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作为近代“文界革命”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为了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对传统的旧体散文进行改革，用一种半文半白、半雅半俗、骈散杂糅的文字宣传改良运动，这些散文多发表在报刊上，是一种报章文字，其发表处又以《时务报》、《新民报》、《新民丛报》等时事报刊为多，故初被人称为“报章体”、“时务体”、“新民体”，后被梁启超称为“新文体”。这种新的散文体式大大地动摇了传统散文的根基，将散文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在中国散文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渡和桥梁作用，在中国近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这种新文体，梁启超曾在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专门做过论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新文体的基本特征：
其一，平易畅达，文白合一，骈散相间，并杂以外来语法。由于梁启超创造新文体的目的是“造新声”、“新民”、“觉世”，传播新思想于民众，而非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故要求文章通俗易懂，便于接受。他用浅近文言文，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使文章既言简意赅，又通俗易懂，流利畅达，使渊雅古奥、陈旧僵化的文言文充满活力；同时又能骈散结合，打破骈体与散体的界限，使句式富于变化，增强文章的表现力度；还能吸收外来新语汇、新语法，改造和丰富了文言的词汇系统，更新了文学语言的风格，促进了散文创作主体思维方式的变革。他的《论不变法之害》、《说希望》、《论进步》等都将这些特点发挥到极致。
其二，舒放自由，条理明晰。梁启超提倡行文自由大胆，无拘无束地充分抒写个人的主见，文思应该由“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所鼓动，“纵笔所至不检束”，自由起讫，放言纵论，洋洋洒洒，直抒胸臆，尽意而罢，而不受古文起承转合、韵偶用事之法的约束。但同时文章要讲章法，要“条理明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罗列有序。他常常从文章的内在逻辑出发，设置大纲小目，并根据论证的需要，各自成段，条分缕析。这在《变法通议》、《新民说》等长篇政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其三，笔锋常带感情。任何文章只要作者将真情实感融入其中，便能从情感上打动人。新文体作为向民众宣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新体议论文，不仅需要逻辑严密，以理服人，也需要以情动人。新文体“慷慨论天下事”，将议论抒情融为一体，情理交织。既直抒胸臆、慷慨激昂，又激情洋溢、动人心魄，产生巨大的鼓动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他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文无一不是充满了激情，洋溢着豪气。吴其昌曾在《梁启超》中感叹他的文章“读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郑振铎更是在《梁任公先生》中赞誉其“笔下大有魔力”，“火辣辣”，“热烘烘”，“有光有热，有声有色”，“沛沛浩浩若有电力”。
由于梁启超过分强调文学“造新声”、“开民智”的社会政治功能，使他的“新文体”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语言驳杂不纯、遣词造句粗糙杂乱、写作态度偏激、行文仓促草率等等，流露出一些粗疏浮躁之气。但这也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裂变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焦灼不安的语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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