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谢治菊等：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4-06-27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摘要：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关键词：乡村命运共同体集体记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口述历史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自滕尼斯把共同体界定为“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并将其划分为血缘、地缘和精神三种形式以来,学界对共同体的研究日渐兴起。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后，“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成为研究热点。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因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将视角转入乡村场域中，学界对于乡村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相对匮乏，主要集中在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以及振兴重塑等方面。由于村落传统、血缘宗族、社会经济、行政方式等不同因素的比例变化对于乡村共同体的形塑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乡村共同体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促使人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和结构做出不尽相同的判断和解释。研究发现，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道义型共同体、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强制互惠型共同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到乡村共同体式微的历程。在乡村共同体走向衰落的背景下，有研究指出可以从乡村治理、政治参与、电商经济、文化振兴、公共伦理、社会保障等路径重塑与再造新时代乡村共同体，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显然，作为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的历史基础和鲜明底色，乡村共同体是乡村记忆的情感基础，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和强大助力。

作为共同体集合，乡村命运共同体存在着更小的命运共同体单元，不同的命运共同体单元在不同阶段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为实现价值最大化，有必要追寻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挖掘每个群体中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或可发扬的优良品质并传承下来，进而为后续的乡村振兴乃至共同富裕提供参考。这种值得保留的共同体记忆可以通过口述故事得以留存，因为在个体叙事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形成带有乡村命运共同体集体烙印的记忆。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正如康纳顿所认为的，社会记忆的存在即是因为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诉求。在集体记忆的影响下，身处其间的命运共同体成员自觉接受集体记忆的框架设定并潜移默化地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如此，具有集体色彩的共同体记忆便成为个体成员连结的中介点，通过乡村集体记忆嵌入与反作用的双重社会效应，建构乡村话语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拓展深化。

然而，随着城市化发展，城乡差距日益凸显，乡村集体记忆与乡愁正在衰退。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把乡土特色文化融入乡村建设，要留住乡情乡愁。乡村记忆和乡愁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那么乡村集体记忆是如何被挖掘并加以建构的?显然，口述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建构视角与方法。口述史不仅仅是个体生命史的叙述，更是共同体集体记忆被认识和理解的有效途径。命运共同体为单个个体通过口述还原集体生活提供了叙事基础，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共同体形成的突生机制促进个体口述突破限制成为带有共同体一致的精神特征的集体记忆。

事实上，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习惯通过口耳相传这一传统却实用的方式来记录和保存历史记忆，随后逐渐发展成为谈话或访谈等正规形式，因此口述史也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所谓口述历史，其实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以及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作为一种通过对话进行的研究方法，口述历史不仅为我们挖掘重要记忆提供了史料基础，而且为进一步观察与理解历史情境提供了理论视角。因此，口述历史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口述历史不仅仅是个体对过往经历的复述，更是在当前社会框架下的意义重组，深受社会变化的影响并在既有情境下进行展演，通过个人的叙述展现过去的意义并赋予其现实意蕴，表现为带有某个群体特征的共同记忆。

以口述历史为表征形式的集体记忆具有公共性、建构性和延续性。首先，作为公共性的集体记忆。尽管口述是与个体进行互动的活动，然而亲历者口述并非个体叙事，而是各方行动者共同参与的集体实践。个体所叙述的记忆限定于集体生活框架之下，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公共性。其次，作为建构性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在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同时将记忆社会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起来的社会性行为。记忆个体通过个人生命史的微观叙事展现群体宏观场景的发展历程，对历史进行再现，形成集体记忆。最后，作为延续性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通过强化仪式与节日等重大活动的公共含义以保障集体记忆自身的有效延续。简言之，具有公共性、建构性和延续性的集体记忆能够透过个人的历史感知整个群体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语境，承载着一个群体的精神面貌和文化传统。

基于集体记忆理论与口述历史方法，我们2019年组建的“口述乡村”团队，已深入全国二十余省市二百多个村庄的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深度访谈。这些受访群体来自广东、广西、江西、重庆、浙江、西藏、新疆、北京、海南等省市，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深耕在乡村教育、医疗、产业等多个领域。尽管这些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在不同的领域奋斗着，拥有着各具特色的个体记忆，但他们都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因而共享具有共同体特色的集体记忆。

虽然学界已从历史、社会、文化等视角阐述集体记忆的形成与发展，但聚焦于乡村场域的集体记忆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而作为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建构性重现，集体记忆是重构乡村场域中“国家—社会”二元关系的重要力量，能够为当下乡村振兴以及未来共同富裕的实现注入精神因子，助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通过口述史挖掘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及其建构方式，探讨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和强化个体记忆的，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集体记忆如何转化为凝聚乡村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并进行价值传承。这样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改变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乡村声音变弱、城乡流动中新一代青年对乡村印象模糊的现状，深化人们对乡村独特场景中集体记忆的建构与展演规律的认识。

二、从个体叙事到集体叙事：乡村命运共同体集体记忆的建构

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通过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得以形构与传承,然而这仅仅聚焦于身体行为的强化作用。当我们探讨乡村命运共同体时，不可避免要考虑命运共同体所处的社会情境。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及乡村振兴的开展，乡村发展的政策与实践如何传播扩散到乡村命运共同体，构建乡村场域的文本话语并锻造出链接乡村振兴的集体记忆?我们“口述乡村”团队通过对扶贫干部、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访谈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需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

(一)命运共连

因命运而共连是命运共同体的最大特征之一。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超越个体局限形成集体记忆，首先源于拥有相同的“命运”,即处于相同的生活情境和拥有相同的叙事资源。心理学家勒温认为社会情境是一个动力系统，体现着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统一性。社会环境激发个体的主观诉求并驱动其实践活动，同时也将个体活动规约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之下。个人叙事一开始就镶嵌在群体生活之中，并因此具备了跃迁为集体记忆或群体精神表征的可能。

乡村命运共同体共处于同一时空场域中，框定了集体记忆的时空坐标轴。在同一时间维度，乡村命运共同体经历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现实进程；在同一空间维度，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生活于共同场景之中，通过个人诉求的满足与实践行动的驱动建构起复杂多样的社会交往与互动网络。由于他们经历着相同的社会发展变迁历程、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社会互动结构，每个成员都被紧密联系在共同体网络中，不管是共同体成员的外在行为方式还是内在价值取向都因这种紧密联系而表现出某种同质性。然而恰恰是这种同质性为共同体成员复述或回忆历史提供了一套主观框架。

例如，广东省湛江市某乡村致富带头人WDD在谈及如何走好乡村振兴之路时说道：

国家要开展乡村振兴，我们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去做产业的，我们所做的事情要贴合社会发展需求才有市场，才能够得到发展，这是非常关键的。(2021-07-18)

可见，乡村致富带头人的命运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相衔接，个体记忆和叙事资源围绕“乡村振兴”开展，进而呈现出关于乡村振兴的集体记忆。不仅如此，我们调研的扶贫干部也有明显的命运共连感。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将他们的命运串联在一起，让他们从不同的岗位共同汇聚到乡村，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说，无论来自哪个领域的扶贫干部，虽然他们参与脱贫攻坚的角色不同、方式各异，但都形成了个体记忆，这些记忆将成为参与脱贫攻坚战这一群体集体记忆的前提。而每份个体记忆重叠越多，其命运共连的集体记忆要素相似度越高，这份集体记忆就越具独特性。

(二)共同感知

命运共连是乡村命运共同体集体记忆建构的前置条件，要使个体记忆最终转化为集体记忆还需要记忆个体的共同感知与接纳。

一方面，作为一种仪式活动的媒介传播和作为一种政治介入的群体动员为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记忆感知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此推动下，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所感知并嵌入日常生活中，在共同体成员的实践中转化为集体叙事的内容来源。

例如，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五竹镇乡村致富带头人WSY说道：

一开始我还不懂什么叫做脱贫攻坚，于是开始认真关注新闻，关注各种宣传报道，关注乡里县里下发的政策文件，慢慢地，我就理解了，并且坚定了自己养蜂的信心。(2021-07-17)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件，然而只有被强烈感知到的事件或事实才能够进入被感知者的记忆。正如上述访谈所呈现的，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介入集体记忆的再生产过程，形塑公众对历史的记忆。其实，传播活动本就是一种象征仪式，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因参与共同性的媒介活动而形成的身体实践，能够强化其在媒介记忆场中对于历史事件的感知，为特定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感知基础。全国性媒体和地方媒体集中报道脱贫攻坚的事迹与模范人物，反复突显脱贫攻坚“顺利收官”的事实并渲染振奋人心、令人欣喜的气氛。部分贫困群众与扶贫干部作为被报道的对象，通过被采访、被拍摄而进入脱贫攻坚的媒体语境中，参与、共享了脱贫攻坚意义的生成和传播；那些未被报道的群体也因媒体宣传的内容与自身息息相关而持续关注并产生共鸣。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记忆被媒体所描摹的群像不断形塑、修正，逐渐转变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结构中，通过政权下乡，作为国家与乡村的连接中心，基层干部起到政策文本在乡村场域中的通俗化转达和具体化实践的作用，进而强化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基础。

例如，贵州省荔波县联山湾村驻村书记WKD回忆脱贫攻坚情况时说道：

有贫困户认为自己达不到脱贫标准不愿意脱贫，我就慢慢跟他解释说，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国人民都能脱贫，如果你想当一辈子贫困户，那就是拖总书记后腿，后面他也愿意为脱贫而努力了。(2020-07-12)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米箩镇米箩村群谊组组长ZML在回忆脱贫攻坚工作时也说道：

我每次都去村委会开会学习相关脱贫政策，再回到村民组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耐心地给村民传达和讲解，通过村民大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2019-02-18)

可见，扶贫干部通过入户走访、解读扶贫政策、落实政策内容等方式，在与贫困群众的交流互动中，将关于脱贫攻坚抽象的政策概念与泛化的语言符号具象化，转变成贫困群众可以理解的直观体验，并以此建构集体记忆的生产。其中，乡村干部将国家大政方针以乡村共同体通俗易懂的语言逻辑进行转达是事实基础，当这种通俗化转达成功嵌入乡村命运共同体的日常生活中后，经由共同体既定价值体系的作用进行意义再创造，形成符合命运共同体行动取向的精神指导。经过这两个环节，国家政策内含的意义便与乡村命运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勾连起来并感知内化于共同体集体记忆之中。

(三)集体构建

如前所述，个体镶嵌在群体之中并按照一定的社会框架行动。命运共同体中的成员会按照共同体所经历的共同命运及共同体所给定的社会框架进行个体记忆。由于这种个体记忆是在集体框架下形塑的，因此带有集体主义色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进而形成以个体叙事为基础的集体记忆。正如哈布瓦赫所述，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集体记忆是由处于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体成员借助语言符号等多种互动手段进行记忆表达而共同建构的，并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展演和诠释共同体的发展趋势。在乡村命运共同体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集体记忆的表达与形塑是通过命运共同体成员在乡村现实场域中进行符号互动和个体叙述而形成的。

首先，在符号互动中生成集体记忆。命运共连的乡村命运共同体在已有的共同情境下经过媒介传播和政治动员对特殊事件形成的记忆感知，经由共同体中的语言符号系统转化为符合共同体发展的共同体记忆。例如，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作为日常交流的谈资或话题建立起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符号互动网络，共同体成员在语言互动中不断提起与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相关的事件，进而生成关于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的集体记忆。

其次，在个体叙述中建构集体记忆。在社会互动中激发的集体记忆需要在一定的方式下被建构起来，而口述史便是这样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方法。通过对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口述，可以建构起对于整个共同体发展的集体记忆。因为个体在口述的过程中容易引发相关情境的回忆，并且这种回忆或记忆是置身于特定集体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因而个体在叙事中不自觉地赋予集体意义并以个人的微观视角呈现出集体宏观的发展历程。例如，贫困群众讲述的昔日的艰辛苦痛、今日的沧桑变化和明日的向往期许，与政府的宏大叙事和基层的成果宣传实现话语汇流，便会共同生成脱贫攻坚的集体记忆。由此，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是由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记忆汇集凝结而成，是在个体叙事中建构起来的。可以说，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发轫于不同的个体记忆，建构并形成于个体意识与集体环境的互动中。

三、从集体记忆到内在认同：个体记忆的形塑与强化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集体的标准化叙事，由个体构建，被个体记忆，也作用于个体24。这种相互作用需要群体成员的内在认同作为推动机制进行形塑和强化，通常经历内心情感的激活、外在榜样的塑造以及内在认同的规训三层推动机制。

(一)内心情感的激活

由历史和现实共同铸就的某一类型的社会表征要成为某一群体或共同体自觉接受的心理模板，必须获得单个的个体成员心理上的认同。这种集体记忆的个体内心情感认同需要在社会情境互动和群体身份建构中被激发。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长期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情境，如脱贫攻坚时期或乡村振兴时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与其他共同体成员进行日常互动与交往，形成对于集体认同的潜意识。他们在集体潜意识中建构起个人在乡村命运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身份角色，自觉将其代入到乡村命运共同体的角色中，并在集体中发挥个体的角色作用，最终激发个体对于乡村命运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同。

简言之，乡村集体记忆在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的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形成意义建构，形塑了共同体成员的认知框架和行动网络。这种认知框架和行动网络又在集体生活中经过互相碰撞和反复论证被强烈认可，形成带有强集体色彩的群体情感，进而激发共同体成员对集体认同的内在情感。

(二)外在榜样的塑造

集体记忆是一种带有群体性特征和情感符号的意义系统，它所提供的事实、情感为群体认同奠定了基础，可以成为群体中每位成员生产价值取向的榜样力量。在命运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寄托下，集体记忆外在表现为群体榜样的塑造。一部分具有强烈群体感知的成员在社会情境和个人情感的推动下做出能够代表集体记忆的举动，这些举动有益于集体记忆的延续和集体的未来发展，因而也就将其塑造为集体认可的外在榜样。

在乡村命运共同体中，已经建构起来并获得个体情感共鸣的命运共同体记忆对于共同体状态的形塑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塑造出符合当下社会情境和集体认可的时代榜样。在我们开展的扶贫干部口述故事采写中，涌现出一批具有“脱贫攻坚精神”的干部，他们所呈现出的精神品质承载着脱贫群众对于脱贫攻坚的集体记忆。例如，广州大学驻村干部ZRL通过帮助联丰村发展蜜柚产业带动六十余户贫困户实现脱贫所展现的“精准务实、开拓创新”精神；贵州月亮河乡扶贫干部LY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所展现的“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精神。同样，在乡村致富带头人口述故事采写中，也涌现出一批具有“新农人特质”的乡村致富带头人，他们所呈现出的时代特质承载着新农人对于乡村振兴的集体记忆。例如，乡村致富带头人HZX以“科技赋农”理念建设小型数字农业服务中心发展智慧农业所展现出的“思维创新”特质；MW通过“农业机械化+信息互联化+销售平台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展现出的“手段多元”特质。这些都是身处时代潮流中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通过个体口述记忆描摹出的属于集体记忆的时代榜样画卷。

具有社会属性特征的集体记忆不能仅仅只停留于口头上，更应该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而服务。通过对时代楷模的塑造，可以激发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的内在积极性，使其自觉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在集体记忆的感召下实现自我价值的觉醒。由个体记忆建构展演的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反向作用于个体行为，实现命运共同体成员个体行为的社会整合和集体再创造，进而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三)内在认同的规训

乡村集体记忆通过乡村命运共同体的符号体系和行为系统表征于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对集体认同的激发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保障基础。在集体记忆推动下塑造出的外在榜样，可以作为乡村场域中改造命运共同体成员个体行为的工具，通过宣传、动员、激励和规制等系列手段对个体行为产生价值性引导和规范性约束，进而规训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认同和价值取向。首先，被塑造出来的时代榜样在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互动式网络宣传下为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所熟知，赋予乡村集体记忆更深层次、更具象的内涵。其次，经过宣传后的时代榜样具有社会动员和感召功能，能够激发命运共同体成员对于乡村集体记忆的内在认同，进而以榜样为中心向其靠拢。再次，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和荣誉等激励措施增强命运共同体成员内在认同的积极性，扩大榜样的影响范围。最后，共同体成员对榜样行为的认同强化和规制个体行为选择。

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常常决定性地塑造了记忆的社会框架，这个框架对个体记忆具有“合力式”的统摄作用。从共同生活体验中建构的乡村集体记忆以外在榜样为延续和推广渠道，在统一性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形态下内化为共同体认同，进而形塑并支配着乡村命运共同体个体行动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相应地，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对于其所处群体的内在认同观念一旦形成，便会持续影响和形塑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记忆。而个体记忆是个体面向过去在现实情境中进行复现和重构的，在外在榜样的感召和带动下，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会有意或无意地将个人对过去的历史感知和记忆进行集体记忆认同下的再造和加固，将偏离集体记忆方向的个体记忆内容进行剔除或加工以符合集体认同。通过一系列规训手段，乡村命运共同体与集体记忆内在认同之间得以建立起稳定且可持续性的联系。因为这种对于集体记忆的认同感引导着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的内心情感，并通过这种情感力量来丰富个体的记忆内容，改造个体的行为选择。

四、乡村集体记忆的价值传承与再造

作为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共同建构的乡村集体记忆，不仅能够重现共同体成员所处的时代发展历程，还能够激发个体内在认同凝聚向心力，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撑。正因为如此，具有社会建构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进行传承发展、在文化中获得创造再生、在育人中实现价值传播。

(一)在乡愁中重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云南大理考察时强调：“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28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29,都体现了留住乡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情感作为乡愁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内在核心是文化传承。要让离乡的人们记住乡愁，就需要乡村集体记忆的传承。

与离乡的人们对故乡的思念这一最初始含义相比，新时代的乡愁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新时代的乡愁是以乡村振兴为价值导向的乡愁，即乡村振兴目标体系在文化层面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在乡村振兴中，乡愁可以凝聚人心、汇聚认同，是乡村振兴的情感资源30。而乡村集体记忆正是将乡愁这种情感资源以群体认同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载体，并且能够在新时代乡愁中重塑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构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在口述中传承

记忆具有不稳定性和时间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容易淡忘，如果不专门探寻和访谈，人们不会积极去叙述自己的经历，因而我们也就无法探知生活在特定时代中的群体成员内心最深处的时代记忆。假如两者失去联系，共同体成员就会深陷“哑口无言”状态。而口述便是通过与他们沟通交流进而发掘本人生活经历、诠释集体行为方式、搭建记忆认同的全过程。在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下，以口述的方式将乡村集体记忆保存下来，构建个性化、跨越时空的地域性知识，实现集体记忆的价值传承。

首先，在横向交流中构建社会传递机制。只要记忆没有通过外在的媒介被表述、被稳定化，它们就是易损的和脆弱的，并随着记忆者的死去而消失。因此，通过口述在社会传递机制下解释和保留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构造方式是最有效的途径。对于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的记忆不仅仅包含事件本身的客观事实内容，更包含着构造事件记忆背后的社会意涵。命运共同体成员的个体人生经历通过口述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建构原料，通过多维度叙事将过去与今天进行深度关联，再次挖掘符合当今时代的社会意义。以口述获得的文字材料不但可以还原特定事件的历史，而且可以从提问者和被讲述者对特定事件的价值反思和意义重构中获得社会传递的基本内容。它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宽慰叙事群体，而且可以提高对乡村社会变化规律的认识。见证人以团体方式参与记忆的社会传播，以互相验证确保口述访谈的真实性，在叙述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经历的社会变化，进而可能引起更加深入的话题讨论，如乡村社会的转型、数字技术变革等。

其次，在纵向联系中构建代际传递机制。一个村落的自我形象是通过文字、话语或回忆建构起来的，往往通过不同的视角、故事、见证者、传说、评论等来表现，这种自我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历时的纵向过程。这里的时间主要是指乡村共同体集体生活节奏所形成的时间单位，而不是全年时间。在这个时间跨度上，个人的行为和反应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庭的行为和反应又受到更大范围的乡村命运共同体的影响，进而形成代际相传的集体记忆。

例如，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某乡村致富带头人ZXY回忆当初创业时的情景：

父亲从成功到失败再到成功的这种坚持不懈创立鸭蛋品牌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我也常常以他为榜样，希望把这种坚持不懈的创业致富精神传承下来，并作为企业文化发扬光大。(2021-07-22)

由此可见，代际传递就像是一个无形的链接，发挥着链接和传承集体记忆的核心作用。处于社会时代不同时间节点上的个体会在家庭的影响下进行记忆的传递和更新，影响着整个家庭以及由不同家庭所建构的乡村集体记忆。当然，集体记忆的传承也会受到社会传递的影响，例如不同乡村的生活环境、邻里关系和历年重大事项等都会起到助力推动作用。

(三)在文化中再生

乡村集体记忆是记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文化参与和互动过程，也是乡村命运共同体中公共文化传播和共享的过程，公共空间和公共仪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因此，在口述中追寻和传承的乡村集体记忆可以在文化中再生，实现集体记忆的延续和传播。

首先，构建乡村集体记忆的公共空间。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集体记忆呈现的现实载体，不仅仅包括传统村落的自然形态，还包括乡村共同体成员日常生活场景。个体记忆借助具体空间来唤起集体的回忆。建构起来的乡村公共空间为乡村集体记忆的产生和延续提供具体场所，使得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可以在公共场域中进行互动交流，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形成带有集体共识的记忆。因此，可以根据不同村落的特色和风格搭建乡村共同体成员互动交流的场所，带有地域特色的宗祠庙宇、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小广场、发挥模范作用的党群活动中心、专属微信群等等都可以作为共同体成员记忆交流互动的公共空间。这种“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公共空间塑造，可以在凝聚共同体成员合力的同时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在场和不在场成员的双向互动，加强不在场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为乡村集体记忆的群体共建提供联结机制。

其次，培育乡村集体记忆的公共文化。所谓“一方文化熏陶一方人”,乡村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文化承载着共同体成员的传统习俗、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在公共场景中产生的乡村集体记忆还需要通过节庆仪式等重大公共活动进行维系和保存。在重大公共活动的强化下，以活动性和故事性为特征的庆典仪式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乡村命运共同体的记忆感知，并将其内化为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感，保持集体记忆的时代连续性。就如在脱贫攻坚时期向乡村振兴时期转型过程中，乡村集体记忆便可以发挥意义传承与社会整合作用，维系乡村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共同情感，激发内在的凝聚力以推动乡村社会的乡村振兴转型。因此，需要培育乡村集体记忆的公共文化，定期举办与时代主题相符的重大公共庆典活动，激活并重组乡村公共文化的优秀成果，为乡村集体记忆的激活与创新应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为解决乡土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提供智慧与动力。

(四)在育人中传播

乡村集体记忆是乡村甚至人类社会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无穷力量。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乡村集体记忆可以通过“汇聚青年人才、培育新型乡贤、讲好乡村故事”三重路径来实现，促进乡村集体记忆由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

首先，培养传承乡村集体记忆的青年人才。将乡村集体记忆转化为乡村发展资源，展现乡村发展面貌，激发乡愁作为情感动力进行价值再造，吸纳回乡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集体记忆的传承。以乡村集体记忆发展乡愁经济、乡愁旅游，利用好乡愁推动各地招才引智工作，积极开展游子归巢计划，用乡愁吸引青年人才回乡。鼓励广大青年学成返乡，在乡村这一辽阔舞台上展示自我，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反哺家乡，支持企业家、有志之士投资家乡、建设家乡，以无形的乡情催发无穷的力量，打造乡村人才振兴的孵化器。

其次，培育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型乡贤。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集体记忆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奋斗，在外乡贤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通过乡愁情感的感召和政府的招才引智政策回到家乡发展，能够汇聚社会力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经济发展中。本土乡贤利用自身的威望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中，并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乡村集体记忆的文化价值，调动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凝聚共同体治理经验和治理智慧，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最后，开展系列乡村集体记忆的主题演讲。乡村集体记忆是讲好乡村振兴故事的内容来源和叙述基础。组织开展以口述中的乡村集体记忆为主题的大学生演讲比赛，通过青年大学生讲述的乡村振兴故事促进青年一代关注乡村振兴的发展，让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在青年中聚焦与延续，转化为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实践力量，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共同助力乡村的美好发展。

结语

事实上，无论是以脱贫攻坚还是以乡村振兴为核心的乡村集体记忆，都是在特定视角下对特殊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伟大历程的再认识和再升华。研究发现，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于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以来，通过乡情乡愁推动乡村振兴事业便成为中央政府的工作内容之一。乡愁不仅仅是乡村命运共同体对于集体共识或地域习俗惯例的感知和认同，更是一种乡村集体记忆的追寻与再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大力推进，以口述形式记录乡愁、追寻乡村集体记忆，不仅能唤醒新一代青年对乡村的认同，而且还可以促进乡村集体共识的构建，让乡村集体记忆在新时代发挥强大的凝聚和号召功能，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毕竟，在口述中实现乡村集体记忆的意义重构和价值再造，这不仅仅是乡村命运共同体对国家战略的强烈认同，更是共同体成员参与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能够为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持。恰如“记忆不远去，村庄更宜居”一样，重温过去记忆，延续时代情怀，唤醒乡愁铸造乡魂，共谱乡村振兴新画卷，可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监测机制与帮扶路径研究”（项目号：22&ZD192）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谢治菊,刘璇.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J].天津社会科学,2023(06):54-62.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扫

码

关

注

微信公众号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