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丨何维凌侧写：他有一颗动荡不羁的灵魂
老编注：本期致敬的主人公何维凌先生，是一个百度百科不录的昔时风云人物。他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同班同学；他在文革中成立“共产青年学会”，被打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他与邓英淘、陈一谘、王岐山、李湘鲁等，集聚了一大批投身改革事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参与编辑《走向未来》丛书等新启蒙运动。他曾经是一个蟾宫里折挂、章京上行走的通天角色，也是一个失意落魄、命丧异乡的悲剧人物……本号选编两位女士对何维凌的片段回忆，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潘婧
潘婧，女，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于同年赴河北白洋淀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现任作家出版社编辑。北京作家，出版长篇处女作《抒情年代》。
我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山》（1984年3月），曾以何维凌为原型，那时他还活着。至今想到他已不在人世，总有不真实的感觉。
何维凌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具有天赋才华的人，如果他生在良好的、适宜的人文环境里，他可能会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在那个短篇中，我写了一个有激情、有才华的青年，他的激情具有某种原始的粗糙与天真的性质，而最终为媚俗的野心所腐蚀。那篇小说并不成功，以短篇的篇幅容纳中篇的内容，结果草草了事。我没有拿来给他看。不过我想即使他看了，也不至于生气，只要有所功成名就，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1969年的12月，我与R回到北京。像候鸟一样，冬天我们总是回北京过，白洋淀的冬天能把心冻得像冰一样硬。那几年，当局视我们这些知青如洪水猛兽，派出所和居委会经常在深夜以查户口为名驱赶返城知青，有时，不得已在衣柜中藏身。为了不给父母惹麻烦，我们带着一些衣物和书籍住进北大的学生宿舍。
当时，大部分的大学生已分配工作离校，留下来的只有低年级的学生，或是些有“问题”的人。何维凌、胡定国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王彦已离开劳改队。宿舍楼里有很多空房间，我们冒充生物系的女生；毕竟是生面孔，每次进楼，总要受到盘询，大概就是在那会儿练就了面不改色地撒谎。
是Y介绍我们认识了他的三个“共产青年”的伙伴，Y神秘兮兮地吹嘘他的一个朋友如何是个天才；当我和R第一次见到何维凌时，不免有些失望，这位“天才”有一张上海人的没有棱角，却有些滑稽相的脸，而那时的我们以为天才应该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有着智慧的额头和深刻的皱纹。不过只要听他侃侃而谈，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他的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与同时的我们相比）令我们肃然起敬。以后他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学问成为他若干年后从政和经商的点缀。
插队意味着失学，这是令我最为痛苦的事情，也是引起我青年时代那种茫然的仇恨的原因。那时我以为再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这反而促使我更加贪婪地读书。我懵懵懂懂地读了一点哲学，R想学高等数学；既然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周围又有几个学理工的“修正主义的苗子”，为什么不学呢；我们请维凌当老师，为我们讲授微积分，并要求他“把数学与哲学联系起来”。
红领巾时期的何维凌
何维凌讲课如同他的谈话一样，条理清晰，引人入胜；而我们也是认真刻苦的学生，晚上做习题一直到深夜；我记得我曾在笔记本记下“零是纯质”之类的话，被王彦嘲笑为“何维凌语录”。我们在十天的时间里囫囵吞枣地学完了微积分，至今已印象全无。空闲的时间，去未名湖畔散步，听维凌侃尼采的《扎拉查斯特拉如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人在年轻的时候易于接受一些浪漫、肤浅的东西，喜欢作非此即彼的判断；我厌恶妥氏的受虐狂的倾向，认为尼采只有自卑心理，而无公正原则；我不能理解，当思想和情感深入到极致，反而会呈模糊状态。那时维凌显然比我们成熟。有时也会激烈的争论，虽然我们是中学生，但已可以用黄皮书中更为现代的信息在辩论中抗衡。
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笔记，自已为自已强行安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也会引起莫名的、快乐而辛酸的震颤——对于已经在农村用柴锅烧饭的我们，这就像一个刚刚逝去的梦。
1978年，将近30岁，我考上了大学，发现我已不适于做学生，不愿意聆听教导，也不愿意住拥挤的集体宿舍。年华与经历错位。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只有那短短的40天，1969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的40天，空旷寂静的校园，残破的标语——潮水过后的荒凉的海滩，短暂的空白，这是那些年我惟一的求学机会。
我并没有如Y那样，认为维凌是个天才，但就当时的水准而言他称得上通才。他的古诗写得典雅流畅，R曾与他和诗作答。我认为R崇拜他，可并不爱他。他的外表或许妨碍了内心的欲求，他青年时代的情感生活始终是不运气的。后来关系逐渐疏远，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始终没有加入他的小圈子，因为在本质上我们不是一类人。那时他的“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却已决心在未来参与政治，改造社会；他必须处于社会的中心，而我宁愿站在社会的边缘。那时，尽管对他是敬佩的，但已本能地不喜欢他的小圈子中那种毫无保留，不分彼此，没有个人隐私的人际关系。
我已不记得那篇“共产青年学社”的宣言究竟写了些什么，住在北大的那些天，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生活原则颇令我们既新奇又疑惑，看来牢狱之灾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信仰。作为待分配的学生，学校发给为数不多的生活费，加之每人从各自的家庭得到的钱，不分多少，统一按需分配，那时王彦已有了女朋友，一个名字叫琪的有几分姿色的上海姑娘，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也与他们共同生活，他们的钱似乎就由琪总管。
当时王与琪还没有结婚，最初我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公开同居，R偶然发现这件事，惊讶得立刻跑来告诉我。我们是一直在被戏称为“修道院”的女校的的氛围中长大的，从未如此直观地面对性的问题，总以为这是粗鄙的。
他们的这种“共产”的生活方式令我们困惑不解，我本能地认为这是不自然的，我与R从来没有为钱发生过龃龉，但我们实行对等原则，并喜欢来去分明。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在试图使日常生活崇高化；22年前流行的观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加之年轻时的幼稚，使我们没有足够的批判能力；最初，我以为他们是高尚的，而我们是俗气的；但很快地，我们觉察到这种崇高的虚妄。
大学时期的何维凌
问题出在琪。女人看女人，真是敏锐刻薄。一开始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三位有理想，有追求的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竟会与一个来自上海棚户区的俗里俗气的小女人搅在一起。尽管琪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柔而明理，在同性看来，她的俗气也是一望而知的；王彦爱上她的时候，必定以为她是个身世坎坷，一无所有的灰姑娘；初恋的青年，往往把幻象与实在搅在一起，加上欲望所燃起的激情，不可能看清对象；而这位灰姑娘却以小市民的精明，一点点地把王彦这个热情而慷慨的北方汉子的钱抓到手。
何维凌的小圈子的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对她这个身无分文的人来说是太适合不过了。直到他们离校，有了各自的工作，天涯各方，而王与琪已结婚，何、胡二人仍旧依照均等原则给琪钱；琪没有像我与R那样去插队，她出身贫寒，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绝不肯再堕落入另一种辛劳的生活；她心安理得地寄生于三个热血青年的既天真又做作的高尚原则上，如同健康肌体上的癌瘤。
这样的情势大约持续了一两年。在北京再见到琪时，她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腕上银光闪闪的上海全钢表，这是她积攒下何、胡寄给她的钱买的；共产青年向往崇高的精神，化为一个庸俗女人的虚荣的战利品。
这件事情具有讽刺的、象征的意味，它形象地表达了实践非理性的乌托邦的现实结果，一个必然是滑稽的，或者可悲的结果。乌托邦是无法实践的。对于二十年前的一个青年人，“文革”即发轫于一个虚妄的理想，最终留给我们的，多为沉重的教训。
以后的两年，我们断断续续地见过面。1970年，我一个人在白洋淀，生活艰苦，精神寂寞，便给何维凌写了一封信，其时他在江西干校劳动。这是我保留至今的惟一的一封维凌的信，他把我的姓拼错了，以至有很长时间王彦叫我“小偏”。多亏这封信，再现了青春年代的热情与真诚的状态，否则我真忘记了何维凌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忘记了我们之间还有过一段坦诚而亲切的友谊。
在热情的激荡下，即使是野心也显得崇高。他在信中谈到友谊、信仰，谈到他成长的过程，有一种坦诚的真实。现实的无可指望的窘迫，反而使生活洋溢着精神的光辉。而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境况的改变，或淡忘，或崩溃；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变化。对于何维凌，只有百折不挠的信心和意志才是他的本色。
1973年以后，我们完全断了联系。十年以后我再见到何维凌，他已是一个身材发胖、志得意满的中年男子。住在有地位的岳母家，在当时的政坛上攫取了某种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关于他的婚姻，有过一些有趣的传闻，据说何维凌曾有一位写诗的女友，这位女友认识他后来的岳母；她把在当时传抄的诗拿给那位有教养的、阅尽沧桑的老妇人看，老妇人拣出几首维凌的诗，说，只有这个人的诗好，你带他来见我。于是他就成为她的女婿。至于说到爱情，他的婚姻显然是不成功的，不得不以离异告终。
何维凌与邓英淘合作，从翻译到编著的《经济控制论》
1983年，他在二十二楼他岳母的宽敞的客厅请我吃饭，他告诉我，由于言辞不慎，在政治上又狠狠地跌了一跤；不过他并没有灰心，他从来没有灰心过。他以为虽然是 “栽”，但是栽得有“层次”。我试图与他谈谈过去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明显地感到他的停滞；我不知道是由于个人才能的局限，还是因为另有追求所致。官运不佳，他出国作访问学者。积攒了一些钱和关系，又回国经商。
我搞不清他究竟做的什么国际生意，在我的熟人中，他算得上富翁，不过远不如他贫穷时的慷慨大方。他不安于本分，总要涉足政局，以致又出过一些事，他的在“文革”中刺激起的欲望和抱负似乎永远难以平复；“经几番风霜雪雨，却无缘高皇帝阶前。”这是王彦对他不无揶揄的惋惜。
离婚之后，他喜欢上他岳母家的安徽小保姆，一个身材性感，肤色黝黑，有着非洲人脸相的18岁的姑娘。朋友之中颇有微词，对此维凌挑战式地解释说：“我就是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就是要彻底打破世俗的等级。”但我不以为这是一个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这其中没有美感可言；其背景是情感的不幸与人性的悲哀。
他的统治欲望和性格中暴虐倾向使他在情感生活中屡遭失败，以致他最终找了一个完全不可能与他对抗的人。他把她打扮得珠光宝气，试图以此提高她的层次，她为了讨他喜欢，也总是浓妆艳抹，在高级饭店的电梯上被误认为“鸡”。
1991年他与她正式结婚，并带她出国，谈生意兼作新婚旅游，因车祸双双堕入墨西哥的深谷中。
他动荡不羁的灵魂是否得到安息？
摘选在作者《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
原刊《中国作家》1994年第6期
李榕人物回忆系列之一：
我与何维凌的一面之缘
李榕
完全是偶然，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17 年前（1994年）一位潘婧女士写的回忆文章， 其中一部分写何维凌。 何维凌1991年在墨西哥去世，至今年正好20周年。
我与何只有一面之缘。1986年， 何维凌到Johns Hopkins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访问学者，到中国使馆教育处报到，正好是我母亲接待他。聊天间知道他与我当时的男朋友是同事。于是我寒假到华盛顿看父母时，妈妈就把何维凌找来了。很凑巧，那几天另一位来找我母亲办事的Kentucky 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长吴方城是何维凌当年北大的同届同学，两人在北大时就相熟。
一直聊到天黑，我们才意犹未尽的送何维凌离开使馆，并约好次日一同游华盛顿。
李榕与何维凌的合影
第二天一早，吴方城先来使馆接我，再一同去接何维凌。我们开车来到他的住地，才发现他竟住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室。屋内十分凌乱。我记得我还开了句玩笑：你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啊。 桌子上放着两个镜框，一个里面是何的一对儿女， 另一个里面是一张年轻女孩子的照片。何介绍说，这是他的女朋友，是个原在他家做保姆的安徽姑娘。我们都很惊讶。那照片中姑娘的模样没有让我感觉很漂亮。现在则完全没有印象了。
正像潘文中所感叹的“他的外表或许妨碍了内心的欲求。”
如果一个女人除了漂亮，还有点能干，有点思想还有点个性，那这个女人大约不会见容于个性强势的男人。 男人会觉得她太难驾驭，太累。
吴方城开车带我们在白宫一带（Mall） 游览时，何维凌突然问我，“你对华盛顿印象如何？”我顺口回答，“很大气，很漂亮啊。”
我还记得吴方城提到，当年在北大上物理大课时， 老师叫邓朴方起来回答问题， 邓答不上来，尴在那儿。“何维凌！” 一个小个子腾地跳起来，对答如流。
饭后走出餐厅已是华灯初上，华盛顿冬天的晚上别有一种安详的气氛。我们三人在宁静的街道上散步着走回使馆。何提到他正在筹办一个“康华国际中小企业公司”，我马上说：我也参加你这个计划吧。“好！你先读完学位，毕业后到我这儿来！”
我寒假回学校后，何维凌曾几次打电话来聊天。大约是1988年底，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时，他还告诉我他马上要去墨西哥，然后回国。那应是最后一次听他滔滔不绝的说话。
两年多以后，我毕业了，何维凌因为1989年的事件被关起来了。后来听说被放出来，1991年和新婚太太又去了墨西哥，并永远留在那儿了，至今已二十年。 何维凌英年谢世，让人唏嘘。
最先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朱嘉明先生。他在我的answer machine 里留言， 只有五个字：“何维凌死了”。我下班回来听到留言，怔怔地呆了好半天。至半夜，朱先生又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念给我听他为何维凌写的悼文。我还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 “他不是常规的大人物，可是无疑，他是个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令人难忘的人。” 后来我在《中国时报周刊》上看到了这篇悼文。
与何维凌短暂的相处和交往，今天回想起来， 给我总的感觉他虽极热衷政治，虽也家国情怀， 但本质上不脱书生气质。才华横溢，但缺乏政治家的城府。 一介书生耳！
2011.12
图文选自李榕博客“读书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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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