职务上所得之秘密。（12）会计师对于受命委托事件，不得有不正当行为，或违背废弛其职务上应尽之义务。积极方面之职业道德，潘先生将其，归纳为四条：“一曰公正，二曰诚信，三曰廉洁，四曰勤奋。”从这些转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潘先生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的要求，倾注了颇大精力，其方式方法具有一定的操作性，为会计人员指明了道德规范和处世哲学，而这种规范与哲学绝非高不可攀的。

       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的研讨，直至晚年，潘序伦先生仍然没有停顿，而且见解更加深刻。1983年，在上海会计学会年会上，他深有体会地指出，会计人员必须树立职业道德。他认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应该包括品德、责任和业务技术三个方面的内容。他说，品德方面应该做到：守纪守法，以身作则；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忠诚老实，毋忘立信。责任方面是指会计工作要按政策办事，按计划办事。业务技术方面的要求是记帐、算帐、报帐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这篇演讲发表在同年《财务与会计》杂志第4期上，引起很大反响。接着，他又在《财会月刊》杂志上撰文，充实了这一内容。  

原载《财会月刊》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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