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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冯印谱:中国最小的“走资派”

冯印谱 新三界 2020-08-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走资派”是简称,全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段时间,懵懵懂懂投身运动的人们方才恍然大悟,最初报纸广播上连篇累牍宣传的“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原来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亲自选定、并多次向外宾宣告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生在偏远农村的笔者,无缘见到刘少奇,只是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高个子,大鼻梁,一头苍发,颇为严肃。


一天,县电影队来我们村,放映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出访印度尼西亚的新闻纪录片。影片是以前拍摄的,现在翻腾出来供革命群众批判,改名叫《刘贼访印尼》。纪录片原本有解说词,但放映员边放映边有一套新的解说,其中提到印尼总统在接待活动中,为刘少奇一行举行飞行表演,突然一架飞机失事坠落。总统此时挺尴尬,而刘少奇却说道:没关系,这种事,在我们国家经常发生。你瞧瞧,刘少奇是不是坏透了?



笔者虽然没有见过“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却见过形形色色中国最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村小学校就有两位“走资派”,一位是校长王某某,一位是教导主任阎某某。初开始,由教师们成立的几个造反派战斗队,率领学生轮番上阵,将这两人批斗了个不亦乐乎,其罪状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刘少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间不长,他俩便成了“死老虎”,一位因制作毛主席语录牌跌伤腿骨回家休养,一位被调到别的学校去了,造反派胜利夺取了学校的领导大权。


既然小学校长是“走资派”,那么,公社联校管辖十几个村小学,联校校长理所当然是“走资派”。有一次,公社联校的造反派把联校孙校长等一帮人,揪到我们村学校批斗。孙校长站在中央,高大个,胖身材,弯腰低头,一手指着胸前挂的大纸牌作自我介绍:“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孙某某”。


站在孙校长身旁的是一位女教师,长得白皙漂亮,衣裳时髦得体,气质不凡,在公社联校当会计。她紧接着也指着自己胸前的大纸牌作自我介绍:“我是走资派孙某某的哈巴狗薛某某”。这“哈巴狗”一词刚出口,立刻引发围观人群哄然大笑。女教师不温不火,面无表情,因为每天赶赴各个学校轮番批斗,她似乎早已麻木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一个普通教师的人格侮辱,尊严践踏,这在“文革”中见怪不怪。



我们大队有12个生产队,500多户,4000多口人,“文革”中派系众多,山头林立。一开始,少数活跃分子成立了“贫下中农战斗队”等组织,把现任村干部揪出来批斗一番,夺了大队党支部的印章,又把以前的大队干部揪出来批斗,名曰“造反派”。甭看同样是进行批斗,其中猫腻很多。有的造反派此前可能挨过某个大队干部的整,或受过批评,或个人的某些要求没能得逞,便怀恨在心,借机进行报复。有的造反派对某个大队干部印象不错,抑或此前受过他的关照,这会儿看见该干部遭受被斗,就想方设法予以保护,称作“保皇派”。


“保皇”也有好多方式:一是在造反派召集的批斗会上节外生枝,扰乱会场;二是当场揪出另一名大队干部,组织另一场批斗会,唱对台戏,转移斗争方向。这样,不论是现任“走资派”,还是此前的“走资派”,有的被揪出来批斗上一次,就再也没人理睬了,从此成了“死老虎”。有的被揪出来后,一次接一次地遭受批斗,没完没了。在政治运动的外衣掩饰下,纠缠着农村的家族势力和亲戚关系,把人性中恶的一面得以尽情释放和充分暴露。村子里每天大字报铺天盖地,人群汹涌,口号震天,搞得乌烟瘴气。


纵观造反派揭发批判大队干部的罪行,可谓东拼西凑,捕风捉影,胡编乱造。“走资派”的共性罪行,大都是在掌权时,没有落实好毛主席的农村政策,执行了刘少奇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对贫下中农缺乏阶级感情,予以打击报复;跟“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打得火热,勾勾搭搭;私心严重,多吃多占集体财产,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追求个人享受,等等。


“走资派”的个性罪行,那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假如某“走资派”出身成分不好,那就是混进革命队伍,伺机夺权变天。假如某“走资派”个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那就是隐瞒历史,欺骗党和人民,蒙混过关,别有企图。假如某“走资派”有男女作风问题,那就是追求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生活。实在找不出“走资派”本人的罪状,就在他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中间寻找,蛛丝马迹,网络勾连,总要整理一连串罪名扣在头上不可。



记得有一位大队干部妻子不生育,造反派就凭空想象,牵强附会,揭发他曾经数次改建自家大院的门楼走向,是听从了风水先生的鬼话,大搞封建迷信云云。


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贫农社员突然把自己几岁的小孩抱上主席台,现身说法,声泪俱下,控诉某“走资派”在三年困难时期见死不救,没有及时给他家发放救济粮、救济款,致使这个孩子挨饿受冻,发育不良。一时吸引众人眼球,群情激奋。


批斗“走资派”的会场,常常选在村里的戏台下面。戏台上摆一长溜桌子做主席台,坐着几位造反派头头。台前放置一条条长凳,把“走资派”揪出来后,勒令他们站在凳子上,弯腰低头,双手朝后举起,名曰乘“直升飞机”。“走资派”头戴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上大纸牌,高帽和纸牌上写着粗壮的毛笔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某某”,名字的每个字横颠竖倒,并用红笔画上一个大八叉,有时还会给他们穿戴纸做的衣服,衣服上涂满污蔑的文字和漫画。有的造反派故意整人,拿厚重的门板制作牌子,用铁丝套在“走资派”脖子上,深深勒进皮肉,直至鲜血淋淋。参加大会和观看热闹的群众,则拥挤在舞台下面,一阵阵挥舞拳头,高呼口号,着魔一般陷入疯狂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和农民经历了单干、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最终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生产队是最小的经济核算单位。如果对照封建社会的官职,县太爷是“七品芝麻官”,公社领导就是“八品官”,大队干部就是“九品官”,到了生产队长这一级别,该是“十品官”了。他们是中国最小的“走资派”。


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二百来口人。通常情况,生产队长由本队社员选举产生,经大队党支部任命。甭看这个职务官衔不大,肩上的担子却不轻。整个生产队一年四季的春种秋收,全靠队长一人筹划,指挥打理,社员们的口粮能不能多分一点,劳动的分值能不能提高一点,全看能不能选出一个懂农业、会管理、有威信、又正派的社员担任队长。



家乡有一句流行话:“耧疙瘩响,换队长”。耧疙瘩是小麦播种耧上的一个附件,播种时,牲口拉着播种耧在前面行走,播种者在后面摇耧掌握,耧疙瘩左右揺晃碰撞,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清脆悦耳,使得装在耧斗里的小麦种子均匀撒入土中。秋后播种来年的小麦,预示着今年已经结束了,这个生产队长当得好不好,合格不合格,需要不需要重新选举一个新队长,面临抉择。跟大队干部比较起来,生产队长跟群众打交道更直接,更广泛,更深入,当然也最容易跟社员发生矛盾和纠纷。


“文革”开始了,给生产队个别社员提供了一个撒气的机会。三两个人一合计,制作一面红旗,缝几个红袖章,随便起一个革命的响亮名字,一个造反战斗队就光荣诞生了,就可以扯旗造反了。某一天,或在生产队办公室,或在巷道里,或在打麦场,不问青红皂白,揪住生产队长就开起了批斗会。其罗列的罪行,什么贪污粮食啦,多给自己记工分啦,给贫下中农派了重活啦。反正是磨道寻驴蹄,不愁找不出罪名。


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位队长遭批斗时,其中一项罪名,说他安排一个初中毕业生担任生产队的财务队长,而这个中学生的父亲解放前当过教员,据说曾参加过国民党组织。这还了得,造反派质问生产队长:你为什么重用国民党员的儿子,不重用贫下中农的儿子?阶级阵线不分,是何居心?肆意上纲上线,逼得队长有口莫辩。


我的一个发小在另一个生产队,他父亲担任多年队长,也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列举的罪名有一条,说夏天收割小麦期间,他父亲让自己的奶奶看护打麦场,为此多挣集体工分。谁都知道,麦收是“龙口夺食”,连小学生也要放假支援麦收,生产队劳力相当紧张,生产队长让自己的奶奶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这算哪门子罪啊?


不过,虽然生产队长跟大队干部同列为“走资派”,但还是略有区别。不少生产队长并非中共党员,个性各异,关键在于他们今年当选队长,明年落选了就是普通社员。平日里,他们跟社员打交道产生摩擦,现在社员造反批斗他们,而且罗织种种罪名,无限上纲,造谣诬陷,进行人身攻击,他们哪里忍受得了?有的生产队长不服气,当场就跟造反派干起仗来,你一言我一语,吵得面红耳赤,有时竟然抹胳膊卷袖子要干仗。有的队长索性撂下挑子不干啦。这一来,生产队事务撇下没人管,该轮到社员们焦急,纷纷谴责造反派胡作非为了。



据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在遭到批斗后,曾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回延安种地去。毛泽东没有答应,说了几本书名让他好好读读。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永远开除党籍。此时此刻,刘少奇则被关在河南开封,重病缠身,不久含冤去世。


若干年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在南巡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不要再搞姓“资”姓“社”的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


呜呼!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完全清醒”的时候,就兴师动众,席卷全国,判定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导致下场如此悲惨。然后,再顺藤摸瓜,从国务院、省、市、县、公社,一直牵连到无数“九品官”“十品官”的大队干部、小学校长和生产队长,将他们打成“全国最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备遭批斗、凌辱和摧残。


“文革”之罪,罄竹难书!如今竟然有人怀念“文革”,实在想不通!

 

2013年5月15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0月修改

2018年3月4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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