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鸟的殒亡》

霍普，A.D.Huopu Alec Derwent Hope (1907～ )澳大利亚诗人、评论家。生于新南威尔士州库马。父亲是牧师。中学毕业后进入悉尼大学学习文科。1928年去英国牛津大学求学。曾任中学教师，后作为心理学家在劳动及工业部任职。30年代中期又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并开始发表诗作。1938年在悉尼师范学院教育系任讲师。1945年在墨尔本大学英语系任教。1950年在堪培拉大学任英语教授。60年代初期转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67年退休，但在文艺界仍有一定的影响。他在诗歌创作方面坚持古典主义，提倡传统的格律，对于现代派有所非议。他的诗作题材广泛，有不少诗取材于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圣经故事等。也有一部分讽刺诗。他是澳大利亚有影响的诗人，评论文章和专著在文学研究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是一首象征主义的诗歌。诗人借迁徙飞行中因衰老而亡的候鸟这一物象抒发了对“生与死”、“徘徊与回归”的无限感慨，以候鸟象征精神无所寄托的现代人，打上了鲜明的现代派烙印。

《鸟的殒亡》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浅显易懂的故事，它描写候鸟春来秋往，南北迁徙，每到一处新居又眷恋故地，当怀旧之情难以自禁时，又不远千里，长途跋涉，返回故里。但是对于每一只候鸟来说，年复一年中总会有最后一次迁徙。诗歌就是以候鸟的最后一次迁徙为聚焦点展开的，描写了它命丧路途的悲壮场景。

从生物学这个角度去看，候鸟之所以年复一年地南北迁移是出于繁衍后代和生存这一基本需要。但在诗人眼里，它们却是因为爱的驱使才踏上了远行的路途的。“爱的火光跨山过海，指引着航程。”冬天的临近使候鸟想起春天即将来临，气候逐渐变暖，新的生命等待着它们去孕育，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正是对这新生命、新生活的热爱促使它们前行，点燃了它们内心的激情。紧接着，诗人进一步深化爱的内涵。“可是在家乡，怀念成了一块心病，/喂雏搭窝，她都精神恍惚，/老觉得有鬼在扰乱她的平静，/老听见被流放的爱在胸头哀哭。”对于候鸟来说，每到一处都是回家，到了新居她心中却总想着旧居，总是渴望飞回。正是对故居的挂念促使她再一次重返。“爱的低诉一天天变得铮然决然，/那细柔的呼声由于绝望，接近催促，/习惯和恐惧再也不能将她阻拦，/她终于踏上了千里云海的荒凉道路。”至此，诗人花费五节的篇幅来叙述候鸟春来秋往、来回迁徙的历程，并说明正是由于“爱”它们才有了来回奔波的激情，这种爱是对新生活的渴望，也是对旧生活的挂念，两种看似矛盾的感情让候鸟们欲罢不能，而不得不忙于往返于这两者之间。

可是对于每一只候鸟来说，总有一次迁徙是最后一次。“当她飞着，无形的联线断裂了;/突然无故地，事先没报个信，/本能的导航火花一闪，熄灭了。”这突然的变故让她无所适从，因为“不管她怎么寻找，世界都是浑然一片”，她已经无法辨清方向，她“看不见路，云光茫茫间辨不清方位”，她原有辨识航向的本能已消失殆尽，等待她的只有“死亡”。“昏黑从东边山谷涌向天际，/夜风像喘奔的饿狼朝她猛扑猛撞，/而大地，既不哀惜也无恶意，/收容了她这死亡的一丁点儿重量。”在这里，“死亡”成了候鸟无法逆转的命运和归宿，然而候鸟的死却悲壮雄伟，因为她是在高空中落下，是为了爱、为了生存而遭到重击;但同时又让人悲哀痛惜，尽管候鸟的死于宗庙、于大地、于他人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诗人以一种黯然神伤的思绪道出候鸟死亡前的悲哀，借以暗喻苍茫宇宙间的人类也如这只可怜的飞鸟一样，在大自然生生死死的规律面前是何等渺小、孤独和无能为力。

诗歌中还蕴涵着孤独寂寞的情结。候鸟成群结队地南北迁移，似乎厮守相伴，但实际上，每只鸟都是孤立无援的，千里迢迢的行程只能靠自己独立完成。当一只候鸟最终因体力不支而落伍甚至死亡时，别的鸟儿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看着让它坠落。“一个黑点融入寥廓虚寂的苍宇，/孤单而且娇弱，总担心万一飞偏，/一大群快乐伙伴里唯独她自己，/迷失在这不友好的蔚蓝空间。”看似群飞的候鸟其实就内心来说是十分孤独和寂寞的。它的生与死和别的候鸟无关，别的候鸟不会也不可能关心它的安危。这些节律和意象都暗示人生的孤独，象征着漫漫人生路上的个人在死亡面前纤弱无助，无法抗拒。这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

哈 代 作 品 中 的 女 性 形 象

及 其 女 性 意 识

哈代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作家，一个生长在妇女解放运动开始高涨并且同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特定时代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到底对女性解放抱着什么样的态度，这个看起来似乎并不复杂的问题，却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议。

一方面，由于哈代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对阿拉贝拉等一些女性形象作了较多的负面概括，因而他经常被一些评论家称之为“反女性主义者”（anti-feminist）。

另一方面，哈代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一些女性形象，尤其是他作品中较为突出的“堕落女性”的形象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或是在游苔莎、苔丝等人物身上注入了较多的叛逆性，因而他又被另一些评论家誉为歌颂反抗女性、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的作家。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哈代的女性观，本章拟就这一问题入手，以性别批评的视角，结合哈代的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力图对哈代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作一番探讨和客观的评价。

第一节　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作用

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反封建的斗争是密切结合的。从文艺复兴至17世纪古典主义的作品中，关于妇女地位以及相关的家庭、婚姻等问题，时而出现在作品之中，如莫里哀的《女子学堂》，就已经对男权主义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到了法国大革命时，女性解放的呼声就开始出现，我们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得伐石太太的身上或许能够充分感受女性在社会上的作用。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所著的《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被誉为最早的女性主义文本之一。在这部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批判，认为教育中的种种限制使得女性“处于无知和奴役的依赖之中”。她还对社会上要求女性顺从持家、不干预其他事务的观点进行了特别的指责，她把当时的婚姻描述为“合法的卖淫”（legal prostitution），认为女性根本没有独立地位，只是成了方便的奴隶（convenient slaves）。鉴于边沁和卡特赖特等议会改革的提倡者拒绝女性选举权问题，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坚持认为男女的权利应该平等一致。在19世纪中叶，要求女性解放的呼声已经逐渐壮大。英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69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更是对英国思想界女性主义意识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这一阶段，女性主义思潮的目的主要是追求与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认为男人不比女人优越，女人的智性也并不低于男人。

然而，实际上，在这个维多利亚时期，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低于男性的，正如卡冈等学者主编的《西方历史》一书中的陈述：“总的说来，无论妇女们身处哪一个阶层，她们都在经济上处于依靠的地位，在法律上也属于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因此，针对这种现实，到了19世纪末左右，已经出现部分学者所说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要求性别平等，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也就是两性的平等，当时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争取政治权利，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

在英国这些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作用下，作为19世纪末的一位重要小说家，哈代无疑会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时代的精神。与此同时，哈代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也必然受到自己性别的限定。更何况“生理、文化、政治、经济的因素造成的两性差异已成为历史的事实，父系文明为巩固父权和男权的统治地位，将女性定为‘他异者（other）’，从而将其排斥、压抑”。而且，当时维多利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是：女性属于家庭和私人空间，男性属于商业和公共空间。这样，对哈代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哈代的女性意识作出迥然不同的评价也就在所难免了。

实际上，哈代自始至终都关注女性形象，更让她们的爱情与命运成为他笔下的一个又一个故事的焦点，体现出让女性突破附庸角色模式，具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独立评判价值的“女性意识”。他在包括小说和诗歌的很多重要作品中，构建了以女性为文本中心的叙述结构和抒情主体，重新界定了女性的性别角色内容，这对英国文学主流文化传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我们从芭思谢芭、游苔莎、苔丝以及他最后一部小说中的淑和艾拉白拉等形象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系列女性形象既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又有许多类似的共性。哈代在作品中反映了与时代相吻合的女性解放的思想，而且，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对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的反抗是非常激烈的。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就女性的地位而言，封建观念依然十分鲜明突出，尤其是对女子的贞洁问题还依然十分看重。然而，哈代在自己的笔下，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堕落”的女子形象，并且对这类形象寄予深切的同情甚至赞美。这无疑使得哈代有别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哈代杰出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体现。“哈代终其一生，对女人很敏感，他最鲜明的创作形象是他的女主人公。”在哈代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远离尘嚣》（1874）中，他就以一个向往和追求独立自主的乡村姑娘芭思谢芭（Bathsheba）作为小说的第一主人公，讲述这个年轻美貌、心高气傲的女子和三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纠葛。通过她的爱情经历来表现威塞克斯人的精神追求和生活理想。在哈代的笔下，芭思谢芭是一位聪明伶俐、桀骜不驯，且又傲慢、自负、较为轻率的乡村姑娘。她无视奥克的善良与忠厚，拒绝了奥克的真诚的爱情；她同样也蔑视博特伍德的财产，而只是把特洛伊的虚伪爱情以及上流社会的风度看得高于一切，接受了他的求爱。芭思谢芭只是在饱尝不幸和痛苦之后，才幡然悔悟，最后投入了奥克的怀抱。

在《还乡》中，游苔莎在大胆祈求爱情的行为中，表现出了典型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意识，特别是性爱意识的觉醒。哈代甚至认为她的灵魂也是火焰的颜色。她大声呼吁：“啊，把我的心从这可怕的昏暗和孤独中解脱出来吧：把伟大的爱情从什么地方送来吧，否则，我就要死了。”可见，她追求热烈的爱情，是为了生命的拯救。

在《苔丝》中，作者更是塑造了心目中的理想的女性形象。苔丝这一形象代表了美丽、纯洁、善良、仁爱、质朴和容忍等优秀女性所具有的品质。女性的温柔和勇敢的性格集于一身。无论是对待亚雷克还是对待克莱尔，苔丝都表现出了爱憎分明的态度，而且不是一味的顺从，而是追求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人的权利，并没有甘心去做“爱”的奴隶，甚至以生命的代价对社会法则进行了勇敢的抗争。而通过克莱尔对待苔丝的那种可以爱恋却不能成婚的封建偏见，以及通过他有关男性“失足”和女性“失足”的迥然不同的观念，对男女不公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强有力的控诉。

而且，在哈代的笔下，苔丝被塑造成一首“非人工的抒情诗”，被大自然所创造，被人类文明所扼杀。而在这一扼杀苔丝人类“文明”中，无疑包括着封建的男权主义思想。因为苔丝悲剧的起因是离开家乡去外地“认亲”，而导致她悲剧的“认亲”的缘由，是苔丝的家中所存在的男权主义思想，认为一个女子的最好出路以及摆脱家庭绝境的最好手段是嫁一个富有的男人。如苔丝母亲规劝时所说：“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呀！”正是“难得的好机会”这一带有男权主义性质的“认亲”计划，成了苔丝悲剧的直接原因。

哈代在诗歌作品中，同样表现出了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谴责以及对女性的深切的同情。如在《堕落的姑娘》一诗中，他将表面上的轻松愉快与实质上的悲惨凄凉糅合在一起，构成了顺逆相撞的富于张力的矛盾冲突，从而体现了对“堕落姑娘”的关注与同情。而在《冒充的妻子》一诗中，哈代更是以写实的笔触，来对被判绞刑又被投入火中焚烧的钱宁夫人寄予同情，为她鸣不平，表现出了强烈的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因为有人认为她清白无辜，——她决不会犯此罪行！……他们似乎对此中冤情都没有提出什么疑问。”在同一主题的《一个将被绞死的女人的肖像》一诗中，作者对因与人私通而判处绞刑的女子寄予同情，不仅把她描写成“素淡”、“悦目”、“标致能干”的女子，而且运用圣经典故，对造成她悲剧命运的造物主进行严厉的谴责：

你的创造者，因你这番纵情

便敲起丧钟，事先何不屈尊说清，

既然创造初始

令你健全平和，

何以又派遣蛇

致人迷乱疯狂，当时他原本

就不必考验你，

不必将克吕泰墨斯特拉之心

植在你身，这带给你无穷悔恨，

还两眼昏花迷糊，

将有毒的稗子

播在这么美的土地，

让这么端正、漂亮的女人

受尽嘲笑羞辱！

诗中，在对造物主进行严厉谴责的同时，所体现的对受刑女子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同情在小说中也时有所见。在苔丝最初失身于亚雷克而陷于万分痛苦时，托马斯·哈代有这样一段饱含同情和理解的叙述：

她觉得，她可以再次成为有用的人，再一次尝一尝独立自主的甜蜜滋味，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论过去怎样，反正眼前已不存在了。无论过去导致了什么后果，反正时光会淹没一切的，过不了几年，发生过的事情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就连她自己，也将埋没在青草之下，被人遗忘。

对于传统的贞洁观，哈代笔下的苔丝凭着对世界的直感同样本能地提出了质疑：“女人的贞操真的是一次失去就永远失去了吗？”这也充分表现了苔丝对传统的道德、法律和宗教信念的怀疑以及坚定的反抗精神。

第二节　女性意识与悲观主义思想要素

个性解放等女性观念及女性意识是和哈代一贯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服从于他的“偶然”、“意志力”等悲观主义思想要素。

因此，在哈代看来，不论什么性别，悲剧因素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认为，哈代的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中的阿拉贝拉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其目的并不是在于贬低女性，体现男权思想，而是为了对《苔丝》中的人物以及所体现的思想作出一种回应，来说明悲剧的普遍存在。在《苔丝》中，女主人公苔丝遭受着来自克莱尔和亚雷克这两个男性为代表的精神和生理的双重折磨，同样，在哈代看来，这种折磨也发生在男性身上，所以，在《无名的裘德》中，男主人公裘德相应遭受着来自淑·布莱德赫和艾拉白拉这两个女性为代表的精神和生理的双重折磨，从而体现了悲剧的普遍性。

当人们认为哈代具有男权思想、在作品中贬低女性形象时，总是喜欢引用哈代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中的两段话语。在《无名的裘德》开始部分，哈代曾借用了《新约外书》里的先知艾司德拉司所说的一段话：“不错，有许多男子，因为女人而丧失了神智，因为她们而作了奴仆，又有许多男子，因为女人而丧了命，栽了跟头，犯了罪恶，……啊，诸位啊，女人既然有这样的本领，那怎么能说女人不厉害呢？”在《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淑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陈述：“一般人都认为，妇女应该时刻提防男人，怕的是男人对女人不怀好意，时刻想破坏她们的贞操。我不这样看，我认为，男人如果不先受女人的招惹，就不会在白天、晚上，在家里、在外面，老罗唣女人，除非他是一个只懂‘食色性也’的野蛮人。”

如果我们仅从字面理解，也许认为哈代的男权思想的确严重，但是，若是联想到《无名的裘德》与《苔丝》在结构和思想诸方面的对应关系，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此无意贬低女性，而是为了说明艾拉白拉在裘德悲剧中所起的作用，为了突出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悲剧同样也会发生在男性身上，从而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受到“意志力”作弄而命运悲惨的不仅仅是苔丝之类的女性，也包括裘德之类的男性。在《无名的裘德》中，从结构方面来看，仿佛是《苔丝》的一个翻版，女主人公苔丝与亚雷克和克莱尔这两个男主人公的关系，变成了男主人公裘德与淑和艾拉白拉这两个女性的关系。女主人公苔丝的悲剧在男主人公裘德身上得到了再现。淑和艾拉白拉正如克莱尔和亚雷克之于苔丝一样，分别代表了灵与肉两个相反的极端，在裘德的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艾拉白拉如同《苔丝》中的亚雷克，既体现了肉欲的成分，也体现了对裘德的生理的打击和迫害，而淑却主要体现了与《苔丝》中的克莱尔相对应的灵魂的激情以及对裘德的来自精神层面的打击和迫害。当然，淑也相应继承并发展了苔丝天性中的理性的一面，而艾拉白拉则继承和发展了苔丝身上所具有的性感的一面，从而形成了既强烈对比又互为补充的作用，服从于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

哈代的一些诗歌作品同样典型地体现了类似的悲观主义思想。而在以女性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啊，是你在我坟头掘土？》一诗中，哈代不仅说明了悲剧的普遍性，而且显示了任意的“偶然”对人类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巨大。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已经死亡的女性，像其他数首抒情诗一样，在哈代的诗中，死者仍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诗歌的开头部分，这位女士感觉到了在她的坟头发出了一些动静。她以为是她曾经所爱的一个男子来到她的坟头。但是，她所得到的回答不是来自这个人，——他已经娶了另外一个女人了。该男子完全遗忘了她这个死去的人，觉得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女子。

富有浪漫的性爱失败了，该女子因而转向了家庭之爱。在她看来，这样的爱应该更为广泛，即使一个人死后也同样可以得到来自家庭亲情的纪念。但是，得到的回答同样也使她的这一愿望完全破灭：亲近的眷属没有来，他们觉得这块地方毫无作用了，人既然已经死了，什么也没有了。既然不能复生，最好只能遗忘了。虽然该女子作为女儿、姐妹或母亲，对于她家庭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但这一影响随着她的死亡而结束了。

既然该女子失去了对过去与人类关系的一切希望，她的思路自然转向了非人类的物体。回答的声音最后表明，原来这是她的一条爱犬。尽管她与人类的一切交往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爱犬的最基本、最自然的喜爱却依然留存下来。知道了说话者的身份之后，死者赞赏动物的忠诚：赞赏“一颗真挚的心灵”的忠实可靠。狗的来临给了她一种在世界中继续存在的希望。但是，这一希望最后也粉碎了。狗纯粹出于“偶然”才来到这块地方掘土，只是为了在便利的地方掩埋一根骨头：

“小姐，我在你坟头掘土，

为的是掩埋一根骨头，

以免我不再感到饥饿，

当我从附近路过的时候。

非常抱歉，但我完全遗忘

这是你安息的坟丘。”

女子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似乎是唯一存留的完整无缺的交感。然而，这被死者称赞为“狗的忠实”的东西，到头来被证明只是一个随机的事件。

这也许是哈代所作出的最令人不安的结论：虽然一个人可以与世界建立一种短暂的联系，但是，世界的不加思虑的本质阻碍着任何长久留存的影响。最后的诗行叙述的是狗的忏悔：“非常抱歉，但我完全遗忘/这是你安息的坟丘。”狗与该女子的对话一旦结束，这一动物无疑也将很快忘记这一偶然事件。

第三节　女性形象的叛逆与抗争

哈代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但哈代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容易引发人们迥然不同的评价。譬如，对待芭思谢芭，我国有学者认为她是一个“极端的唯我主义的女性”，并且认为“《远离尘嚣》中的女主人公芭思谢芭就是由于性格轻浮，对爱情持不严肃的态度，以挑逗异性为乐事而最终自食其果，造成了个人悲剧”。

而西方学者卡萨格兰德（Peter J. Casagrande）却认为：“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芭思谢芭经过不幸和苦难的洗礼，从一个空虚自负、任性的姑娘，变为一个聪明的、富有同情心的女人。”

这一现象恰恰说明，哈代并不刻意颂扬和贬低某一特定性别的人物，而是关注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性格的发展变化。我们认为，哈代笔下女性形象的更重要的价值是借助于这些被精心塑造的形象来反映19世纪末的特定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状况。

所以，哈代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少具有叛逆性格的新女性的形象，也塑造了其他多种类型的女性形象，但他关注的是性格的发展，以及性格的深邃性和复杂性。正如一首题为《假如你曾哭泣》的诗中，哈代对女性形象所作的辩证性的陈述：“刚强的女人其实最脆弱，柔弱的反而刚强。”

在哈代的长篇小说中，他并不刻意通过辉煌的女主人公来表现男权意识或者女性意识，而是遵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典型环境下典型性格的塑造，力图将女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真实的情感体验展现出来。

所以，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中，淑在言谈举止等方面本来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她受过教育，思想解放，观念新颖，追求自由，蔑视和反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婚姻。她的有关宗教的见解也与基督教的正统观念多有相悖，尤其不满于基督教宣扬的那种道德婚姻，是时代的叛逆者和男权社会的拷问者。但是，在作品的后部分，我们看到她在经历了一个个难以承受的悲剧事件之后，便从一个激进的“新女性”逆变为一个克己奉道的传统女性了。

而在长篇小说《苔丝》中，女主人公苔丝也并不是一个叛逆女性意义上的“完美”的形象。而是叛逆意识与传统观念集于一身的一个复杂的矛盾的形象。

一方面，苔丝敢于向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挑战，蔑视和揭露宗教的虚伪和罪恶，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布。她毅然离开自己所厌恶的亚雷克，独自承担受辱之后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和意想不到的艰辛；当在牛奶场与克莱尔相逢并相恋之后，她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投入这场爱恋；当以自己的真诚坦白却遭到克莱尔遗弃之后，她又独自承担起一切苦果，宁可艰难谋生也不愿乞求克莱尔家庭的怜悯和帮助；当她再度落入亚雷克的泥淖而无法与回到身边的克莱尔重归于好时，她痛苦和绝望地采取了最后的反抗，并且为此镇定自若地付出了生命代价，成为一个敢于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叛逆女性的典型形象。

另一方面，世俗的道德与宗教观念也存在于她的潜意识之中，并且时时控制着她，尤其是在她与克莱尔结婚以后，她所力图抗争的世俗道德观念同样也左右着她，甚至并不比克莱尔“逊色”。她因而怀着“失身”的罪恶感，备受良心的折磨，所以才在新婚之际决意向克莱尔忏悔，祈求克莱尔的“宽恕”。在没有得到克莱尔的宽恕之后，她独自承受着难以形容的苦难。我们从她给克莱尔的信中，可以看出她的世俗观念根深蒂固：她承认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妻子，丈夫所施于自己的惩罚都是她咎由自取：

你给我的惩罚是我应得的，是我理所当然应该接受的，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对我发怒，完全是公正、应当的。不过，安琪，求你不要太讲公正了，稍微待我客气一点，上我这儿来吧，即使我不配享受你的慈悲，也求你上我这儿来一趟吧。如果你来了，我就可以死在你的怀里了！只要你宽恕了我，我会心甘情愿地死去的！

……

只要能和你生活在一起，就是不能做你的妻子，哪怕做你的奴仆，我也心甘情愿，我也满心欢喜。只要能在你的身边，只要能看上你几眼，只要能觉得你是我的人儿，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她的信仰是，既然他们结了婚，她就要在每一思想观念上忠于自己的丈夫，甚至有人趁她不在意时对她说了一句恭维话，她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在苔丝的内心世界中，直感与世俗观念引起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但前者是内在的、固有的，后者是外在的、表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苔丝始终是一个躁动着叛逆野性的异教徒和命运的抗争者。但是，也正是这一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品质和特性，使得我们更加感到这个女性形象真实可信、具体生动，作者通过自己的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

第四节　抒情主体与女性意识

哈代的创作中，有很多诗歌是以女性视觉出发的，也就是以女性作为作品的抒情主体或抒情主人公。在英国诗歌史上，这一点显得尤为独特。在他所创作的900多首抒情诗中，无论是早期的《她在他的葬礼上》，还是晚年的《穿裘皮大衣的贵妇人》，许多重要的诗作都是以女性作为抒情主体，以女性作为第一人称来进行创作的。他以女性的声音进行叙述和抒情，以女性的声音直接发言，这从一个侧面也在一定的意义上体现了哈代的女性意识以及对女性群体的关注和女性心理状态进行探幽的兴趣。

哈代诗歌作品中，以第一人称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女性，身份各异，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被弃”的女子。在这一类抒情诗中，作者对含辛茹苦但终遭遗弃的女子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如《黑眼睛先生》、《失去的恋爱》、《苔丝的哀歌》、《松树栽种者》、《新婚之晨》等诗都以被弃女性的视觉表现了极度的失望和悲哀的心境。《黑眼睛先生》共分三节，第一节陈述事实，在麦田里与黑眼睛先生相逢，得到他的赞美，同时得到他的帮助：“于是他过来替我系好了袜带”。第二节谴责他弃她而去。第三节笔锋一转，不再沉浸在悲哀之中，反而庆幸自己的身边有了一个好少年，感谢“他爹有一天替我系好了袜带”。在《苔丝的哀歌》中，抒情主人公哀叹新婚之后的亲人弃她而去，留下她处境艰难、痛不欲生。在《新婚之晨》中，作者以独白和对白等手段来表现已有身孕的被弃的女子在情人新婚时的无尽的悲哀和无望的处境。而在共有四首的十四行组诗《她致他》中，第一首是被情人所弃的女人感叹岁月无情，夺走了她那美丽的容颜，同时也暗含着对昔日情人的指责。第二首只是祈求那位昔日的情人在她死后能够偶然对她进行回忆，追回爱情衰落的某些记忆，并且对一位全身心地屈从于他的这位姑娘呼出一声哪怕是“可怜的妇人”之类的叹息，作为对她爱情的回报。第三首中，虽然悲叹她的执着的爱遭到世人鄙薄，悲叹世人抛旧情于脑后，但她将“忠贞不渝，直至永远”。在第四首中，对另一位女子表示出妒忌，并且对男方诉说：

你怎能因我妒忌而生恶意，

对我百般珍爱之物不理不睬？

相信我把，昔日情人，爱之怄气

越是自私狡黠便越加可爱。

二是“堕落”的女子。在这一类诗中，作者既对蒙怨受屈的“堕落”女子表示同情，同时也对虚伪的道德风尚给予谴责和抗议。如在《堕落的姑娘》一诗中，通过两个姑娘的对白，借“堕落”姑娘之口，塑造了一个表面上能够从“堕落”中获得满足实际上命运凄凉的妓女的形象。作者以反讽的方法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道德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而《舞会之后》一诗则通过少女的视觉，展现偷食禁果之后的羞愧、自责、迷惘的心境。

三是“痴情”的女子。作者通过这一类形象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美好的女性形象，而且有时也在对“痴情”的女性表示赞赏的同时，表现了对相应的男性的指责和批判。如《沉思的少女》一诗中，通过少女的自白，真切地展现了一个纯情少女的真挚的内心世界。而在《妻子在等待》一诗中，以妻子坚贞地等待丈夫的归来，饱含着对妻子所等的丈夫的指责：

他曾说他会戒绝旧习不再浪荡，

成婚后便和爱妻长相厮守。

维尔在俱乐部舞厅里跳得酣畅，

我却浑身颤抖在此苦苦等待。

四是“死亡”的女子。如同哈代的其他抒情主体一样，诗中的死者往往也是可以说话的，可以直接展现自己。如《啊，是你在我坟头掘土？》等诗中死者可以进行交谈和发出疑问。在《他的来宾》中，已故的主妇可以重访旧地，感受被漠视的悲哀；在《责备》等诗中，死者甚至可以对活着的人进行指责：

现在我死了，你却对我歌唱

我们曾经熟知的歌曲，

但是，我活着的时候，你却不愿

或者不想唱出一句。

现在我死了，你却披着月光

心情沉重地来到我跟前；

啊，我真盼着自己能够复活

来赢得这份温柔的情感！

但更多的是表达已经死去的女子所达到的她生前所无法获取的宁静与安详。在《莫要为我遗憾》一诗中，抒情主人公说：

莫要为我遗憾，

在和煦的大树下面

我无忧无虑，沉睡安然。

迅速如同光线，

我飞翔，如仙女一般，

狂喜地飘动，不害怕夜晚。

最后是没有“名分”的女子。如在《她致他（二）》中，没有担任角色的姑娘只是希望对方能够对她偶尔加以回忆。而在《她在他的葬礼上》一诗中，以一个失去情人但由于没有“身分”而没有起码的送葬和悼念的权利：

他们把他抬向安息之地——

延伸的队列缓慢地行进，

我是陌生人，隔着一段距离，

他们是亲属，我只是情人。

我没有换掉我的花衣裳，

尽管他们的衣服是一片黑色，

但他们围着，眼光毫不悲伤，

而吞噬我的是遗恨之火！

以女性作为抒情主人公直接发言，而不是由具有男性身份的作者来代言，这样更能表现女性的实际体验，更能传达女性内心的思想情绪，也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如《松树栽种者》一诗，如同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蒂在舞会上观察自己所爱的沃伦斯基倾心于安娜一样，抒情主人公看到自己的恋人的眼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另一女子来到之后，就显得魂不守舍。

哈代以女性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并以女性作为第一人称进行抒情，不仅仅对女性群体表现出关注和同情以及对女性心理状态进行探幽，而且以此独特的方式更为恰当地体现了自己的思想。

譬如《美人儿》一诗，借一个美人之口，既表现了哈代独特的审美观，又对只注重女性外貌而毫不关心女性本我的男权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在“美人儿”看来，一个人有两个“自我”，包括外在的自我和内在的自我。尽管内在的自我是生命的本体，外在的自我只是一种形式，而且，花容月貌熬不过时光老人的毁损，红颜凋谢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但是人们却很少关心女性的内在本质，而只是注重外在的美艳。再如《妻子常春藤》这首抒情诗，则以女性的口吻说出给男性充分的自由空间的重要性。诗中将女性喻为常春藤，将男性喻为树木，如果常春藤对树木紧紧缠绕，定会使树木生长受到阻碍，结果定会导致树木的倒坍，而树木的倒坍也会使常春藤“粉身碎骨”，从而形象性地说明男女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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