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多佛海滩》

阿诺德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长达十年。诗歌灵感得之于古希腊作家，歌德，华兹华斯，写过大量文学，教育，社会问题的随笔，猛烈抨击英国生活和文化方面的地方主义，庸俗风气，功利主义，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批评之声，影响了托·斯·艾略特，利维斯等一代文人。1849年，他发表第一部诗集《迷途浪子》。他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闲暇进行文学创作，但即便是业余之作却已使他得以跻身于维多利亚时代主要作家的行列。

在中国较为流传的散文为《英国民族的精神》。阿诺德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1850年代，1860年后主要从事散文写作，写下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社会评论作品。阿诺德的诗作主要收集在《诗集》、《诗歌二集》和《新诗集》中。其批评论著有《评论集》、《文化与无政府》《文学与教条》《评论荷马史诗译本》和《评论集》等。

除此之外，阿诺德还提出了关于文化教育的独特见解。阿诺德认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着文明缺陷，是一个文化普遍缺失的时代。因此他提出只有文化才是解决社会混乱的有效手段。他希望通过教育使文明的理念渗透到每个人的心中，从而使整个民族变得有文化，达到一种普遍完美的状态。阿诺德眼中的文化，是一种具有前瞻性、预见性的力量，它致力于人自身的、内在的转变。根据阿诺德的理解，文化是指“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的规律，从而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

在教育方面，阿诺德还大力倡导古典教育。阿诺德生活的时代，社会生活动荡不安所带来的混乱使大众感到绝望、沮丧和倦怠。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精神信仰与价值观念的缺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阿诺德认为，为了使大众更好地理解当代生活的复杂性，需要从历史上寻找能提供人们以精神慰藉的精神养料。于是，阿诺德试图从古典文学中寻求解决方案，以拯救当时的整个社会。他曾指出，希腊精神在人类精神发展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阿诺德极力主张为人们提供关于希腊精神的信仰及著作。

古典名著是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只有这条途径，才能使大多数的人得以接触古希腊罗马的思想，进而实现思想道德各方面的提升。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稳步提高。伴随着“金钱至上”观念的盛行，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传统的美德与价值观念逐渐被抛到脑后。因此，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显得极为重要。阿诺德提出的通过文化教育来实现人的知识、道德各方面完美的状态值得借鉴。只有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地向前发展，才能实现完美的状态。在教育过程中，知识固然必不可少，但思想价值观念的养成更加重要，这便是阿诺德所说的文学的道德作用。LEAD人物君想说，阿诺德崇尚经典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经典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我们青年人应该多读经典，从阿诺德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践行利他之心，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到宋代情形就不同了，古文家欧阳修不仅推尊韩文，而且学习韩诗。明确地说，主要是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如他的《飞盖桥玩月》一诗，其中就用了与、乃、于、其、所、夫、之、岂、而、唯等等虚字，也用了散文的句法，很像一篇押韵的散文。其他的如《重读徂徕集》，滔滔议论，为石介鸣冤纾忿，好似一篇政论文。欧阳修的这类诗很明显是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正如方东树所指出的：“六一学韩，才气不能奔放，而得其情韵与方法，此亦诗家深趣。”（《昭昧詹言》卷九）

由于欧阳修在政界、文坛的特殊地位，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和创作实践，带动了不少诗人向韩愈学习。清人叶燮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原诗·内篇》）这么多著名诗人学韩愈，以文为诗也就成了北宋诗坛一股强大的潮流。这样，宋诗与唐诗不同的特色形成了。清人赵翼曾指出：“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瓯北诗话》卷五）这样的概括是较为恰当的。

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盛行，诗歌中这种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更为发展。如果说以文为诗的特色在北宋诗坛上，给人的感觉是“别开生面”，那么南宋诗坛这种感觉就不是那么突出了。

2、内容题材上——爱国诗多，爱情诗少

如前所说，尖锐的民族矛盾贯穿宋王朝的始终。无论是外族军队的烧杀声，还是沦陷区人民的眼泪；无论是投降派的罪恶行径，还是抗战派的不屈精神，无不时时震动诗人的心弦，激起诗人的时代责任感。他们拿起笔，或者揭露外族侵扰者的种种罪行，或者谴责投降派的卖国行径，或者抒发报国之志、爱国之心，或者表现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同情。可以说这种民族的正气，爱国的强音，成为有宋一代诗歌的重要主题。

在北宋，早在王禹偁的诗中就可以看到这类诗篇，他的《对雪》诗，对“边塞兵”不辞辛苦“荷戈御胡骑”，表示崇敬和同情；对自己身为朝官，“且乏安边议”，深感不安。以后，梅尧臣的《送马仲涂司谏使北》，苏舜钦的《庆州败》、《吾闻》，欧阳修的《边户》、《宝剑》，王安石的《河北民》、《澶州》，司马光的《塞上》、《边将》，苏轼的《阳关词赠张继忍》，黄庭坚的《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寄诸将》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抒发了诗人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心。

在南宋，随着民族矛盾的一天天激化，诗歌中所表现的爱国主题更加突出，所抒发的民族正气、爱国感情更加强烈。

南渡之初，许多诗人对北宋灭亡，朝廷南迁，宋金两国以淮河为界，半壁河山沦为异族统治，深为忧愤和不满。诗人陈与义的《伤春》，理学家刘子翚的《汴京纪事》二十首，女词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以及忠臣李纲、爱国将领岳飞等人的诗篇，大都表现了这类爱国情绪。从他们的诗篇中还可以看到，诗人们并未失去恢复中原的自信心。陈与义在《伤春》的结尾这样写道：“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诗人从宋朝帅臣向子諲（yīn）坚守潭州八日而不降金，看到了民族的精神所在。至于“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胆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真节报君仇。斩除元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岳飞《驻兵新淦题伏魔寺壁》）；“寸心报国浑忘老，四路喧风静不哗。只愿吾皇假日月，直从襄汉定中华”（李纲《初入澶州》）等等诗句，更充满报国的决心。

在中兴诗人中，杨万里的《初入淮河》四绝句，对宋金以淮河为界无比感慨，对宋王朝安于现状，不思北伐，进行了讽刺。以写田园诗著称的范成大，也写了七十二首绝句来抒发他出使金朝沿途的感慨和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表现出中原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而陆游更以他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如《金错刀行》、《关山月》、《书怀》、《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示儿》等等，传诵人口，鼓舞了后代无数爱国志士。可以说，他的诗集是宋代爱国诗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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