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恶行辞典（杜课389期）
目录
1.杜骏飞：《人类恶行辞典》
2.书摘
编前语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八十年后的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有必要铭记历史。今天分享杜老师的文章和经典书目，与大家一起反思那些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和悲痛的历史。
人类恶行辞典
杜骏飞
1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悲惨且罪恶的一页，但却不是唯一的一页。南京大屠杀的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但参与者却几乎是全体日本军人，甚至，当时的全体日本国民都是这场屠杀的推动者，正如他们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积极拥护者。
自然，这样的恶行名单里，还有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还有红色高棉对国人的屠杀，还有许许多多的战争与非战争、“革命”与反革命、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屠杀。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文明阶段，为什么还会时或盛开如此疯狂的恶之花朵？为什么还会有大屠杀这样的悲剧和恶行？
确实，每一次屠杀都有罪魁祸首，有所谓元凶巨恶，但为什么在那些屠杀事件中，会有千百万帮凶的群众？
是被屠杀的人不走运，还是大多数人一时糊涂？或者，恶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对这个问题，许多历史观察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解释。
有一种解释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所谓的现代性，不仅不是对抗屠杀的屏障，反而会成为恶行的助力。
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就是这样分析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的。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指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经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按照他的论述，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恰恰是屠杀的助力。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
2
但另一种更常见的解释，却是来自对参与者人群的批判。
霍弗在《狂热分子》里，针对“集群运动”的参与者，有如下尖锐的描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
不过，汉娜· 阿伦特在《平庸的邪恶》（Banality of Evil）中，却给出了更为洞察力的判断：这些参与者的主要特征其实只是平庸。
传统上，我们认为邪恶是一种很深刻的概念，一个邪恶的人一般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处心积虑的，阴险狡诈，满腹阴谋，仇恨社会的人，但是阿伦特却说：邪恶其实不是这么深刻的事物。很多时候，邪恶是一种很肤浅的状态，具体说来就是“拒绝思考”。
她说：一个悲哀的事实是，最邪恶的事，都是由那些心里没确定是从善或作恶的人做的。（The sad truth is that most evil is done by people who never make up their minds to be good or evil. ）
为什么那些平庸者或缺乏主见的人会主动成为罪恶机器里的一员？我们可以设计出如下的逻辑链：他们惧怕孤独，惧怕成为少数。于是，上级命令成为神意，群体压力成为动力，进而推动沉默的螺旋，引发羊群效应。
梁文道在 《常识》里写下这样的读书笔记：很多学者形容纯粹的恶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 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而汉娜·阿伦特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再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
W. H. 奥顿的判断与阿伦特的话异曲同工：“恶魔通常只是凡人并且毫不起眼，他们与我们同床，与我们同桌共餐。”
这里，奥顿强调的是，没有什么超出生活边界的恶魔，那些可能恶魔有可能就来自我们身边，只要受到恶的因素激发，加之群体动力的刺激，他们就会应运而生。
对恶的放大，往往来自人类社会中的群体动力系统。恶的动因，犹如种子，集群的人，如同土壤，不良的动力机制，则恰如培养皿。
关于人类群体动力，勒庞也许是最有代表性的怀疑者。他把暴力归因于群体对个体理性的湮没，或被政治权力所利用。
勒庞以法国大革命作背景思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他通过革命中种种行为的分析发现，即使一个个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一旦他们加入受集体崇拜的意识形态蛊惑的群体，就变成了乌合之众中的一员，他们就如同发生化学反应一样，变成了一群疯狂和无恶不作的家伙，而且他们在一种“历史使命感”感召下，并没有任何关于犯罪的意识。
而桑斯坦在《极端的人群》中则写道：许多时候，一群人最终考虑和做的事情是群体的成员在单独的情况下绝不会考虑和做的；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信息的交流佐证并加强了彼此的观点，他们因而更有可能走极端；当这种群体中出现指挥群体成员做什么、让群体成员承担某些社会角色的权威人物的时候，很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这种邪恶的权威人物，往往在任何时代都有；而大众参与的这些“很坏的事情”，就包括一场场残暴的屠杀。
也许，这就是人性中我们时常看不真切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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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的论证，来自一个经验性解析人性心理的实验：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1971年主持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实验显示：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撒旦。
津巴多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邀请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这70个人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其中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
津巴多从24人中间随机抽出一半，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饰演囚犯。
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最后局面完全失控，实验只持续了六日便被迫终止。
津巴多的实验结论是：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
津巴多虽然强调人们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作恶，但他乐观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们同样能够顶住压力，英勇地抵抗“路西法效应”。
“十步法”的要领是：先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举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反对越战的人。
然而，我们都清楚，能够完整做到“十步法”的人，其实不可能很多，正像抵抗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反对越战一样，都必须经受巨大的压力，经历长期的抗争，与此同时，社会制度还必须保证：在他们做这些抵抗时，他们无性命之虞。
显然，在大屠杀这样的反人类行为发生时，“外部因素”通常就不会有这样的“大度”了。因为，屠杀的发起者，会把抗议者视为需要消灭的对象。这就是大部分人会服从屠杀政策的另一个心理基础，也是反对者面对大屠杀通常难以抵抗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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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现代历史，历次大屠杀这样的邪恶，大多来自极端主义、极权主义、或它们的融合之物。
萨义德在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阐述了人文主义的三个敌人：民族主义、宗教激情和排外主义。
他特别指出，“宗教激情或许是人文主义事业最危险的威胁”，他把这种宗教激情定性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
任何不容异端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将是一样血腥和灾难性的。
也许，对这一宣言，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地提及：这类血腥和灾难性的后果，也许不是来自想象中面目狰狞的恐怖分子，而恰恰是那些看似寻常的政治体系。
齐泽克认为，我们所能眼见的暴力往往是某种系统暴力的产物，这种系统暴力维持着我们身处其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杰克·斯奈德更明确地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
无疑，在不容异端的政治意识形态下，在民族主义、宗教激情和排外主义面前，人群将更为平庸、人性将更为脆弱。
有鉴于此，我同意他们的断言。
南京大屠杀相关书籍推荐
1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作者：张纯如
简介：
1937年12月，日军攻入中国古都南京。张纯如从三个视角讲述了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一是日本人的视角，二是中国人的视角，三是一群不肯抛弃南京的西方人的视角，他们创立了安全区，最终拯救了近30万名中国人。张纯如不仅在书中详述了日军疯狂暴行的细节，而且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并首次发掘了许多重要文献。该书是关于这段恐怖历史的权威之作。
评论：
任何对战争、自以为是和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该书的重要意义。它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学术研究，也是一本充满激情的著作。该书的很多章节令人不忍卒读，但我们应该阅读，因为只有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驾驭未来。
——罗斯•特里尔
对历史和道德进行探究的最新力作。张纯如极其认真地对这场大屠杀的规模进行了认真叙述。
——《芝加哥论坛报》
2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
作者：迈克尔·曼
译者：严春松
简介：
种族清洗，通常被认为是野蛮酷烈的，我们怀着恐惧与颤栗诅咒那些手染鲜血的人，但是迈克尔·曼却以此书提醒我们，恶并不是从我们的文明之外，从另一个独立的我们很想称其为“原始”王国那样的地方中来的。迈克尔·曼在这本书中分析了现代历史中每一个种族清洗案例，解释其过程，分析其类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恶乃生于文明自身。
摘录：
种族清洗本质上是现代现象。尽管并非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在史前占统治地位的很小群体中很可能非常常见），但只有到了近代后它才变得更加多发，同时更为致命。在20世纪，因为种族冲突而死亡的人数大约7000多万，远超过前几个世纪的数字。此外，常规战争也越来越将敌对国家的全部人口作为敌人。“一战”期间平民占死亡人数比重不到10%，“二战”期间蹿升至一半以上，而在90年代进行的战争中，占比已超过80%开外。本来大多是族群间性质的内战，现正在取代国家间战争而成为主要杀手。
评论：
曼为什么将族群屠杀归咎于民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民主”这个概念做了非常广义的解读。由于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国家都借用“民主”的话语建构其合法性并组织某种形式的“选举”，因此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冲突都能与“民主”挂上钩。仔细阅读，会发现曼所讨论的，与其说是民主化的危机，不如说是现代化的危机。
——刘瑜：《民主也有阴暗面》
3
《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者：齐格蒙·鲍曼
译者： 杨渝东 / 史建华
简介：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摘录：
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
评论：
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到挑战的秩序的统治。
——单世联
人既要坚守自我的位置，也要负起对他人的责任。同样，理性化的趋势要受到限制，但理性本身不应就此抛弃。“伟大的园丁”故去了，但园丁们不应就此成为虚无，他们要在承认多元、不确定性的新状况下，继续进行那永远无法完成的事业。
——泊儒：《大屠杀的阴影正在重新显现，警醒的鲍曼却已故去》
虽然鲍曼对道德社会学的探求并不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最终的答案，但他通过大屠杀现象对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反思，无疑给习惯于“在现代性温床上睡大觉”的社会学惯常性思维注入新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
——王建民：《建构什么样的道德社会学？——读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4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作者：汉娜·阿伦特
译者: 安尼
简介：
艾希曼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屠杀了580万犹太人，双手却没有鲜血。这名“纳粹刽子手”的官阶并不高，只做到中校。但他的工作是，负责执行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战争结束后，艾希曼被美军俘虏，之后逃脱。经过漫长的逃亡，他流亡到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情报特务局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绑架，并秘密运至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起诉罪名为“反人道罪”等十五条。得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后，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向《纽约客》杂志主动请缨，亲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现场进行报道。
阿伦特在这次审判报道中提出“平庸的恶”这一观点。在她记录之下的艾希曼，就是为纳粹制度效力的一颗齿轮：官僚心态，盲目服从，麻木执行。正是这一点，令阿伦特意识到，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断力，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
摘录：
“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
“艾希曼的问题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实没有两样，他们既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们过去是、现在也仍是可怕且骇人地正常。从法律制度及道德判断标准而言，这种正常性比所有暴行总和都还令人震惊。”
“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查理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
评论：
如何才能避免陷入这种集体之恶呢？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道德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重点放在前者。她一方面坚持知善行善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了解知善并不足以行善的现实。知善行善的条件是保持判断和行动的极大独立性。
——徐贲：《阿伦特论“平庸的恶”》
5
《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
作者: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译者：王毅 / 刘伟
简介：
本书的主旨是“理解罪恶”，在大量访谈的基础上写成。作者访谈了三类人：第一类是28名纳粹医生和1名药剂师；第二类是12名“有一定知名度的前纳粹非医学专业人员”，其中有律师、法官、经济学家、教师、建筑师、管理人员、纳粹党务官员等；第三类是8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其中40人进入集中营后曾经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在耐心细致而且精心准备的访谈基础上，作者试图展现，罪恶的制度设计是如何“把人变成鬼”的。
评论：
这不仅是目前已有的关于医学伦理学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而且融入了历史编纂学，对第三帝国和国家社会主义所犯罪行做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解说。在我看来，不参考这样的心理学解说，未来无人能够深刻地描述那个时代。
——《纽约图书评论》
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
——刘瑜
参考资料：
1.弗朗斯·德瓦尔：《权力：我们血液中的马基雅维利 》
2.新京报书评周刊：《暴力为何从未远离我们的社会》
3.余恺：《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4.傅适野：《微观社会学看暴力：为什么大部分暴力是软弱无力的？》
5.杰克·斯奈德：《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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