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曼弗雷德》

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他参编修的史书有四部，其中《新五代史》属于个人专著。他在这部书中模仿司马迁《史记》当中把同类人物归于一传的体例，创立了《义儿传》、《伶官传》、《宦官传》等，并且在立传前发表一段议论，以表明自己的历史观点和对五代时期人与事的态度。《五代史·伶官传序》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伶官传序》全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全文的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盛衰”二字是贯穿全篇的中心，人事的作用是作者要强调的。

第二段选用晋王李可用遗三矢的故事，叙述李存勋继承父志，发愤图强，消灭仇敌的情况。

第三段写庄宗从胜利到失败的急剧变化。第二、三两段将其盛衰的大起大落进行鲜明对比，阐明盛衰决定于人事的观点。

第四段引《尚书》的话，用“满招损、谦得益”说明自满的危害和谦虚的有益，进而推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概括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道理，重申盛衰决定于人事的中心论点。

从内容看，这篇文章通过对后唐庄宗李存勋从盛到衰的一段历史的分析，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徽，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欧阳修反复咏叹后唐庄宗的盛衰史，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记载历史。由于他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清醒的认识，所以很担心五代统治者荒淫腐化，逸豫亡国的惨痛历史重演。他的目的是要告诫当朝统治者，要力戒私欲，防微杜渐，吸取历史教训。这是从思想内容上看。

从结构上看，这篇文章布局严谨，开门见山提出论点，继而转入对历史事实的叙述，然后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引伸开去发表议论，前后呼应，文章条理分明。

从风格上看，体现了欧阳修文章平易流畅、委婉曲折的风格特征。《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却含义深刻，虽无咄咄逼人之气势，却有很强的说服力，当作者从庄宗继承父志，发愤报仇，一路写到他灭掉仇敌之后，很快就衰颓到面对乱军“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的地步。“盛衰”之事皆取决于人事这一中心论点便论证得十分充分了，但他仍然落笔从容，用商量的口吻提出“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他用探讨的方式提出忧虑，显得语重心长而又含义深远，蕴含着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    

另外，欧阳修的散文发扬了韩愈“文从字顺”的长处，行文简洁，笔调流畅，既精练概括，又丰满生动，他的史论散文尤以文笔简练著称。既然是为吏传作序，必然要牵扯到史实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史学对“实录”的要求和文学对典型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文章准确精练而又富有形象性。例如：文章在记叙晋王李可用遗三矢的故事时，冠以“世言”二字，因为这件事在历史著作中没有正式的记载，事件的真实性有待于考察，但同时，这件事对于表现庄宗锐意复仇、忧劳兴国是有典型意义的。因此，作者在使用这一材料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先用“世言”二字说明事情本属传说，真伪待考，然后再对事件加以详细生动的描绘，给读者以形象的感染。另外，对于在《伶官传》中重点记叙的庄宗得天下后庞信伶人，  “满”且“逸豫”的史实，序文中没有重复记载，而只用“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一笔带过，行文可谓简洁精练。

从语言上看，作者锤炼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精美的语言，体现出深远的情韵。这篇文中既有对偶工整的骈句，又有错落有致的短语，抑扬顿挫，造成一种音乐美。

纵现《五代史·伶官传序》这篇短文，他把精辟的论述、深沉的感慨和婉转的语调结合在一起，表现了欧阳修散文独特的风格，无怪乎明人茅坤要称之为“千年绝调”了

王安石的散文。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主张“文贵致用”，“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王安石的文章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的散文多是一些关于政治、学术的理论文章，从中可看出他眼光犀利，见高识远的改革家的政治风度。思想的坚定，意志的刚毅，反映在行文上就是斩钉截铁，明确果断，决不拐弯抹角，拖泥带水或者吞吞吐吐，含糊其辞。王安石的散文各种题材都有，以议论文最为出色。代表作有《答司马谏议书》和《读孟尝君传》等。

《答司马谏议书》这封书信是写给司马光的，王与司马光是相当要好的朋友，可是当时任右谏议大夫的司马光反对变法，以老朋友的身份写了三封信劝王安石停止变法，其中第一封信长达三千三百多字。这《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回答司马光这一封信的《答司马谏议书》只有三百五十多字，根本不作学院式的论辩。信中先提出处理、认识问题的一个理论原则，就是“名实”。根据事实做出判断。“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提出这一理论原则之后，再把对方信中提出的指责，归纳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这四方面问题逐一批驳并指出违反实际。三言两语，击中要害。司马光所列的四条罪名“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既然与事实不符，当然就是不能成立的了。批驳完了再总结两句：“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善”。意思是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的混日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多以不关心国事迎和世俗的风气，讨好人们的欢心作为最好的处事原则。这短短的两句话既指出了当时的时弊，又触到司马光的痛处，把他那三千多字的长篇大论通通驳倒。信的最后另起波澜，放开一笔。  “如君实责我已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君实是司马光的字。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司马光责备我久任要职，而没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给老百姓带来好处，那么我承认这是我的罪过。话说完了再把笔拉回来说，“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意思说，如果你今天什么也不要做，遵守从前的老一套，那就不是我所敢于接受的了。王安石用这段话表示不妥协、屈服，变法一定要进行下去。这一结尾，结束的干净、利落，坚强有力。应当说《答司马谏议书》的笔调，还是比较委婉的，王安石决不声色俱厉的来表示盛气凌人，但他一定要明辨是非。所以写法上又是寸步不让，针锋相对。文章矫健、老练、精悍、严峻，这正是王安石精神面貌的体现。

又如《读孟尝君传》这个不足百字的短文，驳倒了流行已久的传统看法，也很能代表王安石散文的特色。分析一下：

《读孟尝君传》开头第一句：“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的以脱于虎豹之秦”。这句话的大意是说，世上的人都称赞孟尝君善于招揽人士，士人因此都投奔到他的门下，而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得以脱离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这句话极其概括地叙述了历来对孟尝君的评价，提出了所要批驳的论点，“孟尝君能得士”这个传统的看法，被树起来做了把子，跟着王安石叹息一声之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据《史记》记载孟尝君出访秦国被扣，并将遇害，他向秦王的一个宠姬求救，宠姬向他索取一件白狐裘作为代价，可是，孟尝君唯一的白狐裘已献给秦王了，恰当在门客中有一惯偷，半夜装成狗叫，进宫偷回了白狐裘，送给宠姬。宠姬劝说秦王放了孟尝君，孟被放后，连夜逃跑，逃到函谷关时，天还没亮，眼看后面人追上来了，按当时的关法规定，鸡叫才开关通行，这时门客中又有一人学鸡叫，骗开了门，于是孟尝君逃出了秦国。王安石认为，孟尝君本人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哪里谈得到得士呢?这就翻了历史的旧案。接下去“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于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作为自己观点依据。如果不是这样，凭借秦国的强大，得到一个谋士就应该南面而称王，使泰国臣服，还用得到鸡鸣狗盗一类人的力量吗?这句话从反面击中了孟尝君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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