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将至，小编精心挑选了30部人大版公共管理精品著作，作为专业阅读书单，推荐给学人朋友们。小编将这个书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共管理专业基础推荐阅读书单，其中有多部著作为国内高校公共管理考研、考博的高频参考书，这个部分推荐的图书特别适合初入公共管理学科大门的学习者阅读，比如有志于专业学习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第二部分为公共管理专业进阶推荐阅读书单（引进篇），选取了十多部在西方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及其核心观点；第三部分为公共管理专业进阶推荐阅读书单（原创篇），选取了近年来国内公共管理学者的原创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密切关注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并在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我们特意为大家申请了低于5折的购书福利，有需要请点击书名选购！人大版公共管理精品著作╳全

5月16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系列讲座”第二期·第1讲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的主讲嘉宾为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院长蔡立辉教授，他的主讲题目是“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建构与课程思政”。来自全国400余所高校的600多位一线任课老师参与了本次直播讲座。“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系列讲座”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的公益直播讲座，旨在邀请在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学有所成的学者们，就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未报名参加第一场直播的老师还可继续报名参加后三场直播（同时还能获得第一场直播的回看资格），具体方式见文末“贴心小提示”。每场直播结束后，我们都将为每位报名的教师发送直播PPT等资料，欢迎报名！蔡立辉教授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进行讲解：“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的内在关联性”、“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及其构建”以及“课程思政在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的融入”。

本文为武汉大学丁煌教授为《新公共行政》一书所撰写的译者前言，详细剖析了新公共行政的核心主张，阐述了新公共行政的兴起、新公共行政对“效率至上”原则的反思和批判、新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理论、新公共行政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突破、新公共行政的组织观、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学术贡献等内容。本文选摘自《新公共行政》（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

在本文中，中国人民大学杨宏山教授回顾和梳理了城市治理研究的理论丛林，将其归纳为多中心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自主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整体治理理论五种模式，并对每种模式的核心主张进行了精要的介绍。本文选摘自《市政管理学（第五版）》（杨宏山

（查看新年大促完整书目可通过本公众号对话框发送“2022新年大促书目”获取）（本文信息量超丰富，建议收藏）点开这篇微信推文的读者，先别往下看，你能猜到小编今天要介绍的是哪套书吗？这是一套译著，耗时20年，出书百余种，国内外上百位公共管理学者共同打造，由人大出版社出版。猜到了吗？没猜到的话再看看主编和译者阵容——主编，人大张成福教授；译者包括：人大张成福教授、毛寿龙教授、孙柏瑛教授、杨宏山教授，厦大陈振明教授，复旦竺乾威教授，北大周志忍教授，武大丁煌教授，中大马骏教授……猜到了吗？没猜到的话再看看原著作者阵容：达尔、林德布洛姆、弗雷德里克森、威尔达夫斯基、沙夫里茨、登哈特夫妇、唐斯、萨瓦斯、法默尔、罗森布鲁姆、休斯、戴伊、邓恩、库珀、诺斯豪斯、彼得斯、奥斯本、伯恩斯、罗兹、巴达克……猜到了吗？看到这里，你还猜不到小编要介绍的是哪套书吗？那小编只能猜你不是学公共管理的了是的，这就是小编今天要隆重介绍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在正式开聊之前，小编要发放两个福利福利一：2022新年大促福利小编和小伙伴们精心挑选了百余种人大版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精品著作，包括本文推荐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的48本书在内，为读者朋友们争取到了低至5.6折新年大促优惠活动折扣。人大版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精品著作╳全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编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丛书”正式推出首部著作——王宏伟博士的《应急管理新论》。这本以“新论”命名的著作究竟新在哪里，小编先卖个关子，先发放一项赠书福利。高校教师专享赠书福利SUMMER.TIME为了帮助老师们更好地了解和选择公共危机管理、应急管理及相关课程的教材，小编精心选择了这个领域的13本人大版精品教材，赠送给开设相关课程的老师们。本次活动的赠书对象为人大社官网教师会员（还没有注册的老师，用手机号和相关教师身份证明即可注册并认证为教师会员）。每位老师可获赠纸质教材2本、电子教材1本。来就送，名额不限。赠书活动咨询QQ群：全国政管教师交流二群（群号为648117133），也欢迎您直接联系小编咨询，电话：010-82502724。诚挚欢迎高校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老师们参与赠书活动！长按下方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直达活动入口。“新时代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丛书”首部著作正式出版！新时代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丛书《应急管理新论》王宏伟（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出版发行已有17年。该书伴随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浪潮与公共组织持续创新的脚步，回应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改革实践问题，回应读者的需求和期盼，不断修正、改进、完善，第五版于近日面世。（文末互动赠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五版）孙柏瑛

2020年，在出版社党委领导下，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举主题出版大旗，精耕专业学术出版，策划精品图书，推出多种获奖好书。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盘点推荐2020年政管分社获奖图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研究》秦宣

在本文中，张成福教授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适应社会的变化，持续不断地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传统治理的新的治理典范。本文从七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政府治理创新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这七个方面也可以被视为这一新典范的主要特质。本文选摘自《公共管理学（第三版）》（张成福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中国应急管理制度的优势，是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高小平教授领衔撰著的《中国应急管理制度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一书立足政府应急管理，力求突破当前该领域主要从应急管理的主体、对象、流程和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的状况，站在“制度”的高度，对政府应急管理制度进行系统性的专门研究。本文选摘自《中国应急管理制度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高小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立并不断强化了“一核多元”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政党、政府组织通过资源、组织、管理下沉的方式嵌入社会网络之中，构筑了政党领导、政府负责、多元主体力量参与治理的制度体系，共同治理社会领域的公共问题，这一体制可表述为颇具中国特色的“整合式共治”社会治理模式。——孙柏瑛孙柏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战略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系主任、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理论、地方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等。著（编）有《当代地方治理》《地方治理中的有序公民参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专著和教材多部，翻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等著作多部；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本文选摘自《中国之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五讲》（杨开峰等

如何有效地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之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五讲》一书中，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者们从公共管理、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角度，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回答。该书由杨开峰教授领衔，何艳玲、胡宏伟、李文钊、刘鹏、孙柏瑛、孙玉栋、王宏伟、王虎峰、魏娜、许光建、杨宏山、杨开峰、叶裕民、张占录、张璋（按姓名拼音排序）等15位学者联合撰著。文末有赠书福利。

本文为张成福教授为《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所撰写的译者前言，对新公共行政运动及其旗手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关于“社会公平”价值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精彩的评述，极具启发意义。本文选摘自《公共行政的精神》（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著，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公共行政的精神（中文修订版）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

bureaucrats），而把在政府总雇员中街头官僚占有很大比例的公共服务机构称为街头官僚机构（street

在本文中，我国知名公共政策研究者陈振明教授介绍了三种力图超越理性主义与渐进主义之争的修正或替代的政策制定模式，并从六个方面概括了政策制定的中国特色：实事求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民主集中制、调查研究、群众路线与协商对话、循序渐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本文选摘自《公共政策分析导论》，陈振明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政策制定模式：超越理性模式与渐进模式之争理性主义（模式）与渐进主义（模式）的争论是贯穿于政策科学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研究者发现，关于理性模式与渐进模式各自优劣的持续争论更多的是概念性的，与公共政策和管理实证研究的关联不大，甚至是相冲突的。正如史密斯和梅所指出的，问题不在于调和理性模式与渐进主义模式之间的分歧，也不是去寻找能涵盖这两种模式的最突出特征的第三种途径，而是要通过研究社会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来确定两种模式的关系。人们反思理性模式与渐进模式之争，通过寻求政策分析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而提出了力图超越理性主义与渐进主义的修正或替代模式。下面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新”模式。1.垃圾桶模式及多源流框架超越理性模式与渐进模式的最初尝试是所谓的垃圾桶模式（garbage

representativeness）的探索，我们对这三种价值都表示厌恶。也有学者认为，公共行政中发生的变化类似于一种发生于行政效率与政治回应性之间的零和博弈（zero-sum

小编今天正式换装啦～你还能认出我是谁吗？小编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人大出版社的公共政策相关专业图书。先把作者列一下，陈振明、谢明、杨宏山、朱旭峰，尤金·巴达克、约翰·W.金登、托马斯·R.戴伊、威廉·N.邓恩、戴维·L.韦默……很强大的阵容有没有？在进入正题之前，小编要甩出熟悉的操作——文末赠书福利，好让老朋友们想起我是谁。参与方式见文末。好了，下面开始进入正题首先向大家介绍今年出版的三本新书1.公共政策导论（第五版）（数字教材版）谢明

人大出版社“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又上新啦～这回是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知名行政伦理学专家特里•L.库珀教授的作品。他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奠定了他在行政伦理学领域的学术地位：一是其个人专著《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这本书人大出版社早在2001年就译介给了中国读者；二是《行政伦理学手册》，库珀教授担任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的主编，弗雷德里克森、福克斯、罗尔等数十位公共管理、政治学及相关学科的知名学者担任各章撰稿人，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版，也刚刚在人大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文介绍了《行政伦理学手册》各章的主要内容，描绘了作为公共行政学科分支领域的行政伦理学当前的研究进展。选摘自《行政伦理学手册（第二版）》（特里·L.库珀主编，熊节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有删改。《行政伦理学手册》出版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读者提供一种对目前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和理论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总览。各章作者都被要求全面回顾和反映该章主题的所有文献，以帮助读者能够接触到作为一种学习或研究领域的行政伦理学。二是为公共行政从业人员提供一个知识背景，这样他们可以在一个更广泛和更丰富的背景中更好地理解他们面对的实际伦理问题。各章的作者均被要求避免简单地推进自己的观点和散碎的基本结构。相反，首先他们被告知要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组成这一研究领域的各个主要论题下的已经发表的成果。作者的评价性意见、自己观点的陈述和进一步研究工作的建议通常都被保留在每章后面。本书的内容分为七个部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行政伦理学；行政伦理学中的哲学视角；行政伦理学的背景；德行的维持：外部控制；德行的维持：内部控制；美国社会的行政伦理；其他文化中的行政伦理。这些内容被编成了33章，它们的作者涵盖了大部分行政伦理学方面的重要学者。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行政伦理学第1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行政伦理学”，以我的“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行政伦理学在美国的兴起”作为第1章，正如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本章内容主要集中在美国学术成就上，尽管结束部分超出了这部分内容。在本章，我回溯了从19世纪末到现在的重要公共行政文献中的伦理关涉，重点在重要的论著、《公共行政评论》和《行政与社会》期刊上的文章以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全国研讨会伦理学分会上的内容。本章涵盖了重要的研究领域以及有关的学术会议陈述、出版的论文、新期刊的发行和与行政伦理学有关的制度发展的最新资讯。第2章“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与知识”由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和杰里米·戴维·沃林撰写，关涉的是行政伦理的实验法研究。他们适当采用了“实验法的”一词相对宽泛的含义——在方法上既包含了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方法，也包含了后实证主义方法，如个案研究、事件报道和深度描写。弗雷德里克森和沃林最后给出了生产行政伦理学知识最有用的方法建议。新的大量说明各种研究行政伦理方法的参考文献的增加使本章获得更新。黛安·E.

人大出版社“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近日又上新啦！6月推出了三部新作：《理解治理》《政府绩效管理》《公共财政管理》。近期还将再推出两部著作：知名行政伦理专家库珀主编的《行政伦理学手册》，以及知名政治学家达尔和林德布洛姆合著的《政治、经济与福利》。这套译著由人民大学张成福教授担任主编，张成福、陈振明、周志忍、竺乾威、丁煌等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的前浪大咖们领衔译介（译者队伍目前正在逐步吸收学界中后浪及后浪中坚力量）。自2001年起，累计出版译著逾百种，共计130余个版本，囊括了国际公共管理学界一众大咖的代表作品，包括弗雷德里克森、威尔达夫斯基、沙夫里茨、登哈特夫妇、唐斯、萨瓦斯、法默尔、彼得斯、奥斯本、伯恩斯、罗兹、巴达克等的代表性著作，以及罗森布鲁姆、休斯、戴伊、邓恩、韦默、库珀、诺斯豪斯等的经典教材。为了让读者们能够以更美丽的价格买到这些经典著作，小编选取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在销的50本书，以及其中8本书的英文影印版图书，在京东开展人大版公共管理引进版图书暑期大促活动：每满100减30元，另有100-10元的专题活动优惠券可与满减活动叠加使用，活动时间为一周（7月6—12日）。长按下方二维码，即可进入京东大促活动专题页面

1978）的著作是这种发展的里程碑。面对来自次级政府模式支持者的攻击，赫克洛为捍卫多元主义而进行的辩护弱化了参与政策制定的有限性，强调问题网络的重要性。按照赫克洛的用法，麦克法兰（McFarland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延伸阅读】重磅新书首发|《公共行政学经典》：由经典组成的经典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在人大社官方微店购买“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土豪金系列）最新图书。

“治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并在21世纪变得引人注目的一个概念。要对这个概念进行考察，就不能不提治理理论代表人物之一、英国政治学家罗兹教授的奠基性论文《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统治》。本文为该论文的一部分，归纳了“治理”一词的六种常见用法，并将其定义为“自组织的组织间网络”，用于对英国政府的研究。本文选摘自《理解治理：政策网络、治理、反思与问责》（R.A.W.罗兹著，丁煌、丁方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赠书福利】发表评论即有机会获得《理解治理：政策网络、治理、反思与问责》（R.A.W.罗兹著）赠书1本，活动方式见文末。在过去的15年里，用于公共部门改革的时髦语词和短语忽隐忽现。“新公共管理”和“企业家政府”取代了“雷纳突击队”（Rayner’s

在本文中，南开大学尚虎平教授介绍了美国管理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双料获奖作品《政府绩效管理：创建政府改革的持续动力机制》一书的主要内容，尤其是该书提出的“交互式对话模型”。这一模型可以被视为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理论，它对政府绩效信息的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强调绩效信息的模糊性及多元主体使用绩效信息的差异性，这是该书最大的学术贡献所在。本文选摘自《政府绩效管理：创建政府改革的持续动力机制》（唐纳德•P.莫伊尼汗著，尚虎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政府绩效是政府工作所取得的实际结果与成效，故而追求绩效就成为政府管理的不变主题。就政府管理规律而言，追求绩效，甚至追求绩效的最大化是任何一个积极向上、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的天职。政府绩效管理是保证这种“天职”得以履行的工具，它引导着政府管理的方向，起着控制、干预、矫正政府运行方向的作用。可以说，不追求绩效的政府，是“纯消费型政府”；追求绩效却不推进绩效管理的政府，是“失控的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这既是对政府管理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我国今后政府管理工作方向的科学规划。要通过绩效管理来保证政府“不失控”，就需要以信息为媒介来判断政府管理的绩效，这种承载了绩效实现状况的信息即为“绩效信息”。绩效信息之于政府绩效，就如同中医中脉象与健康的关系。一个人健康不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通过切脉便可知。然而，如果病人讳疾忌医，故意让医生在一个不能反映其身体真实情况的部位切脉，则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绩效信息与此一样，如果被评估的政府要隐瞒自己的过错，或者取悦评估者，它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绩效信息。我国一些政绩观扭曲的地方干部就曾经热衷于“制造”各类有利于自己的绩效信息。从客观规律来说，政府绩效信息的生产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一旦政府将人、财、物等资源投入到某项具体事务以开展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在此过程中自然会形成一系列承载了政府绩效状况的信息。然而，虽然政府绩效信息的形成是客观的，但政府绩效信息的使用、使用的程度、使用的途径、使用的方向却具备极高的主观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完全主观。这种主观性使得政府绩效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为其穿上客观存在的亮眼外衣（正面的绩效信息），“政府绩效”就会非常喜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如果为其穿上客观存在的丑陋外衣（负面的绩效信息），则“政府绩效”就会黯淡无光，呈现出一片凄惨的景象。由于绩效信息使用中主观性的存在，绩效评估与绩效管理风险丛生，一旦用错了绩效信息，绩效结果就会谬以千里，至少不能真实地反映政府的工作成效。若因为信息失真而高估了绩效评估结果，则可能依据虚假的“高绩效”将投机钻营的干部晋升到不恰当的职位，造成“德不配位”的问题，以致在政府中形成错误的政绩观。若由于全部采集了政府工作表现欠佳的绩效信息，则可能低估政府应有的绩效状态，毕竟政府工作与人的生活一样，存在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可能，或许在某些方面由于服务对象不配合、财政支持尚未到位、上级文件出台不及时等各种因素，形成了管理中的“暗斑”，但这并不是政府绩效的主流状态，如果将此绩效信息作为判断政府绩效的依据，就可能严重低估特定政府的贡献，挫伤了政府中大批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公正性失去信心，更有甚者可能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破罐子破摔”，毕竟从绩效评估的结果来看，辛勤工作与浑浑噩噩上班并无太大区别。要避免绩效评估出现重大偏离，就需要科学、合理地采集并使用政府绩效数据，以便能够科学、客观地呈现政府管理的现实状况，将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真实状态呈现出来，确保工作卓越的干部与部门获得应得的认可，而工作不佳的干部与部门也能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这样就可以实现绩效评估的激励与导向价值。然而，科学、合理地使用政府绩效信息并非易事，它需要有确定的机制模式作为支撑。《政府绩效管理：创建政府改革的持续动力机制》一书即为唐纳德·P.莫伊尼汗教授解决政府绩效信息科学使用机制问题的尝试性探索。该书第1章首先界定了何谓“绩效管理”，即通过战略规划、绩效测评来收集、归纳绩效信息，并将其同决定场域、地点、理想状态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决定的信息联系起来的一个系统。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绩效管理的理论模型，它以绩效信息为中介，反映了投入、过程到结果的全过程。在第2章中，作者提出了绩效管理所应遵循的“宗旨”，即通过创造、传播并使用绩效信息以促进政府更优地决策，从而使问责制、效率和预算发挥出更多的优势。在作者看来，绩效管理的广泛实施反映出绩效管理的宗旨是成功的、可行的，作者在第3章中以美国州政府的绩效管理实践为例，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从决策理论出发，第4章认为，“一次正式的政府绩效管理改革是中央机构——改革的推动角色和民选官员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旦改革实施者创建了正式的官方绩效改革范本，具体如何进行操作就完全取决于各机构的管理者了”。在第5章中，作者运用执行理论进一步解释了这种预设是如何成立的。经过这些章节的奠基，作者在第6章至第9章中，以案例实践为出发点，详细阐述了一个解决政府绩效信息使用难题的理论模型，这就是“交互式对话模型”（interactive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写道：“风险社会是世界性意义上的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世界，用这句话来形容颇为贴切。在本文中，南京大学童星教授分析了风险社会的四大表现，并试图透过风险社会的表象，揭示其本质。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治理》（童星

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试验一直是中国政府推进政策创新的一种有效途径。在本文中，杨宏山教授探讨了政策试验在中国的运作模式，介绍了政策试验的主要形式——专项改革试点、经济改革试验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并对政策试验的积极作用进行了阐述。文章选摘自《公共政策学》（杨宏山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赠书福利】发表评论即有机会获得《公共政策学》（杨宏山编著）赠书1本，活动方式见文末。另，该书已加入人大出版社“第二十一届网上教材进校园”赠书活动，还未参与该赠书活动的老师，也可通过这项活动免费申请《公共政策学》赠书，活动参与方式见文末。政策试验的含义政策试验也称“政策试点”“政策实验”，是指新政策在全面实施前先选择局部地区（地方、单位、部门）进行试验，检验其结果及绩效状况，待取得成功后再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的做法。通过组织政策试验，在小范围内检验新政策的成效，可有效控制决策风险，防止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试验一直是中国政府推进政策创新的一种有效途径。大规模的政策试验加之相应的强激励机制，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政策创新能力。政策试验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自由放任或者随心所欲地扩大试验范围。在政策试验中，中央和地方保持着密切互动，地方开展政策试验需要获得上级的授权或同意，地方积累的有效经验会被中央采纳，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在制度创新方面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分级制试验”。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竞争性的政策倡议联盟，一切政策学习都在政治权威的主导下有秩序地展开。一些新政策在初始阶段可能并不成熟，在试验中，这些政策可能被改造，也可能被更新的政策取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转型给公共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通过组织政策试验，在实践中检验新政策，这一路径安排显示了很强的政策创新能力，也避免了转型中旧体制垮塌可能带来的巨大挑战。对于复杂的政策问题，为了应对外界的不确定性，决策者需要尝试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法、途径和组织机制，有时会选择多个地方进行政策试验，不断探索和试验新的政策工具，从试验中汲取经验教训，进而调整政策安排，以适应具体环境，提升政策执行的实际成效。这种反复的政策试验为探索和认识新的问题解决机制提供了路径，这种探索不仅有利于增进认知，而且有助于促进政策创新，推进大规模的政策变迁。政策试验的运作改革开放以来，为探索有利于加快发展的新政策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开展政策试验有效提升政策创新能力。中国特色的政策试验基于政治体制，中央对地方拥有直接指挥权，有权选择若干试点地区进行新政策试验并提供激励机制。中国通过一种双轨制的运作方式来组织政策试验。“双轨制”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中形成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价格双轨制一开始实施时颇受争议。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一些海外经济学者对价格双轨制做出了积极评价。斯蒂格利茨甚至认为，双轨制是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找到的“天才的解决办法”。由于存在寻租和腐败问题，双轨制价格体系的持续时间不能过长，但双轨制政策试验却成为中国政府推进政策创新的一种持续性制度安排。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为激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决策者对试点地区给予倾斜式授权，对相关政策创新给予支持和保护。这种授权伴随着优惠政策或财政支持，试点取得成功产生的政治动员的效果促使地方官员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试点”资格。除国家层面的政策试验外，地方政府也选择某些单位进行地方性试点。如果试点地区率先实施一项政策创新并获得成功，很快就会引起广泛关注，政策学习和模仿也随之展开。上级认可某项政策试验也会将其确定为“典型经验”，组织经验交流会，提供交流平台，支持其他地方开展学习。于是，政策创新就会“由点到面”，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来。对于趋于成熟的政策方案，中央决策者则下令起草正式文本，经审议通过后以法律或办法文件形式公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见下图）。图1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是中华儿女心中的惨痛回忆。自2009年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将每年5月12日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2020年5月12日是中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2020年的主题为“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自1998年出版《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许文惠、张成福主编）一书以来，人大出版社在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领域已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近20部，为该领域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对人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教材进行梳理，供高校教授相关课程的老师们在选用教材时参考，也与诸位一起铭记历史、感念未来。【高校教师专享福利】具体参与方式见文末。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政策研究者先后提出了精英决策模型、派系决策模型、官僚组织决策模型、政策规划模型、政策试验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政策过程。近年来，国内政策学者扎根中国土壤，观察中国制度环境下的政策过程，构建了一系列本土化的中国政策过程解释模型。在本文中，中国人民大学杨宏山教授向读者介绍了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本土化政策过程解释模型，即共识决策模型、“群众路线”模型、“学习-适应”分析模型、“路径-激励”分析模型。本文选摘自《公共政策学》（杨宏山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共识决策模型薛澜、陈玲等对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进行研究，分析了政策共同体、思想库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作用，提出了共识决策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中国政治体制下，政策参与者之间以达成共识为目标诉求，共识决策包含有限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的内容，比如，提出的政策方案是有限的，各种备选方案的取长补短也以折中、协商和渐进为基本特征。在共识决策模型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是形成共识决策的重要变量。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实践中体现为充分尊重集体讨论的首长决策机制；另一方面，中国的政府体制也强化了“共识”目标，中国共产党采取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各级党委负责重大政策制定，自然地，政策决策就会以凝聚共识为目标。共识决策的具体方式有圈阅、会议、协调、动员、听证等多种方式。为了在部门间集聚共识，还会建立多层次的论证和反馈机制，构建机构化的政策共同体，在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展开充分的讨论。在讨论中，参与政策制定的行动主体之间就争议进行磋商，能够折中则相互妥协，不能折中则调整语言表述，使政策内容趋向模糊，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表述。共识决策模型展示了中国制度环境下政策决策的基本流程和显著特征，对于理解中国政策决策过程富有启发性。共识决策模型也存在局限性：第一，共识决策缺少制度化的意见分歧解决机制，不同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没有一种清晰的审议程序和裁决机制。实际上，高层政治权威总是扮演着最终裁决者的角色。第二，共识决策过程很难保障各方参与者具有平等的意见表达渠道。由于意见表达渠道的畅通情况不一样，使得各种政策意见未能充分展开辩论，共识主要表现为有限参与者之间的共识。“群众路线”模型一些研究者通过考察中国执政党在政策制定中的群众路线，分析了政府与群众的互动机制，提出了“群众路线”模型。宁骚从政策过程的视角理解党的群众路线，认为中国政策过程在认识上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程，在操作中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他进而提出了“上下来去”这一概念，用以表述“群众路线”的运作机制。王绍光提出，与通常所讲的公共参与模式不同，中国政策过程存在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即决策者主动走出去，深入人民，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人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1928

景跃进、陈明明、肖滨三位教授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蔡立辉、王乐夫教授的《公共管理学》，孙光德、董克用教授的《社会保障概论》，谢明教授的《公共政策导论》，郭小聪教授的《行政管理学》……这些公共管理领域的畅销教材，都来自同一个系列——人大出版社“新编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坊间俗称“公共管理红宝书”。人大版公共管理红宝书系列部分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数十位知名公共管理学者共同打造从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特点出发，强调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聚焦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强调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包括众多“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教育部推荐教材，各省高等教育精品教材、规划教材，被国内数百所高校选为教材已出版教材45种（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中），涵盖公共管理学科基础课及各专业主干课，系统展现了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及发展趋势书名作者出版时间社会保障概论（第六版·数字教材版）孙光德、董克用2019.8国家公务员制度（第四版·数字教材版）舒放、王克良2019.7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方振邦2019.7领导学孙健2019.7公共管理学（第二版）张康之、郑家昊2019.4行政组织学（第二版）张昕、李泉2019.3社会保险学（第三版）孙树菡、朱丽敏2019.3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案例周均旭2019.2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概论方振邦2019.2城市管理学（第三版）杨宏山2019.1管理心理学（第二版）范逢春2019.1一般管理学原理（第四版）张康之、周军2018.9公共管理学（第二版）蔡立辉、王乐夫2018.3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第四版）魏娜2017.3公共组织行为学（第三版）孙萍、张平2016.9电子政府与电子政务（第二版）张锐昕2016.8管理学教程方振邦2016.7公务员制度导论孙德超2016.5公共行政学张康之、张乾友2016.3公共危机管理概论王宏伟2016.1行政管理学（第四版）郭小聪2016.1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景跃进、陈明明、肖滨2016.1地方政府管理（第二版）陈瑞莲、张紧跟2016.1管理学基础（第三版）方振邦2016.1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四版）孙柏瑛、祁凡骅2016.1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第三版）朱仁显2016.1公共行政学（第五版）彭和平2015.9公共管理概论（第二版）朱立言、谢明2015.8领导学王自亮2015.7公共政策导论（第四版·数字教材版）谢明2015.7行政领导学（第三版）朱立言、李国梁2015.6现代市政学（第四版·数字教材版）王佃利、张莉萍、高原2015.6市政管理学（第四版）杨宏山2015.6公共组织学（第三版）李传军2015.5行政法学导论姜晓萍2015.5电子政务教程（第三版）赵国俊2015.3文化管理学（第三版）孙萍2015.3政府经济学（第四版）郭小聪2015.2政治学原理（第三版）景跃进、张小劲2015.1地方政府学概论（第二版）方雷2015.1行政伦理学教程（第三版）张康之、李传军2015.1政府经济学（第四版）潘明星、韩丽华2015.1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方振邦2014.10领导学（第四版）邱霈恩2014.9现代政治学原理（第四版）石永义、张玉萼、张璋2014.7如何获取公共管理红宝书系列赠书？【普通读者赠书福利】（1）你读过的公共管理图书中，哪本书令你印象最深刻？为什么？（2）在人大版公共管理红宝书系列的上述45本教材中，你最想读哪本？为什么？请就上述两个问题中的任意一个问题在文末留言处发表评论。小编将从发表优质评论的读者中选取5位幸运读者（综合考虑留言质量+点赞数量），每位幸运读者可从公共管理红宝书系列中选取一本图书，获赠该书的电子样书（有效期为半年）和纸质样书各一册。普通读者赠书福利活动有效期为即日起至2020年4月18日15时（北京时间）。【高校教师专享赠书福利】人大出版社“第二十一届网上教材进校园”赠书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有效期至2020年6月15日）。包括公共管理红宝书系列45种教材在内的近200种人大版公共管理教材参与本次赠书活动（具体书目可关注本公号，在对话框中发送“公管赠书”获取）。赠书对象为人大社官网教师会员（未注册的高校教师，用手机号和相关教师身份证明即可注册并认证为教师会员），每位教师会员可免费获赠5本人大版教材电子样书和2本纸质样书。同时，教师会员还可免费畅享人大社教材PPT、数字教材平台、学生版电子书、学术公益直播等诸多教学支持服务。人大社官网教师会员注册认证事宜，可参考以下攻略文章：人大出版社PPT课件下载及教师版电子书申请攻略赠书活动咨询QQ群：全国政管教师交流二群（群号为648117133）。该群为高校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学科教师实名交流群，加群请报学校、院系和姓名（非高校教师谢绝加群）。已在全国政管教师交流群的老师无须重复加群，两个QQ群提供同等服务。赠书活动参与路径：在电脑端点击活动链接（http://985.so/nS9J），或登录人大社官网（www.crup.com.cn）-教师服务中心-网上活动-第二十一届网上教材进校园，或在微信端长按下方二维码，进入活动页面，点击该页面下方的“点击选书”按钮，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公共管理红宝书系列重点教材推介公共管理学（第二版）蔡立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面向高校任课教师，通过官方网站（www.crup.com.cn）推出教师会员服务。教师会员可以随时下载人大社相关学科教材的PPT课件，随时申请相关教材的电子样书（就是教师版电子书），还可以参加人大社举办的各种赠书活动、学术讲座直播活动（并享有直播回放视频观看权益，参见下图）。这些权益都是免费且长期有效的（不限于疫情期间）。如果您有相关教学需要，我们诚挚地欢迎您在人大出版社官网注册，并认证为教师会员。同时，我们也欢迎高校公共管理、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任课老师，通过文末的联系方式和小编取得联系。第一部分

自2月以来，为了助力全国各大高校在公共管理、政治学领域开展网上教学，人大出版社先后开放了相关专业的近200种教材的教师版电子书、140种教材的学生版电子书，以及8种数字教材，受到了全国各地高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人大社面向高校教师免费开放的电子教材包括三种：数字教材、学生版电子书、教师版电子书。很多任课教师不太清楚这三种形式的电子教材各有什么特点、各自应用于何种场合，以及每种电子教材应如何免费申请。我们推送本文，就是要帮助老师们解决这些疑问，以更好地开展网上教学活动。同时，本文在末尾附上人大社免费开放教师版电子书的公共管理、政治学教材目录及其配套教学资源清单，供有需要的老师参考。人大出版社电子教材的三种类型数字教材：确切地说，人大出版社的数字教材不仅仅是电子教材，而是通过人大社旗下的“人大芸窗数字教材平台”（www.rdyc.cn，微信服务号“人大芸窗”）提供的以电子教材为基础的一系列教学服务。除了提供相关教材的电子书以外，数字教材平台还为任课教师提供PPT课件、知识点库、延伸阅读材料、补充教学案例、重点知识简述、各章推荐阅读书目、习题及参考答案等诸多教学资源，同时，平台可实现智能组卷和自动化判卷、成绩册管理和班级管理、学生自我学习和交互讨论等多种教学功能。在公共管理领域，人大社目前开放了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务员制度、市政管理学、社会保障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土地经济学、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8门课程的数字教材，均以相关课程最经典的人大版教材为基础。8门课程数字教材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本公号2月18日推送的《战疫|免费开放：人大出版社公共管理数字教材》一文：战疫|免费开放：人大出版社公共管理数字教材学生版电子书：以网页链接形式提供，操作简单，点开链接即可查看，用于疫情期间教师和学生网上教学，电子书链接在疫情期间有效，疫情结束链接即失效。任课教师申请并收到学生版电子书链接后，直接将该链接分享给学生，学生打开链接即可在线阅读（不限制学生人数）。人大社目前开放了140种公共管理、政治学教材的学生版电子书。这些教材的目录可参见本公号2月25日推送的《人大社免费开放140种公管和政治学电子教材(附书目)》一文：人大社免费开放140种公管和政治学电子教材(附书目)教师版电子书：通过人大出版社官网（www.crup.com.cn）教师会员系统提供，有效期为半年。任课教师在人大社官网注册并认证为教师会员后，即可免费申请相关学科的教师版电子书（电子样书）。教师版电子书主要供任课教师自用，具有复制粘贴、标记等多种功能，可在3台电脑上使用。人大社目前开放了近200种公共管理、政治学教材的教师版电子书（开放教师版电子书的教材及配套教学资源清单附在本文末尾）。人大社公共管理数字教材申请路径对人大出版社上述8门公共管理课程数字教材感兴趣的老师，欢迎加入人大出版社为国内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学科教师建立的服务QQ群——全国政管教师交流群（群号为236159213）。人大出版社的小编们（群管理员）将在群里为您提供数字教材相关服务（教师注册与使用攻略咨询、学生注册与使用攻略咨询，免费为任课老师和学生提供序列号等）。该QQ群为高校教师实名交流群，恕不接受学生申请加入。谢谢！芸窗数字教材平台教师注册与开课基本流程：芸窗数字教材平台学生注册及加入教师课程基本流程：人大社公共管理数字教材申请的详细攻略，可参见本公号2月18日推送的《战疫|免费开放：人大出版社公共管理数字教材》一文：战疫|免费开放：人大出版社公共管理数字教材人大社公共管理、政治学学生版电子书申请路径特别提示：人大出版社教材的学生版电子书，需由任课教师向人大出版社统一获取。为了提升服务效率，我们不接受学生单独提出的申请。对人大出版社140种公共管理、政治学教材的学生版电子书有需求的老师，欢迎加入我们的教师服务QQ群——全国政管教师交流群（群号为236159213，恕不接受学生申请加群）。我们将在群里给您发送学生版电子书在线申请表，您填写申请表后，我们将通过邮件为您发送相关学生版电子书的链接，您收到链接后，直接将其分享给学生，学生点开链接即可使用。人大社公共管理、政治学教师版电子书申请路径人大出版社教材的教师版电子书通过人大社官网（www.crup.com.cn）向相关学科的教师会员免费开放（长期免费开放，不限于疫情期间）。同时，这些教材的配套PPT课件、拓展阅读、补充案例、习题及参考答案等教学资源也免费向相关学科的教师会员开放。对人大出版社公共管理、政治学教材的教师版电子书（书目附在下面）有需求的老师，欢迎登陆人大社官网（www.crup.com.cn），注册并认证为教师会员，在官网自助申请相关教材的教师版电子书（申请成功后系统将会实时为您发送教师版电子书）。获得教师会员身份后，还可随时免费下载这些教材的PPT课件及其他配套教学资源。要注册并认证成为人大出版社官网教师会员，需要完成注册和认证两项工作：（1）登录人大出版社官网（www.crup.com.cn），用自己常用的手机号+验证码注册账号；（2）用注册好的账号（手机号）登录，填写个人基本信息、教授课程信息、联系方式，并提交能够证明教师身份的相关照片，完成教师资格认证，获得教师会员身份。以下为教师会员申请教师版电子书（电子样书）及下载PPT课件等配套教学资源的关键步骤演示。用教师会员账号登录人大出版社官网（www.crup.com.cn），在页面顶端搜索栏输入要查询的书名或者作者名或者ISBN。在检索结果中找到您需要的教材，点击书名进入该书详情页。在图书详情页中点击“电子样书申请”按钮申请教师版电子书，申请提交的同时教师版电子书就会实时发送给您，您可在教师会员系统中登记的邮箱、站内信、个人中心—我的电子样书栏目三个地方查收到；同时可以在“教学资源”栏点击下载PPT课件等教学资源。人大社公共管理、政治学教师版电子书申请及PPT课件下载的详细攻略，可参见本公号今日推送的二条《人大出版社PPT课件下载及教师版电子书申请攻略》一文。人大社公共管理、政治学教师版电子书及配套教学资源目录（部分）书名作者配套教学资源公共管理学（第二版）蔡立辉

非常时期，共同战“疫”！自2月中旬以来，为了助力全国高校开展网上教学，人大出版社先后向经管、人文、法政等相关学科的高校师生免费开放了千余种电子教材。

在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我们往往认为人们会极度恐慌，这种看法常常会导致应急管理者隐瞒威胁信息。事实上，人们在只拥有模糊和不完全的信息时，更可能会不服从命令。因此，应急管理者对恐慌假设的认同将会导致更少的人去采取防护行动。本文研究了公众在应急响应时的几个假设，并提出了紧急事件中家庭行为的五个基本原则。选摘自《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概论》（迈克尔•K•林德尔

非常时期，共同战“疫“！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全国高校教师免费开放了近200门课程的数字教材平台，涵盖工商管理、经济金融、公共管理、法律、外语等人文社科主要学科。在公共管理领域，我们开放的数字教材平台涵盖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务员制度、市政管理学、社会保障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土地经济学、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8门课程（数字教材具体内容见下文）。同时，我们还向高校教师开放了约200种人大出版社公共管理教材的电子样书（教师版教材电子书），以及约100种人大版公共管理教材的学生版教材电子书。作为中国公共管理出版重镇，人大出版社期待通过数字教材和电子书服务，为广大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在线教学提供支持。有相关需求的教师，欢迎您通过文末所附的联系方式和小编取得联系。人大社公共管理数字教材内容概览课程名称：行政管理学/行政学原理配套教材：行政管理学（第四版）作者：郭小聪（中山大学）平台教学资源：教材电子书、PPT课件、知识点库、延伸阅读材料、补充教学案例、重点知识简述、各章推荐阅读书目、教学题库（所有习题匹配对应知识点、参考答案及难易程度）课程名称：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导论配套教材：公共政策导论（第四版）作者：谢明（中国人民大学）平台教学资源：教材电子书、PPT课件、知识点库、知识结构图、补充教学案例、公共政策热点问题深度分析、扩展阅读、教学题库（所有习题匹配对应知识点、参考答案及难易程度）课程名称：公务员制度/国家公务员制度配套教材：国家公务员制度（第四版）作者：舒放、王克良（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平台教学资源：教材电子书、PPT课件、知识点库、学习要求与学习大纲、教学题库（含400道习题，所有习题匹配对应知识点、参考答案及难易程度，可实现智能组卷、智能评估）课程名称：市政管理学/市政学配套教材：现代市政学（第四版）作者：王佃利、张莉萍、高原（山东大学）平台教学资源：教材电子书、PPT课件、知识点库、重点难点概念解析、补充案例及其分析、教学题库（所有习题匹配对应知识点、参考答案及难易程度）课程名称：社会保障学/社会保障概论配套教材：社会保障概论（第六版）作者：孙光德、董克用（中国人民大学）平台教学资源：教材电子书、PPT课件、知识点库、拓展阅读、补充教学案例、教学题库（含200道习题，所有习题匹配对应知识点、参考答案及难易程度，可实现智能组卷、智能评估）课程名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配套教材：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四版）作者：孙柏瑛、祁凡骅（中国人民大学）平台教学资源：教材电子书、PPT课件课程名称：土地经济学配套教材：土地经济学（第七版）作者：毕宝德（中国人民大学）平台教学资源：教材电子书、PPT课件课程名称：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配套教材：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第四版）作者：吕萍（中国人民大学）平台教学资源：教材电子书、PPT课件人大出版社数字教材有哪些功能？人大出版社的数字教材由人大社旗下的“人大芸窗数字教材平台”（www.rdyc.cn，微信服务号“人大芸窗”）提供服务。该平台是一个与传统教学相互衔接的、可扩展的智能化数字教学平台，其主要特色功能如下：（1）立体化的教学资源：精编、精校、精排的电子教材；扩展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的教学课件；部分教材还有精讲、重难点讲解视频；涵盖学科知识点、类型丰富的题库等。（2）互动性在线教学：教师开设私有班级课程；教学课时安排；布置作业、测试；自动化判卷；成绩册管理、班级管理；查看所有学生的知识点掌握情况。（3）个性化教学：为教材划重点、做笔记，并且教师可以分享教材的重点与笔记给参与班级教学的学生。（4）自我学习：知识点练习、教材学习、课件/视频学习。（5）交互讨论：发布通知公告、在线讨论。如何获取人大出版社数字教材服务？对上述人大版公共管理课程数字教材感兴趣的老师，欢迎加入人大出版社为国内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学科教师建立的服务QQ群——全国政管教师交流群（群号为236159213），人大出版社的小编们（群管理员）将在群里为您提供数字教材相关服务（教师注册与使用攻略咨询、学生注册与使用攻略咨询，免费为任课老师和学生提供序列号等）。芸窗数字教材平台教师注册与开课基本流程：芸窗数字教材平台学生注册及加入教师课程基本流程：“人大芸窗”教师端注册攻略注册建议：请使用谷歌、360极速浏览器注册。(百度、搜狗、QQ、火狐浏览器不推荐使用)1.

March）和赫伯特·A.西蒙同样描绘了这些文献的特性，正如西蒙在其最近的文章中指出的，他们也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来描述一种不那么英雄式的政策制定模式。请参阅：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on）一书（第一本完整的与公共行政相关的教科书），1944年又出版了一本基于史实分析的著作，即《代表性官僚制：对英国文官的一种解读》（Representative

“政策分析八步法”是一个经典的政策分析框架，由美国知名政治科学家尤金•巴达克教授在其代表作《政策分析八步法》一书中提出，这一框架为政策制定者、政策分析者和公共政策相关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其实用的政策分析工具。本文为《政策分析八步法》一书的译者、中国人民大学谢明教授为该书所写的译者前言，介绍了“政策分析八步法”的基本内容。该书的作者和译者都强调，政策分析以定义问题开始，以对最后决定做出解释告终，但政策分析工作并非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反复思考、不断反馈并逐渐修正的过程。本文选摘自《政策分析八步法（第三版）》，尤金•巴达克著、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尤金·巴达克（Eugene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治国安邦，是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首要课题，也是今日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亮出了“中国之治”的旗帜，彰显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和底气。小编整理了一份国家治理现代化主题书单，以飨读者。国家治理研究书系————人大出版社有这样一套书，陈列在了2019年“伟大历程

自1998年出版《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许文惠、张成福主编）一书以来，人大出版社在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领域已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近20部，为该领域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对人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教材进行梳理，供高校教授相关课程的老师们在选用教材时参考。【高校教师专享福利】人大社教师会员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参与赠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公共治理与政府、公共政策分析、政府间关系、风险危机与安全管理等。【文末福利】小编为读者们申请到《公共管理导论》（竺乾威

1999年，人大出版社“21世纪公共行政系列教材”开始出版，开启了人大社公共管理学科图书的系列化出版之路。20年来，人大社公管出版人和学界同人一起，见证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成长，见证了MPA在中国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一批批公共管理学院的成立和发展壮大，见证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从引进、翻译和学习西方理论到倡导、呼唤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转变与发展。20年来，人大社的公共管理教材和学术专著服务了数以千万计的读者，赢得了“中国公共管理出版重镇”的美誉。2019年是人大出版社系列化出版公共管理图书20周年，我们将开展一系列活动，与所有作者和读者一起，分享我们这20年来的收获和成长。本文为人大社公管20周年系列活动的开篇辞，向读者推介2017年以来人大社出版的公共管理重点教材。【高校教师专享福利】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参与赠书活动，即可免费获赠本文推荐的20本人大版公共管理新书中的任意两本书。【热心读者福利】发表评论即有机会获得赠书，活动方式见文末。公共管理学（第二版）陈振明等

举国体制是我国在应急减灾领域的重大优势。在国家治理视野下，“举国”不能仅限于政府系统，也应包括市场、社会、公众等主体；“举国”也不能仅依靠政治动员、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还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经济手段、社会协同、道德约束等手段的积极作用。在本文中，南京大学童星教授提出，我国当前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需要进行“前移”与“后延”，应急减灾机制急需进行五个方面的创新。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治理》（童星

2001年，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在国内正式启动。同年9月，在全国公共管理学界，尤其是首届全国MPA教指委十多位委员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开始出版。近20年来，人大版MPA教材与中国MPA教育事业共同成长，陆续出版了高培勇、张成福、王名、张康之、陈振明、顾建光、谢明、丁煌、谭跃进、任剑涛、唐任伍、竺乾威等国内公共管理、政治学界知名学者的作品。【高校教师专享福利】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参与赠书活动，即可免费获得本文中提及的35本人大版MPA教材中的任意两本书（高校教师专享，名额不限）。【热心读者福利】见文末。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与中国MPA共同成长的人大版MPA教材2001年9月，人大版MPA教材的第一本书《公共部门经济学》出版，作者是当时还在人民大学任教的高培勇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以及他的弟子崔军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这本教材后来先后出版了修订版、第三版。2001年11月，人大版MPA教材的第四本书，公共管理学界神仙眷侣张成福、党秀云伉俪的代表作品《公共管理学》出版，成为该系列教材的第一本公共管理导论性教材，同时也是国内较早出版的公共管理学教材版本。该书后来出版了修订版本，并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必读经典。截至2019年3月，人大版MPA教材累计出版教材40余种、近80个版本，涵盖MPA核心课及专业方向必修课、选修课数十门，较好地满足了国内高校MPA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需求。近20年间，人大版MPA教材见证了中国MPA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全国MPA培养院校由首批24所发展为现在的230余所，MPA录取人数由2001—2002学年的4000余人发展为2017—2018学年的22000余人。

竺乾威教授认为，公共管理是一种以政府为主要主体，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并以有效手段取得管理结果和达到管理目的的活动。在本文中，竺乾威教授阐释了公共管理的四大特征和五大原则。选摘自《公共管理导论》（竺乾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八次机构改革，分别是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2018年的机构改革。在本文中，竺乾威教授分析了中国机构改革的四个重要转折点及五个方面的特征。选摘自《公共管理导论》（竺乾威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家治理研究书系”推出了两部新作，分别是南京大学童星教授的《中国社会治理》和清华大学李应博博士的《中国社会中介组织研究：治理、监管与激励》。至此，该治理主题的学术书系已出版著作10部，其中包括张康之、陈振明、姜晓萍三位“长江学者”的作品。【文末福利：留言发表评论即有机会获得赠书】

如何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服务，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严格流动人口治安管理，促进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如何通过社会治理创新，以崭新的思路促进其转化为城市新市民？在本文中，南京大学童星教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治理》（童星

在《转型中的城市治理》一书中，杨宏山教授根据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性、政府介入社会的协商性两个维度，将城市治理分为四种模式，即全能政府模式、自主治理模式、整合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模式。本文对整合治理模式的发生背景与运作方式进行了论述，摘自《转型中的城市治理》（杨宏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有删节。【文末福利：留言发表评论即有机会获得赠书】整合治理的发生背景整合治理形成于国家治理从“总体性支配”转向“技术治理”的改革进程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全能主义政权，执政党和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通过意识形态、组织制度、干部队伍和政治动员，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和控制。在这一体系下，国家权力的影响无处不在，党和政府通过单位制度、身份制度、户籍制度等全国性组织体系，动员各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实现国家目标，有研究者称之为“总体性支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致力于培育市场机制，推进政企分开，支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社区组织发展，扩展其作用领域，赋予经济社会组织一定的自主权，逐渐扭转了全能主义运作模式。地方政府通过构建跨界运作机制，发展间接、隐形和技术化控制手段，逐渐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形态——整合治理模式。政府支配资源的比重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央通过试行承包制，推行“利改税”改革，允许税后利润由企业留存，扩大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改革中，地方政府也有了一定的投资自主权。为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投资兴办企业，创造税收和预算外收入。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此后，政府逐步放开价格管制，经济运行开始由双轨制转而向市场并轨。1994年分税制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增加了中央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改变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分税制将增值税确立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分成75%，但并不承担企业经营风险。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兴办企业的收益减少，但风险却要独自承担。另外，增值税由国税系统负责征收，地方政府无权为保护地方企业而出台优惠政策，这也影响了地方政府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后，在“抓大放小”政策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实施企业改制，将乡镇企业和一部分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或私有企业。企业改制以后，地方政府与其“脱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通过征税和收费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随着改革的推进，企业产权走向多元化，地方政府直接支配的资源在比重上明显下降，政府管理也告别了“总体性控制”，走向有限支配、依法监管。对于非政府所有的经济资源，政府不再拥有直接支配权，只能依法监管，不能任意干预和征用。体制外力量快速发展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各类组织和个人都被纳入国家控制之中，国家通过单位、身份等组织体系，将城市居民纳入其中，形成独特的“单位制度”和“单位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单位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被不断地剥离出来，移交给城市基层政权承担责任。随着流动人口增多，基层政权无法满足这些人的社会福利和生活需求。在此背景下，民政部提出在城市开展社区建设活动，要求将国家包办社会福利逐步转变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办，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提供社区服务。在民政部推动下，街道办事处开始建设社区服务中心、活动站、便民利民网点，社区自身也各找门路，引入公司和外来务工者，提供多元化服务。在社区建设中，社会服务主体从过去的体制内单位，扩展到新经济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城市治理的逻辑悖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城市政府掌握的财政和资源总量在增加，但市场化改革使得体制外组织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源不断增多，政府支配的资源在总资源中的比重明显减少。一方面，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或直接转变为民营企业，政府之外的经济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各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力量也在壮大之中。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降低了政府直接支配的经济社会资源比重，弱化了政府对社会的直接控制能力，城市政府越来越走向“有限能力”。在一党领导和执政环境下，尽管城市政府的资源支配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有所下降，但政府仍肩负着全面责任，需要应对一切经济社会问题，承担无限的治理责任。而且，在党政融合体系中，政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赖于政府的“有效性”予以维持和巩固。于是，发展绩效成为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诉求，自上而下的政绩考评成为衡量政府工作的硬指标。康晓光指出，在中国政治背景下，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父爱主义”的政治文化，也是支撑地方政府“无限责任”的重要意识形态资源。面对“有限能力”和“无限责任”的悖论，城市政府不得不创新治理方式，在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同时，大力发展公私合作和伙伴关系，提升跨界治理能力，以实现各项治理目标。整合治理的运作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市场机制。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机制的作用领域不断扩展。结果是，政府之外的经济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党政主导一切的总体性控制局面被打破，非国有企业快速发展起来，社会力量也在成长壮大之中。尽管政府的能力相对下降，但是政府的责任仍无所不包，政府仍负责解决一切问题、承担无限责任。这样，地方政府就出现了“有限能力”和“无限责任”的行动悖论。既然仅靠政府拥有的资源无法实现宏大目标，就需要把政府之外的资源调动起来，为我所用。由于法治和责任政府建设还在路上，市场和社会力量无力反向制约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这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主导跨界运作。为应对市场化、社会化带来的挑战，地方政府探索了一系列新实践，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即依托政府的主导地位，对社会中的多元主体及其掌握的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地方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实践中，整合治理的运作方式如下图所示。整合治理的运作方式资格认定资格认定由行政部门主导，通过对从事某些业务活动或职业应当具备的基本要求进行审核并予以认定，以增进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的责任感和配合政府工作意识。资格认定包括法人资格管理和个人从业资格认证两个方面，其实质是对组织、个人赋予特定权利的一种管理活动。在经济领域，这一制度使民营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支持，以获得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从业资格，致使政商联盟成为一种常见的企业运作方式。在社会领域，政府通过登记管理进行认定，使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能够配合政府开展工作，提供社会服务。2013年实施“简政放权”改革以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有所放松，但资格认定仍在发挥作用。除法人登记管理外，政府部门还对一些职业的个人从业资格进行认定。但凡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会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资格认定。在健全的法治环境下，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发放资格证书，即依法对从事某一工作或活动所应具备的条件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者发放资格证书。作为一种信用保证制度，资格认证由政府认可的认证机构进行评估或审核，达到规定的标准或强制性要求，则认定为具有从事该方面活动的资格或资质。资源支持企业、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土地使用权、优惠政策等必要的资源支持。在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协商确定地价、提供活动场所、财政补贴、优惠政策等手段，对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给予一定支持，促使私人部门积极响应政府动员，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对企业的资源支持，突出表现为一种政企合作行为。以开发区建设为例，地方政府在土地价格、七通一平、办事流程、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部企业投资。这种优惠政策提供资源支持，等于变相补贴企业，帮助其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在社会发展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活动经费、活动场地、活动道具等手段，对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提供支持。以北京市丰台区社会组织建设为例。根据2012年8月的调查结果，丰台区共有登记和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1931个，其中社团类1917个，民办非企业14个；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3个，占0.16%，在街道备案的920个，占47.6%，在社区备案的980个，占50.8%。为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丰台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于2012年认定区总工会、区委、妇联、科协、残联、侨联、红十字会7家人民团体为枢纽型社会组织，负责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会组织进行业务联系和管理。地方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对枢纽型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由其负责联系一般社会组织，并在开展活动、经费和场地方面提供支持，实际上强化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隐形控制。在社区服务提供中，为发挥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街道办事处通过财政补助、减免费用、提供活动场所、奖励等措施，对商业服务网点和社区组织提供支持。以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社区菜市场管理为例。该社区配建有一栋二层楼的菜市场，由街道办出租摊位给商户经营，销售蔬菜、水果、肉蛋等农副产品。该社区还设有20多处路边临时摊位，大多由外来人口承包经营。如果采取市场定价，菜市场的摊位租金要高于路边摊位，这样社区菜市场就难以持续下去。据我们了解到的信息，该菜市场一楼农产品摊位的租金，一直低于二楼的生活日用品摊位的租金。同样面积、位置的摊位，这实际上是对农产品摊位提供了部分补贴。精英吸纳精英吸纳机制通过提供一定的体制内身份或荣誉来吸纳社会精英，包括民营企业家、文化精英、慈善家、新媒体领袖、草根精英等。社会精英依靠自身努力和资源运作获得成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在各自领域内产生了社会影响力。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体制外精英出现过激行为，就要建立一定的精英吸纳机制，为体制外精英提供必要的活动平台，将他们纳入管理和控制之中。在城市治理实践中，地方党委和政府通过吸纳社会精英进入人大、政协、工商联、人民团体等体制内单位，为其提供一定的身份、荣誉和参政议政机会，增进执政党、政府与社会精英的互动，在更大范围内集聚共识，化解和消除分歧，促进政府与社会合作。在基层治理中，政府还通过招聘社会工作者、大学生“村官”等途径，由财政提供专项资金，吸纳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进入社区工作，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党群嵌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快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非公企业的经济贡献率和就业人员持续增长。随着社会化发展，新型社会组织也在快速增加，社会自主空间扩大。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进对“两新”组织的影响力，整合治理出现了一种新形式，即将党群系统嵌入“两新”组织之中。20世纪90年代，一些规模较大的非公企业开始推进党建工作，将党群组织嵌入企业治理结构之中。近年来，在中央的部署下，大中城市都在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在规模较大的“两新”组织中成立党支部、团委、妇联、工会等，在非公企业集中的开发区和园区，设立企业党委。在“两新”组织中，党组织不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不能支配其决策活动，党组织的作用仅限于组织和教育党员，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协助和支持组织发展，向上级党组织报告重大事项信息。党群嵌入形成了对非公领域的整合手段，增强了政治动员能力，可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两新”组织的民有、民办、民营特征显著，与体制内单位不具有隶属关系，难以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进行整合。在实践中，城市基层政权通过党群嵌入，为“两新”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也增强了对“两新”组织的隐形监管能力。近年来，很多城市还通过开展区域化党建，在外来人口集聚、流动党员较多的社区、楼宇商铺等成立党支部，由街道党工委负责联系这些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活动。项目合作项目合作是指由政府掌舵并提供一定的财政资金，将一些企业和社会力量统合起来，由企业、社会组织负责具体运作。为发挥企业的效率优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城市出现了公私合作（PPP）运作模式，政府提供活动场地、必要设备和资金支持，引入企业运行公共服务项目。进入新世纪，政府与企业的项目合作快速发展，主要有合同外包、特许经营、财政补助等形式。其中，合同外包将公共服务的生产任务外包出去，企业是生产者，政府付费给生产者。特许经营通过投标竞争方式，赋予某个企业或社会组织特许经营权，让它在特定领域提供公共服务。政府还通过提供财政补助的方式，支持企业运营城市公共交通、公益演出、文化体育等项目。近年来，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合同外包等形式，购买社会服务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治理还出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项目制”运作模式，政府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将社会各领域统合起来。折晓叶发现，地方政府借助“土地项目平台”，形成“行政—政治—公司”三位一体统合机制，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行动能力。项目运作有效化解了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资源等问题，提升了公共服务能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也存在政府主导过多、单个项目实施效果有限、需要源源不断地提供后续项目的问题。一些城市急速推进的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开发区建设，已经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源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项目制本来坚持“专项专办”的原则，但由于单个项目实施的实际效果有限，还需要后续项目输入予以弥补和配套。这样，地方政府通过专项资金的分配权和管理权，集资本、信息和权力垄断于一身，将企业、社区和各种公共事业统合起来。

城市，何以让生活更美好？杨宏山教授的《转型中的城市治理》一书尝试从公共服务视角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提出，当前中国的城市治理中出现了精英联盟和社群联盟这一“双重联盟”格局。中国城市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精英联盟和社群联盟之间构建对话平台，更广泛地听取不同社群的利益诉求，增进利益协调，从而兼顾多方利益。本文摘自《转型中的城市治理》（杨宏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有删节。我们看到，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城市治理出现了一种“双重联盟”格局。一是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力量形成的增长导向的精英联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企业家群体开始崛起，政企联盟成为地方治理的一种行动战略。为吸引企业投资，城市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简化行政流程，主动推进治理创新。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知识的价值得到提升，知识精英的话语权扩大。为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技术性知识受到重视，各级政府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注重听取专家意见。从个体影响力看，社会精英具有与决策者直接对话的渠道，在政策制定中具有一定话语权，对社会舆论也有较大影响力。另一是社会成员在自我保护中形成的维权导向的社群联盟。他们通过组织集体行动，进行自我保护，防止增长机器的“任性”行为对自身造成伤害。卡尔•波兰尼指出，现代社会的各种变化受一种“双向运动”所支配，即市场的持续扩张以及这一运动所遭遇的在特定方向上制约其扩张的反制运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城市也出现了制约增长导向的精英联盟及其“任性”行为的社会反制运动。面对市场主体突破法律和伦理底线的行为，在焦点事件的触发下，公众自发参与或有组织地开展活动，针对补偿、欠薪、环境、安全等问题，表达共同诉求，组织社会抗争，形成群体性事件。诸如连云港市民抗议核废料项目、仙桃民众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黑龙江龙煤集团工人聚众讨薪事件等，都展现了普通民众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开展的自我保护运动。从力量对比看，精英联盟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具有更好的组织性，主导着城市治理的公共政策过程。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地方政府纷纷设置投资项目“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一些城市还提出了“亲商”“安商”“富商”“稳商”等口号。增长联盟的形成，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导向下，城市政策制定从闭门决策走向精英参与，注重应用技术性知识，提升决策的理性和有效性。这种精英联盟主导的城市治理取得了显著成就，使得城市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快速扩展的新城区、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同时，精英联盟主导的城市治理也存在公共服务偏向性、公共空间供给不足、商品房价格高企、邻避冲突问题凸显、群体性事件较多等问题。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的广场舞现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区公共空间供给不足，尤其是室内公共活动空间缺乏。一些商品房小区，除了居民住房的私人空间，就是商场、银行、餐饮、生鲜菜市、中介服务、家政服务等私人空间，开发商将房屋销售殆尽，有的连居委会办公都找不到场所，居民组织集体健身娱乐活动只能寻找露天场所。近年来，邻避冲突、群体性事件高发，也已成为城市治理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公共决策不可避免要涉及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判断，事实判断存在客观的经验真理，专家掌握着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其参与决策过程具有优势，但对于价值问题，其判断取决于人的主观偏好，专家并不具有资格代替公众执行价值判断。从知识应用看，城市善治既要应用专家知识，也要识别公众偏好，既要应用硬知识———可重复的技术性知识，也要应用软知识———特定情境下的地方性知识，既要发挥精英联盟的作用，调动企业家和专家的积极性，也要倾听社群声音，寻求最大公约数。我们看到，在实践中，城市治理过于强调硬知识，而对软知识重视不够。如果不充分应用软知识，城市治理就会犯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以城市规划为例，城市规划需要发挥规划师的想象力，需要应用技术性知识，同时也要应用地方性知识，在倾听中识别当地社会的价值偏好和发展需求。没有倾听，就没有空间正义；没有空间正义，就谈不上一流的城市规划。中国有一句古话说“知易行难”，城市治理需要倾听社群声音，应用地方性知识。这个观念接受起来并不难，然而，落实到行动中却是十分艰难。我们看到，在公共决策中，精英联盟总是倾向于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中国城市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精英联盟和社群联盟之间构建对话平台，更广泛地听取不同社群的利益诉求，增进利益协调，从而兼顾多方利益。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以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学者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特别是针对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之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本文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七个基本观点，摘自武汉大学丁煌教授为公共服务学派代表作品《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撰写的译者前言。所谓“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行政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目前，与其说公共行政官员正集中于控制官僚机构和提供服务，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关注“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劝告，即他们更加关注成为一个更倾向于日益私有化的新政府的企业家。但是，在他们忙于“掌舵”的时候，是否忘记了是谁拥有这艘船呢？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这艘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具体来说，新公共服务理论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基本观点。（1）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务员日益重要的角色就是要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不是试图通过控制或“掌舵”使社会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尽管过去政府在为社会“掌舵”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当今时代为社会领航的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后果，这些相互作用涉及多重群体和多重利益集团，这些为社会和政治生活提供结构与方向的政策方案是许多不同意见和利益的混合物。如今政府的作用在于：与私营及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其角色从控制转变为议程安排，使相关各方坐到一起，为促进公共问题的协商解决提供便利。在这样一个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中，公共官员将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至裁判员。而这些新角色所需要的不是管理控制的老办法，而是做中介、协商以及解决冲突的新技巧。（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在个人选择的驱使下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建立社会远景目标的过程并不能只委托给民选的政治领袖或被任命的公共行政官员。事实上，在确立社会远景目标或发展方向的行为当中，广泛的公众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政府的作用将更多地体现在把人们聚集到能无拘无束、真诚地进行对话的环境中，共商社会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除了这种促进作用，政府还有责任确保经由这些程序而产生的解决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规范，确保公共利益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公共行政官员应当积极地为公民通过对话清楚地表达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形成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提供舞台，应该鼓励公民采取一致的行动，而不应该仅仅通过促成妥协而简单地回应不同的利益需求。这样，他们就可以理解各自的利益，具备更长远、更广博的社区和社会利益观念。（3）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方案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过程得以最有效并且最负责任地实现。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为了实现集体意识，下一步就是要规定角色和责任并且要为实现预期目标而确立具体的行动步骤。这一计划不仅仅是要确立一种远见，然后再把它交给政府官员去执行，而且是要使所有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到一些将会朝着预期方向发展的政策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通过对公民教育方案的参与以及对公民领袖更广泛的培养，政府可以激发人们重新恢复原本应有的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而且这种自豪感和责任感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在许多层次都会出现的一种更强烈的参与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相关各方都会共同努力为参与、合作和达成共识创造机会。为此，政治领袖应该扮演一种明确且重要的角色，他们要明确地表示并鼓励对公民责任感的强化，进而支持群体和个人参与社区契约的订立活动。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尽管政府不能创造社区，但是，政府，更具体地说，政治领袖却能够为有效的和负责任的公民行动奠定基础。人们必须逐步认识到，政府是开放的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否则，就不会有政府；政府是有回应力的，否则，就不会有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满足民众的需要，否则，就不会有政府。于是，这里的目标就在于确保政府具有开放性和可接近性，具有回应力，能够为公民服务并且为公民创造机会。（4）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利益不是由个人的自我利益聚集而成的，而是产生于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对话。因此，公务员不仅仅要对“顾客”的要求做出回应，而且要集中精力与公民以及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政府与其公民的关系不同于企业与其顾客的关系。在公共部门，我们很难确定谁是顾客，因为政府服务的对象不只是直接的当事人，而且，政府的有些顾客凭借其所拥有的更多资源和更高技能可以使自己的需求优先于别人的需求。在政府中，公正与公平是其提供服务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不应该首先或者仅仅关注“顾客”自私的短期利益；相反，扮演着公民角色的人必须关心更大的社区，必须对一些超越短期利益的事务承担义务，必须愿意为他们的邻里和社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换言之，政府必须关注公民的需要和利益。总之，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并希望政府能够特别关注公民的声音。（5）责任并不简单。公务员所应该关注的不只是市场，他们还应该关注宪法法律、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我们知道，无论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还是新公共管理理论都倾向于将责任问题简单化。例如，前者将公共行政官员视为只是简单地直接对政治官员负责，而后者则认为行政官员应像企业家那样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其工作绩效的评估主要应从效率、成本—收益以及对市场的回应性等方面进行。然而，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这样的理论模型并未反映当今公共服务的需求和现实，责任问题其实极为复杂，公共行政官员已经受到并且应该受到包括公共利益、宪法法令、其他机构、其他层次的政府、媒体、职业标准、社区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环境因素、民主规范、公民需要在内的各种制度与标准等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且他们应该对这些制度与标准等复杂因素负责。（6）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如果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能够以对所有人的尊重为基础通过合作和分享领导权的过程来运作的话，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新公共服务理论家在探讨管理和组织时十分强调“通过人来进行管理”的重要性。通常，人们往往将生产力改进系统、过程重塑系统和绩效测量系统视为设计管理系统的工具。但新公共服务理论家却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试图控制人类行为的理性做法在组织成员的价值和利益并未同时得到充分关注的情况下很可能要失败。此外，虽然这些探讨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它们却培养不出具有责任心、献身精神和公民意识的雇员或公民。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如果要求公务员善待公民，那么公务员本身就必须受到公共机构管理者的善待。新公共服务理论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公共行政官员的工作不仅极为复杂，而且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公共行政官员既不像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需要保障和组织一种官僚职业的雇员，也不像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只是市场的参与者，他们的动机和报酬远不只是薪水或保障的问题，他们希望与别人的生活有所区别。因此，分享领导权的概念对于为公共雇员和公民提供机会以便他们的言行符合其公共服务的动机和价值至关重要。分享领导权必定会具有相互尊重、彼此适应和互相支持的特点。特别是通过人民或与人民一起来行使领导权可以改变参与者并且可以把他们的关注焦点转移到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念上。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和公共雇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同样可以得到承认、支持与报偿。（7）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与那些试图将公共资金视为己有的企业管理者相比，乐于为社会做出有意义贡献的公务员和公民更能够促进公共利益。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新公共管理理论鼓励公共行政官员采取企业家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样便会导致一种十分狭隘的目的观——所追求的目标只是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和满足顾客的需求。而新公共服务理论则明确地认识到，公共行政官员不是他们机构和项目的所有者，政府的所有者是公民。公共行政官员有责任通过担当公共资源的管理员、公共组织的监督者、公民权利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以及基层领导等角色来为公民服务。这便是一种与看重利润和效率的企业所有者大不相同的观点。因此，新公共服务理论家认为，公共行政官员不仅要分享权力，通过人民来工作，通过中介服务来解决公共问题，而且还必须将其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重新定位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非企业家。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全盘否定。从理论视角来看，它本质上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它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摈弃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固有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正如罗伯特·B·登哈特教授所言：“即使在一种思想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里，其他思想也从来不会被完全忽略。然而，在民主社会里，当我们思考治理制度时，对民主价值观的关注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效率和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在这个框架中，其他有价值的技术和价值观(比如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或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都可能粉墨登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争论肯定还会持续若干年。但新公共服务理论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观点，围绕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展望公共服务的前景。未来的公共服务将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并与后两者充分结合。”总之，无论是从理论价值还是从实践意义来看，《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都不失为公共行政学研究领域的一部颇有创新性的学术力作。当然，由于作者生长在一个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以及政治价值都与我国有很大差异的国度里，所以书中肯定有一些与我们的国情不太相符的内容，相信明智而耐心的读者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加以鉴别、批判。（本文摘自丁煌教授为《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第三版）》一书撰写的译者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第三版）》[美]珍妮特·V·登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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