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虎：从“河”到“黄河”

文字研究 2021-11-15

收录于话题

周克虎：從“河”到“黃河”

關於“黃河”，先秦文獻稱“河”，何時稱作黃河？什麼原因致使其成爲黃河等這一系列問題，有不少學者已做過相應的研究，如李鄂容的《黃河爲什麼姓黃》一文，不僅研究了“黃河”一詞的出處，而且探究了黃河爲什麼變黃的原因。葛劍雄主編的《河流文明叢書》也回答了黃河變“黃”的原因及時間。這些文章對於相關問題深入的研究有重要價值。本文通過查閱相關古籍文獻，借助於歷史地理學和地質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前賢研究基礎上進行一些補充和綜合，以圖充分闡明“河”到“黃河”的變遷及其所引出的幾個問題。

一、“黃河”名稱的由來

秦漢以前，中國古代的名山大川都有其專用稱謂，如五嶽、四瀆，五嶽即泰山、恒山、嵩山、華山和衡山，“江、河、淮、濟爲四瀆，”[1]，就是指長江、黃河、淮河和清河。先秦以及秦漢的文獻中稱一般的河流爲“某某水”，如渭水、恒水、衛水等，如“恒、衛，二水名。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2]。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很多河流山川發展出新的社會名稱，而且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與舊名並稱於世，如“河”與“黃河”都指的現在的黃河，但在“黃河”名稱出現以後，“河”的稱呼並沒有遺棄，而是與“黃河”並稱，尤其是在正史或官方文書中，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就有“河”與“黃河”並用的情況。

在《史記》及先秦的文獻中，黃河都稱爲“河”或“河水”，如《尚書·禹貢》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3]；《爾雅·釋水》曰：“河出昆侖虛，色白”[4]；《孟子》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5]；《莊子·秋水篇》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6]；《史記》有云：“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巨野”[7]、“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8]等。這些文獻對有關黃河的記載都稱黃河爲“河”，《史記》中並無“黃河”的稱呼。實際上，“黃河”一詞最早在《漢書》中出現，如《漢書·地理志》曰：“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9]；再如《漢書》卷十六《高惠高後文功臣表》第四載漢高祖劉邦大封功臣的“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10]，但有人會以此而認爲“黃河”一詞早在西漢初年就已經出現了，其實不然[11]。《史記》對漢高祖劉邦的大封功臣這一歷史事件也有記載的，《史記》中的“封爵之誓”是這樣的：“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12]，對同一歷史事件甚至同一言辭的記載爲何會有差異？筆者認爲，班固作《漢書》所參考的最便捷可靠的史料就是《史記》，在《漢書》中有很多史料跟《史記》中記載的完全一致，證明班固大量地引用《史記》，但有的不是完全摘錄，而是對所引材料進行了文飾加工，但他受其所處時代語文環境的影響，他用當時已有的社會名詞來表達同一事物，爲了使所記載的歷史事件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相一致，或是爲了把同一件事解釋的更清楚以免世人產生歧義，因此產生一定的差異，但所要表達的事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其實就是一個新名詞代替舊稱號的問題。班固以新名詞代替舊稱號的現象，這並不是特例，在《漢書》中類似的例子還有，比如在《遊俠列傳》中他把戰國四君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稱爲“四豪”，“豪”是兩漢時常用的社會名詞，但《史記》中並沒有把“四君子”稱作“四豪”或“豪俠”，而班固卻用來形容“四君子”，證明他們與兩漢的“豪”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或相似的。以班固的知識水準和社會閱歷來看，他不會想當然地就用一個新的社會名詞來代替舊的稱號，而是經過對比分析以後才加以運用的。

由此可見，“黃河”一詞最早出自《漢書》，到目前爲止，《史記》及其之前的文獻中並未發現這一名稱，而劉邦當時也並未稱黃河爲“黃河”，但這僅限於出現在《漢書》中，並不能由此斷定西漢時民間就沒有這一稱謂，或許只是沒有出現在文獻中而已。東漢之後，估計“黃河”這一稱謂還未得到普遍的接受和運用，“河”的稱呼與“黃河”並用，但有時指一般的河流，並不專指黃河，“河者，水之總名也”[13]，“唐宋以後，尤其到了宋代，‘黃河’這一名稱才被極普遍地使用起來”[14]。然而，爲何東漢之前稱黃河爲“河”，東漢及以後則稱“黃河”呢？這一稱謂變化的背後隱藏了何種歷史信息？

二、“河”到“黃河”的原因

從“河”到“黃河”，不言而喻，因水的顏色而得名，但這只是一種表徵，這實質上體現了一種社會歷史和生態環境的變遷。換句話說，從“河”到“黃河”，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這一變化是帶有社會因素的；從不黃到黃，這是一個水文特徵的變化，其背後是生態環境變化的因素。

首先，黃河是因水的顏色而得名，東漢時出現“黃河”之稱，證明東漢時黃河的水已經是黃的了，但這是否能說明之前黃河的水不“黃”而是“清河”呢？其實不然。《爾雅·釋水》云：“河出昆侖虛，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眾水溷淆，宜其濁黃”[15]；《左傳·襄公八年》：“《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這說明了黃河在先秦時已經出現水質渾濁且黃的情況，而且黃的時間相當長，證明河水不清早已爲人知了。王莽時張戎說：“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16]，即西漢時黃河的含沙量特別大，而這些沙則主要是來自黃土高原中上游的黃沙，這也說明了西漢時代的黃河也是不清的。《史記·高祖本紀》云：“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17]，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18]。即西漢早期世人已稱黃河爲“濁河”，之前也有“濁河”之稱，如《史記·蘇秦列傳》記載：“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19]。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河水一》：“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20]。由此可知，戰國及秦漢時的“濁河”就是黃河，“公元前4世紀的戰國時，人們已經用‘濁河’來稱黃河了”[21]。

從以上這些文獻記載可以看出，實際上的“黃河”其實早已形成，但東漢之前都稱黃河爲“河”，而“濁河”則是其代稱，爲何在東漢時才出現“黃河”的稱謂呢？筆者認爲原因有二：其一，黃河水之“黃”是有一定時限的或有季節性的，並非一整年或連續數年一直是黃色的，即黃河有變清的可能，當時的人們對黃河變清還抱有一定希望。“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這只表明了黃河水時已變黃而且持續的時間較長，然此句亦有誇張的成分，並不表示河水不會變清，據《詩·魏風·伐檀》篇云：“河水清且漣漪”，表明黃河水也有清而不濁的時候。根據我國氣候和降水來看，通常情況下，我國華北地區降水基本都集中在夏秋兩季，夏秋大量降水，黃河中上游黃土高原上的泥沙隨流水彙集到黃河中使河水變黃，但在冬春季節降水量減少甚至沒有降水，泥沙不能進入河中，加之水流速減緩，泥沙沉積下來，河水變清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時人並沒有將之定性爲“黃河”，而以“濁河”代之。其二，語文的發展有一定的過程，一種新事物的出現並沒有立刻產生與之相對應的社會名詞，或沒有十分恰當的辭彙與之對應。一個事物的名稱就是一個辭彙對客觀事物的描述或修飾，“濁河”一詞是對黃河水的特性的一種描述，但這還不是最恰當的描述，因此，經過對黃河長期的觀察，經驗性地將黃河的特性定型爲“黃”，由此便產生“黃河”一詞。這一辭彙產生後，再經過裂變式傳播，在社會人群中被普遍地接受，黃河因而得名。

其次，“河”爲何會變成“黃河”？這是生態環境變化的結果，而這種生態環境的變化則是人爲因素和自然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人爲因素亦可稱爲社會因素，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得不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人類要生存，就不得不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資源，這就與自然界產生難以調和的矛盾，即人類活動必定對生態產生影響，只是因社會的發展程度的不同而對環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已。

春秋戰國時，鐵器牛耕得到普及，尤其在關中和中原地區，加劇了對自然界的開發。戰國時各國爭相推行變法，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勸課農商，開阡陌封疆，大面積的土地被開墾出來，相應地對生態環境也產生了更大影響，這種影響表現水土流失加劇，尤其是在河谷地帶，這些地方交通便利、水源充足，開發程度遠大於其他地方，黃河兩岸、涇渭流域、湟水谷地尤甚。尤其是在秦漢大一統的國家形成後，爲抗擊少數民族侵擾，都在邊地實行屯田，尤其是在天水、隴西、北地、上郡、朔方等地，“隨著人類活動的日益頻繁，黃河流域的生態環境也漸趨惡化”[22]。

秦建立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23]，在黃河兩岸安營紮寨的同時，移民邊地進行生產以保證戍邊的物質基礎。西漢初，“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24]。文帝時，晁錯對漢文帝進言說：“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25]，於是，“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26]，大批漢人應募遷往北部邊地進行屯墾。漢武帝時曾幾次大規模地移民實邊，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27]；其後又“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28]；元鼎六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29]。由此可見，西漢對黃河沿線一帶的黃土高原邊塞地區開發規模之大遠較於秦，尤其是在武帝時期，這樣，“黃河中上游的黃土高原地區土地利用方式由原來的畜牧區被漢人以耕作業爲主的農業區代替了”[30]。這雖然推動了沿邊地區農業的發展，也爲關中地區及中原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環境，但這是以犧牲邊地的生態環境爲代價的，“日益擴大的移民屯田規模使農業用地面積越來越大，而林業和草場用地越來越退縮了”[31]，而邊地的生態環境本來就天生的脆弱，這就更加劇了對邊地環境的破壞，到西漢末王莽時張戎說：“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32]，黃河如此渾濁，以致“河”變爲“黃河”，其中上(尤其是黃河兩岸的黃土高原地區)遊農業開發導致生態環境遭破壞、水土流失定是其中重要原因。

涇渭流域靠近國都，其政治、經濟地位極爲重要，開發的程度自然比其他地區更深，相應地，對生態環境破壞較嚴重。西漢中期涇水因渾濁而聞名，武帝太始年間，“涇水一石，其泥數斗”[33]，可見涇水流域(也屬於黃土高原地區)因農業發展而致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導致河流含沙量極大。然而，涇水是渭水的最大支流，而渭水又是黃河最大支流，渭水受涇水影響而變“濁黃”，渭水最終注入黃河，成爲“河”變成“黃河”的主要原因。

除了農業開發使森林或草地變爲耕地而導致水土流失外，我國傳統的木結構建築對木材大量需求也對森林有巨大破壞力，尤其是統治者大興土木時這種破壞力幾近毀滅性。再者，秦漢時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燃料是木材，加之一些手工業如冶煉、陶瓷、磚瓦等都是以木材爲燃料，這都必定會嚴重地破壞生態環境，加劇水土流失。但這些遠沒有農業開發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大。然而，人類活動只是黃河變黃的原因之一，其實還有自然因素。

如果沒有人類的活動，黃河的水是否也會變黃？從現代的科學研究來看，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從現在的華北平原的土質來看，這種土很明顯是來自黃土高原的黃色沙質土，“由於黃河流經鬆散的黃土地區，當時的含沙量與現代並無顯著差別，大量泥沙出三門峽東泄，形成了鄭州以東的黃河沖積平原”、“而全新世時的華北平原則主要沉積了以粉砂爲主的黃河物質”[34]，可見當時黃河的含沙量也是非常大的，這樣的黃河不“黃”是不可能的。其次，這是黃土高原地理環境的特殊性與氣候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史前時期並沒有人類活動的影響或人類活動的影響極其微弱，當時的生態環境未遭人爲破壞，植被覆蓋率比秦漢及以後各個時期都要高得多，但黃河的水還是非常“黃濁”，含沙量極大，原因在於它所流經的黃土高原地區生態環境天生的脆弱，“黃土高原本身就一直存在緩慢的自然侵蝕過程”[35]，植被稀疏，土質疏鬆，水土保持能力天生不足，夏秋季節降水集中，容易產生天然的水土流失，致使河水含沙量大及河水變黃。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即使是植被覆蓋率很高、水土保持能力較強的地方，一旦大雨過後，河流湖泊裏的水照樣是渾濁的，只是渾濁的程度較輕、澄清的速度較快而已，這都是一種自然的侵蝕過程。由此可知，黃河在沒有人類活動影響的情況下因爲其先天脆弱的生態環境引起自然的水土流失而使其變“黃”，但這相較於由於人類活動影響下生態遭到嚴重破壞、黃河成爲真正的“黃河”來說，這種自然的侵蝕作用顯得非常微小，而且這種“黃”是有季節性的，它還有“變清”的可能。

從“河”到“黃河”，不僅是一個以新名詞代替舊稱號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從表面上看是因水的顏色而導致其名稱轉變，但這只是一種表徵，實際上這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變遷和生態環境變化。這一轉變主要是由我國古代農業社會固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在黃河流域(尤其是黃河中游地區)的運用引起的反映，是一種不合理開發自然資源的結果，是當時社會發展與自然界衝突(人地矛盾)的結果，也是兩個文明碰撞的結果(漢朝爲抵抗匈奴的侵擾而在黃河兩岸的邊地建立根據地)。它反映的不僅是社會歷史的變遷，也是生態環境的變遷。

參考文獻

[1]爾雅[O].四部備要·經部[G].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1頁。

[2][東漢]班固.漢書.[唐]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524頁。

[3]尚書[O].四部備要·經部[G].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7頁。

[4]爾雅[O].四部備要·經部[G].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1頁。

[5]孟子[O].四部備要·經部[G].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6頁。

[6]莊子[O].四部備要·經部[G].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67頁。

[7][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09頁。

[8][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59頁。

[9][東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575頁。

[10][東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527頁。

[11]相關論述參見李鄂容.黃河爲什麼姓黃[J].中國三峽建設.2008年第3期，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