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严向群：下笔掂量“取舍”，人生哪有“满月”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78级贸易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进入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7年退休。

原题

“一考定终身”新解

作者：严向群

我要写的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可不会像许多人那样去“感恩” 某“大人”(其中原委已在“新三届”《我从北京东城挂面厂考入大学》一文中详述);况且这一次高考我以落选告终，说它“定”我终身，子虚乌有。选择这个标题，另有新解 。

在 1977 年高考的所有考题中，我感觉最难的，反而是考前我最自信满满的作文，是那道我会铭记终身的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当我看到这个作文题，完全懵圈——在过往并不系统的作文训练中，老师从未出过类似的题目，更没有讲解过面对这样“大” 的题目，怎么去审题，去构思。网上已经搜不到那份于我刻骨铭心的考卷，找到的山东省这份同年考卷，相比之下，作文题的难度真可谓云泥之别。

在我过往的语文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北京 61中的王鸿文老师， 关于对他的描述详见于“新三届”《革命时代的中学生与男女界限》 一文。他那时候为我们出的作文题，以“小”见长，比如检验刻画人物能力的《他是谁》，比如考察记叙文写作基础的《学工中的一件小事》......我那时候的作文几乎是篇篇得“优”，被王老师拿来在全班“讲评”。回过头来看，这种偏颇也是一种教育的缺失。

在我铆足力气想要写好这篇关乎“命运”的作文、面对考题又一筹莫展的纠结中，居然腹稿空空，去另一张纸上打起我以往最不屑的草稿来。最后是监考老师看我试卷上一直空空如也，过来提醒我考试的时间不多了，我才慌不择词地完成了那篇作文。虽然这篇作文不是我最终落选的原因(详见“新三届”《我从北京东城挂面厂考入大学》)，但是当年的挫败感是前所未有的—— 同住一院的报社总编和名校校长考前看过我以前的作文后，都说我作文没问题、自己也难免飘飘然，结果语文一科的分数却最低。

人在受到外界强刺激后，常常会在过度自信和不自信之间跳跃。在当年没有公布分数线、政审背靠背、落选原因不明的情况下，我对自己的作文能力产生了颠覆性的怀疑，母亲也为此请来了北京44中的优秀语文老师黄世衡，为我补课。

黄老师给我出了多少个题目让我限时作文，已经记不清楚了，可那是对我文字训练强度最高的半年，而且是在黄老师有意为之的不断质否定、质疑声中度过的;虽然 1978 年的高考是全国统考， 根本没有命题作文，事后连黄老师都慨叹我如果把备考的时间多分配给其他的科目，总分肯定会高不少，可那半年的文字训练和黄老师的1977年高考作文“标准答案”的“解谜”，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极大，说“定”终身也不为过。

黄老师参加了1977年北京高考的阅卷工作，他说北京教育局发给阅卷老师的作文评判标准很简单:考察考生文章选材的“取舍”能力，文字要求“平实”。针对文革中假大空的文风提出文字“平实”的要求，情理之中;而这“取舍能力”于我这样教育严重缺失的考生来说，实在是要求过高了。据说北京 77 届考生中“老三届”考得尤其好，一个考生的作文开篇是这么写的：“考场，久违了......” 这种有备而来、几乎什么命题都能以此开篇的作文，自然大为加分。

黄老师的“标准答案”让我豁然开朗，不仅让我明确了自己的教育缺失之所在，而且可以推及现在说的“三观”，人生无处不在的“取舍”，实在是一篇要用一生来写作的“大”作文。黄老师在我上大学前的临别赠言，至今仍然萦绕在我耳际:“文科大学生更要关注 人生......”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我碰到了太多的“取舍”，就更加怀念那个面容消瘦、指间总是夹着一根香烟、说话满是川普口音的黄老师。网上他的学生说他早已驾鹤西去，让我哀思无尽，我想肯定和他抽烟太多有关。在2021年这个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也借此文怀念1937年出生、卒年不详的黄老师。

感谢互联网，不仅让我找到了黄老师的照片，还让我知道了黄老师的生平和他原来还是个多产作家——四川宜宾人，195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学院，1961年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北京第四十四中学语文教员，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校园文学》 杂志主编。1952 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不平静的校园》《生活不相信祝福》故事集《小歌手的烦恼》杂文集《自学漫谈》中短篇小说集《窗花》《黑窗帘》《中断的足音——黄世衡获奖小说选》《小屋里面有险情》《不是悲秋》等。散文《画地图》获《中国教育报》征文一等奖，中篇小说《受歧视的孩子》获1989年中国新时期优秀少儿读物奖二等奖，短篇小说《奶奶，我爱你》获首届东方少年文学奖一等奖，《生活不相信祝福》(《中国当代少年小说》丛书之一 ) 获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

不难看出，母亲和黄老师很早相识，肯定是源于母亲在《中国少年报》工作和黄老师对儿童文学的热爱。现在他们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会不会在那边约稿、谈稿，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呢。

言归“取舍”。

其实在高考前选文理科，我就面临着一次“取舍”。当年的社会氛围是“科技现代化”被宣传得轰轰烈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度盛行，选择理工科是大势所趋;更有深思熟虑的发小提醒我:选文科以后会有“政治风 险”......而我在小学就开始的“偏科”让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科，冥冥之中竟然与后来才知道的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不谋而合，让我至今想来都感到庆幸。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马上就面临着“取舍”的问题。虽然面对着“山西财经学院”的红色印章我一时懵圈——我没有报、北京的招生简章上也没有这个学校;虽然工厂的厂长以不屑的口吻说:“你如果不愿意去，我们工厂还是很欢迎你的。山西那地方......”我却不假思索地“舍”了被很多人视为千金难买的北京户口，“取”了我朝思暮想的读书机遇。

进入荒废了十年的大学，面对着百废待兴的教学体系，我再次面临着“取舍”。诸多专业课用的都是文革前的教材，经济体制又面临着重大改革，该怎样“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我专门去请教了经济学家苏星，他一言以蔽之:“四年时间能把《资本论》和英语学好就很不错了......”虽然按照他说的去身体力行也没能达到“学好”的目的，但是大家的“取舍”观让我还是受益匪浅。

母亲退休前主编《少年科学画报》，编辑部里有个漫画家叫瘐东海，说话风趣幽默 , 虽然是长辈， 和我聊天却没有代沟。有一次不知怎么聊起另一个漫画作者的插图，瘐东海颇有点“老前辈” 的口气：“他画的时间还是太短了，画面里什么都不想落下，时间长了就好了......”

我定睛去看那作者的插图，还真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

再看瘐东海的一个连环画封面，虽然画面也很“满”，但是主次分明，一看就知道想“说”什么。这就是漫画艺术的特有魅力吧。“取舍”能力真可谓一把标尺，漫画家的水平立判高下。特别是那些只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特征的漫画家，比如丁午，他在干校几笔就把一个大下巴的厨师描绘得栩栩如生，那“取舍”让我钦佩不已。

大学毕业后，一心想搞科研，调到了旅游研究所。开始一段还是醉心于理论研究，埋头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托人转到社科院经济所给那里的研究员看，人家很客气地说了句:这属于经济哲学的范畴......这句话让我猛醒——我的选择是太不接地气了，后请苏星写了幅对联:“道向虚中得，文从实处攻”，该是标志我新的“取舍”，专心去旅游第一线调研、写实证性的论文了。

在研究所期间，恰逢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举国关注的热潮，“聂棋圣”的无限风光，把我卷入这项在大学期间被自己认为是“玩物丧志”的活动之中。特别是看了马晓春那本《围棋三十六计》，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那“取势”“弃子”而最终可以决定的胜负，该是围棋艺术中精髓，“取舍”再次跃然纸上，让我从新的视角感悟人生。

从研究所调入旅行社后，于我更是“文从实处攻”，摄影、画册进入了日常工作。记得刚到旅行社时，看到一本民航的画册，其中介绍微雕的照片是那时还很少见的微距摄影，特写镜头把雕刻者的指纹都拍得清晰可辨。我把这本画册拿给同事看，他说“看来你是喜欢这种剪裁特‘狠’ 的照片了......”这种貌似剪裁后的效果，其实是拍摄者在构图时就已经想到了，这和漫画家家在构思中使用“取舍”这把利器是一个道理。

漫画也好，摄影也罢，“取舍”作为视觉艺术不可或缺的审美法则，让我在实践中感悟颇多。我放在个人风光摄影专辑的第一张片子，图注是:“减法—青藏线，1997年8月成行。18日来到昆仑山前，同行者争做加法:白云、雪山、玛尼堆、五彩经幡......甚至还有剪刀手，一起收入镜头。我悄然一旁做减法......”

还 有一张我在2020年和一大群摄影爱好者去本溪，在万千红叶中“取舍”出来的一个“人无我有”的画面，那次的游记中写道:“在漫长的游走中，我忽然灵感附体，拍到一张《你是我的眼》，才略微有了点‘摄影创作’的感觉......”

除了在漫画、摄影这些艺术创作中我看到了“取舍”的巨大魅力，其实在书法这个更加古老的视觉审美艺术中，“取舍”就古已有之了。清代书法家王澍在其《论书剩语》中明确指出了一条创作规律: “凡临古人 , 始在能取 , 继在能舍。能取易 , 能舍难。然不能力取 , 无由得舍”。寥寥数语，把艺术创作的每一个步骤和取舍之间的关系解析得玲珑剔透。有作者借用此文，对照评价清朝书法家吴昌硕所临古人的《石鼓文》，其结论自然是见仁见智，但是起点立意高古，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也是我退休后习字的一个座右铭。

凡事都会有轮回。我小学、中学时懵懵懂懂写出的作文受到了意外的褒奖，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大学考试的第一个作文题让我遇挫不馁，作文的兴趣丝毫不减，从研究所的论文，到境内外的游记;从 1999 年重归干校开始写的系列回忆文章，到给挚爱亲人们写的祭文......洋洋洒洒不绝于笔。

就在我在为自己的洋洋洒洒自鸣得意的时候，另一个堪与黄老师相比的“一字师”闯进了我的生活，这就是漫画“小虎子”的作者沈培先生。他身体力行写的“小段子”，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短”，和黄老师的“取舍”异曲同工。著名漫画家韩羽说沈先生的文章“短得不能再短了(仅数十字)。文虽短，却颇耐人咀嚼。虽三言两语，却是亲历实录，不亦文即史乎。”已故编辑吴鸿说沈先生用“小段子”结集而成的书《孤山一片云—— 沈培琐忆》:“用字吝啬，像他的漫画，酸甜苦辣，几笔就够了。”从漫画到文章，千里姻缘“取舍”牵，艺术就是这样触类旁通。

那时候我正在旅行社做海外专职领队，不时将些旅途中的奇闻逸事说给沈先生听，他说你真该写下来，以后忘了多可惜。就是在他这句话和他“范文”的引领下，我东施效颦地写成了《远山一片云——领队手记》这本书。我在《自序》中写道:“当我一天能写出十篇，再字斟句酌时，其中乐趣， 非语言能形容。”显然这就是“取舍”带来的无穷趣味了。

沈先生在“取舍”方面给我的启迪，并非只限于遣词造句写文章，而且应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在人们看似平淡的琐事中，能够汲取出许多幽默和快乐，放大无数倍后津津乐道。比如我碰到一个天津游客，是这样回答别人“Thank you”的:“伞嘛可右!”沈先生不知为此乐了多少回，反反复复念叨:“这个好，这个好......”甚至提议我的《领队手记》书名改成《伞嘛可右》。这种对生活中无尽幽默的“取”，就像罗丹的那句至理名言:生活中的美是无处不在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正是沿着沈先生的这条思路，我不仅“取”了他“小段子” 的文体，还“取”了他这个人做“模特”，写成并出版了《老培头》这本书。原书名《老培叔》，后被沈先生本人否决:“不如改成《老培头》......”原因就像编辑吴鸿说的:“沈培不让人尊呼他沈老，你跟他礼貌他跟你急。叫他老培头，他就有老还小的天真。”

有“取”就必然有“舍”，老培头的“舍”也是与众不同。他有个漫画家朋友，曾经因为个人私事被周遭同事议论得沸沸扬 扬，压力山大到不愿意去食堂打饭。老培头鼓励他：“你让他们去说，说上三天，他们自己就觉得无聊而闭嘴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舍”，老培头从来就是倒下就睡，经常和衣而眠，一觉到天亮。今年87岁的他，依然如故。他的这种“舍”不就是心理学上讲的：应激状态下，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问题想到极致后，问自己一句：又能怎样呢？

可惜老培头给我讲这个“舍”的故事，是我在旅行社调工作时患得患失乃至患上抑郁症之后了，否则我怎么会那么难走出抑郁的泥沼，失眠长达一年之久呢?(见“新三届”《我是这样陷入抑郁走出泥淖的》)如果不是人生中的这次“走麦城”，我怎么会悟到：“取舍”和“得失” 相辅相成，高明的“取”者，不仅能创作出炫目的视觉艺术和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还能得到无数倍于常人的幽默和快乐；高明的“舍”者，不仅可以明辨艺术创作中的糟粕，也能自觉地排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种种负面情绪，成就自己的人生艺术。

回眸四十多年前那个早已被大多数人淡忘的高考作文题，谁会想到，其中的“取舍” 会伴随我已经走过和即将到来的人生？与其感谢某个人，不如感谢那个特定时代的高考，感谢那道作文题。

严向群阅览室

原载微信公号严师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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