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陈洪玉：大串联传染脑膜炎，50年后才知道疫情可怕
作者援引了国家卫计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个视频，视频中说：1967年，中国发生了一场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的疫情。作者追根溯源，史海钩沉，还原了那场灾难的基本轮廓。
从世界上1896年发现流脑病毒后，中国曾经历过三次大爆发，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1967年和1976年。曾光所说的1967年就是其中的一次。
1966年“5·16”通知发布后，文革就如火如荼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展开了。下半年，伟大领袖在首都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运动。
是年，我虚龄13岁，暑假刚考入公社中学上初一。没上几个月，学校就停课了，学生们特别是高中部的学生成立了各种战斗队，佩戴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争先恐后奔向四面八方串联去了。
我年龄小，从来没出过门，也跃跃欲试，非常想出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可是父母坚决不同意。也巧，当时在社教队工作的哥哥放假回来，他帮助我说服了父母勉强同意我去串联，但有条件的：只准到南京、上海，不得远行。
我从学校借了25块钱和30斤粮票，和本村的、比我大几岁的骆明鉴、陈洪春三人于1967年1月中旬出发了。
汽车经过108弯的洪泽湖大堤到达浦口，坐轮渡过江。在船上，有人指着不远处的一排直立于辽阔江面的桥墩说：那就是长江大桥。是的，南京长江大桥直到1968年12月才建成通车。
我们到南京住在莫愁路的一家工厂的接待站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高高个子、胖乎乎、戴着眼镜的阿姨，态度非常和蔼可亲。她查看了我们的串联证后，先发给我们几天的饭菜票，又从仓库里抱来被子、拿来枕头，把我们三人安排在一间屋子里。
大串联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革命火种，其实各不一样。我那时候小，根本什么都不懂，名为串联，实际就是出去玩玩的。所以，去了莫愁湖、玄武湖、中山陵等几个风景区，逛过新街口、夫子庙商业区，倍感新鲜，眼界大开。在大街上看到拖着长辫子的电车“铛铛铛”的走过，十分新奇；看到高高耸立的大楼，生怕塌下来砸到人；特别是水果摊前的苹果香味，沁心透脾，至今不忘。
有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雪片似的传单突然从空中飘然而下，我和其他人一样奋不顾身的去疯抢，再带到接待站里闻着墨香慢慢翻看。
在南京的饭菜票用完了，我们三人准备转场去上海。当时上面要求是徒步串联，吃住可以免费，但坐车要花钱买票。骆明鉴在我们三人中年龄最大，最有主见，他说：“买什么票？到哪里买票？你们跟我走就行了！”
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龙潭火车站。我跟在他俩的身后不知怎么进了车站的里面，只见铁轨上一列列火车在休息，有的好像刚停下来，还在喘着粗气。同时，也有不少和我们同类型的“小将们”在东张西望、比比划划。我正在看呆，骆明鉴大喊一声：“快！”说时迟那时快，他飞身一跃爬上了刚刚启动的运煤车，接着把我们两个拉了上去。
到了上海，我们被安排到静安寺附近的一所学校食宿。在上海同样是游玩，去了外滩，逛了城隍庙，当然靠近的静安寺也到了。不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刚进门，接待站的人就说：“上级有通知了，停止革命大串联，请你们明天离开，后天我们就不接待了。”
这个消息真是太突然！之前还说待到春暖花开时再掀起更大规模的串联高潮，现在怎么就紧急刹车了呢？三人一夜无眠，猜来想去，没有答案。但是，规定是真实的，现实是残酷的，我们三人何去何从？最后商量的结果是骆明鉴留在上海的一个亲戚家，陈洪春去蚌埠二伯家。我呢？想了想去苏州三叔家。至此，“三人团”就分道扬镳了。
三叔、三婶自然是高兴，带我玩了动物园（他们家住在附近），又陪我逛了虎丘，然后给我买了一张到南京的火车票，把我送上了车。
农历除夕的下午两点钟，我从南京坐公共汽车到了洪泽县汽车站。下车一看，白茫茫的大雪铺天盖地，天地一色，浑然一体。再一打听，因为大雪，县城到岔河公社的公共汽车停开了。
我顿时崩溃了，几乎要哭出来：住在县城，没亲没故没钱；步行回家吧，有50多里路要一步一步走回去。站在候车室里，孑孓一人，孤苦无援，那种痛苦、那种无助是非亲身经历的人难以想象的。思来想去，还是回家（这时候特别想家）。于是，掏出口袋里仅剩的两毛钱下了一碗面条，吃完以后就往家里走去。
前面的一两个小时还好，走的速度还可以。可是越来越不行，齐膝深的大雪每一步都要费力，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双腿没了力气，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但又不敢休息，也不能休息，生怕一歇就起不来。
天渐渐黑下来了，偶尔见到路边人家的灯火在忽闪忽闪，但这不是我那贫穷而温暖之家的灯火，也见不到一个人影，更见不到我的亲人。这时，雪还在下，风还在刮。我饥寒交迫，恐惧感随之而生。无奈，无助，无法，只有在心里默默背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鼓舞自己，蹒跚前行。
过了公社就没有了大路，都是乡间小道。大雪将大地装扮得一片苍茫，也把沟壑填充得一般平坦，河沟没有了界限，路渠没有了区别。我眯着眼睛，凭着记忆，机械地、下意识地拖着双腿沿着印象中的小路向前挪动。稍不留意，咕咚一声撞到树干上去，顾不上疼痛再转一个方向；一不小心就跌入齐腰深的雪窟中去，手脚并用慢慢挣扎着爬出来。那时候，我好像没有了意识，只有一个信念：“回家”、“回家”！家，是目标；家，是航向；家，是力量！
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终于到家了。敲开家门，我就瘫下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外面是鞭炮齐鸣，欢声笑语，但我的双腿肿得像牛腿，着不了地，下不了床。几个小伙伴把我背到了大庄上，分享我的十几枚领袖像章和我的串联见闻。
下午，我开始发高烧。大概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一口气喝了一水瓶的开水，不一会，又将一瓶水全部吐了出来，然后我开始睡觉了。
这一觉整整睡了三天三夜，地点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公社医院的病房里。
初五的上午，我慢慢睁开了眼睛，看到阳光从窗子射了进来，感到很奇怪：我家是土坯草房，没有窗户的呀！再一问，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原来，半夜时分，我突然大叫了一声。母亲赶紧起来看看我，怎么叫我都不应答。母亲紧张了，父亲连忙叫来哥哥，几个人踏着厚厚的积雪背着我送到公社医院。
值班医生看了以后说：“这可能是急性脑膜炎，孩子现在处于昏迷阶段，如不及时救治就会有生命危险。”
治了两天，仍然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医生对我伯父说：“链霉素是治疗脑膜炎的特效药，如果弄不到链霉素，这孩子的命就难保了，就是弄到了链霉素，看样子肯定会留下后遗症。”不知伯父通过什么关系，弄来了四针链霉素，才把我从死神手中拽了回来。
当时，谁也没有深究得病的原因，也不知道那一场全国大流行的疫情，更没想到我正是那一场大疫情的中枪者。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消息：“1966～1967年在我国出现了人群大流动，导致发生了全国性流脑大流行，发病率为403/10万，死亡16万多人。”这个“人群大流动”就是大串联，不是当下的民工潮。
全国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大串联？恐怕谁也无法统计。但是，大串联导致的全国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动，导致防疫体系的破坏，以及带来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却是这次流脑疫情爆发的直接诱因。鉴于疫情的日趋严重，上面决定停止到北京和各地串联，正在串联的限时返回，并且取消了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大串联计划。
1967年，全国人口7.5亿，流脑疫情感染300万人，死亡16万人；2003年，全国人口12.9亿，SARS疫情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相比之下，轻重易见。可惜，中国这次极其严重的疫情不少人不知道，被时间和历史慢慢湮没了。
今天看到这些，我仍毛骨悚然，细思极恐。假如上海不拒绝接待，假如不拼命赶回家，假如没有链霉素，夫复何存？
我庆幸，55年后终于知晓实情；我庆幸，60多岁还健康活着！
2022年10月5日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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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