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纪要 | 作为政治符号与历史记忆的中山陵

2020年时值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8月15日，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邀请南京大学李恭忠、李里峰教授，围绕李恭忠著作《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展开有关政治符号与历史记忆的跨学科讨论。
本文为论坛纪要，有姚丞华整理，已经嘉宾审阅。

作为政治符号与历史记忆的中山陵

文 | 姚丞华

图 | 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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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写作缘起与修订经过

李恭忠：本书的写作缘起于博士论文选题。我是1999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博士学位的，师从蔡少卿先生。入校以来，为敲定一个符合自我预期的博士论文选题，我陷入苦思冥想。直到2000年春天，因来访的北大友人相邀，我第一次前往中山陵。亲眼见到这个中国近代建筑经典之作，颇为震撼，并产生以之为博士论文主题的意向。回来后查询中山陵的研究概况，发现它在建筑史领域被研究得很多，在历史学领域则较少。因为孙中山葬于南京钟山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并将之打造成现代中国的核心都市，所以它在民国史中很重要。而当时的中国近代史学界，主要关注的还是政治、军事、外交等“经典领域”，这为新的探索提供了空间。于是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我便围绕中山陵展开了研究，2002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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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著作初版

博士论文是一个很好的胚胎，想要成型还需经过不断打磨。所以毕业留校工作后，我对它进行了持续的修改。但我没有赶得很紧，到了大约2007年底，才最终定稿，2009年初正式出版，该研究也算告一段落。后来重拾中山陵研究，则与同为蔡先生弟子的孙江教授有关。也是2009年，在日本任教10余年的孙教授计划回母校工作，提前和我们这些师弟做了交流。他向我表示，记忆研究在东亚学术圈是一个新兴的话题，我可以在中山陵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视野，深化理论思考，与几位有相近研究旨趣的学者共同做一个以南京为中心的现代中国的记忆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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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著作增订版

这里便要提及前不久刚过世的陈蕴茜教授。在我读博期间，她已经是副教授了，刚好也开始读在职博士，但我们当时没有交流，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做孙中山研究。期间她去了哈佛燕京学社访学，2003年才回来。后来我们有了交流，发现彼此的研究思路很像，但立意还是不同的。我更倾向于围绕中山陵展开具体的故事，陈老师则有更多的文化人类学层面的思考。她的著作同样于2009年出版，名为《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是一部学术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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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蕴茜著作

此后，里峰老师为我们两本书一起写了书评，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书评中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是我修改时的重要参考。如今修订本得以出现，里峰老师也有着很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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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

研究视角与方法

李里峰：我和恭忠老师同一年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读博，并受蔡先生的指导，迄今已有20多年的交往与共同学习经历。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我们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即在详细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希望对二十世纪后期以来欧美史学新的理论与方法有所借鉴。是以恭忠老师刚要做这个题目时，很多人不太理解，而我认为这绝对是个好题目。在他写作与修订的过程中，我们的交流一直很多，我也非常认真地阅读了2009年的初版。此外，陈蕴茜老师的著作我也仔细读了，两位老师还分别联系我让我写书评。他们都是和我关系很好的朋友，盛情难却，所以在再一次通读两本书后，我写成了恭忠老师刚才提到的书评。书评大概分为两段，前半段以肯定为主，后半段则以批评为主。后一部分其实我挺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写不到两位老师的程度。而两位老师没有很介意，总体上接受了我善意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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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

两位老师的书，新在把政治史和文化史结合，将政治事件融入在象征符号中。这里的文化史关注可感知事物背后的象征意涵，即所谓的新文化史，所以我在撰写书评时，就想到以新文化史或政治文化史来描述两本书的学术特色，前者是从学术旨趣上讲，后者是从题材上讲。两书的共同优点是一方面借鉴了欧美学界比较前沿的上述两种学术路径，另一方面则是没有生搬硬套学术概念，而是将理论融入到坚实的实证研究之中。只需稍微翻一翻这两本书，我们就会发现书中所使用的资料数量和种类都非常多。除档案、报刊、文集、回忆录等外，书中还运用了许多实物资料，这离不开两位老师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

接下来我再说说批评。政治史是相对务实的，文化史则相对务虚的，要关注观念、认同、记忆等面向。我觉得两位老师的研究在务虚上，即意义阐释方面，还不够到位。另外，两书都提及国民党试图通过建构孙中山崇拜来塑造国人对新民国的认同感，那么他们做得是否成功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解读民众从一系列象征符号中感受到了什么，可以说难度很大。正如恭忠老师所言，他在新版修订的过程中，在务虚的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他在后记中提到，我当时的这些批评并不针对这两本书，而是对所有新文化史研究作品的发问，即如何从实实在在的资料中解读出文化层面的意义，我以为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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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与建筑史的区别

李恭忠：建筑史有自己的学科关怀，其侧重点主要是作为物的建筑本身的形制、风格、特点、美感等，如果涉及到物背后的人，则一般是建筑师、设计师，通常不会有更多的延展。我关于中山陵建筑特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建筑史专家的见解。而作为历史学框架下的研究，仅关注中山陵的设计师吕彦直是不够的，还要发掘他背后更多的人。在中山陵建造过程中，吕氏是受委托方，因而还有委托方，即当时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彼时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蒋介石等人在党内地位的浮沉之类，都是我的重要关注点。书中通过考察中山陵这一符号生成的过程，从而透视国民党阵营的曲折经历，这反映出政治文化史的特点，即从文化入手来关注政治的话题，同时也与宽泛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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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俯瞰（摄影：屠国啸）

实地考察的心得

李恭忠：明清建筑多是纪念性建筑，如中山陵西侧的明孝陵，当时上至官员下至普罗大众都难以进入，且在外因围墙阻隔也无法观察其内部。而中山陵与之不同，从牌坊外的广场即可看到高处的祭堂，同时它设计的初衷便是能承载五万人参与的大型公共仪式活动，这些都体现出一种开放的纪念性。此外，与如今我们的旅游不同，当时人们前往中山陵被称为谒陵。我在书的修订版中，将初版中的一节展开为一章，专门讨论时人前往中山陵谒陵的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心态与情感。我认为，国民党官方高强度、周期性的集体谒陵，促进了中山陵肃穆氛围的营造。此后虽然中山陵转变成了旅游景点，但游人仍无法完全摆脱昔日氛围带来的感觉。可见，中山陵是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浓缩着中华民族近百年的“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这构成了中山陵的符号内涵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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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新文化史著作推荐

李恭忠：大陆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文化史方面的著作，这里自卖自夸一下，陈蕴茜老师的《崇拜与记忆》和我这本《中山陵》，还是可以读一读的。研究外国历史的，有一部著作很重要，即北大历史系高毅老师1991年出版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这部书当时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后来学者们才注意到它开了国内相关研究风气之先河。实际上，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具有新文化史意味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源自法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法国的一批学者开始以新的视角关注大革命，产生了不少经典著作。这些作品有许多已有中文译本问世，如奥祖夫（Mona Ozouf）的《革命节日》（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9）等，值得读者们关注。

李里峰：恭忠老师已经说得很好了，我在这里稍作补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过一套“新文化史经典译丛”，收录了新文化史旗帜性人物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从理论上探讨了新文化史的学术渊源，较有深度。如果读者们想读一些趣味性高、故事性强的著作，我推荐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History），书中通过近代早期（early modern）法国作坊主与学徒间围绕杀猫展开的较量，反映出当时人们生活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变迁，在故事中蕴含着历史的深意。此外，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和达恩顿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Mesmerism and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等，也是兼具学术价值与趣味性的优秀著作。

如果大家对我在做的中共历史研究有兴趣，我也可以推荐几部该领域的新文化史研究著作。首先是香港学者洪长泰的论文集《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他还写了一部书叫《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集中展现20世纪50年代天安门广场一带的空间改造过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红星”是怎样升起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赤い星は如何にして昇ったか：知られざる毛沢東の初期イメージ』），2020年刚刚在香港推出中译本。这本书从一幅日本杂志刊登的与真实形象相去甚远的毛泽东画像讲起，讨论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是如何被想象与传播的，也是非常有趣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