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张丹丹 刘泽权：葛浩文中国文学英译风格新探——基于历时、量化与文本细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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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葛氏期望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英汉词字比例、汉英句子对应比例与平均句长、回归文本三个维度，对葛氏翻译风格进行重新审视和描写，并挖掘其背后的成因。研究发现，译者风格研究须在史观视野下，结合译者的翻译生涯和文本内外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宏观式”互动解读；研究方法上，除了基于翔实的数据，还须回归文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研究期望对探索翻译研究历时、动态的多维视角有所借鉴。

关键词：葛浩文；翻译风格；历时；宏观

1 引言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将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推到了聚光灯下，学界对其研究呈几何级数剧增。目前，许多有关“葛浩文中国文学英译”的研究，所得结论多将葛氏的翻译贴上“连改带译”“删节”乃至“东方主义”等标签，亦有以“纠错”为主对葛氏的批评。同时，研究大多属于静态的观察（冯全功，2017：69），鲜有历时与共时交织并进的动态研究。这些片面的结论或导向引起了葛浩文的反感。2015年12月，葛氏最新自传《从美国军官到华文翻译家》出版，其中附录四——葛浩文2014年自我采访稿“我与文学翻译——浩文葛采访葛浩文”（葛浩文，2015）的修正版，声明自此稿发表后便不再接受采访。其拒访原因，除了“该说的都说了”（葛浩文，2015：218）这一说辞外，更重要的是葛氏一直期待但没能实现的愿望——他希望学者“能从更宽广的视角”（葛浩文，2015），“宏观式”（葛浩文、史国强，2014：41）地剖析、评论其译作，而不是他所谓的“来者不善”的肤浅“检查”（葛浩文，2015：216）。就微观层面而言，葛氏（2015：220）表示：“每一本小说各有其特点、风格，翻译时并没有统一/唯一的答案，而评论也应该就个别的例子提出看法，不能用一个特定的尺度去衡量所有的翻译。”葛浩文等（2014：36）也曾坦陈：在过去三十年的华语小说英译生涯中，“饱受批评之事良多，……大多时候，我遭受的批判之本质让我难以接受或信服”。葛浩文（2015：214）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至今从未间断。据考察，截止2016年底，其翻译（包括与人合译）成果，仅单行本且不算再版，就多达61部，涉及中国33位作家。若加上其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译作，数字更加庞大，可达70余位华语作家的近160篇作品（张丹丹，2018：48）。确切地说，葛氏正式发表译作是在1974年，为朱自清的《给亡妇》和思果的《隔》，刊物为台湾《笔会季刊》夏季号；而葛氏“第一篇被录用”的译作发表在1975年香港《译丛》春季号，为萧军的短篇小说《羊》（Goldblatt，2003：35）。20世纪70—80年代，葛氏译品以短篇小说为主，集中发表于上述两个港台期刊，90年代以后，其翻译场域转向大陆，出版模式以商业出版为主。由此可见，葛氏期望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无论从目前葛氏译作的广度还是深度上似乎均不多见。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大背景下，听到对中国文学英译做出巨大贡献的葛浩文所吐的“苦水”，学界有必要自我审视，同时反思对“葛浩文”和该类译者及其现象的研究。进一步讲，能否摒弃译者研究的片面性或一孔之见，转换并拓展研究的视角和方式，把研究推向多维并深化，这对新时期的翻译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外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此为契机，按照葛氏翻译生涯的发展脉络，选取其22部独立译作（详见表1），选择依据主要为涵盖其整个翻译生涯的主要作家作品并以单行本为主，同时兼顾考量社会历史语境对其翻译生涯的影响，时间从其翻译的起点（1975年的《羊》译本）到2014年《蛙》译本，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分别从英汉词字比例、汉英句子对应比例以及平均句长、回归文本三个维度，对葛氏翻译风格进行重新审视和描写，同时挖掘其背后的成因，以求探索翻译研究历时、动态的多维视角。

2 英汉词字比情况考察

据王克非（2003：415）考察，汉译英文学翻译中，英汉词字平均比例为1∶1.41，比值为0.71；常见英汉词字比例范围为1∶1.25～1.5，比值范围为0.67～0.8（如图1两条直线所示），即1200～1500个汉字可能译成1000个英文词。也就是说，低于或高于这个比值范围的文学英译本通常表征为对原作的删减或超额翻译原作。由表1和图1可见，20世纪70—80年代，也就是葛氏翻译生涯的早期，其译作的英汉词字比值范围为0.73～0.98，高于王克非的考察结果，于《干校六记》时达到了顶峰（0.98）。这可以初步说明，葛氏该时期译作基本上没有删节，甚至多部作品为超额翻译，如《干校六记》（0.98）、《呼兰河传》（0.84）和《商市街》（0.83）。这与前人研究中将葛氏的翻译定性为诸如“删节”“连译带改”等论断完全背道而驰。细究可见，葛氏早期译作带有鲜明的学术翻译色彩，主要与他当时的专业学术训练和中国文学研究相关。综观该时期葛氏译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溺死一只老猫》《萧红短篇小说选集》《干校六记》《商市街》等在叙事结构和内容的重现上，均非常忠实，而且多有厚重的导言、译者前言或后记、作者生平或较丰富的注释。如《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有三大部分的附加信息：两页半的译者前言，主要说明译者选择忠实重现原作风格又兼顾译文可读性的考量、原文版本选择以及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11页注释丰富的导读，包括对萧红和两部作品背景及主要内容的介绍；三篇附录译文，即鲁迅的《生死场》序、胡风《生死场读后记》以及矛盾《呼兰河传》序；萧红12篇作品列表以及当时萧红作品译介情况。由此可见，该部译作除了向读者讲述两部故事外，还富于萧红研究的学术价值。

图 1 葛浩文译作与原作英汉词字比值变化趋势

与上述超额或厚重翻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9年出版的《沉重的翅膀》译本，其英汉词字比值跳水式直降到0.51。进一步探究可见，该译本标志着葛氏翻译事业的转型，即从学术型翻译走向商业翻译。这是葛氏首部以商业模式出版的译作，这部译作与前期风格不同，不但有较多删节，副文本信息也仅有简洁的人物表和半页篇幅的译者前言，全文无一注释。从选材篇幅上看，1989年以后，葛氏的翻译基本以长篇小说为主，与其所译短篇小说相比，英汉词字比值总体上明显下降。直到2008年的《狼图腾》译本，其英汉词字比值探底最深（达0.44），这主要是企鹅出版社编辑“操控”其做“技术性删减”（葛浩文，2015：226），以求获得读者市场，赢取更多商业利润。

不仅如此，在商业出版模式下，葛氏对其钟爱的作家作品也不得不忍痛割爱。出版社出于商业利润的考量，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规范“操纵”译者做出相应调整或删节，实非葛氏本意。例如，葛氏一直持续关注并翻译莫言的作品，但也逃不出该出版理念的制约。从1993年《红高粱》译本到2008年《生死疲劳》译本，葛氏基本上构建了莫言获得“诺奖”前在英语世界的葛氏“莫言”作品图谱，其间葛氏对莫言作品的翻译或多或少会存在删减原作的情况。从表1的“原文字数”一列可知，莫言的作品多为长篇小说，尤其是《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字数分别达到46万和38万字，但译著几乎降到原著篇幅的一半，分别为24万和21.6万词。葛氏明确表示，Arcade出版商对两书的英译本均做了大篇幅的删减，虽然葛氏和莫言均表示同意，但都不太情愿（侯羽等，2014：74）。由此可见，原著篇幅越长，译文删减的就越多（详见图2）。这也显示出在商业出版模式下，译者要在出版社编辑、作者以及自己原有翻译理念等力量之间博弈、寻求均衡，亦体现出译者的无奈。但另一方面，篇幅较短的小说，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碧奴》等，其英汉词字比仍然保持在0.67～0.8之间，比对文本可知译作基本没有删减。由此可以推断，商业出版模式惧怕的是大部头作品，面对长篇，葛氏只能按出版社的要求割舍。据本文考察，出版社出版的葛氏英译的长篇小说，篇幅最多不超过25万词，而中短篇作品，一般不会删减。正如葛氏所坦陈，书本的厚度会影响销售，美国读者喜欢短的，越短越好，如《青衣》一百多页，只要不太贵，会有人买（华慧，2009）。

图 2 葛浩文译作与原作英汉词字比值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后，葛氏译作的英汉词字比值范围较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而言，变化幅度不大，似有向70—80年代回归的趋势。尤其是莫言的《檀香刑》译本，其原文27.13万字，译文竟达到了近20万词，英汉词字比值高达0.72。比对原文可见，译本不但没有删节，内容和结构也非常忠实。这不仅是葛氏长期以来努力保留长篇小说原作风貌的成功突破，更重要的是，此时处于中国文学英译场域权威地位的葛氏拥有足够的社会文化资本去重新诠释“优秀的”（贾燕芹，2016：227）译作标准。他在《檀香刑》的“译者注”中宣称：“之所以不翻译某些‘文化’术语，是因为更新与增添从汉语而来的外来语的时机已到”（Goldblatt，2013：ix），而在此前，他从未表达过类似思想。他于译本后附有相关术语表，共19词，如“dan 旦：a female role in Chinese opera”，“laotaiye 老太爷：a respectful term of address for a man of advanced age or high status”等（贾燕芹，2016：409）。这种异化策略对中国文化原汁原味的传播及推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该阶段，葛氏的译作不但回归于忠实原著，而且努力呈现原著的异质文化特征，这预示着葛氏翻译上的学术模式回归。

图 3 葛浩文译文标准类/形比及译文、原文平均句长

3 汉英翻译句对与句长情况考察

王克非（2003：411）考察发现，文学文本汉译英的句对应类型主要为1：1、1:2及2:1三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54%～82%（平均63.3%）、7.4%～29.7%（平均19.7%）、0.36%～22%（平均5.5%）。本节以此为参照，对比葛氏的译作《羊》《干校六记》和五部莫言小说的汉英句对应数据情况。由表2、表3可见，葛氏70—80年代译作《羊》和《干校六记》的1:1句对比例范围分别为74%～82%（平均79%）和69%～81%（平均78%），不仅明显高于王克非考察的平均值（63.3%），而且远远超出葛氏90年代以后至2012年莫言获“诺奖”前所译莫言作品的比例（平均61%）（侯羽等，2014：75），这也再次证明了葛氏早期翻译受原文影响较大，亦或受赞助人的限制明显。除此之外，我们似乎难以找出其早期与中后期译作风格上的更多差异，因为其所有译作中英句对应类型比例均在王克非考察的数据范围之内浮动，更趋向于汉英文学翻译的共性。因此，仅以句对比例参数考察，然后对译者风格进行定性、辨识，似乎并不充分。由图3亦可见，综观葛氏翻译历程，其译作的标准类/形符比波动不大，总体上趋近于平均值44.24，这亦可理解为翻译的普遍性。无独有偶，黄立波、朱志瑜（2012）也证明了利用标准类/形符比和平均句长等语料库表征数据并不能够有效区分译者风格，这些统计结果所显示的“趋势”更像是翻译文本的普遍特征。因此，探索语料库“译者风格”考察的前景似乎还很广阔。

但是，侯羽等（2014：76）考察葛氏所译苏童的三部小说《米》（1995）、《我的帝王生涯》（2005）和《碧奴》（2007）的语料，发现其中英文句对类型及数量分别为1:1（43%）、1:2（24%）、1:3（12%）。以该数据对比王克非的考察结果，我们发现，葛氏翻译苏童作品1:1句对应比例明显比王克非考察的最低点（54%）还低11%，而1:2的比例几乎是总数的1/4，1:3的比例竟也高达12%，这在文学作品的英译中似乎十分罕见。这些数据难道说明葛氏翻译风格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吗？深入探究可见，这与作者苏童的源文中喜用长句有关，《米》《我的帝王生涯》《碧奴》原文的平均句长分别为34.88、35.38和48.42，相对于表1中葛氏翻译其他作家作品的原文平均句长整体偏长，但葛译这三部作品的平均句长分别为12.64、17.46和15.46。这说明葛氏出于英语表达习惯考量，只能将一个中文长句切分成2～3个英文句子（如例1）。这又一次证明了原作风格不一定对译作产生重要影响，译者可以“自由”发挥归化策略的作用。这一例证恰当印证了葛氏提出的“具体问题尚须具体分析”的必要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客观”数据面前还须回归文本以检验原委。

【例1】我在近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近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啭和几片羽毛，我看见我的手腕上、石案上还有书册上溅满了鹭鸟的灰白稀松的粪便。（苏童，1992：1）

I was reciting my morning lessons in front of Mountainside Hall at the time, and saw a flock of white heronssweep in low from the black tallow tree forest. They circled the vermilion corridors and black-tiled roof of Moun-tainside Hall for a moment, leaving in their wake cries ofanguish and a fluttering of feathers. I saw that my wrist, the stone table, and my books were covered with gray, watery heron droppings. ( Goldblatt，2005: 3)

实际上，从图3的原文和译文平均句长可见，70—80年代葛氏翻译受原文影响较大，但是90年代之后的译文平均句长变化幅度不大，趋于常数，2010年后译文平均句长的曲线走势与原文基本趋同。这说明葛氏中后期受原文句长的影响甚微，2010年后似有回归的迹象，这与前文对葛氏英汉词字比的历时考察所得结论一致。

4 回归文本

黄立波、朱志瑜（2012）指出：“脱离了源文本而仅对译文所做的纯形式的统计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应该说意义不大”。前文也指出，葛氏已经拒绝了对其以偏概全、统而划之的评价，他希望研究者在微观上能根据文本的具体语境具体分析。下文尝试以标点符号和注释运用两个显性文本特征为例，具体探寻葛氏翻译风格的历时变化踪迹。

4.1 标志性标点的处理

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发现，葛氏70—80年代的译作非常忠实于原著的结构，大到段落、小到句子的顺序乃至标点符号，基本亦步亦趋。如《羊》原文中省略号非常普遍，共252个，译文竟高达152个，重现比率60．3%，且位置也基本一致。例2中，原文中的九处省略号译出了八处。

【例2】“……那天还落着雨……肚子里没有食……又没钱买一盅酒喝……香烟也没有……我发誓，如果这次买卖顺手，今年冬天就可以不做了……我的眼睛擒住他——我说的是那个西洋人——我的下巴骨怎样也安静不下……我看着他进了院子，我也就紧跟进去……管门人他打盹睡，这真给了个好机会。几天前我就注意这个瘟猪，他是一个人住着的……”（萧军，2008）

"...it was a drizzly day...my belly was empty...no money to buy a cup of wine...my cigarettes weregone...I swore that if I made a good haul this time Icould lay off all this winter...I couldn't take my eyes offhim—I'm talking about the foreigner—no matter how Itried I couldn't stop my teeth from chattering. I watchedhim enter the courtyard and I followed in right afterhim...The gate watchman was dozing off,giving me areal good opportunity. Some days earlier I had noticedthis dirty pig. He lived there all by himself..." (Goldblatt, 1975: 36)

那么，进入90年代后，葛氏译作是否也遵循上述的翻译风格呢？笔者同样以葛氏对原文省略号的处理为例，对比其2008年译本《生死疲劳》中的一段对话。由例3可知，原文有10处省略号，但译文重现了两处。至于其中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沉淀、葛氏中文处理技巧和整体翻译纯熟度的提升，亦或是在商业出版模式下，他越来越趋向英语小说的连贯表达。

【例3】“大姐，您还是躺下吧……”春苗说。“大姐，我不走了，我留在这里侍候您……”春苗趴在炕沿上哭着说。“我担当不起啊……”合作摆摆手，“我让开放去把你们找来，就是想对你们说，我没有几天熬头了，你们也不用东躲西藏了……也是我糊涂，当初为什么不成全了你们呢……”“大姐……”春苗哭道，“都是我的错……”“谁也没有错……”合作道，“这是老天爷早就安排好的，命该如此啊，怎么能躲得过呢……”“合作，”我说，“你别灰心，我们去大医院，找好医生……”（莫言，2012a：511）

"Why don't you lie back, Big Sister?" Chunmiaosaid. "I won't leave, I'll stay here and take care of you. "

"I can't ask that of you," Hezuo said with a wave ofher hand. "I had Kaifang ask you to come so I could tellyou I only have a few days left, and there's no reason foryou to hide yourselves far away. I was foolish. I don'tknow why I didn't agree to what you wanted backthen..."

"Big Sister..." Chunmiao was weeping bitterly.

"It's all my fault." "It's nobody's fault," Hezuo said. "Everything isdetermined by fate, and there's no way anyone can escapeit."

"Don't give up, Hezuo," I said. "We'll get you to ahospital and find a good doctor." ( Goldblatt, 2008: 507)

再以葛氏2013年译本《檀香刑》第18章“知县绝唱”中的一段猫腔为例（见例4）。猫腔是流传在山东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莫言，2012b：416），极具民间文化色彩，更是《檀香刑》中的主要“声音”。原文戏词中，莫言以两个“～”符号为一组表示猫腔中的长音，共8组16个，译文无论在数量还是位置上，均采用完全对应的方式重现，足见葛氏扑捉并传达原文异质文化色彩的理念。

【例4】第一棍打倒了太行山～～填平了胶州湾～～第二棍荡平了莱州府～～吓死了白额虎～～第三棍打倒了擎天柱～～颠倒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

咪呜～～咪呜～～（莫言，2012b：399）

The first blow topples Taihang Mountain ～ ～ reclaims Jiaozhou Bay ～ ～ the second blow levels LaizhouPrefecture ～ ～ terrifying the ferocious white-headed tiger～ ～ the third blow brings down the mainstay ～ ～ takesthe Most Exalted Patriarch Lao's Eight Trigrams Furnaceout of play ～ ～

Meow ～ ～ meow ～ ～ ( Goldblatt,2013: 388)

由此可见，葛氏翻译风格不是一成不变，从70—80年代的存异式学术翻译到90年代以后的求同式商业翻译，2010年以后再次回归到存异式翻译。

4.2 注释的应用

上文第二部分已经指出，注释作为译者厚重翻译或显身策略的一种手段，在葛氏早期译作中运用十分普遍。进一步的文本比对发现，《羊》原文有3个注释（见表4序号1—3，笔者注），译文除了“毛子”直接翻译成Rusky外，另两个均以俄语形式照原样译出，葛氏还额外增加了3个注释（序号4—6，笔者注），学术味道甚浓。

而《干校六记》译本中，葛氏共附有24个注释，包括钱钟书“小引”中的4个、正文19个、译者后记1个；其中，9个与文革相关（如例5），其余15个主要涉及中国文学或文化（如例6）。

【例5】原文：下放

译文：Downunder

注释："Downunder," of course, refers to Australia / New Zealand in English. Here it stands for the termxiafang ( 下放), literally "downward transfer." It applies more poignantly to the twenty million intellectualsuprooted from their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live with the peasants in the countryside under military control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Goldblatt, 1984: Forword)

【例6】原文：……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绝不是彩色的，也不鞥一迸就断。

译文：...unlike the streams,they were not gailycolored,nor could they be severed just like that．

注释：Here the author adapts a well-known lyric by Li Yu (937-978), "Last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 The original lines read: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Rendered loosely, the lyric should read as follows: 

Cut it, and it severs not,

Comb it, and it remains a knot.

Tis the sorrow of parting.

Yet another kind of flavor in the heart.（Goldblatt, 1984: 10）

这些注释的内容和长度均比较“厚重”，不但道出了原文的隐含信息，还具有浓郁学术风格的考证性质，更凸显了译者的译诗功力。例6中，原文的互文所指为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中的名句，脚注不但给出了该词的出处，同时把所涉及的词完整并带有韵味地译出。不仅如此，《干校六记》1984年版的英文译本还添加了《译丛》编辑宋淇主笔的19个背景信息，是源于当时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刘绍铭给美国学生开设“当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学反馈，而后由葛浩文、高克毅、宋淇和Donald Ellegood协商合作的结果（许诗焱，2016：98）。这些信息均以段落形式呈现，主要介绍相关历史背景，内容不仅厚重而且宝贵，从而把内容丰富的脚注显得相对“简洁”（Goldblatt，1984：104）。此外，葛氏还用五页半的篇幅作了一个译者后记，其中介绍了钱钟书及其“小引”，《干校六记》主要内容、写作风格及主题，《干校六记》中文出版情况，而且还附有中、英文版本书影，翻译过程中《译丛》主编高克毅和宋淇给予的建议，以及注释和背景信息等内容。由上可见，葛氏70—80年代的翻译中规中矩、谨小慎微，其作为译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显而易见。

5 结语

本文按照葛氏翻译生涯脉络，选取其22部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作，从三个维度对其翻译风格进行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立体和动态考察。研究发现：译者风格的描写，除了Baker（2000：255）、黄立波和朱志瑜（2012）曾指出的源文本的重要性外，还须考量译者整体翻译生涯的历时演变，应具有史观视野。尤其是像葛浩文这样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大家，其翻译风格绝非一蹴而就、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和实践慢慢养成、完善乃至突破，并随着文本长短、翻译目的、读者市场、文化语境等因素不断变化。但是细究个中成因，内容可能更复杂，须像葛氏所渴望的那样，从“宽广的视角”进行“宏观”的分析。譬如，随着葛浩文文化和象征资本的不断增加，随着中国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其翻译选择的权力发生蝶变，必然会使译者风格产生异动。因此，译者风格应被视为译者翻译生涯历时演变的动态连续体。另外，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基于大量文本的统计数据，还须回归文本并结合译者翻译生涯和文本内外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互动解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历史的必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展现“文化自信”，是塑造中国文学海外形象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外译不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更是时代的主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应有之意。以历史、动态的视野考察翻译现象及其成果，为翻译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阐释和机遇，翻译研究也必将随着时代的脉动吐陈纳新，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外语电化教学》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张丹丹：博士，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刘泽权：博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导。研究方向：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功能语言学，文体与写作，语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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