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爱国与恶国——半生多误陈独秀
图 | 陈独秀 ©
陈独秀被誉为启蒙思想家，他却认为自己的“认识不彻底”，而性格上的感情用事，摇摆不定，又助长了这种理论弱点向极端发展。他晚年达致的思想高度，终于表现出了真正启蒙思想家的境界。
唐宝林研究陈独秀三十年，写陈独秀也近三十年。所写有关书、文，一旦问世，波澜随之。而他参与创设的陈独秀研究会，在十四年中为陈独秀“正名”作出重大贡献，把陈氏头上的十顶帽子，摘掉九顶半。
《陈独秀全传》，先有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繁体字版，继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体字版。作者前言中说:“本著的撰写，是我在陈独秀研究会无法立足时，向会员的许愿之举”，原本准备三年写成，却写了整整五年。简体字本较之繁体字本多出20万字，写成一百万字的大书。
爱国与恶国之辩
1914年，讨袁失败，陈独秀亡命日本。一边反思革命之路，一边研究文字学，打发寂寥岁月。此期所写《字义类例》，专注字义渊源。又与章士钊合办《甲寅》，第一次用“独秀”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奇文，向传统思想挑战。针对中国几千年“朕即国家”，“爱国”即“忠君”的观念，陈独秀指出：国家要为人民谋福利，“爱国不可与忠君同义”。“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
爱国须以国家值得爱为前提，而不是绝对必须去爱的。统治者“其欲保存恶国家，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
当时，袁世凯政府及其喉舌，倡言“谁反对政府，谁就是不爱国”。陈独秀此文，恰要剥夺袁政府手里这一“爱国”武器。正当人们对陈独秀的谠论瞠目结舌时，“二十一条”事件发生。恶国家不须爱国，被完全验证：“袁世凯这个恶政府，确是亡国的政府；这个自称是国家的恶国家，的确甚于无国家。”“为什么要忍受它的高压统治呢？”(本书126-130页)本书作者认为，陈独秀反传统的矫枉过正言辞，虽有绝对化的偏颇，但它目标明确，就是反对腐朽而顽固的封建传统，极具“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148-149页)，不无哲理意味。
吴稚晖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一文中，调侃说：章士钊貌似诸葛亮，而陈独秀不过是扮演鲁肃，给章打下手。
然而，出乎吴稚晖意料，一年之后，当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扬科学与民主大旗时，他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他此后二十年激情澎湃、曲折多变的革命活动，正是怀抱这种爱国心与自觉心踏上征途，至死不渝。
走俄国人的路
陈独秀思想转变之快，令人惊异。1919年元旦，他在《新青年》新年号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一方面表示“对于我国的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的悲观”；一方面，又坚主民主科学救国信念。理想与现实，信仰与实践的多重矛盾，在他一生中反复出现，体现了一位理想主义者跳跃多变的性格特点。
五四时期，陈独秀由宗奉西方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进于用渐进改良办法，达致合法社会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成第二国际的阶级调和论和列宁的暴力革命论两大支流。陈独秀的主张，显然接近于前者。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等五人组建中共第一个发起组时，其社会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色彩相当浓厚，被日本外务省亚洲第一课警视总监视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233页)。然而，三个月后，陈氏的思想又生剧变。
1920年7月，《谈政治》一文，竟直接承认“列宁的劳农专政”，主张用“阶级战争”和“政治法律的强权”击破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并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严厉批判，进而开始创建列宁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中国共产党。
苏俄与共产国际对华工作总方针，把维护苏俄国家利益即布尔什维克党的利益放在首位。陈独秀与苏俄在中共建党指导思想上曾有重大分歧，苏俄只求迅速建立一个对中国现存北京政府不利的革命党，明确认可容纳无政府主义者，这与列宁主义者残留民粹主义思想不无关联。陈独秀虽然要建立纯正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却无法摆脱苏俄的窠臼。
1920年11月，陈独秀创办《共产党》月刊，发表具有党纲性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以致第二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身居南北的两位创党领袖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未出席。
而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开天辟地的事件已经在1920年发生”，这次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308页)。他们此时在华工作重点是在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三个实力人物之间，选定谁最可能成为其在华的有力工具，而非作为“早产儿”(马林语)的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由张国焘主持，采用陈独秀主张，在《党纲》写进“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以及对党员严格要求的规定。突出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断绝与“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以及反对党派的一切关系。自我孤立，视一切为敌人，可谓与苏俄布尔什维克亦步亦趋，激进得不能再激进了。
走俄国人的路，有很大盲目性。陈独秀们，这时还不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还不知道，通过这样的办法去实现共产主义，要经过何等艰难曲折和流血牺牲！姑举一例。
宣称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貌似公正，实则弊端甚多。一个工厂企业，大体由三类人员组成，工人以体力劳动创造财富，技术人员以科学技能工艺服务生产，工厂主企业家以资本运作，规划指导生产。三者都对企业发展和生产成果，作出各自的贡献，缺一不可。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当落后的贫弱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民族资产阶级，更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与“劳动创造论”，应当并行不悖。在这种特殊国情中，如果执意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合法的企业家工厂主，那无疑是“剥夺有过论”，大错特错。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出现的流通渠道断流，市场萧条、生产萎缩、生活困难，便是一证。客观的经济规律不可违，违了就要受到惩罚。
本书指出，直到1938年，陈独秀才真正有所觉悟，连续发表《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全面论述。纠正了他原先认为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会紧接着很快发生，排除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那不是右，而是左了，是民粹主义的空想。
图 | 陈独秀书法 ©
“借壳发展”的国共合作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反帝)民主(反封建)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结合的理论，为列宁首创，意在使布尔什维克革命跨出苏俄国界，在其推行的世界革命高潮中巩固苏俄政权，在它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之间建立一道安全屏障。于是，中国成为列宁与共产国际实施东方战略的首选。苏共中央掌控下的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马林，是这一战略的积极执行者。
他顺道参加中共一大后，不时干预中共事务。陈独秀不以为然，声称“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共产国际的钱”(张国焘回忆)，“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包惠僧回忆)。
本书指出，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看来，国民党毛病甚多。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后，虽曾与同盟会——国民党的骨干分子进行反清革命，却始终拒绝入盟进党。一是不赞成孙中山的单纯“排满”；二是看不起章太炎、刘光汉与孙中山之间的勾心斗角，刘甚至叛变反戈；三是孙中山依赖军阀，联甲反乙，或依靠会党和华侨，而少联络劳苦群众。因而放话“宁死不参加国民党”(329页)。偏激、片面，尽在此语。
理想与手段，因地制宜，因时而异，不可责备求全。马基雅维利有言，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手段，在追求达到理想目标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十分重要。中外大革命家，为了达到伟大理想，不顾及手段之好恶，绝不拒绝任何有助于革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列宁得德皇威廉巨金资助，由德军特种兵护送穿越战线返俄推翻临时政府，不可谓之德国间谍；孙中山倡“大亚细亚主义”，联手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之流，不可视为亲日卖国；秋瑾联络浙江会党王金发，不能说与匪类同流合污，如此等等。即如一向不对外国人折腰的陈独秀，到了没钱办党办报，走投无路时，也只能蒙受“卢布党”的恶评，伸手向莫斯科乞讨了。
老实说，苏俄当时经济困窘，为推行东方战略，不惜变卖沙皇宫中宝藏，源源不断资助国共两党，实在有助于中国革命。
马林建议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向来为史学界所诟病，斥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本书指出，此议不妥。“因为，马林对这个策略的实施是有条件的：
第一共产党‘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第二，实行这个策略的目的仅仅是使共产党早日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通过国民党与工农民众结合。
总之是一种‘借壳发展’的策略，完全是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的。”(326页)陈独秀不谙此中奥妙，起初坚决反对，只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到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应当说，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策略，早在1922年就明确认定了 (330页)。
在莫斯科的压力下，陈独秀后来虽然勉强加入国民党，但另有打算。这就是刘仁静1922年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言中透露出来的以我为主，分化和利用国民党的玄机，也有与马林相同的“借壳发展”之谋略。
信仰不同的团体之间，欲求联合，就意味着互相提携、让步和妥协，而不是心存歹意，互挖墙脚。否则，势必貌合神离，最终走向破裂，刀兵相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的成功，充分说明求固存异两利，嗜斗拆台两败的道理。
在斯大林与孙中山、蒋介石之间的“利用”与“反利用”的争斗中，如本书所论：“夹在中间真正被双方利用的、牺牲最大的是对中国革命满怀忠诚而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及其领导下的年轻的共产党人。”(441页)
右乎，左乎，“第一次大革命”？
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共称其为“第一次大革命”。陈独秀在1925年领导的五卅运动，毛泽东在1927年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1926-1927年蒋介石统率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战争，可以视为这次大革命中的三大高潮。
1925年秋，变化多端的莫斯科决策者，随着国际(德、法、比建立反苏联盟)和中国形势(冯玉祥兵败北方，“首都革命”受挫，西山会议派反苏反共反广州国民党中央，戴季陶主义出笼，廖仲恺被刺，蒋介石对苏俄和中共既利用又限制)的变化，提出向帝国主义阵营妥协让步的“喘息政策”。本书指出，这就是要中共中央“在北方为冯玉祥的国民军抬轿子，在南方为国民党做苦力”，“使中共屈服于帝国主义、吴佩孚和国民党”。
莫斯科“喘息政策”在中国贯彻的标志，是1926年上半年国民党二大选举、“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五一五”整理党务案三大事件的让步。陈独秀予以抵制，但未成功。从中“可以看到共产国际、联共是怎样任意摆布陈独秀(把他)当猴耍的”(431页)。
这里，涉及对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功过的评价，试作一解。
蒋介石其人，长期以野心家、独裁者恶谥于史册，其实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其间，辛亥志士、北伐统帅、抗战领袖也明载青史，毋庸置疑。本书指出，“蒋介石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他要捍卫的是国民党的根本利益”。此时，他争取苏俄援助和中共支持，维持国共合作，打击公开反苏反共反国的西山会议派，被视为“左派”。陈独秀甚至在“三二〇”事件后，公开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439页)。等到蒋介石反苏反共时，才把他视为“中派”或“右派”，但说他一开始就是“假左”，似乎难以成立。
蒋介石以继承孙中山的北伐遗愿为号召，坚主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革命战争，得到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拥护，此其进步性、正义性。革命战争需要军事集权，其统帅权固由个人争取，也是国民党中央按法定程序授予的，其中包括鲍罗廷和加伦的支持，此其合法性、权威性。对于战争进程中将要出现的纷乱和干扰，蒋介石有敏锐的预判和处置，此其前瞻性、果断性。陈独秀曾经坚主北伐，后来听信维经斯基的说辞，写文章公开反对北伐，把自己和中共中央置于尴尬地位，饱受舆论非议。
北伐进军中，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制约蒋介石军事集权的手段：一曰扶植国民党左派，以党权约束军权。先后发生的迎汪(精卫)运动、联席会议、迁都之争、恢复党权和三中全会，似乎标志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中共迎回和拥戴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恰恰是一个假左派。军事斗争靠实力，政治斗争也需要以实力为基础。中共除叶挺独立团外几乎无拳无勇。
历史证明，胜利者是手握枪杆的蒋介石，而非虚夸党权的左派们。二曰以工农运动，壮大实力，掌控局势。北伐时期的工农运动，为战争提供有力保障，得到蒋介石赞扬。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联合战线，应当是工农商学兵的联合，而不只是工农的联合。农村土地政策，是孙中山在世时与各方达成共识的减租减息，而非暴力夺取土地。
国民革命军中不乏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的官兵，他们在前线作战，家中田产被夺，父兄或抓或杀。城市工人运动，危及店主厂主的生命财产。如此超越各方明定的底线，即使孙中山在世，他能够容忍吗？群众运动完全不可战胜的神话，早为中外历史所否定。如果没有正确的策略，没有强大的武力后盾，没有巩固的政权保证，其祸害与失败是必然的。
本书指出，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北伐，陈独秀主持中共四届三中全会，竟根本不提正在胜利进军的北伐战争，而明令准备另一套武装暴动方案(452页)。北伐军打到杭州后，陈独秀连续发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既不想完全让北伐军攻占上海，也不等到北伐军攻打上海时扮演配角帮助拿下上海，而是抢在北伐军攻占上海前，亲自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夺得上海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宣传上是配合北伐，实际相反，主要是反蒋，与蒋争夺上海市政权。”(466-467页)陈独秀还企图用工人武装冲击英租界，逼蒋反英，挑起国际争端，陷蒋于被动，幸被莫斯科严令制止。
过去都说，大革命失败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酿成的。本书回答说，陈独秀的乌托邦式的理想，“无理智的拼命主义”(531页)，“正在制造一个悲壮的历史剧”(476页)，“只能说是‘左’得可爱的绝望的挣扎”(481页)。其误在左，而非右也。
结语
陈独秀诗：“笔底寒潮撼星斗”。一生六十三年，以爱国者、革命家、启蒙思想家著称于世。从卢梭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列宁托洛茨基，在欧洲经历一个多世纪的过程，在陈独秀身上不过二十几年，而其晚年大彻大悟达到的思想升华，远超同时代的中国人，即使被他曾经宗奉的列宁托洛茨基，也无法望其项背。
陈独秀执掌中共中央大权前后七年，虽遭莫斯科和中共党内贬斥，但他任内打下了中共发展的基础，一时拥有57000党员，37000团员，百万工人农民得到革命洗礼。胡绳生前有言：1927年后，中共总的倾向是左。宁左勿右的传统后人愈演愈烈，追根溯源，当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说起。
陈独秀被誉为启蒙思想家，他却认为自己的“认识不彻底”，而性格上的感情用事，摇摆不定，又助长了这种理论弱点向极端发展。本书说“他没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因而坚定不移的理论基础”，“先是信仰法兰西民主主义，再是信仰列宁斯大林主义，最后又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常常被牵着鼻子走”(530页)。“从失败走向失败，最后才在民主主义的觉悟中，腾飞而起”。(889页)他晚年达致的思想高度，终于表现出了真正启蒙思想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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