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希：整体叙事，新的人文学科和新的经典 | 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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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思想史、艺术家的责任、斯通纳、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对当下工作、生活、环境的反思，往往成为身处其中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从佛洛伊德到互联网》一书，通过梳理20世纪对人们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脉络，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参照。比如，沃森引用威尔逊的“知识大融通”观点，提到了“整体叙事”：众多思想流派和众多学科正汇聚到一起，讲述同一个传奇。沃森认为，“这个整体叙事应该成为新经典的基础……宗教、文学、音乐、绘画和雕塑等领域的伟大作品都符合这种叙事，符合这种知识体系”。这与2019年诺奖得主之一托卡尔丘克在获奖演讲《温柔的叙述者》中，提到试图以建立在“在自我之外对他者的温柔之上”的文学给这个碎片化的世界以完整讲述，似乎异曲同工。
20世纪思想史: 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英]彼得·沃森
译者: 张凤 / 杨阳
译林出版社
2019
又如关于工作，在“人类新镜况”一章，作者引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1956）一书中的观点：“19世纪，上帝死了，而20世纪，人也死了”、“工作可以定义为执行机器完成不了的动作”；继而指出，弗洛姆用现代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的工作毫无个性、无聊、没意思，而且引发了诸如“反常”和“异化”等各种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认为现代工作的束缚型体验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健康：大众社会将人变成商品；如果人人都是商品，那么人与物品就没有区别。在那本书的末尾，弗洛姆强调了爱的作用，他认为爱是一种“艺术形式”。
关于传统与创新，沃森借由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的观点“一个众所周知的词语，只要用得恰如其分，也可以是最有原创性的艺术作品。……它们的原创性并不在于对过去的蔑视或对既有期望的粗暴攻击，而在于它们向传统形式及内容注入了令人惊喜的新元素。没有传统，创意便不能存在：因为创意只有通过对抗传统才能为人所知。”从而沃森指出，这与19世纪沃尔特·佩特提出的“经验之伤”类似，即为了探索新事物，你必须了解过去，否则你可能只是在重复前人的成果，煞有介事地兜圈子。但20世纪的艺术和人文的碎裂所表现出的却常常只是对于奇技淫巧的过分追求，而不是对已有知识的独创性见解和补充。
在谈到现代艺术时，他引用小说家和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1966）中论述：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许多现代主义的遗产使艺术作品背负了太多意义、内容和诠释。她认为，“逃离解读似乎因此成了现代绘画的特征。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抽象画试图抽离内容；因为没有内容，也就不能解读。而波普艺术采用的方法正相反，但结果相同，殊途同归；波普艺术的内容喧嚣艳俗、‘原本如此’，最终也无法解读。”她想还诗歌以沉默，还语言以魔力：“解读视艺术品的感觉经验为理所当然。……当务之急是恢复我们的感知……我们需要用艺术色情学取代解释学。”
艺术家的责任
——恐怖与理性之间的先锋派
[法]让•克莱尔（Jean Clair）
译者:赵苓岑 曹丹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而这段论述刚好也可以与另一本书的观点进行比对：法国艺术批评家让·克莱尔《艺术家的责任》（1997）。通过反省德国表现主义者在二战前后的遭遇，揭示了艺术与政治之间扯不断的联系以重新定位艺术的价值，聚焦现代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先锋派）的责任危机。让·克莱尔给先锋艺术指明的救赎之路是寻找新感知：将艺术从工业美术的喧嚣杂念中解救出来，致力于获得时代的新感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自己内心深处主宰自己命运的意志，正是其批判的真正意图和价值。
一如导读所言，这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专著，接续《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线索，是一部剥离了政治的 20 世纪历史。“思想才是真正的主角：哪些思想是真正重要的，哪些思想改变了我们对 20 世纪的体验，哪些思想促使人们行动，给予人们勇气，令他们的生活激动人心，值得他们付出一切。”彼得·沃森将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思想发展娓娓道来，帮助21世纪的读者理解我们如何抵达当今的世界，未来又会去向何方。中文版出版之时，除了英语版本，这部初版于2000年的专著一共被译成 26 国语言。
斯通纳
[美] 约翰·威廉斯
译者: 杨向荣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美] 塔拉·韦斯特弗
译者: 任爱红
南海出版公司
2019
而书中谈到媒体、科技与消费社会的便利与控制，也值得反思。再对比最近读的两本书《斯通纳》（1960）和《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2018），更是颇有触动。虽然作为小说的前者读起来很真实，而非虚构的后者，很多事情却像小说里的情节；但里面的主角却都有真诚和令人尊敬的一面。一个有着“奇特的”生活经历、十七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八零后大山女孩，却戴上一顶常青藤高学历的荣誉之帽，读起来也并没有出版商宣传中透出的“鸡汤味”；《斯通纳》则通过虚构一个来自偏远农场的农家子弟进入州立密苏里大学学习并最终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的故事：结婚、生子、教学、退休、衰老，讲述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爱，认同，怜悯，志业，傲骨，信任与死亡；也并不像一些评论中说的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以至于读起来会有一种代入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有没有换一种方式的可能。
当然，对于《20世纪思想史》这样的大部头，也并非没有质疑之声，在一篇名为《观念的谱系：哲学在现代思想史中的位置》的书评里，作者巫怀宇谈到，沃森按照编年史的整体顺序，尽可能展示“共时”的诸领域的思想的某些隐约相通。这种纵横交织（编年史与纪传体，人类编写历史最古老的两种方法）的庞大经纬线，是为了尽可能选取彼此相关联的思想，然而他质疑这种写作方略，“因为它必然会弱化另一条更根本的线索，即内在于思想的，由逻辑贯穿起来的线索。”
在一个多月里，用四十个小时（手机阅读软件的统计）通读一遍就贸然对其梳理显然是力不从心的，然而把其中印象较深观点摘录整合出来分享或回味，大概也是必要的。以下内容摘自《20世纪思想史》，顺序有调整，段落有删节，小标题和部分导语为笔者所加。
权力精英
[美] C.赖特·米尔斯
译者: 尹宏毅 / 法磊
新华出版社
2017
从“组织人”到“景观社会”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沃森指出，社会之所以出现弗洛姆描述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巨型公司或“组织”，W.H．怀特的《组织人》（1956）中特别谈到了这一问题。怀特阐述战后美国人民“他人导向”（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1950年提出的三种类型的社会性格，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分为传统导向、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的生活和文化，认为大型组织吸引并培养某一类型的个体，因此就应该有一种心理学来适应公司或组织的生活。
首先，怀特看到组织内部的新教伦理在衰退，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都有明显衰退。怀特说，组织人比较保守，而且组织人是为别人工作，不是为了自己。他认为公司的主要动机是“归属感”和“团结精神”。当时美国教育系统刚刚经历历史性变革，他曾制作过一张教育课程图表，清晰地说明这些变化。1939至1946年和1954至1955年间，选修基础课程（人文和自然科学）的人越来越少，而选修应用课程（工程、教育、农业等）的人则越来越多。——看上去就像今天选择理工科的人更多一样。
他认为这令人遗憾，因为这说明生活面在变窄；人们掌握的知识不如以前丰富，而且只与兴趣相同的人交往，无法开阔眼界，生活日趋单调。怀特进而批评了人力产业和有关“人格”及人格测试的概念，他认为这些概念进一步鼓励趋同和保守。他的中心观点，即组织人在“温和的暴政”体制中过活。在这种暴政下，人们必须“外向”。他们牺牲自己的隐私和嗜好，取而代之的是愉快而草率的生活方式，人们漫无目的地从一个集体活动奔向另一个集体活动。他们的笼子是镀过金的，但那仍然是个笼子。
有关美国社会的理论阐述在米尔斯的《权力精英》（1956）中达到高峰。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凝聚力是一种新的支配形式，是一种社会制度，与早期的各种社会秩序相比，在这种社会制度里，权力更分散、更隐蔽。不同于工厂主对其员工及独裁者对其臣民的直接权力，现代权力已经制度化，因此，难以发现和辨认。……在大众社会，权力呈现出一种新面孔，即集体权力和内在关联的层级制度。”在传统的美国，米尔斯写道，“家庭、学校和教堂是构建社会秩序的主要结构。而在现代美国，公司、国家和军队取代了这些结构，分别被植入了一种技术、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体系”。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米尔斯的最后一部作品，意在提供审视世界、评判经验的新方法，帮助现代人“摆正自己的历史角色，理解自身经历、把握自身命运……通过了解周围环境中的各色人物，明白自己的各种人生机遇……”
加尔布雷思则总结，人类心理学的这种深刻变化解释了很多现代行为。“我们现在只关心商品的生产”。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才能维持和增加收入。当前生产的商品不再是生活必需品，这并不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外围产品），因为在“他人导向”的社会，一个重要社会目标是不能落后于左邻右舍，商品是否必需并不重要，“人们想要获得高级商品的欲望开始显现”。
沃森继续指出，在《爱欲与文明》（1955）和《单向度的人》（1964）中，马尔库塞审视了周围循规蹈矩的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高科技材料产品不仅是科学理性主义的缩影，还是统一思想和行为的方法。他认为，个体对大众社会最有价值的回应是否定（negation，这与萨特的“反抗者”相呼应）。彼时的美国是单向度的，因为它不容许有另类的思想或行为方式。由于科技的理性和“刻板”，生活凭借“科技进步”而“向前”发展。他说，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整体，能够与之抗衡的必须是想象、艺术、自然、“负面思想”，概括地说就是“大拒绝”。马尔库塞认为，近几十年来循规蹈矩的社会会出现灾难性后果，大众社会与富裕社会的新心理学，以及所谓的实证主义科学和哲学的非人影响相结合，形成一个“不光彩的、有限的”单向度世界。
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总结道：“将科学判断与道德判断相联系的信心已经崩溃；美学作为社会和思想关注的主要焦点，战胜了伦理学；图像主导了叙述；短暂和分裂高于永恒的真理和统一的政治；对物质和政治经济基础领域的解读也已转向对自治的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思考。”
在居伊·德波于1967年发表的《景观社会》中，认为景观（主要是电视主导的社会，同时还包括体育运动、摇滚音乐会、精心安排的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产物。他说，景观基本上包括统治阶层“连续不断的自夸式独白”和其他人的顺从：“观众仅仅与中心保持单向联系，观众之间相互隔离……观众在哪儿都不自在，因为景观无处不在……景观的社会功能是具体制造异化……与景观相对应的是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商品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殖民……满眼都是商品；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商品的世界。”
在德波看来，景观社会是异化的最终形式，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充分地享受自由，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消极的看客而已。德波认为景观社会意味着人类在朝着更高的自我意识前进时最终遭遇失败。
教养的迷思 : 父母的教养能不能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
[美] 茱蒂.哈里斯
译者: 洪兰
商周出版
2000
媒体、科技与艺术
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对大众媒体心存怀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众媒体……腐蚀了人类的文化需求（它混合了艺术、宗教、庆典、戏剧——庆祝我们的共同生活），使它堕落成娱乐，将不能即刻吸引大众的东西说成是‘文化垃圾’或‘魅力不够’，加以排斥。……信息高速公路似乎会带来多样性，但其结果却是淘汰和轻视一切不能即刻吸引大众的东西，使之边缘化。……大众媒体——包括计算机工业——合伙曲解了我们的社会需求。……我们正学着相信我们不需要智慧、社群、刺激、建议、磨炼和教化，学着相信我们只需要信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以为生活就像一个打包好的工具箱，我们作为消费者只是缺乏装配指令。”
于1996年发表《伟大的著作》的大卫·邓比，1969年以来一直从事影评人的工作，他说虽然他热爱这份工作，但是他厌烦了“景观社会”以及永远充斥着二手挖苦言论的媒体世界：“媒体本该提供信息，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瞬息万变。前一分钟还好好的，后一分钟可能变得支离破碎。……谁的信息都不完整，这是令美国人焦虑不安、近乎疯狂的一大原因。那时的我与很多人一样，感到厌倦，但又饥渴；我感到自己被丢进了一种生活在媒体里面的现代状态，或者说一种被恶心刺激起来的兴奋状态。”
邓比认为，“面对图像和音响的洪流，多数中学无力招架，这股洪流使过去的一切变得怪异、苍白、了无生气。”他说，现代世界其实已经完全颠倒了。大约1961年，他初次接触流行文化，那简直是一股解放力量，也是沉闷课堂的一剂良药；但是现在“电影式微；流行文化领域弥漫着从众和自鸣得意；而传统的高雅文化则变得陌生而晦涩，令学生们感到古怪，甚至震惊。…… [伟大]著作不是一支占领军，反倒是一群桀骜不驯的野兽，他们相互撕打着，也与读者撕打着”。
在《文学之死》（1990）中，艾尔文·克南如是说：“人文主义的传统通过学习，通过充分的阅读和写作能够走向最终真理，这个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正走向破灭。”他毫不迟疑地指出了罪魁祸首。“它（电视）用视觉形象取代了语言，用简单明了取代了复杂隐晦，用暂时取代了永恒，用情节取代了结构，用戏剧性取代了真实。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能与电视共存；但是当读者变成观众，随着阅读能力的下降，随着电视屏幕上看到和感受到的世界变得更加形象和直接，人们将不可避免地不再相信基于文字的文学，文学与电视共存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
沃森认为，“一个核心的事实，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毫无争议是科学的思想。”英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梅达沃在1972年将精神分析认定为“20世纪思想史上最悲哀、最古怪的一件大事”。弗洛伊德于1900年向全世界揭示了无意识，几乎在同一时间，人们发现了电子、量子和基因。与弗洛伊德的发现不同的是，后三者通过一个又一个实验得到证实，并得到发展和丰富，而弗洛伊德主义却从未获得任何明确的实证支持，无意识的系统观点以及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心理三分法也变得愈发牵强。在沃森看来，弗洛伊德的失败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想过其失败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一旦如此，心理分析学就亟待重新评估。例如，如果弗洛伊德确实错得离谱，那么它将置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等几乎所有现代艺术于何地呢？
又如，我们都认为成年后的自己与童年经历及我们与父母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的关系。但是，1998年，一位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被开除的心理学家朱蒂思·里奇·哈里斯发表《教养的迷思》。她提出，其研究成果与传统观念相悖，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相反，重要的是孩子的同辈群体，即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
如艾略特所说，我们无路可退。科学的主要批评者怀着特有的世俗狂热，常常娴熟地阐述科学缘何不可能彻底解答哲学问题，除此之外，他们往往没什么要补充的，似乎更没有什么新说法。他们要么去回顾宗教时代，要么提出诸如海德格尔的“顺从”自然、“放任自流”的主张，还哀叹因为我们抛弃了上帝，“祛魅”已经不复存在，但至于“复魅”是否有意义，他们也不清楚。
知识大融通 : 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
[美] 爱德华·威尔逊
译者: 梁锦鋆 / 牟中原 (校) / 傅佩荣 (校)
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
2016
整体叙事：新的人文学科和新的经典
沃森提到，在21世纪的某个时刻，我们最终会进入“后”后现代主义世界，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得到了复兴和描述，文明的等级仍然存在，因为在塑造世界方面，总有少数文明比其他文明重要得多。应该说，20世纪末传统等级制（意味着传统的“元叙述”）遭遇了各种破坏，但其基本架构依然无甚改变。
威廉·詹姆斯曾经在20世纪初说过，“任何学科，只要用历史的观点讲授，都可能被赋予人文价值。如果在讲授的过程中涉及创建相应领域的天才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那么地理学、经济学和力学都可以是人文学科。所以说，如果不这样讲授，文学不过是语法，艺术不外乎商品目录，历史则是一串日期，自然科学将只是一页页的方程式、重量和尺寸而已。”
众多思想流派和众多学科正汇聚到一起，讲述同一个传奇。提出这个观点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E. O．威尔逊，他甚至搬出“知识大融通”一词来描述这个过程。在《知识大融通》（1998）中，威尔逊提出了世界的极端还原论观点，不仅阐述了科学知识是如何融通的，而且提出总有一天科学会“解释”艺术、宗教、伦理道德、亲缘模式、政府形式、礼节、时尚、婚恋、礼品馈赠模式、葬礼仪式、人口政策、刑事制裁等，如果还不够，那么可以这样说，科学几乎能解释一切。“我们正走进一个新的存在主义时代，”威尔逊说，“它认为只有统一的学习和普遍的分享，才有可能帮助人类做出准确的预见和明智的选择。”
换句话说，在威尔逊看来，艺术也是整体叙事的一部分。沃森认为，“这个整体叙事应该成为新经典的基础。假使我们要理解这种叙事，以及我们如何达成此种叙事，我们就需要很好地理解各种重要的科学、重大历史阶段、各种文明的兴衰以及基本模式形成之原因。宗教、文学、音乐、绘画和雕塑等领域的伟大作品都符合这种叙事，符合这种知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文化都努力与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达成妥协，创造美，形成知识和领会真理。语言的意义以及不同语言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发展，又如何保持相异，也符合这种情况。进化使我们能够尽量舒适妥帖地将文化世界置于自然世界之中，它提示了不同群体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另外，这种叙事指出了当前人类的发展方式，在此过程中陈旧的思维方式正被新的思维方式所取代。”
文字：张宗希
题图绘画：张觉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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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希，作者、编辑、艺术策划人。关注行为、影像、文学、表演等非纯视觉艺术。在多家媒体发表艺术类文章，在歌德学院（中国）在线杂志撰写专栏。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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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由张宗希授权刊登，theCreator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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