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答卷

礼教大网下的女子答卷

© 徐敏｜文

中国古代的女人，自出生之日懂事之时，便有许多语录似的教科书，不断训导她们怎样做姑娘，怎样做妻子。后来更有一个叫程颢的理学家，鼓吹女人守节，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政府方面，也有所谓“贞节牌坊”，用来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风气一经形成，原本便已失去分寸的女人，受其蛊惑，纷纷盲目自律。她们维护贞节的举动，甚至比提倡者确定的标准，做得还要彻底！

据《清史·列女传》记载：郭某的妻子李氏，仁和人。年轻守寡。杭州动乱刚刚平定，驻防的军人把守各个城门，盘查行人，气势非常张狂。车辆经过，男子必须下车徒步行走，坐在车上的妇女也要卷起轿帘接受检查。李氏跟随家人到郊外躲避战乱，回城时从钱塘门进入。李氏身体有些不适，斜躺在车上，守门的士兵远远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不庄重的话，李氏在车中隐约听到了。回家后，李氏痛哭说：“我不幸被守门的士兵用话语侮辱，我不可以苟活。“晨夕涕泣，不食二十馀日，卒。”

这位郭家寡妇，坐于轿中，被守门的士兵轻薄了几句，因距离较远，她未必听得清楚，但她就认定受了侮辱，决心绝食而亡来维护自己的贞节。这种思维模式，你就是翻遍所有的礼教课本，也找不到出处。但她就因为这样做而上了《列女传》，犹如今天的光荣榜。

还有一位做得更绝的女子，其举动让绝食的李氏顿失光芒。

“赵谦妻王，威县人。当暑，谦出（丈夫外出），王独寝，风入牖帘开（风不晓事，吹开了窗帘），若有窥者，王忿不欲生。舅姑及谦曲喻之，终不释。曰：‘与其疑而生，不若疑而死。’遂自经。”（《清史·列女传》）

清朝盛行文字狱，有人说了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结果惨遭横祸。赵谦的妻子王氏，却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桩冤案，自己给自己判决了死刑。夏天睡觉，穿的单薄，即便有人走来撞见，也大可不必寻死。且不说是凉风多情，吹开了窗帘。在常人，不免舒爽适意；而王氏，却就痛不欲生，怀疑是有人偷看。尽管公婆相劝，丈夫宽慰，百般比喻，她就是不能释怀，最终一死了之。追求贞节到了如此程度，人都已经失去正常思维。

故而女人要认死理，会拿了原有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到极致。

固然，明清时期是封建礼教大行的时代，但它的道德标准，还没有疯狂到完全的不近人情。而受其蛊惑的女人，有时是自己走火入魔，为维护所谓的贞节，不惜做出种种荒诞、荒唐、荒谬的举动。

何大封的妻子阮氏，年少丧夫。有人给她东西时误触其手，她便认为有损贞节，气得引刀断指，血溅尺许。

有个高氏妇，避水邻楼，厌恶男女杂处，毅然携带幼女下楼，立于旷地。不久洪水大至，丈夫放绳子叫她攀援而上，她宁死不从，宁肯被洪水淹死。

还有丧夫守寡的严氏，夜晚遭遇火灾，仓猝间衣衫不整。救火者赶到时，她将儿子推出门外，自己闭门活活烧死。

你看这些女子，中毒之深，行为之愚，真是不可思议！别人与她东西，明明是误触其手，有何过错？她为表明自身清白，居然愤而断指，不惜给对方造成巨大心理伤害。遭遇水患火灾，属突发事件，非常时期男女杂处，接受救援，有何不可？但在她们眼中，不啻丧尽贞节，宁肯一死自证纯洁，即便弃夫抛子，也在所不惜。古训不是说女子要“三从四德”吗？既然丈夫都叫她攀绳而上，她为何不循“出嫁从夫”的教诲而要自寻死地呢？再往深处追问下去，那自焚而死的寡妇严氏，把不能自食其力的儿子推给社会救助，使其成为孤儿，能说她是个具有人性的母亲？可见人要愚昧，不单变得极端自私，连起码的良知也会丧失。

造成如此悲剧的根源，倡导礼教的社会环境固然是重要因素，但个人的选择，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同样身为女人，原本可以选择截然不同的应对。

《明史·列女传》记载：贞女韩氏，保宁人。元末战乱，韩氏担心被人抢掠，遂女扮男装，混迹民间。既而被驱入伍，转战七年，人莫知其处女也。后跟随明玉珍破云南还，遇其叔父赎归成都，才改穿女装，同时从军者莫不惊异。洪武四年她嫁与尹氏为妻，成都人都以韩贞女称呼她。

其后有个叫黄善聪的女子，南京人。十三岁时母亲病故，父亲常年在外贩卖香烛，为行走方便，遂让黄善聪乔装男子随同经商。父死，黄善聪女承父业，改称张胜。有个叫李英的男子，亦贩香为业，与黄善聪同为伴侣超过一年，始终不知其女性身份。后来李英跟随黄善聪返回南京探视其姐。姐姐开始并未认出妹妹，经问明缘故，很是恼怒，责骂说：“男女乱群，辱我门风。”拒绝认亲。黄善聪以死发誓，乃呼邻妇考察其清白，果然还是处女。姐妹拥抱痛哭，黄善聪也立刻改换装束。

第二天，李英来家拜访，始知黄善聪原是女郎，怏怏如有所失，归告母亲去黄家求婚。黄善聪不从，说：“若嫁与李英，则有瓜田李下之嫌，如何解释？”邻里纷纷劝说，黄善聪越是执意不从。官府听说这件事后，亲自出面主持，且助以聘礼，判为夫妇。

两个女子，迫于处境，女扮男装。韩贞女演出了一幕明代版的“木兰从军”。试想七年军旅生涯，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与男性军人一道行军打仗，朝夕相处，出生入死，不可能没有肌肤接触。但在韩贞女的贞节观念中，并不认为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退役后，她心境坦然，照样嫁人生儿育女，其夫亦欣然接受，成都市民更以“贞女”之名呼之，以表达他们崇高的敬意。这位韩贞女，与前文所述之阮氏，别人误触其手，便要引刀断指，是不是有很大区别？

所以说，尽管同受礼教约束，愚与不愚，确有个人悟性的差异。心智正常，礼教未必可以吃人；心智失常，则礼教才能助纣为虐。

又譬如黄善聪，官府也似乎很通人性，尽管男女相伴一年有余，朝夕间肯定已经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就连黄善聪自己，都认为瓜田李下，怕人闲话。唯独官府生冷不忌，明镜高悬，不但判为夫妇，还要助以聘礼。可知礼教覆盖下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为官的读书人，绝非都是程颐、朱熹，要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反却很通情达理，懂得成人之美的雅趣。

清朝顺治年间，任南阳府同知（副市长）的张三异，曾处理过一桩买卖婚姻案。唐县百姓谢万程，因家境贫困，父死无钱买棺，打算卖妻葬父，但又不忍言说。妻子李氏，窥知丈夫心意，痛哭请行。南阳人王全出资二十四金，将李氏买回家中，欲以为妾。李氏归属王全后，日夜涕泣，只愿纺纱织布，不肯侍奉王全寝居，王全也不勉强，听其自便。

一年后，王全的兄长王大有与王全反目成仇，向官府举报王全藏匿逃犯，案件移交南阳府同知张三异审理。张三异传唤王全与李氏到堂，问其为何藏匿逃犯。王全辩称李氏是自己买来的小妾，“来时每天啼哭，只愿纺织，前后住了一年，并未与我同寝。”张三异问明李氏来自何处，于是传唤谢万程到庭，查明当初原是卖妻葬父。张三异深感惊叹，问谢万程是否愿意复婚。谢万程欣然表示接受，但苦于无钱赎回妻子。张三异便拿出二十四两俸金，代其偿还王全，并派差吏带上金币送谢氏夫妇回家。

从礼教观念上理解，李氏改嫁，便已失身，无论她实际顺从后夫与否，她都做过王全的妾了。倘若走火入魔的女人，迷信所谓烈女不嫁二夫，甚至相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教，李氏早该投缳自尽。偏李氏自有主张，不受毒害，你做你的广告，我有我的活法，到底等来破镜重圆。也许有人会说李氏运气不错，遇见了好官，但李氏真要中毒甚深，她早就奔了阴间，即便天下全是好官，也救不了她的性命，又何来的夫妻团聚？

故而我想来想去，这礼教的压迫固然巨大，但与个人悟性的高低，痴迷与否，实在有很大关系。

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上说：杭州女子王倩玉，貌甚美而工诗词。此女本已嫁人，因爱慕表哥沈遹声，不顾名节越礼私奔，居住一处。婆家讼于官府，太守弋珽判决双方离婚，将王女卖与当地驻防旗军。后经沈遹声千方百计将表妹赎归其家，结为夫妻，两人生有一女。

据传王倩玉有长相思词寄沈遹声，词云：“见时羞，别时愁，百转千回不自由。教奴怎罢休？懒梳头，怯凝眸，明月光中上小楼。思君枫叶秋。”

一个柔弱女子，公然对抗礼教，率性私奔，我行我素，令人钦佩之余，不免惊讶于女子中的两极分化：面对吃人礼教，同是女人，缘何各有各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