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主要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文学潮流。其“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其代表性人物有徐枕亚、周瘦鹃、包天笑等。
首先，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产物。1906年，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出版的报刊达到66家之多，此时全国出版的报刊总数达到239种。这些依赖通商口岸、现代都市和印刷出版工业及大众传媒体制而出现的都市文学刊物，一方面因适应了都市市民大众的“消闲”、“娱乐”的要求从而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一方面又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脱离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事业格式的知识分子，向现代职业作家的转变提供了物质条件。众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的产生与形成，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公众传媒体制和“文化公共空间”。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
其次，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是对中国古典通俗文学的继承和改良。在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中，通俗文学作家的大多数，“在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志怪、传奇、话本、讲史、神魔、人情、讽刺、侠邪、侠义、谴责等小说门类和品种，加以新的探索”，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创作“反映以大都会生活为主轴的，又以消遣为主要功能而杂以劝惩目的的文学作品” 。但是，很多的学者在对这一通俗文学运动的指责中，忽视了其“改良”的重要特质。
再次，清末民初通俗文学运动，注重了对文学趣味性的价值追求，这对扭转晚清政治小说中过分地充斥着政治说教、甚至异化为政治说教的工具的偏向，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学史意义。从梁启超开始提出政治小说为肇始，小说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负荷，这就使小说越来越背离了自身的审美特点，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运动，则极大地扭转了这一文学发展态势，使文学向着自身回归。
最后，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运动，注重了文学对客观现实的“存真性”的价值追求。通俗文学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超越了党派的立场，以超脱的文化姿态，追求小说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反映，建构起了一个较为真实和完整的晚清社会的文学图景。“在描写这些新异事物时，并不想去为它们‘定性’，他们只想不偏不倚地去细致描摹，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存真性’特强。”
总的来看，通俗文学运动随着五四文学新范式的确立反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嗣后出现了像张恨水这样的一代通俗文学大家。这说明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运动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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