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丨肖全：我们这一代，最初的面孔

 作者简历

肖全，1959年生于四川成都，曾任深圳《街道》杂志摄影记者，被称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这一代"拍摄，1991年出版《天堂之鸟》三毛摄影专集，1992年在瑞士举办个展，1993年在法国参加摄影联展，1997年出版《我们这一代》。2000年出版《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

原题

我们这一代

最初的面孔
（节选）

摄影：肖全

撰文：肖全

顾城（1956～1993），诗人；谢烨（1958～1993），顾城的妻子

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出“中国十佳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住进了成都花园宾馆，诗人钟鸣、翟永明等前往住地看望客人。那晚只有顾城和谢烨在房里。
　　

顾城，一个极其随和的人，穿着一件毛衣，显得格外有朝气。他说：写诗太难了，写到现在也没什么太像样的诗。他还说，我们一帮人在北京研究过，吃什么样的食物最省钱，写诗几乎不能养活自己。
　　

四川作协的大楼，人流不断，会议室的门被严把着。诗人柏桦因没有收到正式邀请，进不了会场，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了。
　　

北岛来了，他被一群人簇拥着挤进会场，我们只能在过道上观看，几个窗户也被人群堵得满满的，领导和来宾在一幅巨大的红色橫幅下正襟危坐。
　　

墙角那边是一些四川诗人，有的长胡子，有的穿着军大衣，我叫不上他们的名。正是这群人，开始了对北岛的批判和攻击：我们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穿着一件灰色羽绒服、透出黑白花点毛衣、身高一米八的北岛终于坐不住了。他面色不佳，然而他的回答却是寸土不让：我从不认为我代表一个时代。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而不靠什么“主义”，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当场有人指出他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那首长诗很糟糕。
　　

会场火药味十足。
　　

后来，诗人叶文福和李刚表演起小品来。叶文福扮演毛主席，李刚扮演周总理。晚上，成都的新声剧场，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叶文福的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由著名电台播音员在朗诵：

将军，给你太阳，你嫌太烫。
　　给你月亮，你嫌太冷。
　　将军，你究竟要什么？

台下一片欢呼声，叶文福走上台来，用手臂向黑压压的观众挥动，他高喊一声——我的人民呀！——便“昏倒”在地。
　　

北岛、顾城、舒婷也一一登台亮相。杨炼等人缺席，于是便放一把空椅子代替了他们出场。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诗人们被保安人员疏散在后台的一间化妆室里，门被反锁，走廊外人声鼎沸。
　　

一小时过去了，人流有增无减，保安人员只得抱着一堆各式笔记本，请诗人们一一签名。两小时又过去了，坐在化妆桌上的顾城面色铁青：我不管，我要出门，我要回去。
　　

他一把拉开了门，气势汹汹地往外闯，诗迷们见顾城出现了，欣喜若狂地蜂拥而上，他却用胳膊肘左右开道，杀出了一条“血路”。
　　

叶文福的房间，好不热闹，一些记者和女孩儿通过特殊关系，来到花园宾馆。
　　

叶文福的左右大腿上分别坐着两名美人，叶兄开怀大笑：小肖快多拍几张，我出胶卷钱。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他“昏倒”前的那句：我的人民呀！当然这两位美人儿也是他的“人民”。
　　

临走之前，我给顾城和谢烨在他们的房间拍了不少照片，顾城乐得手舞足蹈。他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
　　

我们在公园里玩得开心死了。北岛像个小孩，跑几步坐在草地让我拍照，顾城、谢烨在竹林里用枯藤制成花篮戴在脖子上。
　　

顾城看着拉大锯的师傅，目不转睛。他对我说：我特喜欢这些刚锯下来的木屑，我常把它们摊在手心上，我感受到这些都是新的生命！
　　

在茶馆里，北岛、舒婷讲他们在国外的事。舒婷说：在西方，妇女冬天也露着小腿，进大厅有人给脱大衣，当然你得给人小费。
　　

顾城只得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还没出过国门。
　　

太阳西下，天色不早了。我们坐上一辆小中巴，大伙儿余兴未减，北岛、李刚带头唱起俄罗斯民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护送我的爱人上战场……
　　

歌声笑语飞出窗外，警察和路人疑惑不解地望着我们。
　　

顾城、北岛等人都领到了100元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不已，他说：成都人太好了，干脆我在这儿办讲座，卖门票，直到剩下一位听众。
　　

顾城回北京后，给我邮来了他的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

那些花已经走远了。

给肖全。

1987年1月，北京。

崔健（1961～），摇滚艺术家

有一年中秋节的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等一帮人带队，在郊外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这个名字。
　　

后来，崔健真的来成都了，他要做全国巡回演出，为第十一届全运会募捐100万元。
　　

这天晩上，成都人像过节一样，人们奔走相告。崔健沙哑的歌声响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

　　3块巨大的红布高悬在万人体育馆内，一个大型舞台周围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大音箱，据说有好几吨重。

　　灯光暗去，音乐渐起，崔健手持一面鲜红的旗帜，从后台英勇地冲向观众。
　　

顿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崔健”“崔健”的声浪此起彼伏。
　　

崔健将红旗插在身后，问候一声：大家好吗？那动人的乐曲就掀开了。
　　

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3月，人们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我手持相机，沉浸在这一欢乐的时刻里。美国、英国、德国生产的各式大音箱传出的巨大声波，一股股地灌进我的耳朵，厚厚的喇叭纸棚连同我的心脏被震动到了极限。
　　

画家张晓刚的妻子站在观众的第一排，她的前面是全副武装的保安和公安战士。不一会儿，她挥动的毛衣不见了，只剩下一件薄薄的短衫，她喊着、唱着，泪流满面。
　　

当《南泥湾》的歌声响起，我再也控制不住眼里的泪水。素不相识的人们手挽着手，排山倒海地摇动着，他们和崔健一起唱着：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在这歌声中，最普通、最麻木的人也被唤醒了。
　　

这种力量，只能在战争年代和足球场上才能感受到。整个体育馆沸腾了。
　　

一些留学生打出标语：崔健俺爱你！
　　

一个女学生冲上台给崔健献上一支挂笔，幸福地吻了崔健。
　　

崔健看了我拍的照片，说很喜欢，他最喜欢的是一张小样：一个小学生，盘腿坐在地上，双手捧着脸，瞪大了双眼注视着台上的表演，他的身后是一排严肃的公安战士。
　　

我和崔健、王晓京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我见有一堵旧墙和TV的V字，正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便请老崔下车来拍张照片。
　　

崔健想了想，下了车。我操起机器，按了21张，老崔不停地改变着身体姿势。1分钟后，我心里有数——一幅好照片已经诞生了。

西川（1963～），本名刘军，诗人

我在1991年就拍过西川，那是和京城的友人戴定南在一起时。西川当时还在新华社办的《环球》杂志社工作。
　　

他的名字，我常在钟鸣、柏桦等处听到，可他的诗我读得很少，我只知道，他是中国很重要的诗人。
　　

西川长得十分“厚重”，但他的头部却极具知识分子的模样，说话咬文嚼字，满腹经纶。我们三个在西四那一块瞎转，胡同里冷不丁地冒出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的故居，让你觉得，那些文学家、政治家就在你身边，和你发生着某种联系。中午，我们在一家小吃店用餐、喝啤酒，聊了许多问题，都是他们诗歌界的事，什么海子、骆一禾等等。在我的印象中，西川说话很肯定，他是对某事物要彻底理论清楚的那种人，并且十分乐意下结论。
　　

1995年三四月间，我在北京为张艺谋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做图片的后期工作时，打电话找他玩，跟他一起喝酒聊天。他当时变化比较大，工作变了，去了中央美院教书；另外一大变化就是和我以及绝大多数朋友一样又去按了一次手印，把一份大红的证书，换成了一份玫瑰色的“离婚证书”。他没怎么老，不过比起4年前显得疲劳一些，大概是缺乏爱的缘故。
　　

在没见他之前，我和韩磊去安红家玩，在那儿谈起了西川，知道他离婚了。5年了，彼此太熟悉了。他讲的“熟悉”，我何尝不懂呢，我的婚龄还比他多一年。一个陌生的人，跟你一起生活，她要进入你、影响你，甚至导致你的性格变化，左右你的世界观。
　　

如果你接受了，妥协了，你们俩“成了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你不在了。过了几年出现另一个“你”或“她”，所以至今我不敢也没真正找到让我下决心从此“妥协堕落下去的对手”。要谢天谢地吗？要怨天尤人吗？都不。
　　

小店里冷冷清清，老板娘和一些打工妹在嗑瓜子。
　　

西川不是很能喝啤酒。他对我说：在我心目中，只有一个女人，让我感到很完美，那就是宋庆龄。
　　

她非常高贵，有文化，心地善良，长得又漂亮，而且，能在紧要关头对孙中山等男人们讲，你们走前，我断后，这种女人今天哪儿去找？
　　

我们离开了小餐馆，回我的住处。我住在宽街东边张自忠路7号的和敬公主府里。这里是个很大的旧式深宅，后来成了中纪委招待所。
　　

西川接着说：我就这样过，好女人太难找了，写诗养活不了自己，我得靠教书糊口。好在我能天天和学生在一起。
　　

路灯下，他那宽宽的额头和魁伟的身躯，以及他两眼透出的目光，与那个夜晚多么不和谐。

陈凯歌（1952～），电影导演

王斌给陈凯歌打电话时，我在一旁非常紧张，我知道，这是我将要面对的一场硬仗。
　　

人们常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然而有时候一把钥匙却开了无数的锁。
　　

吕澎为我打开了美术界的大门，何立伟为我开了文学界的大门，王斌则为我开了电影界的大门，不少作家也是王斌所荐。
　　

认识王斌很好玩。王斌是个跨文学与电影界的角儿。在电话里他问我：你是拍人物肖像的那个肖全吧，对，我早知道你，来吧，我在家等你。进了他家，他简单地跟我握了一下手，便说：你帮我看看这相机怎么用。他没让我先坐下，给我泡杯茶什么的，劈头就拉我干活。
　　

后来我看了一些他的照片，是一些大人物在他这间屋里的留影。那些照片记录了张艺谋和余华在这儿侃剧本的情境，于是便有了影片《活着》。
　　

难怪有人说，王斌是当年的李陀，他认识很多老作家，也发现了一些新作家。
　　

记得那段时间，王斌从《收获》上发现了一篇小说，叫《生活无罪》，作者是湖南一位新人何顿，王斌四处向人推荐，说这人不得了，写城市题材以后绝对盖王朔。他不远万里地向远在德国的张艺谋汇报情况。
　　

下午3点半，我们走进友谊宾馆的“苏园”，快要进那个小院子时，我看了一外面这块地方，心里有数了，我想如果能把陈凯歌请下来，我就赢了。
　　

王斌敲开门，陈凯歌彬彬有礼地跟我握手，他极其高贵又不无真实地冲我一笑。他屋里还有人，是《当代电影》的记者张卫等。
　　

陈凯歌看了一些我的图片和《现代摄影》等一些印刷品，便说：我明白了，怎么着？我们是先把活儿干了再聊，还是……
　　

不知谁说了一句：先拍照片。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无非像通常那些记者，为了发稿，闪光灯一闪，就把今天的饭钱挣到手了。
　　

没辙，陈凯歌已经拉开了架势，看来是非练不可了。
　　

多数摄影师不是这样工作的。我早期喜欢的世界人像摄影大师，如卡什以及纽曼、哈尔斯曼等，都事先要和拍摄对象聊天，一次不行，两次，然后再试拍一次，最后才正式拍摄。
　　

当然，卡什拍丘吉尔不是这样的。战火纷飞中的英国首相，哪有这么多功夫跟你瞎聊。不过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点，并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可能，一定要亲自为你的拍摄对象挑选你自己认为合适的服装。
　　

大名鼎鼎的陈凯歌，他很清楚，今天来为他拍照片的是一位职业摄影师。
　　

陈凯歌信任我并把自己的架子放下，他摊开两手站在书房里：肖全，我现在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您能不能把这身西装换掉，我知道您有一件很棒的皮衣。我话刚说完，凯歌果然进屋去换上了那件我指定的服装。
　　

凯歌下了楼，我让他走进我预先看好的那块地方，先别急于“开火”。
　　

我胸前挂了两部机器，一部是佳能EOS-1，是当今世界许多专业摄影师用的佳能顶级相机，另一部是EOS-10。
　　

我抓起一部机器，开始朝着凯歌“点射”。慢慢地，凯歌收住了笑容，这时他已准确地站到了我画面的最佳点。凯歌平静地看着我的镜头，这时，我的右手食指按着不动，机器里的胶片，像是认出了对方，争先恐后地跑出来看凯歌，这样一梭子下来，我知道够本了，鸣锣收兵。
　　

后来这张照片被很多人所喜欢。北影的女导演李少红讲，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全扛在了凯歌身上。
　　

台湾的阮义忠，也在《摄影家》的那期“中国专辑”里用了这张照片。
　　

在深圳蛇口的南海酒店，凯歌看到这张照片后问我：背景是否经过特殊处理？
　　

我说：没有，就这样，我的背景从来不做什么手脚。凯歌频频点头。
　　

坐在他身边的倪萍小姐，在仔细地看我的文字，她轻轻地碰了碰凯歌，然后小声地念起我写的一段话：昨天晚上，在电视里我看到了陈凯歌站在法国国际电影节（亦译作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的神情，我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几乎要流出了眼泪。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看着1993年2月在北京为他拍的照片和我俩一起微笑的合影，我再次感受到了照片的魅力。
　　

当时凯歌的心情十分复杂，外界对他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在交谈中我知道他是一个极为孤独的导演。在他留意我的镜头的一刹那，我清楚地感觉到了站在我镜头另一端的人，是一个多么有教养的虚怀若谷的艺术家，否则他没有这般神情。
　　

那天，我跟凯歌谈得十分愉快，他看了我一部分图片，说：怎么，这帮人全都在你这儿了？他还让我给他推荐一些我认为不错的艺术家。他在一个信封的背面记着，说：有时间我想写他们。
　　

是的，有不少人的确很棒，如以后我能拍他们就更棒了。我们一边吃着芒果一边开心地聊着。
　　

我今年还会拍戏，你有空就来吧，他说。
　　

我又拿出一本精致的小书给凯歌看，是毕加索的个人摄影专集。您应该拥有这样一本书，我说。
　　

陈凯歌接过书后认真地翻着。我说：这不仅仅是为你个人。他打断了我的话：我明白，行，就这样，我同意你的想法，我也知道你能做好，我给你我的通讯地址，到时候我们再讨论该怎么做，是你来北京或让我怎么着，都行。
　　

之后，陈凯歌的《风月》，经过风风雨雨，几度折腾，终于又开始拍摄了。1995年4月，我给他打电话，他正要去上海为他的《风月》第三次开机拍摄，他问我有没有空过去，不巧那天我正买好了第二天去广州的机票。

郭路生（1948～），笔名食指，诗人

深圳的2月，大雨狂泻。我在编辑部放照片，乔洁打来电话：肖全，我们刚才在南海酒店喝咖啡，见到陈凯歌了。
　　

放下电话，我犹豫了半天，便和凯歌联系上了。他很吃惊，快半夜了，而且刚到此地就被人发现了。后来在一篇文章中看到，凯歌属龙，所以他走到哪儿就把雨带到哪儿。
　　

雨下了两天，当我们在南海酒店见面时，已是晴空万里。我给他看了很多照片，也有他自己的。当看到“食指”（郭路生的笔名）的照片时，他惊讶至极：我操，这不是老郭，郭路生吗？怎么今天变成这样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呀！陈凯歌急切地询问老郭在哪儿，现在情况怎样，他感慨地说：这是我早年的朋友呀！
　　

当我从芒克那里得到老郭的准确地址时，我心里开始激动甚至感到不安。晚上，我在一家小餐馆与陈少平等人吃饭，陈少平说，老郭的诗曾救了一代人。当时，下乡在白洋淀的那批知青，因各种原因，对生活前途失去了信心，后来，他们读到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坚强地活了下来。
　　

第二天，我从德胜门搭乘一辆出租车行驶了几十千米，来到了北京以外的昌平县。我轻轻地走到一个挂有北京第三福利医院招牌的大门口，时间是1993年8月27日下午2点。
　　

我走进这个蝉声四起的宁静院落，顿感心灵得到了清洁。据说老郭与所有医护人员和病人相处甚好，果然，当我打听老郭时，穿着病号服的病人和白衣护士都热情地为我指路。
　　

我推开二楼的一个玻璃门，地上坐着几个病人，（这是我小时候绝对不敢进入的地方，因为大人常用“疯子”来吓唬我）我定了一下神，问起老郭。坐在地上的病人，大声向内通报：老郭，有人看你来了！
　　

我向通道里走去，那里面有十几个病人和医护人员在聊天。老郭正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病人对火。当他知道有人来看他时，从几米远的地方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我的跟前，一只粗大有力的手握住了我，他笑着露出一排缺掉的牙齿。向护士长打过招呼后，他把我领进一个大房间里，把门关上并锁住。这里摆着整齐的条桌，这是他们的食堂。
　　

他拿出一包“春城”让我抽，又给我倒了一碗茶。我简单地讲明了我的来历和目的。他知道并感觉出了这是来自朋友中的一个新的问候者。
　　

我问他：你还写诗吗？他说写得很少。接着我们回到他的房间，他取下手腕上的钥匙，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又回到原处。我翻阅这一硬壳本子，这里面有老郭用钢笔写下的近二十首没有发表过的诗。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致姑娘》，老郭情不自禁地放声朗诵起来，我拿出录音机，留下了他的诗句。
　　

我真的喜欢极了，他却摇摇头说，没办法，只能这样。
　　

他又说：我不想出去，我出去干什么呢？我是疯子，这里很好！待会儿我请你在外面吃饺子，一人一瓶啤酒。大老远地来看我，不能让你饿着肚子回去。
　　

他几次问我时间，4点钟还不到。他从护士长那里领到20元钱，并开了一张假条：郭路生外出3小时。他把钱从领口顺肚皮滑下装好，把假条让我拿着，我向护士长保证一定送他回来。
　　

我们出了大门，太阳已斜斜地照在路面，我们走过一座明朝年间就有了的朝宗桥，桥上车辆川流不息，他把我拉到靠里走，说这边车多，你走里面。
　　

撩开门帘，我俩走进了桥头的一家大餐馆，这里没有一个顾客。我们要来两瓶啤酒和两大碗水饺，我给他买了一盒万宝路。老郭燃起一支香烟后，问我：你还拍了一些谁？我说：有陈凯歌、崔健、芒克等等。他说：陈凯歌早些年常到我们那儿去玩。芒克在忙什么呢？我说：他刚写完一本小说叫《野事》。他又说，崔健这个人了不起，他竟然有“酒杯里的大海，火柴盒里的云彩”这样的诗句和气派。
　　

当我看见郭路生的背影远远地走在那条长长的小路上时，不禁想起他的感人诗篇：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姜文（1963～），表演艺术家

北京的三环路边，各种楼房密密麻麻，在一片家属楼里，有一处白墙红顶的小楼。
　　

来来往往路边的人，都弄不明白这里到底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还是住家，因为外面没有挂牌，而路边却又停了几辆小汽车。
　　

我和李尔葳推门进去，眼前是一个客厅，一位小姐端坐在桌前值班，左右两边都是办公室，这里面人来人往，显得工作正在紧紧张张地进行。一位穿着干净的小伙子跟李尔葳打招呼：请稍等一会儿，大哥正在忙。
　　

我明白，他说的“大哥”就是姜文。小伙子按“大哥”的吩咐带我们楼上楼下四处参观。这位“大哥”的办公室在二楼，是一间仅有普通阳台那么大的房间。里面只能放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走出玻璃门，前后有两个大平台，是一楼的屋顶。
　　

这幢神秘的小楼很快参观完了。“大哥”还在忙。我开始看那些贴在一楼两间房里的各种电影海报，这些海报和工作照片，全都与姜文历年来拍过的戏有关：《红高粱）《芙蓉镇》《本命年》以及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看完这些海报和照片，“大哥”的称呼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后，我们才走进了“大哥”的房间，原来这里是一间装修得十分豪华的放映间。
　　

姜文与我握了一把手，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几乎没有一点儿笑脸，就又转过身玩着他手里的两个遥控板，他正在操纵一堆先进的光盘和录像系统。
　　

他一会儿把画面切到一部有名的电影上，一会儿又把画面切到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上。
　　

他转过头来：你们请喝水。
　　

当画面出现他的影片时，他竖起耳朵听喇叭里传出的音响：锉刀的声音、拉抽屉的声音、玻璃窗被打碎的声音。
　　

我听很多人说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影片。我在上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剧组集中的第一天晩上，与张艺谋、吕乐、王斌等帮人，半夜1点多出来吃夜宵。
　　

艺谋谈起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喜欢这部电影，首先这部片很激情。
　　

王斌说：我不喜欢。
　　

张艺谋接着又说：的确不错，姜文很懂戏，在一些镜头的处理上，往往很多老导演也难以控制。另一点，这部片子拍得很有个性，激情和个性是很重要的。
　　

姜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开始和我们静下来交谈。他首先看了我带去的一些《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和一些我的肖像作品。
　　

他一边看一边评论：保田的造型不错，李雪健也挺好。而对巩俐这位《红高粱》里的老搭档，姜文则只字未提。在看过我的肖像作品后，姜文说了一堆好听的话，表示以后要一起练练。他说：我这儿刚刚成立这个公司，名字就叫“阳光灿烂制作公司”，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正在准备下部戏的拍摄，一个是“汪精卫”，另一个本子是讲猪的。我们一看表，时间不早了。他说：这几天，我事儿挺多，过些天要去参加香港电影节，你想想找个什么场景，我们来拍照片。他看了我的照片后，认真起来，知道这是在工作，而不是一般性的记者采访，可以瞎应付。
　　

走，上楼去看看，他说。我把机器装满“子弹”，我们在楼上练起来，越拍越疯。姜文说：肖全，你到楼下去，我站在房檐边上。在马路上，我用210mm的长焦看这“小子”，我调动着他前前后后，穿过铁栏杆。姜文十分配合，我俩都挺过瘾的。
　　

姜文有些收不住场了：肖全你再跑一趟，为我们哥儿几个拍一张公司的合影。
　　

两天后我又去了，他们几个“领导干部”专门集中在一起，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在饭桌上，姜文说：待会儿我们全都听摄影师的。
　　

我把他们拉到宽广的三环路上，这几个全是1.80米以上的大汉。我按了一通快门，姜文在人群里一点儿不显示自己，但他往那儿一站，就是特别“抢戏”。我花了十几分钟结束了工作。接下来，我提出要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安排好，让人给我泡上茶，就和我握手告别了。
　　

我独自一人在姜文的放映间里，把音量开得很大。我知道，这是在享受很高级别的待遇。
　　

两个多小时，我眼睛不停地注视着画面，耳朵里传来刺激、逼真的音响。
　　

姜文的确是电影这行里的天才。尽管影片里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可是他的才气、他强烈的冲戏，却无可阻挡地在整部影片中扩张。
　　

作为演员，姜文在国际影坛上风头大出，可他没能拿上一个耀眼的大奖。
　　

作为导演，他却让一个首次上银幕的“小姜文”（夏雨）戴上了“威尼斯影帝”的桂冠。在我看来，姜文是中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有希望的电影导演。

（本文选自肖全著《我们这一代：最初的面孔》，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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