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流亡札记（黄灿然译）
他找不到快乐，因为
在他的祖国没有快乐。
——亚当·密茨凯维奇
把流亡作为一种命运来接受，就像接受一种难以治疗的疾病，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自我欺骗。
曾经，他意识到他的任务而人们正在等待他的话，但他被禁止说。如今，在他生活的地方他可以自由地说，但没人听，更有甚者，他忘记他以前想说的话。
对上述文字的评论
审查制度可能会容忍各种前卫的滑稽动作，因为这些滑稽表演使作家一直处于忙碌中，使文学变成非常有限的少数精英的清白的消遣。但是，只要一位作家表露出关注现实的迹象，审查制度就立即进行压制。如果他由于被放逐或自己的决定而发现自己正在流亡，他便脱口说出他被抑制的愤怒的感情、他的观察和省思，把这视为他的职责和使命。然而，其严重性在祖国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事情，在国外却没人关心，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引起兴趣。因此，一个作家会注意到他无法对那些在乎的人说，却可以对那些不在乎的人说。他本人逐渐变得习惯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而他对祖国日常生活的了解，则从可触摸的变成理论性的。如果他继续像以前那样处理同样的问题，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实际经验的直接性。因此，他必须要么使自己枯竭，要么进行一次彻底的转变。
新眼光
新眼光、新思想、新距离：一个流亡中的作家对这些东西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是否能克服旧我，则端赖他以前仅仅模糊地意识到的资源。
他面临的一个可能性是改变他的语言，无论是实际上的改变，也即以他居住国的语言写作，还是以另一种方式使用母语，也即他所写的东西能为一种新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然而，那时他也就不再是一个流亡者了。
另一个要困难得多的选择，则包含维持假设和想象他继续存在于他的祖国。想象：因为他必须把祖国的历史和文学视觉化，当作一个在时间中发展的有机体，并在一种从过去通往未来的运动中赋予他的作品某个功能。这意味着不断重估传统，寻找有生命力的根以及对现在作批判性的观察。按定义，某些文学体裁（例如现实主义小说）和某些风格在流亡中是无法实践的。另一方面，流亡的状态迫使作家以多种角度看问题，有利于他采用其他体裁和风格，尤其是那些对现实作象征性置换的体裁和风格。
绝望
与流亡的第一个阶段不可分割的绝望，是可以分析的，接着，它看上去很可能更多地像源自一个人的个人缺点而非外部环境使然。有三个主要原因造成绝望：失去名字、害怕失败和道德痛苦。
一位作家通过与读者进行复杂的互相交流而获得名字，不管他吸引大批读者或吸引一小圈同情者。他精心经营自己的形象，该形象反映于对他的作品作出反应的读者眼中。当他移民，那个形象便顿然消失，而他则构成大众中无名的一员。他甚至不再像一个其优点和缺点为朋友所知晓的人那样存在。没人知道他是谁，如果他在报刊中读到自己，他会发现有关他的资料都被奇怪地扭曲。于是，他的羞耻与他的骄傲成正比，而这也许是一种公正的惩罚。
他有很好的理由害怕失败，因为只有少数人拥有抵挡孤独的腐蚀性的效果所需的那种适应力。他属于一个由作家构成的社群，这个社群奉行某种仪式，忙于向彼此派发赞美或责备。如今，没有社群，没有仪式，没有满足野心的甜蜜游戏了。他受苦，因为他染上了集体主义的习惯，这意味着他也许从未学习过独立自主。他也许会胜利，但不是在他同意失败之前胜利。
流亡在道德上是可疑的，因为流亡打破了他与某个团体的团结，也即把个人拉开，使他不再与留在原处的同行分享经验。他的道德痛苦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英雄形象的依恋，他被迫一步步地走向一个痛苦的结论，也即他要做道德上有效的工作和维护自己未失去光泽的形象都是难乎其难的。
适应环境
流亡多年之后，便开始想象不流亡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空间
想象永远是空间的，指向某个中心的、优越的位置之东、西、南、北，该位置很可能是我们童年的村子或出生的地区。只要一个作家生活在祖国，那个优越的地方，便以离心的方式扩大自己，多多少少变得与他的整个祖国等同起来。流亡使那个中心移位，或更准确地说，创造了两个中心。想象使得他周围的一切都跟“那边”联系起来——就我自己而言，那边是欧洲大陆某地。它甚至继续标出那四个方位，仿佛我依然站在那里。与此同时，东、西、南、北又是由我写这些字的这个地方决定的。
想象倾向于遥远的童年的地区，这在怀旧文学中是很典型的（空间距离往往成为普鲁斯特式的时间距离的伪装）。怀旧文学虽然很普遍，但它只是我们处理与故乡的疏离关系的众多模式之一。那个用于确定空间方向的新立足点，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消除的，即是说，你不能抽离你在地球上某个确切地点的有形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也即两个中心和环绕在它们周围的两个空间互相妨碍或——这是一个快乐的结果——合并。
墙上的影子
据说现在我们的星球正缓慢但不可阻挡地进入一个由科技、卫生和识字带来的统一的时代。然而，也可以提出相反的意见，而只有身处流亡之中才有可能充分理解这种相反意见的正确性。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作家，带着祖国的地理区域的全面知识——其历史、经济、政治等等。他对任何关于他所熟悉的事物的消息都很敏感，无论是由书籍、报纸或电视提供的。这导致他发现人类之间新的分裂是如何产生的。一百年前，一般人由于不熟悉地球偏远地区的情况，便悄悄地贬低它们，把它们归入传奇的王国，至少是当成异国情调的事物。然而，在今天，他们觉得他们获得各种手段，可以同时拥抱全球各个地方和各种事件。但是，一旦与新来者的第一手知识对质，有关他的祖国的新闻和报道立即就变成彻底的误导。消息与事实之间这类差异的数目成倍递增，达到天文比例。迄今只限在哲学课上讨论的柏拉图有关洞穴的寓言，也有了更实际的意义。我们记得，被捆绑在一起的囚徒不能移动脖子，只能看见他们所面对的那堵墙。各种影子投射在墙上，他们把这些影子当成现实。一个局外人不知道自己能否使报纸读者和电视观众相信他们被误导，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也即他既不能也不应使他们相信。倘若欺骗仅仅是由于无知或政治偏见，那么现代洞穴居民的困境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倘若——而这是不应预先排除的——欺骗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传媒也即中介的本质中，那会怎样呢？
自省
这里是一篇演说草稿，它也许可由一位流亡作家念给自己听：“你可以肯定你身边那些走动在一个从童年起就为他们所熟悉的世界的同行过得比你好吗？确实，他们用母语写作。但是，艺术和文学与我们在中小学和大学所学的艺术和文学是同一回事吗？难道它们在最近数十年不会迅速变化，以致它们的名字如今与空壳差不多？它们可能已经变成一种孤独的练习，仅仅是由失去文化和社会传统的人发出的讯号，难道不是吗？在自己的家乡获得爱与尊敬，乃是唯一真正值得追求的爱与尊敬，可他们有多少人获得这样的奖赏？他们与他们的读者共享同一种语言，但是他们从聆听者脸上见到一点理解的闪光吗？那同一种语言只是一种幻想，在幻想中无数个人的语言使空间充满了拥挤的噪音，难道不是吗？你的同行是被广大公众聆听和阅读，抑或只是念给彼此听？甚至，你敢肯定他们念给彼此听吗？毕竟，你的境况有可能更好：你的流亡被合法化了。
“你一直相信，写作的真正目标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读到，并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倘若这样的目标不可获得呢？它就因此失去效力吗？难道你不相信你这里的每一位同行心中依然忠诚于那个，不错，那个幼稚的梦吗？然而，你不是已经目睹他们的失败了吗？
“而如果你不能拯救世界，你又何须在乎你的读者是多是少？”
语言
一个作家生活在讲与他不同的语言的人中间，不久就会发现他以一种新的方式领会他的母语。长期逗留在外国会导致风格的枯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尽管确实缺乏日常语言那种生气勃勃的影响。不过，这点倒是真的，也即母语的诸多新方面和新音调被发现了，因为它们在新环境所讲的语言的背景下凸显出来。因此，某些领域（街头习语、俚语）的收窄被其他领域（词汇的纯粹性、富于韵律的表达力、句法的平衡等）的拓宽弥补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峙并不是流亡文学写作所独有的。在欧洲一些国家，两百年来文人都掌握双语，他们的本土语被他们的拉丁语改造，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