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丨蒋国辉：我在德国的求职之路

Original 蒋国辉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移民德国的时候，我48岁，当时是乌克兰国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语文学系的汉语教授。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一路所向披靡，我经历了无数次的考试：从西南师院到四川外国语学院再到黑龙江大学；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完成了一个煤黑子的蝶变。之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乌克兰，我都在高等院校任教并获得了高级职称，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我在乌克兰国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语文学系比较语言学教研室任教时，是这个教研室的学术中坚人物。人到中年，按常理应该在现有的平台上继续自己的研究，让自己在学术上有更大斩获，同时也可以四平八稳地慢慢走向职业生涯的尾声，而我却在这个年龄移居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挑战。

与当时有机会移民欧美的所有中国人一样，我处在一种难免的兴奋状态里，未对将要面临的困境作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不过有一点我内心是清楚的——到了德国要很顺利地找到一份工作，虽不能说比登天还难，但是机遇的概率可能要在小数点之后。

只是，这个问题并没让我惶恐不安，因为我们属于“配额移民”，到德国后，除了在一定时期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可以享受德国公民所有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即便找不到工作，国家也将为我们提供住房、医疗保险和按照德国标准的基本生活费用。

有了这样的保障，很多当时来自前苏联的我这个年龄段甚至更年轻的的配额移民，基本上就没有了努力寻找工作的愿望和动力，终生依赖德国的社会保障过日子。德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对于在苏联时代和苏联解体后习惯了物资紧缺日子的移民，除了衣食住行，还能省出每年外出旅游的费用，好多人因此游遍了欧洲，也算过上了小康的生活。

刚到德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还没有找工作的烦恼。因为德国政府不仅接受移民，而且，为了让合法来德国的移民尽快融入德国社会，规定由劳动局负责，组织70岁以下的移民学习德语，期限半年。

学习期间，劳动局在每月的生活费用之外，再提供交通费用和每天的午餐补贴。依照德国政府的“融入”政策，我和其他移民一起，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都前往学习班学习德语。半年下来，相当多的移民连德语的皮毛也没有学到，政府却要求我们找工作了。

一些年轻人在学了半年德语后，确实找到了工作。但是，像我这个年龄或更年长的，对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还是一头雾水。所幸，德国的一些社会组织也兴办了多种多样的德语学习班，作为政府强制学习德语的后期补充，待遇和参加劳动局举办的学习班基本一样。我们这些语言没学好且找工作无门的中年人，就有了一个可延至一年的缓冲。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一直没放弃找工作的努力。

我这种不懈的努力和持续不断的热情，来自对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一路“过关斩将”和后来工作经历的自信；来自对德国高等院校真实状况的一无所知；也来自生平第一次自主找工作时被招聘广告激发出来的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幻想。后来知道，用“痴心妄想”来描述虽然未免太贬低自己，但那一年多锲而不舍的努力确实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在劳动局和其他社会组织举办的德语学习班上，教员的任务不仅是教德语，还要引导移民学生们熟悉德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移民们找工作。我从教员那里得知，学术界的招聘信息都刊登在一份叫做《Die Zeit》的报上，市立图书馆的这份报纸就成了我每周休息日的必读。报纸传递出的信息的确振奋人心。每日起码有两个整版登载着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招聘广告，十天半月还会出现一些大学招聘汉语教授的信息。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是有备而来：第一，我曾经在国内和乌克兰高校任教，有文学博士学位（我还特意请我妹妹在国内把我的各阶段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作了公证，带到德国）；第二，我认为德国大学的汉语教学水平和乌克兰大学的汉语教学水平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凭我在乌克兰的教学水平，在德国的大学里教汉语绝对没有问题。

入籍德国时报纸的报道（右下）

在看起来唾手可得的机会面前，兴奋的我跃跃欲试，请学习班的教员帮助我写了一封德国标准的求职信，附上履历和我曾任职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语文学系比较语言学教研室主任为我写的推荐信，自信满满地寄给了在报纸上刊登招聘汉语教授广告的一所大学。

等待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当年高考，结果却与高考截然相反，当然，拒绝的语气还是比较婉转。虽是当头一棒，可我还是几分天真几分固执地认为——可能是我发出求职信的时间迟了，被别的求职者抢了先。所以，我还陆续投递了十多封同类求职信，结果不言而喻，与第一次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像我这样的“教授职位求职者”所发出的求职信和一切资料，大学方面恐怕基本不看就扔进了废纸篓。婉转的回复不过是官样文章，或者说是职场的惯例。

碰了十数个钉子之后，我才得知在德国大学谋取教授职位，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必须完成并通过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答辩。我连这个基本条件也不能满足，所以，不论我怎样信心充足地评价自己的汉语水平和汉语教学经验，也不可能通过最初的筛选。

平心而论，大学教职屡求屡败的结局，并未让我沮丧到不能自拔。因为到德国大学任教，我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那时的我，德语水平尚不能与德国人作简单的日常交流，又怎能站到大学讲台上给学生讲课？怎能听懂学生的提问并作相应的解答？

德国政府在物质生活上给予移民的福利待遇，和德国人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歧视，但并不能容忍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移民躺在社会福利上混日子。在这个意义上，德意志确实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世界上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日本民族。

能不能找到工作当然不能由求职者说了算，政府也不会帮助求职者找工作。政府的作为就是要求求职者必须积极地找工作。这个“必须”的表现形式，是所有失业且必须求职的人至少每两周向劳动局出示发出的求职信和被拒绝的回复函。劳动局当然也知道被拒是常态。

我向大学递交十数封求职信，除了自己的愿望，其实也包含了对劳动局有个交代的目的。在十多次求职被拒，以及我了解到德国大学任职的基本要素后，知道这条路于我是断掉了，我只能另寻出路。

另寻出路也不是那么简单。

我这个年龄的移民想找一份白领阶层的工作，基本无望，剩下的选择就是各种体力劳动，比如建筑工地、垃圾搬运、护工、快递工，公交司机等等。但在德国，寻求这类工作我也基本不可能有机会。年龄大体力有限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工作都必须经过职业培训，而劳动局不会送我这样的人去参加这一类职业培训。

不知道其他欧洲国家是否同样如此，在德国，劳动局资助职业培训有一个原则：高学历的人不能转行从事低学历或无学历的人能够胜任的初级劳动。我的高学历不能让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也不能让我成为一名普通蓝领劳动者。这样一来，留给我的求职空间就非常狭小了，只有诸如商场搬运工、送报纸、货物清点计量之类勿需职业培训的临时工作可供选择。

而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又规定，领取社会福利的人每月最多只能有额外收入100欧元，多挣的钱要从社会福利中扣除。上述诸种临时工，每月挣钱的最大额度不过300-400欧元，显然不可能摆脱社会福利体系而自立。无路可走的我，看来只好“躺在社会福利上混日子”了。

所有的选择似乎都在“德国特色”中被封杀后，事情却意外地有了转机。

上个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IT行业就像滚雪球式地膨胀，计算机技术人才炙手可热，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抢手货。欧洲国家包括德国都大力引进计算机技术人才，德国国内的计算机技术培训行业也因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资助而欣欣向荣，大量的培训班使得各个层次的待业人员都能够获得培训的机会；IT行业也对这样的职业培训寄予了厚望。

在我参加的培训机构里，每间教室都贴满了德国大大小小与IT技术相关的公司招聘技术人员的广告，给人留下了从这类培训班出来就不愁没有工作机会的强烈印象。

IT行业属于高科技行业，一个奇妙的可以规避德国就业学历限制的行业，高学历者加入不算低就，低学历者通过培训和考核也可以加入并因此成为白领阶层。劳动局对愿意参加培训的人一律开绿灯，只要参加者能够通过培训机构的入学测试。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另类而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尽管眼前好像已经无路可走，我依然不想成为一个躺在社会福利上混日子的寄生虫；也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自食其力受到尊重的社会地位，和摆脱我在国内以及乌克兰都绝无可能碰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此时的我虽然跨入了半百的门槛，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报名加入了IT行业准从业人员的培训大军，开始了本应在二三十岁就完成的职业培训。

作者和当年煤矿的朋友在法兰克福合影

当时我的电脑知识，仅限于几年前给儿子买的那台在那个年代还算配置比较高的电脑(386中央处理器，16M内存，1.3G硬盘——那个时候说有1个G的硬盘，和现在说有1个T的硬盘感觉相似——，加上最早的WIN95操作系统)终端用户水平，现在叫“菜鸟”。或许是无知者无畏，我对这个与我从大学本科到博士所涉及的知识风马牛不相及的转行职业培训，倒是满怀信心的。

然而，开始培训的第一天，我就傻眼了。虽然事前把各种困难反复估量过，却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语言障碍。以我在劳动局的德语学习班学了半年、后来又在另一个学习班学了几个月的德语水平，除了一些简单的词语，基本上听不懂教员讲的任何内容。

我所在的培训班，学员一大半是德国人，另外一小半有移民背景的学员也都在德国生活了好几年，德语日常交流已经没有问题。我是唯一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学员。这样，横在我面前如山的障碍便首先不是能不能够学懂计算机技术，而是能不能听懂教员讲的什么了。

困境中的我还不可能得到任何相关的帮助。这里是计算机技术培训，不是德语学习班，教员的任务是传授技术，学员能不能听懂德语与他无关，他不会因为个别有语言障碍的学员而放慢教学进度，更不会“发善心”为这样的学员单独补课。

职业培训也不是师傅带徒弟“手把手”地传授技能，教员只负责把他应该讲授的东西讲清楚，并且解答学生提出的和教授内容相关问题就OK，还没有教学效果、绩效评分、末位淘汰之类的问题需要考虑。

专业技术问题，教员们倒是不厌其烦有问必答。问题是我的德语水平还不能把自己的问题用德语通顺连贯地表述出来，更何况我坐在教室里听教员授课，和听天书没什么区别，唯一能够提出的是一个不可能有答案问题——德语我都听不懂怎么办？

至今还记得一个细节。教授Windows 95的那个教员也是来自前苏联的移民，他在德国生活了多少年不清楚，但他可以成为德国的职业培训教员，流利地用德语授课，足见他的德语相当不错。得知他的母语也是俄语，暗自兴奋，终于可以用我能流利表达的语言向教员提问了。

一次课间休息，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问的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位教员身上那种在德国环境中多年熏陶都未能消除的俄国人的粗鲁天性和他的蔑视带给我的尴尬，却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他还没等我说完，就乜斜了我一眼，话里话外全是不屑：你还是等稍微有一点概念再来提问吧。

听不懂授课是一大困境，课堂练习又是一大困境。

课堂练习是学员在学习中唯一的实际操作机会，而我只有沮丧的体验。每次我把题目看懂再动手操作时，大部分学员已经完成了操作，教员开始评讲并进入下一个题目。我手忙脚乱，又要赶做前一个题目，又要听下一个题目的内容和教员的讲解，结果是两头落空。

在这个几乎是“致命”的困境面前，我不能坐以待毙。还是笨鸟先飞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吃饭和休息的那一个小时，别人都出去放松了，我留在教室里补做课堂上没有完成的操作。好在在德国的午饭特别简单，几片面包夹上香肠和一点生菜，边吃边操作，还没有洗碗的麻烦，一个小时可以被最大限度地利用。

不知道其他移民在这样的困境面前会不会锲而不舍一如既往地坚持，我是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其实，放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一方面，需要跟劳动局解释清楚为什么放弃。劳动局是为我支付了培训单位费用的，如果我放弃，培训单位将视作是我自动终止合同，因而不退还劳动局支付的培训费用。这样，我不仅要赔偿劳动局我当时根本拿不出来的培训费用，而且还会因为一次放弃，从此再难得到培训的机会。

另一方面，如果放弃了我又能做什么？由于年龄、语言障碍以及德国在择业就业方面的种种规定，还可能有什么适合我的职业培训或工作岗位呢？所幸，我在过往经历的一切苦难——大饥荒、文革乱象、上山下乡、当纤夫、在煤矿当煤黑子——中，养成的坚韧顽强不屈不挠，都已深入骨髓，而今面对的这些困境，在那些吃不饱饭性命堪虞的苦难面前就成了小菜一碟，不过是需要比别人多下几倍的功夫而已，更何况衣食无忧。最坏的结果就是培训完了什么也没学到，继续领取社会福利，然后漫无目的地寄求职信并等待被拒绝……

仔细掂量摒弃一切焦虑浮躁后我静下心来，事情反而变得简单明了了，其实还是中国老话说的那样，勤能补拙。对于我这样连最起码的计算机知识都阙如的人，当然不可能像我那些德国年轻同学一样，轻轻松松地完成职业培训。课堂上基本听不懂，剩下的笨办法就是死啃教材。

作者和妻子在珠海

十个月的培训，从word和excel的操作技术开始，培训班讲授了Windows 95, Windows NT操作系统, Unix操作系统，Novell网络安全技术，SQL数据库管理和编程，Oracle数据库管理和编程。按说，除了word 和excel，要学好其他每项技术而成为基本合格的系统管理员或者程序员，把10个月的时间都用在其中任何一项，也不算多。

当时，为了满足飞速发展的IT行业对从业人员的需求，同时各个培训机构也为了展示自己的培训能力，大多采用了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每月一个新课题。一个月的时间，教员能够讲解的东西有限，于是就发一大堆教材给学员，让学员在课堂以外自己用功。严谨的德国人在印发教材这件事上确实一点不含糊，十个月下来，印发的教材摞起来有半米多高。

别的学员怎么对付这些教材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从来没有如今的网络热词“脑洞大开”所描述的那种情形出现，我依靠的是坚韧不拔和埋头苦干，十个月300余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完了半米高的教材。还好，我的德语虽然听说不行，阅读还能过得去，而且，除了计算机术语，这些教材德语文本本身不是很难。

在这十个月里，我成了一部阅读机器。每天从家里到培训班往返的公交车上，培训课的课间休息时间，周末乘车外出采购生活物资，我都捧着计算机教材，阅读阅读，阅读成了我生活中跟吃饭睡觉一样不可或缺的部分。每天晚饭后到睡觉前的几个小时，是最为重要的阅读时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分心的事，电视基本上看不懂，家里还没有互联网，手机和平板电脑也都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完全能做到心无旁骛。

当然，我能做到的除了阅读还是阅读，因为在家里没有任何实践的机会。我家里那台电脑，除了学习word 和excel的时候可以实际操作一下，其他的电脑技术在我这里全都是纸上谈兵，算不上真正的技术学习。后来的工作实践也证明，我在培训班上学到的计算机知识，的确仅仅是纸上谈兵。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拿到了一纸培训结业证作为后来求职的敲门砖。

不过，也可能得益于文科出身的阅读能力和背功，我死啃教材纸上谈兵也不是没有一点效果。在培训班，每学完一个课题，都有一次结业考试，考一些理论知识或案例分析。试题都是可以从教材中读到的内容，基本上与计算机实际操作无关。

所以，虽然上课基本听不懂教员的讲解，考试我还大致能够应付。两三次考试下来，我的成绩居然在学员的前五名之内。这样一来，那些同样具有移民背景、此前并不和我交道的学员，对我有点刮目相看了。

好些来自前苏联的移民，之前都不过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到德国后估计也不愿意从事重体力劳动，想趁IT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搭上跨入白领阶层的班车。但是，学习这个过程不是他们的强项，以他们知识水平和德语水平，我估计在课堂上也没能听懂多少，课外教材可能也被弃之如敝履，结果，考试就成了令他们头疼的问题，如果成绩太差，今后求职的那块敲门砖就没什么分量。对于真正希望寻求一份IT行业工作的人来说，考试绝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事。

在德国，考场管理似乎不像中国那么森严壁垒，考试的时候学员可以自由就坐。记不得从哪一次考试开始，这些同学就在我的前后左右围坐成一圈，从我的试卷上抄袭“标准答案”。我不知道是德国人没有考场作弊的概念；还是德国对人诚信的信任，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包括考场；抑或是培训机构为了彰显自己的培训成果，有意放松监督？监考的教员稳坐钓鱼台，要么看书要么摆弄电脑，决不离开讲台半步，对学员的作弊行为完全视而不见。

有几次，几个班的学员合班考试，其他班的一些移民学员来得早，占据了我周围的几个座位。我们班的学员来了后，理所当然地请占据了他们位置的外班学员离开，还说：Jiang是我们的大脑，你们不可以占据我们的座位。其实，这个“大脑”里装着什么货，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培训接近尾声的时候，培训公司由微软授权（有实力开办计算机技术培训的机构，都有微软授权的这个资格），组织了一次Windows NT技术资格认证考试。据说，这次考试非常重要，开考的前几天班里乃至整个培训公司的气氛都很凝重。

公司方面当然希望能有较多的学员通过考试，这是提高培训公司声望的重头戏，尽管很多学员的素质并不能满足培训公司的这个愿望；学员方面则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考试获得微软的NT技术资格认证，当时在IT行业求职，这个资格认证是重中之重的砝码。

考量自己近10个月的学习状况，我对通过这个考试一点信心也没有，要知道这是微软公司在全世界通用的考试，不是培训公司自己出题和制定评判标准的考试。尽管获得资格认证的前景很诱人，得知消息后我却没打算参加，因为培训公司告知这场考试遵循自愿的原则。

那时，IT行业不断发酵膨胀的泡沫已经初露破裂端倪，听不少人议论，在德国超过45岁，一般的公司就不愿意录用了，所以培训结业后的前景并不如之前期望的那么美好，我学习的动力也因此渐渐趋向消退。可是后来——也许也是劳动局的要求，培训公司改变了自愿原则，考试被弄成了强制性的，我便只能振作起来应付。

除了正常上课外，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好像是两周。两周内我是怎样备考，怎样进考场，试题和我的答案是什么，一切都在最后结局的巨大冲击波中了无痕迹，如今只清晰地记得，那场考试的结果出乎所有人——培训公司全体员工、教员和同班的学员——的意料，我成了之前无人看好却意外奔腾而出的“一匹黑马”。我们这个班50来个学员，通过了考试的只有三个德国小伙子和我这个50岁的中国人。

微软资格认证书

其实，除了得到一张资格认证书，整个计算机技术培训和所有的考试（包括最为重要的资格认证考试），后来都被证明不过是纸上谈兵，起码对我是货真价实的纸上谈兵。开始工作后我慢慢明白，真正掌握计算机技术，对于一个系统管理人员来说，并不是在理论上能够把计算机系统说得头头是道，而是在实际中遇到故障时能够快速判断，准确地找到故障的症结所在，并且手到症除。在这个意义上，进入IT行业工作才是我学习计算机技术真正的开始。

幸运的是，在IT行业已经不算景气的时候，我这个年龄偏大又是半路出家的移民，拿着一张微软资格认证书和培训结业证，被一家跨国电信公司录用，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至此，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二次蝶变——从文学博士到微软系统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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