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2022||王利兵：海域社会——区域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海域社会：区域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王利兵

（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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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研究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传统的区域研究基本上都是以陆地社会为出发点，很少关注和研究以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海洋世界。海域社会是基于海洋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性社会，其内部既具有统一性，也存在多样性。海域社会的概念不强调严格意义上的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侧重关系与结构的人类学概念，它是指不同行为主体在海洋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组合，其中人-人关系和国家-国家关系是形塑海域社会结构的两对主要关系，同时也是影响海域社会稳定性的重要力量。海域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关系结构会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发生改变。南海是理解和说明海域社会的一个很好例证，作为区域的南海存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区域形成模式，这两种区域模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虽然两者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彼此之间亦存在许多相互关联之处，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地方性资源与制度规则之间的相互渗透。总之，海域社会研究不仅有助于超越已有海洋研究中民族国家视角的局限性，对于凸显海洋主体性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对以陆地社会为中心的传统区域研究的一种拓展，对于深化和发展区域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学科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则是源于二战后的美国。进入到20世纪中期，伴随着反殖民主义浪潮和独立运动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感受到来自第三世界的压力，于是他们聘请大量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等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区域研究由此获得迅速发展[1]。到19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研究的热潮逐渐降温。然而，2001年的“911”事件再一次激发了美国政府和学界对于区域研究的兴趣，与此同时，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也在不断召唤区域研究的回归。

      在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诞生过许多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其中人类学的贡献尤为突出。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是对传统“村落民族志”研究的超越和拓展，其本意是为强调人群和文化的流动性，揭示区域社会的整合机制以及村落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学的区域研究理论中，以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市场层级理论”影响最广。施坚雅在质疑村落研究方式的基础上，指出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在于村落集市网络内部的交换关系，他依据经济周期和区位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细致的划分，并提出著名的“市场层级理论”[2]。受施坚雅等西方学者的区域研究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展了许多基于中国社会的区域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台湾学者提出的“祭祀圈”理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研究以及科大伟等人的华南研究[3]。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种区域研究理论，其出发点和关注的中心基本都在陆地社会，鲜有对于海洋世界和人群的关注和研究。

      相比陆地社会而言，海洋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海洋文明也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文明[4]230。与农耕社会中农民“半身插在土地里”不同[5]，依海而生的海洋族群面对的自然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离乡离土的途径和条件，使他们能够游离于乡土之外，进而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方面呈现出许多非乡土特色[6]。流动性始终是海洋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资源的流动、人员的流动、观念的流动等，流动性将不同地区的海洋人群和社会塑造成为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体系或网络，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区域文化格局和海洋命运共同体[7]。在“亚洲价值、秩序与中国的未来”一文中，滨下武志主张我们在探讨亚洲内在联系的时候，应当将亚洲当作一个有机联系、互相影响的区域性整体来把握，这种区域整体性可以透过亚洲海域社会的研究得到很好证明。滨下武志认为，海域社会的关系模式与以国家为主的地域关系不同，以海域融合为主的观念来说明亚洲的历史比过去以土地为主的观念可以涵盖更多的地区和呈现不同的内容，特别是亚洲的海域关系远比其他大陆和海域社会更为复杂和绵长。因此，“从海域的观点来看作为空间的亚洲，让人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亚洲。”[8]那么，与传统区域研究视野下的陆地社会相比而言，究竟何为海域社会？海域社会有哪些特征？构成海域社会的关系模式是怎么样的？海域社会的研究模式对于我们思考当前世界频繁发生的海洋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在吸收和反思传统区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海洋自身的特点出发重新界定海域社会的概念，并结合南海的案例对海域社会的关系模式进行分析，最后简单讨论海域社会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二、海域社会的概念界定

      区域最早是由地理学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后被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借鉴使用。不过，不同学科在界定区域概念时的标准不尽相同，比如，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地球表面一块具有均质特征的地理单元，政治学认为区域是国家行政管辖的一个部分，经济学强调区域是在经济生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部分，而历史学界定区域的标准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既有以政治制度为标准的，也有从地理环境出发划分区域。人类学对于区域的界定更加注重文化和人群的因素，比如20世纪早期由美国人类学家提出和发展的“文化区”（culture areas）概念。“文化区”的概念侧重考察居住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不同人群之间文化特质的相似性，认为文化是时间与空间共同建构的产物，试图通过空间分布的文化特质来重建文化历史的顺序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9]3。在界定区域概念时，学者们通常都会强调区域内部的同质性和统一性，忽略或是没有注意到区域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没有意识到区域的整体性是以差异性为前提的。比如，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世界虽然是一个统一性的区域，但是其内部的族群、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亦十分明显。罗威廉（William T.Rowe）认为，“‘区域’这个西方最近经常运用于中国研究的术语，并不是指具有统一性的地带，而是指内部具有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的系统，并且其内部的异质性要超过同质性。”[10]汪晖也不同意将区域社会描述为单一的社会，相反认为社会的复合性或跨社会体系才是区域的普遍特征[11]189。简言之，区域是一个使用广泛而又复杂的概念，区域社会是一个包含着多样性的统一体。

      比如，作为区域的地中海一直以来都是不同族群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空间和通道，包括布罗代尔和戴维斯（John Davis）在内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已经有很多论述。在布罗代尔的研究中，地中海被看作是一个生态整体，相同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形塑了地中海人民在居住形式、生计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因此历史上的地中海主要是一个通道和桥梁，而非阻碍和区隔。在戴维斯看来，地中海一直以来都是一块互动、贸易和战争的区域，也正是这种从未中断的互动塑造了地中海世界内在的凝聚力和统一性[12]。除了贸易往来和互动之外，地中海世界的互动交流还包括语言、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与技术技艺等许多方面，这些日常互动交流在文化上塑造出一种地中海世界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比如，在《欧洲中的伊斯兰》(Islam in Europe)一书中，杰克·古迪(Jack Goody)细数了穆斯林文明在农业、建筑、音乐和厨艺等方面的贡献[13]。除此之外，在地中海人类学研究中，许多人类学家还从荣誉和耻辱等主题出发将地中海视为一个“文化区（culture area）”[14]，认为作为整体的地中海具有一系列相同的社会文化特质。比如，对农民生活方式和体力劳动的轻视、鲜明的社会/地理和经济分层、政治不稳定的历史、个体化的社会生活、强烈的性别隔离、对于小型亲属单位的依赖、对于性欲的羞耻和个人荣誉的崇尚、以地域为单位的地方宗教信仰以及邻里之间的互相依赖与村庄之间的频繁冲突等[15]。

      区域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的特征密切相关，不同的自然环境往往会塑造出不同的人群、历史与文化，甚至可以说自然环境是区域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比如，斯科特（James C.Scott）笔下的“赞米亚”（zomia）就是一片以山地环境为基础而形成的广阔区域，生活在赞米亚的人群依赖特殊的山地条件创造性地形成了一个超越族别和国家的区域性社会，并创造出许多有别于低地社会的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构，如游耕的生计方式、平等而灵活的社会结构、混杂的族群认同、注重口述的传统和先知宇宙观等[16]。在讨论东南亚“山地赞米亚”之外，斯科特同时提醒我们在东南亚海洋世界中还存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水上赞米亚”：

     “如同山上流动的居民一样，东南亚海岛中人数众多的水上居民（orang laut）也是在海岛中不断航行，居无定所。如同许多山民一样，他们也有尚武的传统，可以很容易地从抢掠海上的运输船和掠夺奴隶，变为马来王国的海上警卫或水军。他们位于主要水上通道附近，可以迅速地进攻然后消失，形成了一个水上的赞米亚。……”[16]8

斯科特在这里所说的“水上居民”主要是指生活在东南亚苏禄海域的巴沃人，巴沃人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族群，曾被称之为“海上吉普赛人”。巴沃人以海洋捕捞作业为其主要生计方式，并世代居住生活在海上，很少踏足陆地。历史上，巴沃人借助简易而又便利的独木舟往来于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之间的广阔海域，并与来自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和华人世界的渔民群体或商人群体进行广泛的物品交换，有时他们也会为海商或苏丹国王提供海上运输和劳动力服务[17]。其实，在南海海域中，类似巴沃人的海洋族群还有很多，比如武吉斯人（Bujis）[18]、莫肯人（Moken）[19]以及来自中国南部的渔民群体等。对于这些依海而生的族群而言，海洋不仅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源和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也是他们与外界开展交流互动的重要途径和通道。总而言之，海洋是勾连海域社会人群的重要媒介，也是形成稳定而持久的海域社会的重要条件和基础。

      其实，无论是强调区域内部的差异性，亦或认为区域是一个跨社会体系，其本质都是在突出区域内部的关系性。正如潘英海指出的，“区域的界定是相对的，主要是以不同人群之间互动的关系网络与建构来界定的。区域，可以是一个村落中不同聚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族群互动网络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地域族群史的界定，重要的是，区域是以人群的交互作用为主体来界定的。……区域的界定在于关系与意义结构的整体性，而不仅仅只是空间上的地理性。”[9]24-25潘英海在这段话中强调的区域内部关系主要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关系，它是基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状态，通常表现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现象，这种关系共同体在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库拉圈”中有非常好的体现。“库拉圈”是特罗布里恩岛民在群岛环绕的广阔海域中自发形成的一种贸易交换制度，“库拉制度在地域和组成两个方面都非常庞杂。它把大量的村落连接在一起，并涵盖了相互作用且错综复杂的活动，形成了一个有机体。”[20]79 “库拉圈”的形成离不开流动的海洋和便捷的独木舟，甚至可以说只有在辽阔而自由的海洋上才可能出现类似库拉圈这种关系网络，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库拉海洋——部落间远航和冒险的场地，才是本书的主题所在。”[20]35但是，库拉圈又并非仅仅是海洋族群间的一种物物交换形式，它本质上是一种包含着经济生活、道德实践、宗教仪式、巫术传统、神话传说等多重内容的伙伴关系网络，是西太平洋社会的一种总体性呈现。因此，库拉关系是不会因为一次交易而完结的，其原则是“一旦库拉，终身库拉”。

    “库拉圈”展示的是一幅以流动性为主题的海洋画卷，画面中的主角是来自不同岛屿上的渔民，渔民的生产生活与海洋的流动性密切相关，甚至于他们的时空观也深受这种流动性所支配，渔民与海洋之间是一种相互交织、缠绕和共生的关系。这种画面在风帆时代的海洋上十分常见，但却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海洋截然不同。众所周知，民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国家的行政管辖能力与边界之间的高度一致[21]，这种特征反映到海洋上就是流动性的海洋逐渐被边界化的海洋取代，流动性的人-人关系逐渐被国家间关系覆盖和遮蔽。换言之，风帆时代的海域社会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自然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而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海域社会则是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制度空间和权力关系网络。对于这两种区域空间和关系网络的区别，杜赞奇曾经有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区域形成模式（region formation），此种区域体系侧重一种自然形成的秩序，比如风帆时代的季风贸易推动的亚洲内部的互动以及由此建立的经济和知识上的关系网络；后者属于一种“自上而下”式的区域化（regionalism or regionalization），这是一种人为力量推动形成的区域体系和秩序，主要是指不同国家间的政府通过政治上、经济上、物质上和知识上的方式创建的区域网络，比如东盟主导下的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关系网络[4]284。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第一种区域形态主要存在于20世纪之前的亚洲海洋世界，而第二种区域形态和关系网络主要是在20世纪之后的海洋世界中显得尤为突出。

      20世纪上半叶是亚洲民族国家出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族国家成为海域社会中的最基本单位和最主要行为体，国家化的知识体系被当作一种理解区域海洋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理所应当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观念。从现实来看，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研究模式常常容易被实体主义思维所束缚，后者习惯于将人群、事物或现象从特定环境中剥离出来进而寻求对于事物或现象的一种确定性认识，由此不仅容易遮蔽区域海洋内本已存在的各种历史联系和互动，而且还会进一步刺激和加剧民族国家的海洋划界行为与海洋权益争端，使区域海洋问题陷入一种无解境地。在一项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研究中，刘宏指出，受制于民族国家视角下研究的局限性，现存许多亚洲研究习惯于将地理视为一成不变的地域界限，忽略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区域互动和交流传统，并导致一些处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交界地带”被严重忽视，比如南中国海[22]。刘宏认为，对于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地区而言，海洋不仅不是陆地的边缘，而且是各种不同地域关系和力量交汇与互动的通道和枢纽，陆地通过沿海口岸或港市以及海洋通道被整合进海洋亚洲的网络之中[23]。从这个角度来看，辽阔的南中国海不应该被视为将中国与东南亚割裂开来的地理障碍，相反更像是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人口、资本、货物、观念通过它得以不停地流动传播并形成新形态[24]。有鉴于此，近些年国际关系理论中开始出现一种“关系转向”。所谓“关系转向”，就是强调世界是由一系列复杂关系构成的，关系网络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基本存在状态，因此，国家间关系（关系性）以及关系治理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和区域研究的重点[25]。从海域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关系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但同时关系与国家之间又常常表现为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一如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指出的，在关系世界中，共在先于存在[26]。比如，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主要是民间社会）与海外世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关系网络，虽然这个关系网络在近代历史上曾一度被西方的殖民扩张贸易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所挟持和主导，但这并不影响它对于海域社会关系网络所产生的历史价值和影响。今天，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已然使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无法独立于世界之外，相反只有容身于关系网络之中才可能拥有发展的机会。然而，如果我们只谈关系而忽略国家又必将堕入一种虚无的状态，因为当今国际关系形成的基础乃是民族国家。因此，对于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海洋问题（如“南海问题”）而言，我们既要看到国家之间协商、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意识到建构一种基于自然状态和历史关系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的意义和价值。

      综上所述，本文所定义的海域社会并非强调严格意义上的地理范畴，亦非专指以海洋经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群体和社会，而是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类海洋实践过程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缔结的关系组合，是一个侧重于关系与结构的人类学概念。如果我们将海域社会看作是一个以海洋为中介、以关系为中心的网络世界，那么人-人关系和国家-国家关系应该是这个网络世界中最主要的两对关系，它们既是形塑海域社会结构的主轴，同时也是影响海域社会秩序与稳定性的重要力量。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海域社会的关系结构并非稳定不变，而是会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发生改变，如网络中某一节点的消失、某一组关系的弱化、某一地区的突起、某些国家力量的强大等。也就是说，海域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正如汪晖所言：“区域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流动性是绝对的，两者有着辩证的关系。……也正由于此，区域的稳定性必然以流动性为前提，而流动性又是区域形成的动力。”[11]167台湾人类学家黄应贵也认为，伴随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动，区域社会的结构必然都会经历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进而塑造出一个区域新面貌[27]。具体到海域社会中，“结构之再结构”中的“再”不仅是一种动态的时间变化的含义，同时也具有一种解释和批判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含义。因此，在海域社会的实际研究中，我们既要具备一种整体性的关怀，开展关于海域社会结构的宏观研究；同时也应从微观视角出发，对海域社会的“结构过程”进行一种解剖式分析，如此才能获得对海域社会整体性与多样性的深刻理解与认识。最后，在海域社会结构中，我们还会发现陆地与海洋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发生了转变，海洋成为中心，陆地是边缘，这种转换了位置与关系的海域社会视角无疑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当前面临的各类海洋问题。为更好理解海域社会的概念，下文中笔者将结合南海的案例进一步阐述海域社会的研究思路和研究价值，以供读者们批评指正。

      三、从海域社会看南海历史与文化

      当前，有关南海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治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学为代表，这类研究将南海视为地缘政治经济的研究范畴，从主权、资源、国际关系等角度出发论述南海问题的现实意义和影响；另一类是以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为代表，这类研究多将南海纳入区域地理和社会文化的研究范畴，并从历史、文化等角度出发阐述南海在沟通中外历史、文化与贸易等方面的重要性。前一类研究限于民族国家视角的影响，比较突出南海的空间性和政治性，对于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无疑具有很重要的现实价值；后一类研究侧重一种底层视角和历时性分析，较多关注南海上的流动与互动，即南海的历史性与社会性，这类研究经常会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海洋文明的本质所在，对于思考当前的南海问题及其解决同样不无益处。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关于南海政治与南海历史的研究虽然将学术的视野从陆地拓展到了海洋，唤起了许多人对于南海的关注和研究兴趣，但也还只是停留在对于南海的一种表象认识，他们或是将海洋视为一个通道或桥梁，或是将海洋视为陆地的附属，甚至于将海洋想象为危险的来源，并未真正关注到海洋的主体性以及海洋之于海洋族群和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意义，因而也就难以对当前的海洋问题形成一种更加深入的认识。有鉴于此，笔者决定从海域社会视角出发，并以南海渔民这一海洋群体为案例，对南海历史与现实进行一番新的分析和解读，进而希望以此来重新理解南海的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

      渔民是依赖海洋及其资源为生的特殊族群，许多渔民群体甚至世代生活居住在渔船或岛礁上，其文化和社会结构都烙印着深刻的海洋印记，可以视为海洋世界的真正主人，对于海域社会的形塑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民族国家之前，渔民的跨海流动不受国家疆界的限制，可以与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渔民群体展开自由交流与互动，进而形成一种基于海洋资源和历史传统的民间海洋秩序。进入民族国家之后，渔民的自由流动和互动传统因海洋边界化和主权争端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阻挡和遮蔽，但这并非意味传统的彻底结束。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渔民的流动作业对于维护海权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903年，民族实业家张謇就已经意识到渔业发展之于海权维护的重要性，并主张通过“护渔权，涨海权”[28]。在和平年代，渔权更被认为是实质性的海权，是主权的具体化。对于强调领土权（领海权）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说，认清渔权与海权的关系无疑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和支持渔民的远海渔业生产，同时也应该加强对渔民历史传统和文化生活的学术研究。下面笔者就将结合海南潭门渔民的案例来阐述渔民群体研究的重要性，并以此透视作为区域的南海历史与现实。

      不同于近海作业的渔民群体，潭门渔民是一个世代以远海渔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海洋族群。潭门渔民的作业海域主要集中在南海诸岛，这是一片由珊瑚礁构成的群岛海域，历史古籍中称之为“珊瑚洲”。从历史记载来看，潭门渔民最晚在清中期就已开始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开展渔业生产，并长期保持着与东南亚渔民和市场之间的贸易互动。潭门渔民的作业方式是潜水捕捞，潜水作业没有任何设备或外在辅助，本领高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训练、体能和经验。每一位渔民丹气潜水的深浅和时间长短各不相同，这种差异同时决定了他们潜水作业收获的多与少。风帆时代，潭门渔民出海作业需严格遵循季风和洋流的规律，出发时间一般在冬至前后即东北季风来临之时，返航时间在来年五六月份即西南季风到来时，每一次出海时间长度在6-8个月之间。如果因故错过返航季风，渔民便只能滞留在西、南沙岛屿上，待下一年西南季风吹起时再返回海南岛。也有渔民将南海视为自己的“第二家园”，自愿选择在西、南沙站峙，站峙时间短则三五年，长达十几年。在作业和站峙过程中，渔民会对西沙和南沙岛礁景观进行改造以便更好保障海洋生产与生活，包括在岛礁上植树、挖井、建庙等[29]402-412。比如，在西沙东岛上，调查人员曾发现一座1924年由潭门渔民搭建的简陋兄弟庙，庙联为“前向双帆孤魂庙，庙后一井兄弟安”[30]。除东岛之外，西沙的永兴岛、赵述岛、珊瑚岛、甘泉岛、南岛和北岛等岛礁上皆有潭门渔民祖先建造的古庙和古井遗迹[31]，这些遗迹如今已成为中国伸张南海历史性权利的一份重要证据。

      潭门渔民并非单纯从事渔业生产，而是一个集渔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于一身的特殊群体。在风帆时代，一些经验丰富的渔民用潭门方言对南海诸岛礁进行命名，并对不同岛礁海域之间的航行线路进行记录，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南海天书”的《更路簿》。《更路簿》是潭门渔民航行南海的“秘本”，记录了大量关于潭门渔民从潭门港、清澜港等海南东部渔港出发前往西、南沙群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航行线路，这些线路几乎遍布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每一个岛礁，其中还包括许多从西沙岛礁和南沙岛礁直接前往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航线信息。比如，在笔者搜集的苏德柳本《更路簿》中，共记录大小航行线路300余条，其中包括29条西沙更路、117条南沙更路以及100余条海南岛近海海域、广东近海海域和东南亚海域的航行线路[32]。结合《更路簿》的记录以及当地老渔民的回忆，我们发现潭门渔民过去曾频繁前往东南亚国家从事海洋贸易。其通常的做法是，船队在西、南沙海域作业一段时间之后，头家会指派一两艘渔船满载渔获前往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抵达东南亚之后，渔民会就地倾销渔获或是将渔获委托给当地亲属或海南籍商行代为售卖，而后再从当地购置一些商品带回海南岛进行销售。如渔民符国和回忆说：“我们把南沙捕捞的公螺运到新加坡去卖，……在新加坡卖完公螺后买水火（煤油）、柚木（盖房子用）和饼干到越南广义去卖，卖完再载一些米运回海南岛。”[29]429有时候，渔民也会因故错过返航季风，此种情况下就只能留在东南亚待来年季风到来时再返回海南岛，或是干脆留在东南亚娶妻生子讨生活，这也是今日潭门等地华侨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长期的跨海贸易过程中，潭门渔民亦会与东南亚社会之间发生许多文化交流，一方面他们会学习东南亚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将自身文化传播至东南亚，比如现今广泛分布于东南亚琼籍华人社区的“兄弟庙”就与历史上潭门渔民的跨海流动密切相关[33]。

      除了前往东南亚进行跨海贸易之外，潭门渔民还在海上与东南亚渔民展开许多互动。虽然潭门渔民是南海诸岛海域生产生活的主要群体，但是他们在这一海域也会经常遇见跨境作业的东南亚渔民，其中以菲律宾渔民和越南渔民居多。菲律宾渔民和越南渔民的渔业生产主要以小规模垂钓和网捕鱼虾为主，而潭门渔民则是以潜水捕捞海参、公螺和砗磲为主。由于在作业方式和作业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潭门渔民与东南亚渔民之间一般不会出现竞争和矛盾的情况，相反还形成了一个以区域海洋和生计为基础的关系共同体，彼此间互相帮助、互相合作。比如，潭门渔民与越南渔民携手抗击菲律宾海盗，潭门渔民委托菲律宾渔民捕捞海参和公螺，越南渔民救助遭台风袭击的潭门渔民等，诸如此类的情况在潭门老渔民的记忆中是常有之事。不仅如此，他们还会互相学习对方语言、饮食、宗教和其他文化习俗，彼此之间关系就好比住在一起的邻居。简言之，风帆时代的南海上曾经长期存在一个以渔民群体为主体，以海南岛渔港、南海岛礁和东南亚港口城市为节点，并同时包含渔业生产、海洋贸易、宗教信仰、族群互动等诸多内容的南海海洋网络。

      然而，这种友好的“海上邻居”关系并没有一直延续到当下，反而在当代不断遭遇外部力量的冲击和破坏。自1920年代法日等国觊觎和侵占南海岛礁以来，关于南海的争端和矛盾几乎从未停止过[34]。1939年，日本非法占领海南岛之后，便开始觊觎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渔业资源。资料记载，“日人在榆林及白马井各地分社大洋统制渔业株式会社（林兼商店），海南岛水产株式会社、拓南产业株式会社、南日本渔业统制株式会社，共计投资1650元。”[35]日本对海南岛的占领和南海渔业生产的统制强烈冲击着海南渔民的远海渔业生产和跨海贸易，因为不堪日本人的压迫，许多潭门渔民在日据时期逃亡东南亚，南海海洋网络由此开始出现破裂。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日本在海南岛设立的大洋统制渔业株式会社，并重新设立海南水产公司。然而，考虑到南海局势的持续紧张，海南地方政府主张沿海渔民不要前往南海诸岛开展渔业生产，潭门渔民因此只能偷偷前往西、南沙海域进行生产作业。1955年，海南全面禁止渔民远海作业，潭门渔民被迫中断延续上百年的南海渔业生产，转而从事近海渔业生产，部分渔民被征召到西沙群岛从事鸟粪开采工作。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这次生产的中断竟然持续了整整30年。1985年，当潭门渔民再次前往南沙群岛时却发现，南沙多数岛礁已经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非法占领。这种非法占领和划界行为不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南海争端，而且也让原本自由流动作业的南海渔民发生分化和矛盾，彼此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大。现如今，每一个国家的渔民都有各自相对固定的作业海域，彼此之间无法随意互动和交流，昔日的流动作业如今却成为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线。不过即便如此，基于共同生产的长久历史传统和共享同一片海域资源的缘故，大多数渔民之间依然还是保持着友好相处的传统，彼此之间时常还会进行交流与合作，只是这种交流与合作很多时候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进行。

      自1990年代以来，围绕南海的海上划界行为愈演愈烈，昔日南海渔民跨海流动与互动的传统网络和图景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国际机构、民族国家、社会组织等各类行为体之间的较量、协商与合作。在南海上，因为渔民跨界作业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增多，近些年南海问题的白热化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围绕南海问题，相关国家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磋商与协作，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制度和框架，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中国与东盟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所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涉及内容包括南海航行、南海领土争端、南海防灾减灾、海洋环保、海洋科研等。类似“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各类协议、准则和制度还有许多，但是针对南海边界划分、油气资源开发等核心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避免矛盾分歧的扩大化，同时也是为促进南海周边国家之间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不同国家之间围绕一些低敏感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达成和建立了包含双边、多边和社会层面在内的许多制度、规则、机构和网络，其中以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渔业生产领域最为突出。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性的海洋渔业事务，已先后加入10多个涉渔国际组织和国际渔业公约，签署了20多个双边渔业合作备忘录、协定或协议，参加了30多个多边涉渔国际组织谈判和重大合作项目，其中多数都与南海有关[36]。当前，针对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养护和管理而建立的机构、网络主要包括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EAFDEC）、亚太渔业委员会（APFIC）、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络（NACA）、亚太经合组织海洋与渔业工作小组（APEC Ocean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东亚海协作体（COBSE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等。上述制度、协议、机构和网络是民族国家发展以来南海区域形成的突出反映，对于南海区域合作以及南海和平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区域化很多时候是以破坏基层社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网络为代价的，比如建立在国家层面的各类渔业协议和渔业合作组织对于习惯于跨海流动作业的南海渔民及其历史传统和网络会产生很大破坏和冲击，不利于南海渔民传统生计的延续以及渔业资源的均衡开发，近些年频繁发生的中菲、中越渔民跨界作业冲突事件就是例证。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海洋边界化的束缚和压力，渔民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和适应，他们也会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以应对国家和制度的改造，策略性地周旋于制度与生活之间[37]。

      如果说上述渔民群体建构的海洋网络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区域形成，那么20世纪中期以来南海区域网络的塑造则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推动的结果。这两种区域模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两者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前者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层面的区域形成，其研究内容侧重以渔民群体为中心的各类海洋族群的跨海流动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包括物品的流动、资源的流动、货币的流动和文化的流动等；后者侧重的是一种政治力量主导下的区域构建，其研究内容包括以海洋边界、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等各类海洋问题为中心所建立的各种区域性机构、组织和网络以及其运作和发展的相关问题。虽然说两种研究路径各自关注的重点和内容不同，但是两者之间也并非截然对立或无关，相反两者之间存在许多相互关联之处，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地方性资源与制度规则之间的相互渗透。比如，杜赞奇对亚洲历史传统及其流传的研究发现，今天存在于东南亚的一些区域性环保组织和网络经常会借鉴来自于历史上的超越性的宗教传统，后者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和希望[4]52。再比如，在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海洋族群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观念日益脱嵌于传统的自然-社会框架，并被一系列新的制度模式和知识嵌入和替代（如科学导航知识和休渔制度等），由此就会对传统的海洋秩序产生冲击和影响。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日常生活和地方性知识也会渗透到制度和政治中，比如，渔业资源的跨海流动以及渔民的跨海作业对区域性渔业组织、规则和网络构建的影响。

      四、简短的结语

      长期以来，海洋都被看作是陆地的延伸和附属，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源和有待开拓的空间，因此国家对于作为主体的海洋和海洋族群很少给予关注和关心。从国家层面来看，它们关心的只是海洋作为国家边疆的位置和意义，比如王朝国家担心海洋成为人口逃离的一个重要渠道，民族国家则担心海洋边界成为引发国家冲突的导火索。从海域社会的视角来看，中心与边缘是相对而言的，海洋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边缘，换个角度观看，海洋也可以是地球的中心。海洋之于人类的意义也并非限于提供资源的空间和沟通不同国家的通道，海域社会作为一种不同于陆地社会的独特人文类型，可以成为我们反观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的一面镜子。

      海洋是人类的共有遗产，海洋文明的本质在于交流与互动。然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却导致海洋日益走向一个边界化和区隔化的方向，背离了海洋文明的本质。鉴于海洋文明的本质要求和当下海洋问题的日益凸显，海域社会研究显示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海域社会研究有助于超越传统研究中的民族国家视角及其局限性，让我们得以在一种区域整体性视角下重新观看和思考海域社会内部的关联性。当今世界的海洋问题基本上都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海洋边界划分和权益争端有关，而学术界对于海洋问题的研究也多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两者皆忽略了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以及海洋文明的互动性本质，即使是当前的各种区域主义研究也因过于强调区域的空间性而忽略了区域的时间性，相应的区域性合作也很少去寻找、借鉴和吸收传统性资源和地方性智慧。其次，海域社会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文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心在于交流、借鉴与共享，而交流互鉴的前提是对差异性的理解与尊重。海域社会研究强调将海洋族群及其文化置于“历史文明”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共享，其视野和方法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特点和差异性，扮演着促进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对话交流的角色；也有利于加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国家对于底层历史和文化场景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海洋治理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进而为推动兼具差异性和包容性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一份智识资源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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