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字的別稱
華夏文字的別稱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
《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杜注：“文，字也。”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司马子長：“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秦琅邪台刻石：“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许叔重：“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崔子玉：“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
范蔚宗：“又钱无轮廓文章，不便使用。”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
李世民：“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
曾巩：“鬯声教于四方，壹书文于万国。”
释道安：“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
竺佛念：“秦建初六年岁在辛卯，于安定城，二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讫。梵本三百四十三首卢冶传为汉文，一万八百八十言。”
释僧祐：“（安阳侯）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汉文。居数年，魏虏托跋焘伐凉州，安阳宗国殄灭，遂南奔于宋……”
义净：“梵音下题汉字，其无字者，以音正之。”
义净：“问：何故本经初留梵语陀罗，不译为汉字者，有何意趣？答：梵本三处皆是陀罗，而义有差别。”
崔致远：“藏本资西胤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
包信：“野蔓高台下，前朝记不诬。金文翻古偈，汉字变胡书。”
道宣：“道士张惠元问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为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译梵为唐，彼此俱益。’”
栖复：“言众者，僧也。此解众字也。僧是梵音之略，众乃唐语之全。今以梵言，而释唐字。”
薛居正：“德光本名耀库济，后慕中华文字，遂改焉。”
陈伦炯：“受封汉朝，王服中国冠裳，国习中华文字，读以倭音。”
夏竦：“梵僧证梵义，证梵文；义学僧证义，刊定华字……”
程大昌：“华戎语异，虽借华字记之，尚与本语不全谐协，其必宛转于两字之间。”
刘孟扬：“方今新学大兴，译书日出，然所译各国书籍，其人名地名多失其实，盖华字音与洋字迥异也。”
释志磬：“……言译场久废，传译至艰。天息灾等即持梵文，先翻梵义，以华文证之，曜众乃服。”
盛熙明：“……非若华文有六义也。郑樵尝言梵字有象形，乃其臆说耳。”
远门净柱：“也不刻华文。也不书梵字。从来是个无文印子。”
李焘：“……复以思忠为秦州钤辖，不厘职，依熙州例供给存䘏，教诸子以中国文字。”
叶适：“于佛之书不敢观，曰：‘异国之书也。’彼夷术狄技，绝之易尔，不幸以吾中国之人为非佛之学，以吾中国文字为非佛之书。”
赵汝适：“国中文字用番书，以其王指环为印；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则用焉。”
司马光：“……胡语难明，以中国字写之，故讹谬不壹。”
徐应秋：“元氏有天下，漠北之言与中国异，尤非中国字之所该。”
陈伦炯：“……居于乙方，计水程六十八更，中山国是也。习中国字，人弱而国贫……”
吴汝纶：“……中国文须四五千者，自入中学始与否？”
何凤华等：“夫以中国人学外国文，则难若转；而学中国文，则必不难。”
马体乾：“今之主张用西字者，辄称西字横书法较中文直写为优……”
郑东湖：“若切音字果能实行，使欧美学者取而习之，则必不以习中语为苦，将喜形于色矣。且中语既通，再习中文循次而进，岂不易易耶？”
沈凤楼：“诸生来习师范者，皆国文已达之人，简字之理，自不难于领悟。”
朱文熊：“今余于课余研究此字，已五阅月，规则略备，以供国民之用。非欲尽弃国文也，使不能读国文者，读此文字，则亦可写信记帐，而涨知识，又读此文字而后再读国文，则亦易为力矣。”
朱文熊：“上考等韵，下据反切，旁用罗马及英文拼法，以成一种新文字，将以供我国通俗文字之用。而先试之于江苏，命曰‘江苏新字母’。而所注国字，暂以苏音为准。”
以上資料參考王珏《“汉字”诸多名称的出现与发展演变》
按：
本堂主補充一個別稱——中夏文字
馬祖常伯庸《敕賜大司徒薊國忠簡公神道碑》：“公世出朔北屬輝和爾、小字孟古、徳濟、初、公父多喇珠從高昌國王、内附當我定宗憲宗之時、以未用中夏文字、多喇珠始用其國記畫言語爲扎書、習諸部人、世皇在潛邸亦頗講於其學、……”
探究真正的文字教育
我在幼童教育上，作了一些探究。
目前，最關注文字教育。
我預計，女兒在6歲前，
習得小學語文課程標凖中的3500字，
真正理解文字的意涵，不僅僅是記字形字音。
6歲，3500字，是很保守的。
百年来识字、写字教学高耗低效，
少慢差的原因就是绝大多数小学语文教师严重缺乏语文科学知识，
文字教学尤甚，基本是“不懂而教”。
我現在的認知是，
文字教育在體制內小學的改革最爲重要。
我的學生們，正在自己的崗位做出努力。
我也在盡自己的努力給同學們宣導真正的文字教育。
“6岁前不能进行文字教育”这种理论来自于，西方的幼童研究。
西方的“文字”，與華夏文字，根本不同。
西方的“文字”，幼童在6歲前接受系統教育，可能存在殘害西方幼童。
華夏文字，在6歲後學，至少耽誤了3年。
華夏幼童，智力沒有問題的話，3歲開始文字教育，是沒有問題的。
教育階段可粗分为0-3岁，3-6岁，6-13歲，13歲以後。
据统计，优秀早慧儿童没有一个是传统幼儿园培养的；
也没有一个是博士导师、资深教授、院士培养的，
他们都能带博士和指导博士后，是大学教育的专家、教育家，
但对0-6岁婴幼童教育却是外行。
个别从事科学早教的教授有培养出优秀早慧儿童的。
政府官员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他们中鲜有培养出优秀早慧儿童的，
即使有个别的，也不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上层工作。
绝大多数是家庭用科学早教的理论、方法和教材培养的，其中以幼儿园、小学老师居多，
因为他们的教育思想更贴近婴幼童，更容易接受科学早教。
学院派学者、教育家在他们读师范时絕大多數没有学过科学早教课程，之后也没有在早期教育领域做出成就。
他们是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专家、教育家，不是早期教育领域的专家教授权威。
也就是说，知识界高层、教育行政管管理部门高层和政府高层不懂科学早教！
除个别的外，职称都不是在早期教育领域取得的，
他们是其它领域的专家教授权威，不是早期教育领域的专家教授权威。
这些不懂科学早教的高学历、高职称的教育家、教育官员垄断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在最重大的婴幼童语文学习核心问题上反对识字读书，
认为这是小学知识学习的下放。
事实上，婴幼童识字读书根本不用小学的教材和方法，
与小学知识学习的下放八杆子打不着边！
他们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极力推行自己的论文、著作和教材，
不釆纳与之不同甚至对立的理念、方法和教材，
如果釆纳了，岂不是否定了自己，利益和认知缺失之所至！
也是为什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三章第五款第一次提出“重视0至3岁婴幼儿教育”，
明确指出了教育要从0岁的源头抓起。
至今八个年头过去了，没有人理会，
也没有人去制订实施方案在全国逐步推行。
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傳統的教育，識字完成後，
典籍的學習主要是自學，遇到問題，再向老師請教。
老師也不定期組織會講。
《論語》中，可以認為是會講的，有好幾處，但總量上不多。
也就是說，典籍的學習，主要是學生自學。
我們現在的學校體係的課程教學，不是華夏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