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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郭孟伟：曾经英姿勃发，末了“落荒而逃”
郭孟伟，北京三十一中68届初中生，1969年4月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一师四团二连、机运连、六连、九连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等。1976年3月病退回京，经历待业，做工等，国家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78级），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漫游西北
作者：郭孟伟
1975年是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第六个年头。
经历了1971年913林彪事件以后，知青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被打倒的黑帮、走资派只要“解放”、恢复工作，首先就会把自己的子女安排上学或调离兵团，他们就是大家的榜样。有门路的、有关系的都在想方设法离开，平头百姓家庭和草根知青们如果还死抱着那些革命口号不放，那就是脑袋被驴踢了。
这一年6月，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转变体制划归地方，现役军人将在10月份撤离。连队里人心浮动，打架频发，谁的胳膊根儿硬谁就是老大，“群雄争霸”，都想“拔份”，俨然已是“丛林社会”。我们整个连队（后来叫分场）里已经连一只鸡也没有了，除了被偷的，就是自己杀了吃了，因为不杀就到不了自己肚子里了。
上上下下就是一个“乱”字。
我所在的一师四团九连人最多时有6个排、20多个班、300多人。后来经过历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参军等走了一些，有个别老高中知青被招回城当了老师。四团的包头籍知青全在九连，包钢、二冶等单位先后到九连招走自己的子弟，又走了不少。加上一些先行办理病、困退和逃跑、逾假不归的，到1975年下半年时，连队的知青已经走了小一半。
四团一连女知青使用木制车轮的牛车运送粪肥
四团一连女知青使用木制车轮的牛车运送粪肥
待到1976年开始放开病退，各地知青“大逃亡”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连队最后就只剩下了一个保定知青未能返城。过了些年，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5年夏天，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煎熬了6年多时间的我已经对自己的未来彻底绝望。虽然我已是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3岁的青年人，但面对人生重大抉择，心中难免还是焦虑和忐忑。我那时担任连队团支部宣传委员。当我在黑板报上写下那些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豪言壮语时，心里想的却是怎么尽快逃离，言行确实不一致，但也实属无奈。
对于我来说，只有病退返城一条路。但那时办病退还很艰难，没有符合病退标准的病，如果没点儿道行和路子，想办成病退还要经过不少的关口。我的病退材料都是用各种手段搞来的空白诊断模仿医生字体自己填写的，能有多少成功的可能，谁也不知道。平民百姓的孩子，只能把病退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至于结果，只能在焦虑中等待。
由于办理病退，我和同连队的北京第三批知青小李经常在一起研究、商量，所以在一起行动的时间比较多。小李是北京14中68届的初中生，也是从北京上山下乡，但他父母均在石家庄市工作，他在北京是跟奶奶、姑姑一起生活。他要办病退回北京是归北京市宣武区知青办审批，而当年宣武区知青办是北京市各区中最严苛、最不近人情的知青办。我办病退归西城区知青办审批，相对要好一些。最后我在1976年3月成功办理病退返城，而小李最终回北京不成，只能由家里先托关系转到河北邢台钢铁公司，然后再调到石家庄市工作。
在等待病退审批结果的日子里，我和小李产生了出去走一走，散散心的想法。反正是以去师部医院看病的名义，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也没想出去多长时间。那时内蒙兵团一师医院已与三师医院合并为巴盟农管局医院。知青看病、办病退开证明等都要到临河巴盟农管局医院。
说是出去转转，准确地说，应该是蹭车出去转转，因为确实付不起车票钱，也没有这方面的预算。我们当时的收入，除了吃饭、穿衣再加上探亲什么的，维持自己生存之外基本没什么剩余。个人身上全部货币财产最多也就是几十元钱，这还得是月初发钱的日子，要是到了月末，连这个数也不会有。所以，自打毛主席的批示“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传达以后，知青们蹭车就更普遍了。老人家都发了话，我们自己就先“统筹”了。
四团机运连有时有卡车去海勃湾拉煤，我原来就是机运连的汽车修理工，与司机们都熟悉，所以搭车出行也很方便。1975年的夏天，大约是8月的一天。我与小李一起，早上从四团出发，大约二三百公里的路，乘卡车走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下午4点多才开到海勃湾。那时海勃湾和乌达还是两个地方，相距几十里地，都出产煤，乌达和海勃湾两个地方合并组成乌海市是后来的事。
我的全部行囊只是一只挎包，内装一条毛巾，一个北京慰问团赠送的、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搪瓷水杯，还有牙刷、牙膏和一个铝制的军用水壶，全部货币财产也都在自己身上，不过二三十元吧。粮票也只有内蒙地方粮票，这也给后来在外省市吃饭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原本我们也没想走多远，所以我们也没有做太多的准备。
那时候海勃湾只是一个很破旧的产煤的城市，到处都是黑乎乎的，连路边的地上都是煤末子。我们在街上走了走，也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就来到火车站，准备寻找到合适的车朝宁夏方向走。在火车站台上转悠时，我向一位比我们年纪稍大一点儿的铁路职工打听车次，结果他一说话还是北京口音，一问原来是北京知青，还是35中老初三的，从插队的地方被招工到了铁路上。都是知青，事情就好办多了。他热情地请我们到车站内他工作休息的房间里坐坐，喝水、聊天，我们也直言相告想蹭车出去走走。他对各车次经过、到站的时间都很清楚，我们确定乘夜间路过海渤湾去银川方向的列车。
后来我们告别了这个偶然相遇的知青朋友，继续西行。
半夜里上的车，到石嘴山市正好是早晨，我们下车到石嘴山市里转了转，还看了看集市。那时候石嘴山市也很破旧，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向西走。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蹭车办法，那时候有些盲流，还有去西北、新疆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人，其中还有妇女，都是扒车出行。看到他们扒货车，我们两人也想尝试一下，于是就与这些人混在一起，向他们讨教。
记得我们坐过运木材的和运钢筋的货车，都是敞车，没有顶棚。看到车停在那里，打听好运行方向，就先爬上去，隐藏好，但是车什么时间开，开到什么地方停、停多少时间就由不得你了，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方向对头就行了，当然还要准备点儿干粮放在挎包里。
那时候的火车头都是烧煤的蒸汽机车，前面冒烟，后面吃灰。有时车厢底下还有没扫干净的煤末，一路上风尘仆仆，搞得脸上很脏，连鼻子眼儿里也都是黑的。遇到停车时找机会可以下车洗一洗脸，但也不敢老跑出来，暴露了目标容易被抓住。
坐运钢筋的车箱里其实很危险，万一列车紧急刹车，钢筋发生位移，有可能会伤人。但那时年轻，也不懂得这些，看盲流们上哪个车，我们就上哪个车，但并不与他们在一个车厢里，分散布局也是蹭车常识，可以避免被一网打尽。
一般货车最后一节车厢有一部分是守车，是押运人员呆的地方，我们也多次坐过守车。跟押运人员打声招呼，叫声师傅，一般不会将我们赶下去。那时候铁路秩序较乱，有时一个守车里能有十几个盲流，只要不招惹是非，老实坐车，押运人员只有一个人，也懒得理会这些盲流。
到银川时是否下过车我忘记了，因为返城后尤其是大学毕业工作后我先后多次去过银川，对银川的记忆都混在一起了。我只记得后来从银川一路向西，沿途大部分地方都很荒凉，基本上看不到绿色。尤其是对甘肃省内的火车站名还有印象，什么喜集水、营盘水、长流水，全都跟水有关系，可能是因为甘肃缺水的原故吧。
我们自己也没想到，稀里糊涂就跑出去了一两千里地，一下子杀到了兰州。
兰州是西北较大的工业城市。因为囊中羞涩，我们也不可能去太多的地方玩，甚至连公交车都很少坐。记得我们只是在雁滩公园一带转了转。
到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先要把身上洗一洗，此前，我们只能在火车停车时找有水的地方洗把脸，但身上已经很脏。正好我们发现雁滩公园里有一处露天的游泳池，门票也不贵，好像也就是一两角钱的事。
我们俩人买票进去后，因为没有游泳裤，不能下去游泳，我们就直接奔了淋浴。虽说全是凉水，架不住咱年轻火力壮，先洗掉身上的千里征尘，顺带在淋浴头下把衣服也洗了，幸好没有人制止我们。
然后我们就将湿衣服搭在游泳池边上的铁栏杆上等候晾干，两个人就坐在旁边赤膊晒太阳。西北地区下午的气候又热又干燥，有一个多小时衣服就干了。当时也没感觉太阳很毒，但我们还是小看了兰州的阳光，仅一个多小时，我们两人肩、背部都晒脱了皮。
为了写此篇文章，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兰州市雁滩公园的照片，现在雁滩公园已经是很规范的湿地公园，已全无40多年前的模样。
兰州市雁滩湿地公园
兰州雁滩湿地公园，变化太大了，已基本上找不到近50年前我去过的那个公园的痕迹
清理了个人卫生以后，我们还要去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穷家富路，到了大城市，再穷也得吃顿像样的饭，但我们又碰到了难题，手里只有内蒙粮票，没有甘肃省的粮票。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粮票，有钱也吃不上饭。
我们先是碰到了一个十几岁的讨饭的小男孩儿，我问他有没有甘肃省的粮票，他说没有。没有办法，我们两人硬着头皮到了饭店，记得好像叫雁滩饭店，还是挺大的饭店。那时吃饭先要在柜台排队交钱和粮票，然后等候送餐或自己取餐。面对断粮困境，我们只能放下身段，向在饭店排队买单的人们讨要些粮票。
乞讨也是行当，这在上世纪60、70年代是很普遍的事。过去只是看过别人讨饭，现在是被逼无奈亲自登场。初入此行，全凭随机应变。一般要饭的都应该谦恭一些，我们两人却毫无愧色，一点儿“羞耻”之心都没有，人到“穷”时还讲什么脸面。我们先是正大光明地向人家要求用内蒙古粮票换甘肃粮票，但是人家甘肃人要内蒙古粮票有什么用？
我们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小李还是近一米八高的大个子，倒也不像什么坏人，一看就是知青。看到我们两个非专业乞讨者的落魄窘境，人们还真动了侧隐之心。大家纷纷解囊相助，那时候人心淳厚，有一个小伙子一下就给了我5斤，还问我够不够。我忙说够了，连声道谢。
柳暗花明，燃眉之急迎刃而解，我们手中一下有了一二十斤甘肃省粮票。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我这心里一直记着甘肃人慷慨相助的深情厚意。
要饭的小男孩儿成了我们新的朋友，虽然我们也没什么钱，但吃饭时也让他跟我们一起吃，小孩儿也愿意跟着我们，至少有饭吃了。他地方熟，去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带路。我返回时还邀请他与我一起到内蒙古，但他不愿意，我们只好在兰州火车站告别。
兰州的物价要比北京和巴盟都贵，记得我们在雁滩饭店吃饭，要了一个窝笋炒肉片，价格是1.6元，菜量也不大，肉也不多，这样的消费对于囊中羞涩的我们绝对是咬牙承受。那时候在北京前门烤鸭店吃一只烤鸭才8元钱。
以前没有到过兰州，对兰州也不熟悉。其实兰州也有黄河，还有著名的铁桥等景点。但当时我的地理和旅游知识很欠缺，后来又着急返回，就没有去更多的地方看看。
与我同行的小李心里揣着小九九，人到了兰州后，他又动了转经西安再去石家庄的念头。他办病退回北京比较困难，他和他的家人也有不行就舍弃北京先回河北的考虑，所以他想去石家庄与家人共商大计。
小李连团员都不是，对于超假的顾虑较少，而我正处在办理病退等候审批的关键时刻，不能有任何闪失。本来我也没想出来太长的时间，结果一下子走出这么远，这已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想，所以我不敢再去西安。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我们两人在兰州分手，他去西安，再到石家庄，我按原路返回临河，各奔东西。
与我一同漫游西北的小李在西安大雁塔下留影，在兰州与我分手后他又经西安回到石家庄
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也不敢再耽搁，只能从兰州上车，一路向宁夏、内蒙方向原路返回，整个儿一个穷折腾，光坐车了。还是老办法，有什么车就上什么车，想在哪儿玩就停一下。
再一次进入宁夏以后，我乘的是绿皮客车。列车行进期间，突然在一个地方临时停车。我从车窗向外一看，“哇！黄河！”不远的地方就是黄河。我一直就有到黄河边上去看一看的愿望，这机会绝不能错过。我没有半点儿犹豫，将车窗拉开一点儿，抓起挎包就从车窗口跳到铁路路基上，直奔黄河而去。
以前坐在火车上时也曾看到过黄河，但都距离较远，而且都是一闪而过。其实在临河市和我们师部所在地巴颜高勒市（也叫磴口）的附近也有黄河，巴颜高勒市还有三圣公水利工程。但那时我去临河一般都是探亲等车或经过，最多只是在车站附近走走。到巴颜高勒市一师医院和招待所看病住宿的地方离黄河也挺远的，所以到内蒙兵团六年多，竟然都没去过。找个机会到黄河边看看的念头一直记在我的心里，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我终于站在黄河边上了，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地聆听和瞻仰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在宽约不到百米的河道上，黄色的洪流奔涌向前。由于落差很大，来水方向的河道就是一个坡度挺大的斜面，在斜面前面的河道是一个转弯，，转弯上面就看不到了。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水流顺着地势从高向下倾泄，狂奔的河水冲刷着连一棵树也没有的对岸，对岸的黄土高坡已经被奔腾的流水切成了峭壁一样的断面。在来水方向河道的拐弯处，不时还有巨大的黄土块儿向水中坍落，然后卷入激流。水面上一个旋涡接着一个旋涡，在下面一段河道中间还有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河岸全是黄土，但河水中不知为什么却有礁石？看上去这里的河道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治理，我抓起一块黄土块，向水中扔下去，感到水深不见底。
面对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情景，感受大河奔流、荡涤一切，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气魄，激动、震惊、崇拜之情油然而生。此时，那些人生的烦恼、那些逆境的挫折都已不再重要，只感觉精神为之一振。
可能是邻近铁路不远的关系，在我这一侧河边上紧挨着水面的地方有一些柳树。我沿着河边走到柳树下，看见一个有四五十岁的西北汉子，正在捆扎、整理羊皮筏子。我和他攀谈起来。他说要去银川，就用这羊皮筏子顺流而下，200多里的水路，下午就能到达，我跟他说我也要去银川方向。我仔细地观察这黄河上独有的交通工具，只是用四根比酒瓶略粗一点儿的柳木棍子捆扎成一个木框，中间再横着捆上几根，还有一根略长一点儿的柳木棍子当作撑筏的蒿。在木框下面系着一二十个充了气的用整只羊皮做成的口袋，一个人就能将这简易的羊皮筏子搬到河里。
就凭这么简陋的设备就能降服几百里的惊涛骇浪？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敢相信。
宁夏也是早穿棉、午穿纱的气候，所以老汉出门也带着光板老羊皮袄。老汉收拾完毕，对我说：“一块走哇！上来哇！”他那西北农民特有的因长年风吹日晒而形成的古桐色的脸上露出了挑战似的微笑。
我实在没有勇气体验这从未乘坐过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在这样惊险的激流里。所以只能拒绝了。
老汉跳上羊皮筏子，羊皮筏子一下子就冲了下去。老汉镇定地驾驭着他的“一叶小筏”，魁梧的身体向后稍微躬着，两腿稳稳地站在筏子上，重心靠后，一根长长的柳木棍子握在手中。当羊皮筏子即将撞上礁石的那一刹那间，他用棍子点住一推，羊皮筏子就飞快地闪了过去，我被这惊险的场面惊呆了。
我佩服这个英武的西北汉子，在激流险境中，他却能如此的从容、淡定，在可以摧毁一切的自然力面前，他是征服者。
我目送着那激流撑筏的西北汉子，越来越远，很快就看不到了。
后来，直到多年后的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老汉这样去银川，难道不回来了？要是回来，那羊皮筏子怎么办？这样的流速，逆流而上肯定不可能。羊皮口袋可以放了气，叠起来，捆好背回来。那些柳木棍子难道就扔掉，或者卖掉？要不就是有专门的或者顺便的车带回来？当时我问一问他就好了。
我沿着河道向前走去，在这高原上，大河边，只有我一个人。天地是那么的广阔，后来，我索性脱了个赤膊，将衣服垫在下面，躺在平坦的大沙梁上，让高原那灼热的阳光尽情地抚摸着我。一颗孤独的、剧烈跳动的心与大河奔腾咆哮的旋律融合在一起，那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从早上到下午，我一直流连在黄河边上。直到阳光逐渐向西移去，落日的余晖洒在大河两岸，黄河也变成了古桐色，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黄河边。
当我走回到铁路边，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只顾了看黄河，却没有想到临时停车的地方不是正式的车站，一般也没有火车停靠。用什么办法离开此地，找到有火车站的地方成了大问题。
我正在想辙，却看到不远的铁轨上停着一辆那种能在铁轨上走的铁路工人使用的工程车，上面放着一些工具、设备什么的。我赶紧跑过去与工人师傅们搭话儿，问清了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离最近的中卫县（现在已是地级市）还有30多里地，到了中卫就有火车站了，而且他们这个工程车也要去中卫，真是天助我也。
我向师傅们讲清了情况，要求搭他们的车一起到中卫。那些师傅们都很友善，同意捎我一程，但让我等一会儿，我就坐在车上等着。等到工程车出发以后，由于挺累，我坐在车上竟睡着了。到了中卫，师傅们拍拍我肩膀，才把我叫醒。
这也是本次漫游又一次新的体验，除了坐过客车，运木材的、运钢筋的货车，押运员的守车，这回又坐了一次工程车。
到中卫后天色已稍晚，我在火车站打听到最快到站的火车要到凌晨以后才有。那时中卫只是个县城，我只一个人，又是晚上，也不敢走出去太远。记得离车站不远有个钟楼，是个古建筑，挺破旧的，我在钟楼周边转了转就回到了火车站。西北地区的夏天，夜间在外面呆着也挺冷，我穿的衣服不多，只能呆在车站里休息、候车。
到夜里我才坐上了去银川方向的客车，后来又换过没有棚的货车，拉的是啥也记不得了。快到临河前几站又换了客车，但下车出站沿着铁路向外走时却被临河火车站戴红袖箍的人抓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增加了不少戴红袖箍的人，不过最后人家看我是建设兵团的知青，也没有为难我，把我放了。
那时的临河站还是个县城火车站，站台很短。列车进站，只有车的中间部分下车是站台，列车两头儿下车就是铁路路基，连站台都没有，出入站也跟走城门似的，但这一次不知为啥突然就管理严格多了。出发时我们是从海渤湾市走的，没经过临河。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正好是万里当铁道部长，开始整顿铁路运输秩序，管理上严格了很多，最后还被批判为“右倾翻案风”。
我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但没有参加过大串联，只是上山下乡到内蒙古才第一次乘火车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后来也就是在探亲时往返于内蒙古和北京，都是从临河上火车。西行兰州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漫游，也算是补上了一课。
在告别知青生活以后的岁月里，因工作的关系，我曾到过国内很多地方，我也曾一次次去瞻仰黄河。在青海去过龙羊峡水电站，非常壮观。在兰州去看过黄河上的铁桥、黄河母亲石雕，记得吃饭的餐厅就在黄河边上，流水虽然很急，但河道的落差不大，遗憾的是没能再去雁滩公园看看。
记不清是在甘肃省金川还是在白银市，我去过一个大型国企的疗养院，就建在黄河边上的黄土高坡上。在巴彦高勒市的三圣公水利枢纽，在河南郑州和开封，还有三门峡以及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我都曾专程去看过。尤其是在山西壶口，看到气势磅礴，奔流浩荡的黄河瀑布，那壮观、那气魄，让人心潮澎湃。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还是1975年我20多岁时在宁夏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的落差很大、黄土坍落的原生态的黄河和那个撑羊皮筏子顺流而下去银川的西北汉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中卫。我曾查过地图，我感觉我漫游西北临时下车看黄河的地方好像是沙坡头。沙坡头过去和现在都属于中卫市（当年是中卫县），在腾格里沙漠附近，现在已是国家级沙漠生态自然保护区。但我看相关的资料，只介绍了黄河水从甘肃黑山峡流入中卫，途经沙坡头，拐了270度的大弯，却没有找到关于我看到的那种落差很大的河道的描述。所以到底是不是沙坡头，我也无法确定。
一次说走就走、没有目的地的旅行，自我感觉挺刺激、也很有收获。那么多天都没有在炕上睡过觉，有时只能在车上坐着眯一会儿，有时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对付一觉，但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到累。放飞自我、充满惊喜和新奇的旅程，使我有一种闯荡和行走江湖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人生漫游中，提高了我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挑战逆境的能力，对于认识中国国情，体味世间百态，增加阅历也大有益处。
我们曾经的出行：绿皮火车
人生就是一次没有回头路的漫游，只要经历过的，都是我人生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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