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把大动物关进笼子 | 李德南导读
昆德拉将小说定义为对“存在之可能性”的漫长探寻，这个定义，适合于他，也适合于库切。然而，在对“小说之可能性”的探寻上，库切似乎远远胜过昆德拉。这两位作家都擅长思辨，小说一流，随笔也一流。当昆德拉以随笔的形式围绕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比如小说家思考方式的独特性、小说的节奏、小说的结构等等进行思考并有了清晰认知后，他的小说的疆域反而缩小了。昆德拉小说的写法，其实是相对单一的。尽管如此，他已经足够伟大了。比之于昆德拉那伟大的局限或有局限的伟大，库切小说的多样，以及多样中所容纳的气度和创造力，实在令人感到惊奇。
——李德南，文学评论家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
八堂课（节选）
[南非]J.M.库切
北塔 译
十一点多了。他母亲已经累得睡着了。他和诺玛来到楼下，收拾被孩子们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整理完房间之后，他还要备课。
“明天，你还打算去参加她的讨论会吗？”诺玛问道。
“我得去啊。”
“讨论什么呢？”
“‘诗人与动物’。这是议题。英语系正在筹备会务。他们把地点放在一个用做举行小型讨论会的房间里，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希望有大群的听众。”
“我很高兴，这是她熟知的话题。我发现，她的哲学探讨很难让人接受。”
“哦。你是怎么想的？”
“比如，她对人类理性的说法就让人难以接受。她大概是力图想要就理性认知的本质提出观点，想要阐述理性认识只是人类思维系统运作的结果，动物有它们自己的认识，它们的认识跟它们自身思维系统的运作是一致的。因为我们跟它们没有共同语言，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的思维系统的运作情况。”
“这样说又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很天真的说法，约翰。是那种很简单而又肤浅的相对主义，只有新生才会觉得新鲜。尊重所有人的世界观、母牛的世界观、松鼠的世界观，所有生物的世界观。到最后，将导致知识的彻底麻痹。你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尊重他者，以至于没有剩余的时间进行思考。”
“难道松鼠也有世界观吗？”
“是的，松鼠的确有世界观。它的世界观包括橡子、树木、天气、猫、狗、汽车以及异性松鼠，还包括这样的认识，即这些东西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及，为了活命，它们自己该如何与这些东西进行交流。就这么回事。别无其他。在松鼠看来，世界就是这么个样。”
“对此，我们确信吗？”
“我们对松鼠观察数百年了，未曾得出过别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确信的。即使松鼠心里还有别的想法，也不会对它可以观察到的行为造成影响。为了所有实用的目的，松鼠的头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装置。”
“因此，笛卡儿说得对，动物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动装置。”
“从广义上说，是的。概括说来，在动物头脑和模仿动物头脑的机器之间，你无法作出区分。”
“人类就不同了吗？”
“约翰，我累了，你真烦人。人类创立数学，制造望远镜，进行计算。他们制造机器，揿一下按钮，‘乓’的一声，‘旅居者’号探测器就在火星上着陆，像预计的一样准确。正是因此，正如你母亲所宣称的，理性不仅仅是一种策略。理性赋予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真知。它已经得到证实，并正在发挥作用。你是物理学家。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同意你的说法。理性是在发挥作用。然而，在理性之外，难道没有另一个假设？我们从那个假设出发，进行思维，然后，把火星探测器发送出去。这难道不是很像松鼠经过思考，然后冲出去，去抓取一颗坚果？我母亲的意思难道不就是这个吗？”
“但是，这样的假设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我知道，我这话听起来像是老调重弹，但我得这样说。理性之外没有任何假设，可以给你提供立场，让你发表关于理性的演讲，并且通过基于理性的评判。”
“除非是那样的假设，即某人已经弃绝了理性。”
“这只是法国人的非理性。一个人未曾涉足过关于理性的研究，未曾见过那些真正弃绝理性的人的样子，才会妄谈非理性。”
“那么说来，只有上帝是例外。”
“不，如果上帝是理性的，那么他也不能妄谈非理性。理性的上帝不可能站在理性之外。”
“我感到很惊讶，诺玛。你谈论起来，就像是一个老派的理性主义者。”
“你误解我了。老派的理性主义，那是你母亲所选定的立场，那是她的术语。我只是在回应她。”
“那个缺席的客人是谁？”
“你是指那个空座位？是诗人斯特恩。”
“你觉得，这是一种抗议吗？”
“我相信，是的。在她提出‘大屠杀’这个话题之前，她应该多想想。我能感觉得出来，在我周围，在观众中，有人怒发冲冠了。”
那个空座的确是抗议。那天早晨，当约翰去上课时，他发现，在他的信箱里，有一封写给他母亲的信。当他回家，去接他母亲时，他把信递给了她。她匆匆读过，然后叹息一声，又把信递给了约翰。“这是谁？”她问道。
“亚伯拉罕・斯特恩。一个诗人。我相信，他很受推崇。他已经在这儿有很多年了。”
约翰读着斯特恩的信，是手写的。
亲爱的科斯特洛夫人：
昨夜宴会，未曾列席，见谅。我曾拜读过您的大作，知道您是一个严肃的人；因此，我信任您，并认真对待您在演讲中所谈到的一切。
在我看来，您演讲的核心是进餐问题。如果我们拒绝接受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刽子手们的款待，那么，我们能否进而拒绝那些杀戮动物的屠夫们的款待？
为着您自己的目的，您忽略了那个耳熟能详的类比，即，在那些被杀害的欧洲犹太人和被杀戮的牲口之间具有可比性。您说，那些犹太人死得像牲口，也可以说，牲口死得像犹太人。这样的文字游戏，我不敢苟同。您误解了类比的本质。我甚至想说，您是故意这么曲解的，这是对神明的亵渎。上帝把人造得跟他自己很相像，但是，上帝跟人没有相像之处。纵然犹太人像牲口一样受到虐待，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牲口受到了犹太人一样的待遇。后者侮辱了死者的记忆，并以一种廉价的方式，利用了集中营的恐怖。
如果我话说得太直，就请您原谅。您说，您年纪大了，没有时间可以用来浪费在细枝末节上。我也老了。
您忠实的
亚伯拉罕・斯特恩
约翰把母亲送到英语系，交给那些招待她的人；然后，去参加一个会议。那个会议一拖再拖。直到下午两点半，他才得以赶到斯达布斯大楼，举行讨论会的房间就在那栋楼上。
约翰进门时，他母亲正在说话。在门口附近，他尽可能轻声地坐了下来。
“在那种诗歌中，”伊丽莎白说道，“各种动物代表各种人性：狮子代表勇敢，鸱枭代表智慧，等等。甚至在里尔克的诗中，豹子作为替身，也有别的象征意义。它自身消融于绕着中心的力量之舞中。这个意象来自物理学，基础量子物理学。里尔克并没有超越量子物理学——并没有超越豹子这个形象。他把豹子用做某种力量的体现，原子弹爆炸时，释放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笼子的栏杆迫使豹子屈服，但并没有迫使它的意志就范。那使它的意志麻木、麻痹的，是它绕着圆圈，迈着大步，慢慢跑动。”
里尔克的豹子？什么样的豹子？约翰的疑惑肯定显露出来了：他旁边的女孩把一张复印纸推到了他的鼻子底下。三首诗：一首是里尔克的，题为《豹子》，另外两首是泰德・休斯的，分别题为《美洲虎》和《二见美洲虎》。约翰没时间读诗。
“休斯的写法跟里尔克的正好相反，”他母亲继续说道，“他采用了同一个动物园的同一个场景。但不同的是，那被麻醉的不是豹子，而换成了人群。诗人走进人群，便感到恐惧，感觉自己要被人群淹没；他的理解力被推出了自身的极限。那美洲虎的形象，跟那豹子的形象不同，并不显得生硬。相反，美洲虎的目光穿过黑暗与空旷。对它而言，笼子一点都不真实，它‘在别处’。它在别处，因为它的意识是生动的，而不是抽象的。肌肉运动使它穿越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在本质上跟牛顿的三维空间迥然不同——是一个圆形的自我循环的空间。
“因此——把大动物关进笼子，这是一个道德规范问题；让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休斯是在摸索另外一种存在于世的方式。对我们来说，这种方式并非完全陌生；因为，我们都有过站在笼子前的体验，这种体验似乎属于梦中体验，它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在休斯的诗作中，我们了解美洲虎，不是看它的样子，而是看它的动作。它的身体是运动着的身体，或者说，生命之潮在身体中流动。这两首诗要求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想象那种运动的方式，并把自我投入到美洲虎的身体之中。
“对休斯来说——我想强调一下——这不是要把自我投入到他者的心灵里，而是要把自我投入到他者的身体里。今天，我要请诸位注意的，就是这类诗歌：诗歌并不力图在动物身上发现观念，因为观念与动物无关；而是记录诗人与动物遇合的情形。
“我们这里所说的诗性遇合，其特殊之处在于：在遇合发生时，不管诗人的情绪多么强烈，他们都对客体保持彻底无关的态度。在这一方面，这类诗与爱情诗不同，因为在爱情诗中，诗人的意图是要感动对方。
“并不是动物不关心我们对它们的感受。事实上，在我们人类和动物之间，是有感情在流淌着的；当我们把这股感情之流转化为文字时，我们永久地抽空了动物身上的感情之流。因此，这首诗不像爱情诗那样，是一份献给对方的礼物。它整个落入了人的手中，动物没有任何份额。我是否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呢？”
另有一人举着手：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年轻人。他说，他没有很好地理解泰德・休斯的诗，但是，最近有一次，他听说，休斯在英国某地经营着一个绵羊农场。休斯要么单纯为着写诗的目的养羊（房间里四处响起一阵嗤嗤的窃笑），要么是个真正的农场主，为着赚钱的目的养羊。“昨天，在您演讲时，您似乎竭力反对为了肉而宰杀动物；我所说的这一切怎么能跟您昨天所说的情况取得一致呢？”
“我从未曾见过泰德・休斯，”他母亲答道，“所以，我无法告诉您，他是个什么类型的农场主。不过，请让我在另一个层面上，回答您的问题。
“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休斯相信他对动物的关注是独一无二的。恰恰相反，我怀疑，他相信，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曾经拥有过那种关注，而我们失去了，所以，他是在把它恢复起来（他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思索这种失落的；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我猜想，他相信，他看动物的目光，很像旧石器时代猎人的目光。
“这使休斯跻身诗人的行列，诗人们往往赞美原始生活，而批判西方人倾向于抽象思维的偏颇。在这诗人行列中，有布莱克和劳伦斯，有美国的加里・斯奈德，有鲁滨逊・杰弗斯，还有打猎和斗牛时的海明威。
“在我看来，斗牛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他们说，要想方设法，把野兽杀掉，但又把这一举动变成一种比赛，一种仪式，还要因为对手的力量和勇气而对它表示尊敬。在你战胜它之后，你也会把它吃掉，目的是为了把它的力量和勇气转移到你身上。在你杀死它之前，看着它的眼睛；在它死后，感谢它，吟唱有关它的歌谣。
“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叫做原始主义。这种对待动物的态度很容易被人批评、被人嘲笑。它具有深深的男性的、男子汉的烙印。一旦它传入政治领域，就会遭人怀疑。不过，在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在伦理的层面上，关于原始主义，还留存着某种吸引人的东西。
“然而，原始主义并不实用。斗牛士或猎鹿者用弓箭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并没有仰仗他们的努力，来养活四十亿人。我们人类已变得太多。我们需要用动物来填饱肚皮，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对所有这些动物表示尊敬和感谢。我们需要死亡工厂，我们需要动物养殖场。芝加哥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正是芝加哥的牲口围场使纳粹学会了处理人体的方法。
“不过，还是让我回过头来讲休斯吧。您说：尽管有原始主义的掩饰，但休斯是个屠夫；跟他在一起时，我能干什么？
“我想这样回答您：作家给我们的教益往往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通过赋予美洲虎这个形象以象征意义，休斯告诉我们：我们也能表现动物的感想——其方法就是所谓的诗性创造，这种方法能把呼吸和知觉融为一体，而其融合的方式至今尚未有人解释过，而且永远不会有人解释。他还告诉我们：如何把一个活生生的客体转变成我们自己体内的存在。当我们阅读这首关于美洲虎的诗时，当我们后来在平静中记起它时，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们就是那美洲虎。它在我们体内扭动，它借用我们的肉体，它就是我们自己。
“就这么回事，就这么美妙。我想，休斯本人不会不同意我所说的这一切。我的说法很像是萨满教、勾魂术和原型心理学这三者的融合，休斯本人就信奉这种融合。换句话说，就是原始体验（与动物面对面接触）、原始主义的诗和原始主义的诗论，诗论用来证明诗作的正确性。
“猎人，和那些我称之为生态经营者的人，可能也会对这类诗歌感到赏心悦目。当诗人休斯站在那个关押美洲虎的笼子前，看着某一头美洲虎，他被那一头美洲虎的生活所吸引。他不得不那样做。因为我们无法体验到抽象化的东西，所以普遍意义上的美洲虎、美洲虎的亚种以及关于美洲虎的观念等，都没有使他心动。总之，休斯所写的这首诗讲述的是‘这头’美洲虎的事，以及表现在这头美洲虎身上的一般美洲虎的性情。这正如后来他写的关于大马哈鱼的精彩诗篇一样，那首诗写的是大马哈鱼的短暂一生，也即大马哈鱼的生平。因此，尽管诗歌要求生动、真实，但其中依然留有一点柏拉图的意味。
“在生态学家看来，大马哈鱼和水草和水里的各种昆虫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与地球和天气共舞，这是一种宏大而复杂的舞蹈。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这场舞蹈中，每一个生物都扮演一个角色。参与这舞蹈的，就是这些多种多样的角色，而不是扮演他们的具体物种。至于事实上的角色扮演者，只要他们在自我更新，只要他们保持前行的姿态，我们就不必关注他们。
“我曾称之为柏拉图主义，现在我还要这么称呼它。我们眼睛看着这一物种，但心里想着那个诸多物种相互作用的系统；这个物种乃是那个系统的现实的世俗体现。
“这是一句可怕的反话。一种生态哲学告诉我们，要跟其他物种和平共处。这种哲学是通过求助于一个观念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的。那个观念认为，人比任何其他生物都要高一等。这一观念是对那句反话的致命歪曲——到最后——除了人，没有任何物种能理解它。每一个有生命的物种都在为自己的个体生命奋斗，通过奋斗，它们拒绝赞同这样一种观念，即，比起大马哈鱼和小昆虫的理念来，大马哈鱼和小昆虫的身体要低一等，还不如理念重要。但是，当我们看到，大马哈鱼为了生存而奋斗时，我们说，这奋斗是早就定好了的；我们说（跟阿奎那一样），它是被锁在了自然的奴役里；我们说，它缺乏自我意识。
“动物们不相信生态学。甚至人种生物学家都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甚至人种生物学家都没有说，蚂蚁为了使种群永存，而牺牲其个体生命。他们说得很巧妙，他们的说法有点不同：蚂蚁死去，其作用是种群的永存。种群之生命是一股力量，它经由个体发挥作用，但个体又无法理解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念是先天的，蚂蚁被理念控制着，正如计算机被程序所控制。
“我们，生态环境的管理人员——很抱歉，我这样子说下去，是要跑题了。我马上就会打住——我们这些管理人员知道，这世上有更加伟大的舞蹈，因此，在稳定的舞蹈被扰乱之前，我们能够作出决定，我们可以捕获多少鲑鱼，可以诱捕多少美洲虎。这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不把这种权力强加于其上的，只有人这种生物。为什么？因为人跟其他动物不同。人能理解自己的舞蹈，而其他舞蹈者却不能。人是一种智性存在。”
在他母亲讲话时，约翰心中一直充满疑惑。伊丽莎白这番反对生态主义的言论，约翰以前也听到过。那两首关于美洲虎的诗固然写得很好；他想着，但是，你不可能让一群澳大利亚人围着一头绵羊站着，听着它愚蠢的叫声，为它写诗。在保护动物权利的整个运动中，难道这一点不是最受人怀疑？动物保护者们真正应该关心的物种，是鸡和猪，而这两类动物却没有新闻价值，更别说是白鼠或对虾了；所以，他们要骑在会思想的大猩猩、会做爱的美洲虎和惹人喜爱的熊猫的背上。
此时，爱莱娜・马克思，昨天伊丽莎白演讲之前帮她作介绍的那位，问了一个问题：“在您的演讲中，您争辩说——这一物种有理性吗？这一物种有语言吗？——在糟糕的信念中，一直以来，我们用的是各种不同的标准，以证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之间的区别是合理的，从而证明人类对其他灵长类的剥削也是合理的；其实，这种区别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依据。
“不过，事实上，您可以批驳这种推理，揭露其虚假性；这一事实表明，您已对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这种力量属于正确的理性，正确的理性与错误的理性势不两立。
“让我引述雷穆尔・格利佛的故事，来具体说明我的问题。在《格利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性乌托邦的幻景，一个叫做‘人马国’的国度。可是，结果证明，在那个国度，没有格利佛的家园。斯威夫特几乎把格利佛描写成了我们——他的读者们——的一个代表。在‘人马国’，存在着理性的素食主义和理性的政府，爱情、婚姻和死亡，莫不是理性的；可是，我们中有谁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国度？那是一个一切都受到限制的极权国家，甚至一匹马都不愿意去生活。更让我们关切的是，全面受到管制的社会有什么轨迹可循？这样的社会要么灭亡，要么走向军国主义；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具体说来，我的问题是：您告诫我们，不要有种群剥削，不要有残忍行为；难道您对人类不抱太大的希望——像格利佛那样，渴望到达一种决不可能到达的境界，结果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为自己找了个好理由：在他的本性，人的本性中，没有这样的追求。与之相比，承认我们自身的人性，难道不是更近人情吗——纵然这意味着，在我们自身之中，包含着吃人的野人？”
“一个有趣的问题，”他母亲回答道，“我发现，斯威夫特是一个迷人的作家。比如，他的《温和的提议》一文，就很迷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关于如何读书的大讨论，我都会支棱起耳朵。关于《温和的提议》，读者们有一个共识，即，斯威夫特所说的，或者说表面上所说的，并不是他想说的。他说，或者，他表面上说，爱尔兰人可以通过为他们的英国主子生育孩子来谋生。但是，可以说，他不可能真的想那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杀死并吃掉婴孩，是很残暴的行为。不过，让我们好好想想，进一步想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让婴孩挨饿，英国人已经在杀戮了。因此，您要想到这一点，即，英国人残暴在先。
“这样的读法，多多少少，是保守的。不过，我问自己，为什么年轻读者的喉咙里会塞满热情？他们的老师说，你们应该这样来读斯威夫特，只应有这样的读法，而不应有任何别的读法。如果说杀死并吃掉小孩是暴行，那么为什么杀死并吃掉小猪就不是暴行？如果您想让斯威夫特做一个阴郁的讽刺家，而不是敏捷的宣传家；那么，您可以审视一下那些使他的寓言变得很容易被理解的逻辑前提。
“现在，让我回到《格利佛游记》。
“一边是吃人的野人，他们跟生肉、粪便的臭味以及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兽性交有关。另一边是人马，他们跟青草、香甜的气味以及激情的理性秩序有关。在这两者之间，是格利佛，他想成为人马；但是在背地里，他知道，自己是野人。所有这一切都极为清楚。关于《温和的提议》的问题在于：我们拿它做什么？
“有一个观察报告表明：人马们赶走了格利佛。他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他不符合理性的标准。真正的理由是：他看上去不像马，而像别的东西。事实上，他是一个装扮起来的野人。因此，吃肉的两足动物一直在应用理性标准，来证明他们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是合法的；这标准可能也同样会被吃草的四足动物所应用。
“理性标准。在我看来，《格利佛游记》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中展开故事的，亚里士多德把世界分成神、兽和人三界。如果我们力图把三类合并成两类——兽有哪些？人又何指？——那么，我们就不能使这篇寓言产生意义。人马也做不到。人马是善良而冷静的像太阳神一样的神明。他们对格利佛进行测试：他到底是神还是兽？他们觉得，这样的测试是合适的。我们，凭直觉，并不这么认为。
“《格利佛游记》有一个方面一直让我们感到困惑——从前殖民历史中，您可能会想到这一点，即，格利佛总是一个人旅行。格利佛进行过数次旅行，前去探索未知的地域；但是，他上岸时，从来不像在现实中那样，身边有一群武装分子。在格利佛开拓性的努力之后，通常情况下，会发生一些事情：紧跟着就会有远征，其目的是要把小人国或人马国变成殖民地；但是，斯威夫特的书对此却不置一词。
“我要问的问题是：如果格利佛和一支全副武装的远征军为了要登陆，射杀了一些变得危险的人马，随后又射杀并吃掉了一匹马，以填饱肚子；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对斯威夫特的这部寓言作品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格利佛游记》有点太优雅，有点太脱离现实，太不符合历史。那种影响将是：人马们肯定会大为震惊。同时，有一点将变得非常明显，即，除了神明和野兽，还有第三类存在，那就是人类。格利佛是人类以前的一名代表；另外，如果人马代表理性，那么人类代表物质力量。
“顺便说一下：占领一个岛屿，杀掉岛上的居民；这是奥德修斯及其同伙在色雷纳西亚岛的所作所为，色雷纳西亚岛是祭献给太阳神的圣岛。那位神明毫不留情地惩罚了奥德修斯及其同伙的行为。那个故事似乎唤起了更古老层面上的信仰，那时，公牛都是神明，杀死并吃掉一位这样的神明，会招致诅咒。
“因此——请原谅，我这回答有点乱——是的，我们不是马，我们不具备它们的美：清爽、理性而本真；恰恰相反，我们是次于马的灵长类动物，也称人。您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信奉人类的地位、人类的本质。很好，那就让我们这么做吧。不过，也让我们把斯威夫特的寓言推向极致，并且承认，在历史上，对人类地位的信奉曾导致这样的结局，即，杀戮或奴役一个神圣的族类或另一个由神创造的族类，并且使我们自己招致诅咒。”
此时已经是三点十五分，离他母亲那天的最后一次约会还有两个小时。他陪着母亲，沿着林阴小道，走向他的办公室。晚秋的叶子正在纷纷下坠。
“母亲，您真的相信，几节诗歌课就会使屠宰场关闭吗？”
“不。”
“那您为何要上诗歌课？您说，您已经厌烦了关于动物的机智谈话，通过推论，您可以证明它们到底有没有灵魂。不过，您用诗歌称羡大猫的肌肉，难道诗歌不是另一种机智的谈话？谈话什么也改变不了，难道这就是您的谈话的意义？在我看来，您想要改变的行为水平是太低了，太低了，谈话是够不着的。 食肉行为表明了人类的某种真正深刻的东西，正如这一行为表明了美洲虎身上的某种东西。您不会想让美洲虎以通常我们所吃的大豆为生吧。”
“因为那样它会死掉。而人类如果吃素食，是不会死掉的。”
“是的，是的。不过，人类不‘想’吃素。他们‘喜欢’吃肉。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其中有让人满意的地方。这是血腥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所得到的是它们应该得到的，这也是血腥的事实。当它们不愿意自救时，您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力图去救它们？让它们自作自受吧。假如有人问我，我对待我们所吃的动物的一般态度是什么；我会说，蔑视。我们之所以虐待它们，就是因为我们轻视它们；我们之所以轻视它们，是因为它们没有还手。”
“我并不反对，”他母亲说道，“人们抱怨说，我们像对待东西一样地对待动物；但是，当着它们的面，我们像对待战俘一样地对待它们。你知道吗，当动物园刚刚开始向公众开放时，管理员们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动物不受游客的攻击。游客们认为，动物园里的动物是用来被羞辱、被虐待的，就像是战胜方对俘虏的羞辱和虐待。我们曾经对动物发动过战争，这就是所谓的‘狩猎’；实际上，战争和狩猎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对此看得很清楚）。那场战争进行了数百万年。只在数百年前，当我们发明猎枪之后，我们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在胜券在握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培养我们对动物的怜悯之情。可是，我们的怜悯传播得很有限。在怜悯背后，是更加粗野的态度。战俘不是我们的同类。我们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我们可以把他献祭给神明。我们可以割断他的喉咙，挖出他的心，把他扔进火里。当我们对待战俘时，没有任何法律可言。”
“这就是您想要医治的人类的毛病吗？”
“约翰，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只是不想静静地坐着。”
“很好。可是，一般来说，我们并不杀死战俘。我们把他们变成奴隶。”
“对，这就是我们所俘获的大批牲口的下场：成为奴隶。它们的活计是为我们生育孩子。甚至它们的性生活也成了劳作的一种形式。我们之所以不恨它们，是因为它们不再值得我们恨。正如你所说的，我们是用蔑视的眼光看待它们的。
“然而，有些动物还是让我们憎恨。比如说，耗子。耗子从未屈服过。它们会还击。在我们的下水道里，它们自己联合起来，成为地下组织。它们没有赢，但它们也没有输。更别说是那些昆虫和细菌了。至今，它们还可能会攻击我们。它们当然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他母亲此次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参加一次辩论。她的对手将是昨天吃晚饭时见到的那个魁梧的金发男人。实际上，他叫托马斯・奥希恩，是阿波尔顿学院的哲学教授。
大家一致同意，奥希恩将有三次机会摆出自己的观点，他母亲则有三次机会予以回应。由于奥希恩已经提前礼貌地给她送来一份大纲，她已经泛泛地了解了他将说些什么。
“首先，关于动物权利运动，我有一个保留意见，”奥希恩开始说道，“那就是，由于不承认历史的本质，动物权利运动像人权运动一样，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变成西方社会针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的十字军东征。它宣称它的标准具有普适性，实际上那只是它自己的标准。”奥希恩进而简要地概括了动物保护组织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兴起的情况。
“讲到人权，”他继续说道，“其他文化和其他宗教传统完全可以正当地回答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各种规范，看不到他们有任何理由接受这些西方的规范。他们说，动物问题也与此相似，它们也看不到它们有任何理由接受我们的规范——尤其因为我们的规范都是新近创立的。
“在昨天的演讲中，我们的演讲人对笛卡儿很是苛刻。可是，动物属于跟人类不同的种类；这一观念并不是笛卡儿发明的。他只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使这一观念变得更加正式了。我们对动物有怜悯的义务，这种观念——正如那种与之相反的观念一样——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完全是西方的，甚至可以说，完全是英联邦的。只要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拥有普遍伦理，而其他民族看不到它；我们力图通过采取宣传或者甚至是经济施压的方式，把这一普遍伦理强加给其他民族；那么，我们将遇到抵抗，而那种抵抗是正当的。”
轮到他母亲了。奥希恩教授，您所表达的这些忧虑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不敢保证，我能给您一个实质性的回答。当然，关于历史，您的看法是正确的。只是在晚近，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或两百年间，善待动物才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对动物的关心是那些更加广泛的大慈大悲的延伸——对奴隶的，孩子的，还有其他人的命运，我们向来非常关心。因此，您把关心动物的历史跟人权的历史联系起来，也是正确的。
“不过，‘善待动物’这一观念——在此，我是在全面的意义上，使用‘善待’这个词的，因为我相信，我们全都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本性——已经广为传播，比您所想到的传得更广。比如，养宠物决不是西方本有的时尚：最初去南美洲的几个旅行家撞见一些人类的聚居地，在那些地方，人与动物乱糟糟地杂处在一起。当然，全世界的孩子都喜欢跟动物在一起，这是相当自然的事。在他们看来，在人与动物之间，没有任何界线。而我们不得不教他们知道这界线，正如我们不得不教他们知道：杀死并吃掉动物，是完全正当的事。
“让我回过头来讲讲笛卡儿。我只想说，他之所以见到动物与人类之间关系的断裂，是因为他掌握的资料不全。在笛卡儿时代，对体形较大的猿猴或等级较高的海洋哺乳动物，科学家们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质问那个动物不会思考的假设。当然，那时的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弄到化石记录；化石记录能显现不同等级的生物，其种类由比较高级的灵长类动物扩展到类人猿。我们应该指出，在人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把类人猿灭绝了。
“西方文化有自负倾向，我承认您在这一点上的主要看法，但同时，我认为，那些率先把动物生命产业化、把动物肉商业化的人，应该站到前沿上，来弥补这种自负所造成的后果。”
奥希恩发表了他的第二个论点。“在我阅读科学文献的过程中，”他说，“我曾力图证明，动物能够作出策略性的思考，能够具有综合性的概念，还能够进行象征性的交流；但是，我的努力成功得很有限。比较高等的猿猴在表现得最好时，也只相当于一个语言能力低下的人，一个有着严重的智力障碍的人。诚如是，那么，我们是否完全有理由认为：动物，甚至是那些比较高等的动物，都属于另一个自有其法律和道德的王国，而不应该被列入这个让它们灰心丧气的低于人类的种类？传统的看法认为，动物不能享有合法权益，因为它们不是人类，甚至连像胎儿那样的准人类都不是；在这一看法中，难道就没有一定的智慧？在我们制定出一些对待动物的法规之后，就像目前这样，让这些法规变得可行，并在我们对待动物时得到实施，这是否比空谈动物的各种权利，更加有意义？动物们不会要求也不会执行甚至不会理解这些权利。”
轮到他母亲了。“奥希恩教授，因为我首先想要质问这整个的有关权利的问题，还要质问我们是如何取得这些权利的；要让我充分地回答您的问题，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就让我只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吧：您的结论是，动物都很低能；那使您得出这一结论的，是科学实验，而科学实验完全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如果您能找到走出迷宫的路线，科学实验就会看重您的能力；但是科学实验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如果那个设计迷宫的人被空投到了婆罗洲的原始森林里，他或她在一周之后就会饿死。请听我进一步的阐释。作为一个人，如果我被告知，在这些实验中，那些用来衡量动物的标准本来是用于人的；我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低劣的是这些实验。行为科学家设计了这些实验，并宣称，我们只有通过创建一些抽象模式，才具有理解能力，并进而应用这些模式来反对现实。多么荒谬啊！我们是通过让自我和自我的智慧沉浸在复杂的事物之中，来理解那些事物的。行为科学畏怯复杂的现实，有些东西就会因此而自动失效。
“由于动物不会说话，脑子又笨，它们无法为自己争辩，我们应该考虑一下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情况。当阿尔贝・加缪在阿尔及利亚，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祖母吩咐他，到他们家的后院去，从笼子里抓出一只母鸡来。他把一只母鸡抓给祖母，然后看着祖母用菜刀砍掉了鸡头，把鸡血放在碗里，这样地板就不会被弄脏。
“那只母鸡在死前大声呼叫，叫声深深地留在了男孩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因此，在1958年，加缪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檄文，抨击砍头这种极刑。结果，在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备受争议的刑罚被取消了。那么，谁能说，那只母鸡不曾说话呢？”
奥希恩说：“经过深思熟虑，我要作出下面的申述；这可能会让人想起某些跟历史有关的事件，我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相信，生命之于动物，不像之于我们人，那么重要。当然，动物跟我们一样，对死亡，会进行本能的抗争。但是，它们不理解死亡；而我们人类是能够理解死亡的，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理解是失败的。在我们人类的头脑里，在我们死亡之前，想象力会逐渐消亡。这种想象力的消亡——在昨天的演讲中，您曾描绘过这种情景——是我们害怕死亡的根由。在动物身上，这种恐惧意识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动物们根本没有作出理解灭绝的努力，也就谈不上理解的失败和控制的失败。
“对动物来说，死亡是生命的延续。有些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只有在他们中间，我们才会见到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会把它投射到包括动物在内的其他东西上去。动物们活一段时间，然后死掉：就这么回事。因此，把屠夫杀死一只鸡跟刽子手杀死一个人相提并论，是严重的错误。两者是不可比的，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级别，程度也不一样。“
这使我们想到残忍这个问题。由于生命之于动物，不像之于我们人这样重要；我想说，杀掉动物是正当的。关于这一点，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即，动物没有不朽的灵魂。另一方面，我认为，无缘无故的残忍行为是不正当的。因此，真正合适的做法是，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像对待人一样地对待动物，哪怕，或者说，尤其，是在屠宰场里。很久以来，这一直是动物福利组织的目标，为此我向他们致敬。“
在保护动物权利的运动中，在我看来，我们对动物的关心的本质是极为抽象的。我最后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要说的话听起来很刺耳，我想提前向演讲者表示歉意；不过，我相信，我有必要把话说出来。
“我看到，在我周围，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喜爱动物的人；让我抽出其中的两种。一种是猎手，他们衡量动物价值的标准是非常基本的、不假思索的。他们会花费数小时，观察动物，然后追踪动物。在他们把动物杀掉之后，他们会品尝肉的美味，并从中得到乐趣。另一种是跟动物几乎没有直接接触的人，或者，至少不接触那些他们挂虑着要保护的种类，比如家禽和家畜；但是，他们想要让所有的动物都过上——在经济真空中——乌托邦生活，所有动物都靠奇迹生活，谁也不把谁当猎物。
“这两种人，我想问，谁更爱动物？
“我们鼓吹动物权利，包括动物的生存权；正是因为这种鼓吹太抽象，所以，我发现，它是不可信的，并且，说到底，是无用的。那些支持这种鼓吹的人大谈特谈，要我们跟动物共享一个生活空间；可是，他们跟动物相处得怎么样呢？托马斯・阿奎那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的，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无论是跟火星人，还是跟蝙蝠，你都做不成朋友；原因很简单，你跟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实在太少。我们当然可以‘希望’有一个与动物共处的空间，但这跟真的与动物生活在一起，不是一回事。这只是人类堕落前的一种渴望。”
又轮到他母亲了，这是最后一轮。
“任何人说，生命之于动物不如之于我们人类那样重要；他肯定不曾看见动物在自己的手里挣扎求生的情景。那动物把整个生命都投入到这场挣扎之中，没有任何保留。如果您说，在这场挣扎中，没有意识中或想象中的恐惧感；那我就同意您的说法。在动物的生命中，没有意识中的恐惧感：它们的整个生命都在活生生的血肉之中。
“如果我没有使你们信服，那是因为我的话缺乏说服力，不能使你们充分了解整个动物的生命及其本质；这种本质具体可感，与知识无关。因此，我敦促您读点诗歌，因为诗人把那种活生生的、带电的生命体验带到了语言之中。如果诗歌没有感动您，我劝你跟野兽肩并肩走一走，看着它被刺倒在那条通向刽子手的斜道上。
“您说，死亡之于动物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动物不理解死亡。在我为昨天的演讲作准备时，我曾读过一些哲学家的书；现在我想起了其中一位的话。如果这是人世间的哲学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我对自己说，我宁愿到马群中去生活。
“这位哲学家问道，严格说来，我们能否说，一条小菜牛失去了母亲？这条小菜牛是否充分认识到了母亲这层关系的重要性？它是否充分认识到了缺乏母爱意味着什么？最后，它是否充分认识到了它已经失去母亲，并意识到了这种失落的感觉？
“一条小牛犊还没有掌握‘在’与‘不在’、‘自我’与‘他者’这些概念——因此就有人争论说——严格说来，我们并不能说，它失去了什么。严格说来，为了失去什么，它首先得上哲学课。这是什么样的哲学呢？我说，把这样的哲学抛开吧。它那些微不足道的辨别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哲学家说，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你是黑人还是白人；另一个哲学家说，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你是否知道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区别。对我来说，他俩之间的相同之处要多于差异之处。
“通常，对那些排外的姿态，我都很警惕。我认识一位显赫的哲学家，他宣称，他只是不喜欢把动物和吃肉的人放在一起探讨。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也会走到那样的地步——坦率地说，我没有这份勇气——不过，我必须说，我不会煞费苦心地想去见这位绅士，我刚才还在引用他的书呢。具体说来，我不愿意劳烦自己，去跟他一起吃饭。
“我是否乐于跟他讨论思想？这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当双方拥有共同的立场时，讨论才可能进行。当敌对双方针锋相对时，我们说：‘让他们坐在一起讲理吧，通过讲理，他们可以弄清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从而能靠得更近些。他们在表面上可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至少他们都有理性。’
“然而，就目前这种情况而言，我不敢肯定，我是否想承认，自己跟对手都有理性。他属于一个悠久的哲学传统，我们可以将这种传统回溯到笛卡儿，再往前，中间经过阿奎那和奥古斯丁，一直追溯到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当理性被用来巩固这一传统时，我就更加不敢肯定。如果说我跟他共同拥有的最后的立场是理性，如果说理性把我跟小菜牛分开；那么，谢谢你们，但也没什么可谢的；我宁愿谢别人。”
听到她这番刻薄、恶意而又辛辣的言论，阿伦特主任不得不宣布辩论会提前结束。约翰・伯纳德确信，这不是阿伦特和他领导的委员会所想听到的言论。嗨，在他们邀请他母亲之前，应该来问问他。他应该跟他们说说。
子夜已过，他和诺玛躺在床上。他已经筋疲力尽。早上六点，他就得起床，开车送母亲去机场。不过，诺玛还是怒气冲冲，不依不饶：“这只是饮食习惯，而从饮食习惯往往可以看出权力的运作。她一到这儿来，就力图让人，尤其是孩子们，改变饮食习惯；我真受不了她。再听听她这些荒谬的公共演讲！她力图把她那控制别人的权力扩大到所有人！”
约翰想睡觉，但他不能彻底背叛自己的母亲。“她完全是出于真诚，”他咕哝道。
“这跟真诚没有一点关系。她没有一点属于她自己的洞见。正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动机几乎没有任何的洞见，所以她才表现得很真诚。疯子都很真诚。”
约翰叹了一口气，跟妻子争吵起来，“她不吃肉，我不吃蜗牛和蝗虫。”他说，“两者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我对自己的动机也没有任何洞见，而且我无法减少对自己的动机的关心，我只觉得它很恶心。”
诺玛“哼”了一声，说道：“你没有发表公开演讲，没有为不吃蜗牛，作出虚伪的哲学论辩。你并没有力图把私人一时的爱好变成公众的禁忌。”
“也许是吧。可是，你为什么不努力把她看成一个传教士，一个社会改革家，而不是一个力图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的怪人？”
“你可以把她看成传教士；但是，你看看所有其他传教士吧，他们都有狂热的计划，要把人类分成被拯救的和被诅咒的。你想要你母亲跟他们做伴吗？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和她的‘第二条方舟’，带着她的狗、猫和狼。当然，他们全都不曾因为犯有吃肉的罪行而感到内疚。他们尚且如此，更别说是疟疾病毒、狂犬病病毒和HI病毒了。她会把所有这些病毒都储存起来，那样她就可以重新储存她那‘勇敢的新世界’了。”
“诺玛，你是在演说啊。”
“我不是在演说。她背着我，给孩子们讲故事，说那些小菜牛如何可怜，坏人们又是如何虐待它们；如果她不是力图通过这种方式，削弱我对孩子们的影响，那我愿意更多地敬重她。当饭桌上放着鸡肉或鱼肉时，孩子们会像鸡啄米似的吃一点，然后问我‘妈妈，这是小牛肉吗？’我对此感到厌烦。她所做的就是权力游戏。她心目中的大英雄是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跟他的家人也玩过同样的游戏。他拒绝吃这个，拒绝吃那个；他说，他宁愿饿着。很快，大家都会感到，在他面前吃饭，是一种罪过。而他会坐在后面，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种病态的游戏。我不想让孩子们背着我，玩这种游戏。”
“再过几个小时，她就要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那就好。替我向她道别。我可起不了那么早。”
七点钟，太阳正在冉冉升起。约翰和他母亲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
“我为诺玛感到抱歉，”约翰说道，“一直以来，她总是紧张兮兮的。我觉得，以她现在的处境，她并不值得我们同情。也许，有人也会这样说我。您这次来访太短促了，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您为什么会对动物事业变得这样热心？”
伊丽莎白看着雨刷来回滑动。“我不曾告诉你，或者说不敢告诉你，”她说，“就是很好的解释。我一想起那些话，就会感觉无法忍受；因此，我最好是把它们说给枕头听，或者，说给地洞听，像弥达斯国王那样。”
“我还是不明白。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已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似乎是在到处转悠，在人群中，无比轻松；我跟他们建立了完全正常的关系。一味调和，会使人麻木，这是一种罪过；我扪心自问，他们所有的人都参与到这种罪行中，这可能吗？我是不是在胡思乱想？我肯定是疯了！可是，我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疯狂的证据。造成这些证据，并且摆放出来，提供给我的，就是那些我所怀疑的人。行尸走肉。碎尸万段。都是他们倒卖的货。
“我好像是在拜访几个朋友。在他们的起居室里，有一盏灯。我礼貌地对那盏灯评论了一番。他们说：‘是啊，这灯很好，不是吗？它是用波兰犹太人的皮做的，我们发现，最好的皮属于波兰犹太人中的年轻处女。’我旋即跑进了卫生间，看见包装肥皂的纸上写着：‘特雷布林卡——100%人体硬脂酸盐。’我问自己：我是不是在做梦？这是什么房子？
“可是，我并不是在做梦。我看着你的眼睛，诺玛的眼睛，孩子们的眼睛；我看见的全是善意、人类的善意。安下心来吧，我跟自己说，你是在用鼹鼠打洞扒出的泥土造山啊。而这就是生活。所有其他人都跟生活妥协了，为什么你就不能？为什么你就不能？”
她脸冲着约翰，老泪纵横。她想干什么？约翰想着。她是不是想让我帮她回答她的问题？
他们还没有上高速公路。约翰把车开到路边，熄灭了发动机，把母亲抱在怀里。他呼吸着母亲的气息，那来自冰冷的面霜和冰冷的肌肤的气息。
“好了，好了，”他在母亲耳边轻声说道，“好了，好了。一会儿就好了。”
J.M.库切
J.M.库切
博·赫拉巴尔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南非白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大学教授。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非洲第五位、南非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浪漫主义回忆
作者：[法] 戈蒂耶
译者：赵克非
定价：20.00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3
《浪漫主义回忆》是戈蒂耶对于亲身经历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回忆录。书中讲述了他与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雨果、巴尔扎克、海涅等文学大师的交往经历和逸闻轶事，文笔流畅，风趣幽默，让人读后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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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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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傅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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