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论中国

伏尔泰论中国
选自伏尔泰著《风俗论》
一，中国
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时，不能不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已由我们那些热衷于互相诘难的各个教派-一多明我会、耶稣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英国圣公会教派--的旅行者们所一致证实。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式时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从天而降的神话中保存下来而又以讹传讹的有关地球的变迁、大洪水、大火灾等等故事，这个古老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气候使中国免受这些灾害，也使中国从未发生过曾经多次蔓延非洲、亚洲和欧洲的黑热病。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
中国各朝皇帝的治政史都由当代人撰写，其编写方法毫无差别，编年史没有互相矛盾之处。我们的传教旅行者曾经如实地叙述：当他们与贤明的康熙皇帝谈及《拉丁文本圣经》、《希腊文本圣经，和撒马利亚人的史书彼此有很大出入时，康熙说："汝等所笃信之书，竟至自相矛盾？"
当迎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他们还保存有这些古代的竹简，外面涂着清漆不至于腐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了。中国人在撰写帝王历史之前，没有任何史书。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他们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中从来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中国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人类需要有人欺骗他们、以便驾驭他们的那种野蛮时代。其他民族的史书从世界的起源开始：波斯人的《真德经久，印度人的《法典及、《吠陀》，桑科尼雅松、玛内通，直至赫希俄德，全都上溯到万物的起源、宇审的形成。这种狂妄性，中国人一点也没有。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这里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原则，即：如果一个民族最早的编年史证明确实存在过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帝国，那么这个民族一定在多少个世纪以前早就集合成为一个实体。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4000多年来，每天都在写它的编年史。而要掌握人类社会所要求的各种技艺，要做到不仅会写而且写得好，那么所需要68的时间势必比中华帝国仅从伏蔡氏算起存在的时间更长。这一点如果看不到，岂不又是一件荒唐事？中国没有一个读书人会怀疑《五经》是在公元前2300年写成的。因此，这一不朽巨著要比卡利斯泰纳送到希腊的巴比伦天文观测记录早4000年。中国所有官府都认为真实的一部书，巴黎的文人学士却怀疑它的年代，说实在的，这样合适吗？对于人类来说，不论在哪一方面，掌握最基本的知识要比取得巨大进步来得缓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陈售面包数量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相攻汗，给果是狂热信徒在叛逆者的引领下彼此兵戎相见。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在他的第一部书中，他说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书中，他证明上帝亲自把道德铭刻在人的心中；他说人非生而性恶，恶乃由过错所致。第三部书是纯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词，可笑的譬喻。孔子有弟子5000，他可以成为强大的党派的领袖，但他宁愿教育人，不愿统治人。
在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第2章）中，我们有力地驳斥了过去一些人局处西方一隅而去评论这个东方的的朝廷、并把他们归之于无神论者的这种轻率举动。我们中的某些人把这个几乎所有法律均以对赏善惩恶的上帝的认识为基础的帝国称为不信神者，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狂热情绪？我们现在保存有中国庙宇中一幅对联的拓本真迹，上面是这样写的：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幸昭拯济大权衡。横批：万有真元。在欧洲，曾经有人指责自己所不喜欢的耶稣会士们遇媚中国的不信神者。于是教皇任命一个名叫梅格罗的法国人为驻中国<福建>代牧主教，前社中国就地处理此事。这个梅格罗一一个汉字不识，却把孔子当做不信神者看待，其根据就是这个伟大人物的这两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们的最伟大的圣徒也从未说过比这更为铝辟的格言。如果孔子是不信神者，那么加图和大法官洛比塔尔也是不信神者了。
为使诬蔑者羞愧，我们在这里再次指出，那些反对培尔而主张不可能存在不信神者社会的人，却同时又宣称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政府是一群不信神者。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使我们蒙受的耻辱已经够多了。还要重复指出，中国的儒生崇拜一个唯一的上帝，但却听任人民受和尚的迷信行为的蛊惑。他们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官员们认为人民可以信奉跟国教不同的宗教，就像食用一种比较粗糙的食物那样。他们容忍僧侣的存在，但加以遏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从事僧侣这一职业的人都有很大的权力。确实，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中国人不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与一切开化的伟大民族之间的这一差别是惊人的。地狱之说虽有用，但中国人的政府却从不采纳。他们只满足于鼓励人们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他们相信，一种一贯实行的正确的政治制度，会比一些有可能受到攻击的舆论起更大的作用；人们更害怕的是现行的法典，而不是未来的律令。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另一个小得多的民族，其观念与此大致相同，或者不如说没有任何观念，但却是以其他民族根本不了解的品德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概而言之，即当迎勒底人开始其历时1900年的天文观察--观察结果由卡利斯泰纳送到希腊--时，中华帝国已经光辉灿烂地生存世间。当时婆罗门统治着印度的一部分，波斯人已有他们的法律，南方的阿拉伯人，北方的斯基泰人还都住在帐篷里，我们下面将谈到的埃及则是一个强盛的王国。
二，中国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法律、风俗和科学
中华帝国从它存在之时起，就比查理曼帝国幅员广阔；如果把中国人当时的藩属高丽和安南包括在内，就更是如此。中国面积大约横跨30经度，纵长24纬度。我们已经指出，这个国家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变化。
中国的历史，就其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蚀的记载。这次日蚀观测业经前几个世纪派往这个陌生国度的一些西方传教士数学家验证。这些数学家对这个民族赞佩不巳，并且向他们传授了有关知识。宏君荣神甫核对了孔子的书中记载的36次日蚀，他只发现其中两次有误，两次存疑。这有怀疑的两次日蚀确曾发生过，但是从人们所假设的该观察者所在地，不可能观测到。但即使这样，也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家已能测算日蚀，因为他们只有两次计算有误。
诚然，亚历山大曾经从巴比伦把速勒底人的天象观测结果送回希腊，这些观测的年代比中国人更早，这无疑是古代最有价值的文物。然而巴比伦的这些星历表与历史事实没有联系，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把天上的历史跟地上的历史联系起来，互相印证。
早在上述日蚀的日期之前230年，他们就已经不间断地以真实的资料把编年史一直记载到帝尧。帝尧亲自改革天文学，并且据说在他在位的大约80年中，力求使民智开通，民生安乐。他的名字在中国，就像提图斯、图拉真和安敦尼诸帝的名字在欧洲那样，至今依然受人尊敬。如果他是他那个时代精明的数学家，那么仅此一点便可表明他是诞生在一个已经很文明的国家。我们没见过古代日耳曼或高卢的部族首领改革天文学。克洛维根本就没有天文观测所。
在尧之前，还有6个帝王，但在位时间不详。我认为，在缺乏编年史的情况下，最好是用牛顿的办法，将各个国家的国王在位的年数拆合成一个平均数，每个国王约为22年。根据这种算法--少算一点更为合理--，这6个帝王在位时间共约130年；这比其他算法，例如说了个罗马国王在位240年，以及其他各种根据各时代的经验所推翻的算法，都更为合乎常理。
这些帝王中，第一个名为伏羲氏。根据上述算法，他于公元前2500多年，即巴比伦已有一列系天文观测时在位；从此中国人服从干一个君主。中国境内有15个王国，均处于一人统治之下，这证明在很久以前时国家就已是人口很多、十分开化并由许多诸侯分治，因为从来一个大国只能由许多小邦集合而成。这是政治策术的成就，刚毅精神的结果，尤其是漫长时间的产物，没有比这更能证明其历史悠久的了。
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典籍。<五经>中说，在伏羲氏以后第4个帝王颛顼的时代，已观测到土星、木星、火星、水星和金星的一次会合。现代天文学家对这次会合的时间有争论，其实他们不必争论。即使中国的这次天体观测错了，也是错得有价值的。中国的经书中特别说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已知道金星和水星绕太阳运转。除非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的人才看不到，这样的知识是要经历千百年才能得到的，那怕这种知识仅仅是一种怀疑。
这些古籍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也许只有一点不足之处，即人们所指责的伏羲氏看到他的法律写在有翼的蛇的背上。然而这个指责本身表明，在伏羲氏之前，人们便已会书写。总之，不该由我们这些远处西方一隅的人来对这样一个在我们还是野蛮人时便已完全开化的民族的古典文献表示怀疑。
一个名叫始皇帝的暴君确曾下令焚烧一切书籍，但这个荒唐而野蛮的命令却警告人们把书籍小心保存起来。在他死后，这些书又出现了。究竟这些书中是否有一部完全可信的编年史，这有什么关系？我不需要知道查理曼在世的精确时间；只要他带着庞大的军队，占领了广大的地区这一点是确实的，那么，很清楚，他就是诞生在一个经历千百年形成国家的、人口众多的民族中。因此，既然帝尧无可争议是生活在公元前2400多年，并征服了整个高丽，那他的人民无疑是历史最为古老的。另外，中国人发明了周期历法，比我们的历法早2602年。我们计算古代时间的方法有60种，因此我们也就根本没有什么历法，难道应该由我们来对他们所一致接受的编年史提出异议吗？
让我们再次指出，人类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繁殖的。儿童经过10年要死掉1／3。研究人口发展的人指出：一个民族需要一些有利而难得的条件，经过100年，人口才能增长1/20,一个部落的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是十分常见的事。某些博学的编年史家曾经估算，在洪水灭世之后，仅一个家庭子子孙孙不断繁殖，经过250年，便有比今天整个世界还要多的人口。这样的奇谈，就连一犹太教法典。和< 天方夜谭> 也甘拜下风。前已说过，并不是大笔一挥便可以造出许多小孩来的。请看我们的殖民地，请看亚洲这些人迹罕见的大群岛：马尔代夫群岛、菲律宾群岛、摩鹿加群岛吧！那里的人口都不多。这一切是中国年代久远的又一证明。
中国在查理曼时代和在此很久以前都不仅疆域辽阔，而且人口众多。据我们所知的最后一次在中国本土15个省进行的人口统计，能打仗的男人多达6000万人，老兵、60岁以上的老人、20岁以下的青少年、官员、和尚、大批的士人都不算；妇女更不计在内。而妇女的数目，根据更为准确地统计世界人口的人的观察，到处都与男人相等，至多相差不过1／15或1／16。按这一计算，中国的人口似乎不会少于1．5亿；而我们欧洲的人口，按法国2000万、德国2200万、匈牙利400万、整个意大利直至达尔马提亚②1000万、大不PJ n和爱尔兰800万、西班牙和葡萄牙800万、俄国欧洲部分1000万或1200万、波兰500万、土耳其欧洲部分和希腊及列岛也是500万、瑞典400万、挪威和丹麦300万、荷兰及邻近的低地国家约400万计算，总共不过1亿多一点。
因此，如果看到中国的城市很大；看到明朝的新都城北京的周边约有我们的大法里6里，居民约有300万人，旧都城南京从前人口更多；看到一个制作瓷器的名为景德镇的个镇有大约100万居民，就不应感到惊奇了。
中国的报纸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报纸，因为报上载有有关公众要求、各级官府的收益的详细情况。例如，据报载，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册封皇后时，依照古树，由皇后踢赈全国年逾70的贫苦妇女。报纸计算，仅广东一省受赐的70岁的妇女就有98220人，80岁以上的有40893人，近百岁的3453人。没有受赐的又有多少！请看，在这些已经不算有用的女人当中，仅一个省便有42000人受到赏赐。那么全国人口该有多少！在整个帝国之内，如果这些妇女们每人受赐价值10利弗的东西，那么这次赈济总额又该有多少！
根据曾经在中国旅行的最睿智的人们的叙述，中华帝国现有的兵力是一支约有80万人的、给养充足的军队。有57万匹马养在马厩或皇家马场，以供甲士征战、皇帝出巡、驿使传书之用。前些时期，康熙皇帝由于喜爱科学，曾与几位传教士接近，他们自述曾随同康熙皇帝到大突厥斯坦参加狩猎，有10万骑兵和6万步丰列队前进，蔚为壮观，这是这个地区自古以来的一种风俗。
中国的城池，除了一条护城河、一座城楼、一堵厚厚的城墙及一些瞭望塔这样一些在使用炮兵以前一切民族根据常识建造起来的建筑物之外，认来没有其它防御设施；中国人甚至在使用火炮以后，也没有学我们的样建筑要塞。但是，中国员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加 他们的要塞，却加强了他们的整个帝国。公元前137年筑的、把中国同鞑靼人隔开并用以防御鞑靼人的长城，至今依然存在。长城绵亘500法里，婉蜒高山之上，深谷之间，几乎全都有我们的法尺20尺宽，30多尺高。就其用途及规模来说，这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
这样一道屏障并未能阻止鞑靼人随后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来把她征服；但是，国家结构并没有削弱或改变。征服者的故土变成了被征服国的一部分；中国的统治者满洲鞑靼人尽管拥有武力，仍只得屈服于被他们夺取了皇位的国家的法律。
孔子的第3部书中有一处表明，战车的使用的历史是多么的悠久。在孔子的时代，属国或诸侯必须向国君或皇帝供献1000乘四马二轮战车。在这位中国哲学家之前很久便已享有盛名的荷马，212从来都只谈到二马战车或三马战车。首先使用四马战车的无疑是中国人。但是，无论是特洛伊战争时代的古代希腊人还是古代中国人都没有使用骑兵。然而骑马作战先于驾车作战，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根据记载，埃及法老有骑兵，但他们也使用战车；不过，像埃及这样遍地泥泞、渠道纵横的国家，可以相信，马匹从来都很少。
至于财政方面，根据最接近的估计，皇帝的通常收入是2亿两纹银。必须指出，中国的银两不恰等于我们的盎斯，而且即使银两等于盎斯,一盎斯白银也不是像耶稣会士霍尔德的。旅华实录，所说的，其固有价值相当于法国的5利弗，因为中国的纹银并没有法定的固有价值。但是2亿两相当于2．46亿盎斯白银、按一马克纹银合54利弗 19苏计算，约合我们 1768年的硬币 16．9亿枚。我用这个时期的货币来计算，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这种任意规定的价值变动太多，将来可能还会有变动；这正是书本知识多于实际知识的作家们不太注意的地方，他们在计算外国货币时，往往出入很大。
在波斯铸造大流克金币以前很久，中国人便已有铸造的金币和银币。康熙皇帝收集了3000枚这样的硬币，其中有许多来自印度。这是亚洲人工艺历史悠久的另一个证据。但是很久以来，在中国，金子已不再是一种通用的支付手段，黄金在中国就像在荷兰一样是商品；银子也不再是货币，而按重量或成色作价。人们只造铜币，在这个国家，只有铜币才具有法定价值。政府在困难时期以纸币支付，就像以后不少欧洲国家做的那样。但中国从来没有官办的银行，这种银行可通过信贷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中国得天独厚，有着几乎所有巳经移植于我们欧洲的以及许多我们还没有的果木。小麦、稻子、葡萄、蔬菜、各种树木满布大地。但他们只是在最近才酿造葡萄酒，因为他们满足于用大米酿制的相当强烈的烧酒。能吐丝的蚕原产于中国。很晚以后，蚕才跟织造丝绸的技术一道传到波斯。这种丝绸在查士丁尼时代还是如此稀有，所以从前欧洲丝绸的价格等于黄金。
中国人早在上古时代便造出洁白柔细的纸张。他们用煮烂的竹浆造纸。至干瓷器以及欧洲开始仿造而且赶上其水平的优美的漆器始于什么年代则不清楚。他们制造玻璃已两千年，但不及我们的美观和透明。与此同时，他们发明了印刷术。我们知道，这种印刷术是在木板上刻字，就像古登堡15世纪在美因茨首先采用的方珐。在中国，在木板上刻方块字的工艺更为完善。我们使用的活字和铸宇比他们优越得多，但未被他们采用，因为这样便须使用字母而他们却从来都不愿放弃他们的象形文字，他们就是这样迷恋着他们的一切古老方法。
他们在上古时代便使用大钟，而我们法国只是到6世纪才有大钟。他们从未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但他们致力于化学，发明了火药不过他们只拿火药来制造烟火，用于节日。在这方面，他们胜过其他民族。几个世纪以前，教他们使用火炮的是葡萄牙人，而教会他们铸造大炮的则是耶稣会士。中国人没有致力于发明这些毁灭性工具，但不应因此称颂他们的德行，因为他们的仗并没有少打。
他们深入研究天文，但只是把天文学作为眼睛的科学而靠耐心取得成果。他们孜孜不倦地观天，注意一切天象，并将观察的结果传之后代。跟我们一样，他们把地球绕日的行程分为365又1／4部分。他们知道两分〔春分、秋分〕两至(夏至、冬至)的岁差，但是比较模糊。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上古时代便把一个月分成几个星期，每个星期7天。印度人是这样做的，迎勒底人也应用此法，这方法后来又传至小国犹太国，但希腊没有采用。
人们还可以看到公元前1000年一位有名的天文学家在一个三等城市中使用的仪器。旧都南京保存有一个三人合抱不过来的用青铜制成的地球仪，放在一个可以打开的铜球上，人可以进入其中转动刻有子午线和纬线的地球仪。
北京有一座装有许多测星仪和浑天仪的天文馆，那些仪器的精确度实际上不如我们的，但却是中国人胜过亚洲其他民族的驰名于世的实证。
他们有指南针，但并未真正用以指引船舶航行。他们只是在近海航行。他们的土地能提供一切，用不着像我们这样奔赴天涯海角。罗盘，就像发射用的火药一样，对他们来说，只是纯粹的玩物，他们也不因此感到可惜。
奇怪的是，这个有发明能力的民族在几何学方面从没有超出基本知识的范围。确实，中国人比希腊的欧几里得在亚历山大城撰写几何学原理前好几个世纪已经具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康熙皇帝曾告诉御前的最博学、最阴达的传教士之一帕尔南神甫，在3960多年前，禹帝曾利用直角三角形的原理来测定一个省的地理位置帕尔南神甫本人还引证过一本公元前1100年写的书，表明在西方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发现的那个著名的理论是中国人很久以来便已熟悉的一个定理。
人们要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巳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为什么在音乐方面他们还不知道半音？这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器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有所前进。我们则相反，获得知识很晚，但却迅速使一切臻于完善。他们由于轻信，总是把他们错误的占星术跟天文学的真正知识混清在一起，这是不足为奇的。这种迷信是一切人所共有的，我们纠正这一谬误为时也并不久，可见谬误似乎是人类所固有的东西。
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问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巳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平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留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
用文字完达思想本应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手段，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极端困难的事。每个词都由不同的字构成。在中国，学者就是识字最多的人，有的人直到老还写不好。
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
关干中国的政府，我们将在另一章论述。但您可能事先已经注意到，旅行者们，尤其是传教士们，都认为到处看到的是专制制度。这些人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已经实行；在和平时期，官府的意见从来都具有法律的力量。这一重要事实推翻了〔盂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提出的笼统含混的责难。
跟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也存在各种不良行为，但这些行为肯定会因法律的约束而更有所抑制，因为他们的法律始终如一。《海军上将安森回忆录》的博学的作者因广州小民曾经想方设法欺骗英国人，便鄙视和讽刺中国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边境群氓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伟大民族的政府吗？假如中同人在我们沿海遇到船难，根据当时欧洲国家的法律可以没收沉船的财货，而按照习惯又允许杀死货主，那么中国人又将怎样评论我们呢？
中国人的无休上的各种礼节妨碍了社交来往，只有有深交的人才可以在室内免除这些繁文得节。然而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在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这些优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持一些传教士说，公共市集上的拥挤和混乱，如果是在我们这里，就会引起粗鲁的吵闹和经常发生无礼举动；但在中国传教士往往看到农民按当地的习惯，彼此作揖，为给对方造成麻烦而请求原谅，他们互相帮助，心平气和地解决一切问题。
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柱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前些时候，一个名叫石桂（译音）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旅行者遗失的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他来到这个旅行者的省份，把钱包交给了知府，不取任何报酬。对此类事知府都必须上报京师大理院，否则要受到革职处分；大理院又必须奏禀皇帝。于是这个农民被赐给五品官；因为朝廷为品德高尚的农民和在农业方面有成绩的人设有官职。应当承认，在我们国家，对这个农夫的表彰，只能是课以更重的军役税，因为人们认为他相当富裕。这种道德，这种守法精神，加上对玉皇大帝的崇拜，形成了中国的宗教--帝王和士人的宗教。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大祭司，由他来祭天，祭把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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