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33南京图书馆韩超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33南京图书馆韩超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
韩超，1988年生，浙江余姚人。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2015年入职南图。碌碌于世，尚无代表之作。感谢南兄抬爱，邀我参与这个专辑采访，只是“学者”之称于我名不副实，所谈无甚高论，只是些工作、学习中的个人感受。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本科就读于济南大学，那时教宋代文学的老师是项楚先生的学生，所以他的文学课比其他老师的课更注重文献，也就听说了文献学这个词。大三时去济南市图书馆协助做古籍的粗编登记目录，我第一堂较为正式的文献学课大概就是在那里上的，第一次听到了“板框”“鱼尾”“界栏”这些词。现在想来，我接触古籍还是挺早的，或许也是一种缘分吧。不过那时对文献学并没有很浓厚的兴趣，而是更喜欢语言学和音韵学，报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择了西南大学的音韵学方向。但我英语不好，没有过线，调剂到了宁夏大学。在宁大倒是主动选的文献学方向，因为宁大当时没有音韵学方向的导师，而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王鸣盛的“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就想那就学个“紧要事”吧。后来在学习中慢慢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也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2. 毕业后又从事古籍工作，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涉古专业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文献的，如果不使用文献也就谈不上学习文献学的必要性，但对于涉古专业来说恐怕是不可能的。既然要使用文献，那么就需要对文献的存亡、真伪、来源、正误等有所了解，如果以一部伪书或一段有误的文字来立论叙述，那么整个研究的基石就已经不稳了。文献学学习的核心内容为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在实际研究中能稍加运用，就能基本解决上述碰到的文献问题。
从我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来看，文献学课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那就是工具书的使用。我们阅览室有时就会遇到这样的学生（甚至老师），过来了只告诉你我想借某个书，然而只要稍微翻检一下《中国古籍总目》就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存藏。而文献学的学生，基本都能准确、高效地告诉你他需要的书。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了解、熟悉、掌握数据库也应是工具书使用的题中之意。我们阅览室曾经接待过一位日本学者，特意从日本飞过来看几部民国时期的书。当时我们的库房在改造，不能提书给她看。但我发现她需要的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民国书刊”数据库中均有，而且她需要的仅仅是内容，所以这个数据完全能解决她的文献需求。如果她之前了解了这个数据库，那估计就不用大老远跑一趟了。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平常个人的写作较为随意，谈不上偏重什么，读书时有问题觉得值得说一下就会写，主要还是在校勘方面。近来写博士毕业论文，因为研究的是校本，就会涉及到一些校本的鉴定。
治学的心得谈不上，只是越来越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感。我就说说学习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自己如何尝试去解决的，就教于各位方家。校勘的理论粗看起来较为简单，如校勘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作者稿本原貌，校勘的方法主要是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这些都是文献学学生都了解的。但什么是作者稿本的原貌呢？以清代文献而言，同一书有一部存世的作者手稿，又有一部经作者审定刊刻的本子，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那么你在整理时意图恢复的是何者面貌呢？所以，校勘在表面上甚易，而真能洞识精微者甚稀。
校本鉴定上，陈先行先生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熟悉一些校勘名家的字迹。因为一些校本并不显示校者的信息，即使显示校者信息的校本有时也可能只是过录本。但自己经眼的校本尚不多，对于名家的字迹也尚未能理出一个规律性的认识，所以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比如以过录本作为参照。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一部抄本《尔雅补注》，题识有“乾隆丁未五月十二日卢抱经阅”，该馆将之著录为卢文弨校本。南图也藏有一部抄本《尔雅补注》，是卢校的过录本。比勘两书就会发现，南图抄本里朱笔校改的字，台图抄本中已经将改后之字入于正文了，可见台图本也是一种过录本，并不是卢校原本。不过这种方法遇到孤本就失效了。所以我也在思考是否能将司法鉴定中笔迹鉴定的方法应用到校本、稿本的字迹鉴定中，之前在论证校本真伪时曾将司法鉴定中印章鉴定的方式拿来鉴定校者印章，感觉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我觉得每一学科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无论何种学科，本身都有其工具性，只是在本学科体系之内它更显示出学科特性。如果溢出本学科的研究核心为他学科采用，以达成他学科的研究目的，那么何者不是工具呢？比如数学，它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但我想谁都不会说数学是个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
因为图书馆属于服务性单位，我从事的岗位也是服务性岗位，日常最主要的工作是为大众服务，学术本身并不是我日常工作的范围。此外从事一些读书、写作，多数源于个人兴趣和某些工作需要。所以，我可能体会不到所谓瓶颈和困境，有的话只是自己读书少，对于学术研究不能有所创见的个人困境。
5. 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对有志于从事古籍编目和保护工作的研究生，您有什么建议？
文献学还是非常重视实际操作的。比如较为简单的工具书使用，你看完了这个工具书的介绍，不亲自去使用一下这个工具书，实际上很难有所体会。我们阅览室时常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学生，你给他一个《丛书综录》或《中国古籍总目》，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我不觉得他们没有听说过，可能主要还是没有真正使用过。就像使用智能手机一样，有几个人会去读说明书，但跟着步骤操作一番大家基本都会使用了。所以，对于文献学的学生，我觉得在学期间去自己点一部体量适中、有二三种以上版本的经典古籍，应该会对目录、版本、校勘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体会。
对于图书馆古籍部的从业者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懂得目录和版本。在目录方面，如果不是做相关研究，只要能了解相关目录的性质及如何使用就可以了。版本方面，应该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多经眼古籍，多认真揣摩，是不二法门。此外，我想说的是，如果有志从事古籍编目和保护工作，首先得想想是否能接受枯燥、平庸、并不高薪的生活。（当然枯燥只是相对的，沉浸于学术有着自己的快乐。）如果可以，那我真心觉得图书馆古籍部是一个可以认真做学问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科研压力，没有发文压力，真的可以为学术而学术。
6.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文献学对于新材料的追求仍会是很大的一个趋势，这些新材料大多并不是以前大家不知道的材料，而是存藏在各大机构内未能广泛流通的材料。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文献学在出版领域的前景大概仍会繁荣。
对于图书馆的古籍部来说，编目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受到学术界较多关注的工作。只是现在的编目工作都有时间期限，像南图这样一个大馆，古籍存藏量160万册左右，编目人员却不足十人，要在五至十年内编出自己的目录，还要审核全省的目录，其工作量的庞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有些条目只能是从目录到目录，无法在短时间内对其进一步深究。有些学术界的人觉得图书馆的目怎么编得一塌糊涂，其实有时也有些客观的原因。
就我个人而言，除了本身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外，更多地关注古籍的普及宣传。我以为，某些时候大众并不是不关注古籍，而是古籍从业者较少关心如何高质量地向大众输出这些知识。你只要简单检索一下淘宝就会发现，一些大众熟悉的古籍，如《论语》《史记》《红楼梦》等，销量最好的绝对不是古籍从业者愿意推荐给大众的，可大众买的偏偏就是这些书。你要说这些书是因为价格便宜吧，还真不见得，只能说我们在这方面的普及仍存在很大问题。
7.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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