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大人物 ∣ 向愚是谁？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古城西安，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战时出版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一年多时间，却出版了三十三本书，宣传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不要小看这三十多本书，它的印量数十万计，影响巨大。不知多少青年学子当年读了这些书，奔赴抗战前线，投身卫国战争。
七十多年过去，当历史的硝烟散尽，这家出版社的信息也几成空白：当地人没有听说过，抗战史、新闻史、出版史，也无一记载。
那些书籍早已化作尘泥，只有极少量存世，纸页漫黄，默默无声，承载着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真相，似乎在等待揭开谜底的那一天。
其中有几本，被西安的一位军旅收藏家无意间获得。十年来，这位收藏家苦苦探究，一波三折，终于揭开一段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故事。
这些珍贵的抗战史料的编著者向愚，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入党的一位老人，当年他曾陪同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抗战初期，他在古城西安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以笔为矛，编辑书籍，为民族之战鼓呼。只是，后来，这些书籍被抹黑变成他的“罪状”。向愚一生，曲折坎坷。
《抗战文选》
与一个革命者的一生
这是一本薄薄的书。若以年岁论，它有七十多了，是个“老人”了。看上去，纸页脆黄，并不起眼，只是橘红色的封面依然葆有几分艳泽，一如刚刚印制而成。那上面画着一张竖式信笺，赫赫然一行毛笔楷书——“抗战文选”。
七十岁的收藏家张国柱先生轻轻摩挲着这本书。自从十年前，无意间发现并收藏，张国柱就被它深深吸引。他指着书名下的几个小字提醒参观者注意：“看到吗？这里——‘向愚 编’。”
（记录者木闻 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向愚是谁？
张国柱也在追问。这本是收藏家探究本源的一句平淡无奇的发问。可他没有想到，试图解开这个问号居然一波三折，历经了十年，每每探寻一步，却又牵涉出更多的谜团。
直到上个月，就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刻，一位不速之客终于揭开了所有的谜底。
一
一本七十多年前的旧书
名不见经传的《抗战文选》刊登着
国共两党的抗战主张
张国柱退休前是空军某部政治部主任，在西安文化收藏界相当有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由一枚刻有“天宝四载”字样的陶片，敏感地发现了唐长安城烧造三彩的“醴泉坊”遗址，解决考古学界此前遍寻而不得的难题，入选当年陕西十大考古发现。
张国柱的收藏品种颇丰，除了唐三彩、瓦当，还有纸币和书籍。军旅生涯，使他的不少藏品可以归类为“红色收藏”。二〇〇一年，他收藏到一本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这本书的版本鲜为人知，就连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没有收藏，几成孤本，当即引起轰动。
二〇〇六年，张国柱偶然得到一本《抗战文选》。他是军人，自然对抗战主题的旧书格外珍视。不久，又陆续收藏到好几本。这套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间，一共八辑，三十二开本，每册百余页，收录了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的抗战言论。
作为一名收藏家，张国柱注意到这套书的版本、印量等信息。他在《抗战文选》第一辑多个版本的版权页发现：首版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印量三千册；十天后即再版，又加印三千册；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为第五版，总印量近两万册。其他二至八辑的各种版本加起来，印量也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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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柱还注意到，大多数版本显示出版社为“战时出版社”，有些则说“出版社不详”，印制也较为粗糙，类似如今的盗版书，可见当年这套书风行一时，影响力之大。
按说张国柱是位“老藏家”了，也一直生活在西安，可他此前从未听说过这套书以及战时出版社。他询问了收藏界的多位老友，都不知情。
张国柱想一探究竟。他去了档案馆、图书馆，翻阅查找各种志书史籍，结果收获寥寥。这令他颇为疑惑：刊载了中共领导人大量主张的《抗战文选》，当年的印量那么大——陕西党史资料，没有记载；抗战史，没有记载；新闻史，也没有记载。
原因何在？
如果是书籍存世量少，导致未被记载，那么，编著者又是谁呢？张国柱分析，既然选编了这么多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编著者向愚很有可能就是地下党。
可他翻遍了陕西党史名录、延安名人录，一时也“查无此人”。
如此珍贵的史料，就这样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这不太正常。张国柱隐约感觉到背后必有故事，他想挖一挖。
他把目光重新投向那几本《抗战文选》。其中两本的封面上，各有一行蓝黑墨水钢笔小字：“刘昌 一九三七.一一.一 午 买于二中图书馆”、“刘昌 一九三七.一一.一八 买于西安二中向愚先生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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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是谁？既然他见过向愚，先找到他，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二
一条意外的线索
旧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引出一段故事
最初收藏到这套书时，张国柱觉得编著者“向愚”像是个笔名。购书者刘昌以先生相称，看来确有实指。刘昌自书“买于西安二中”——为何是“二中”？莫非刘昌是当年“二中”的学生？那么，向愚先生就是“二中”的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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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连串问号的突破口就是“西安二中”。张国柱很快查实，当年的“西安二中”，全名为“陕西省立西安第二中学”，即现今的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时二中校址在西安北大街，学生大多为东北军子弟，思乡心切，抗战积极，颇有民意基础。
可是，张国柱没能在师大附中查询到向愚的信息，他只得继续查找“刘昌是谁”。在陕西省档案馆，张国柱找到了省立西安二中毕业生的花名册，在“二八级”（一九三九年）六十一名毕业生中，第二十四位正是“刘昌”。不过，只有“刘昌，籍贯长安”这样简单的信息。
此刘昌，是否彼刘昌？无法证实。
二〇〇八年，在一次闲聊中，张国柱向我说起了这件事，希望能够留意刘昌的信息。说来也巧，记者后来在陕西省图书馆翻阅旧报纸时，无意中发现了“刘昌”的名字。
这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的《西安晚报》。一版头条转载了人民日报记者孟西安采写的消息《省博物馆又添一千九百多件珍宝 展览刘昌兄妹献出文物 这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份投资》。
张国柱看到这张报纸，颇为兴奋。他敏感地察觉到报道中的刘昌，与他收藏的那本《抗战文选》封面签名的刘昌，“应该是同一人”。
这篇报道中说，当年六十五岁的刘昌，是解放军总参通讯部离休干部，其祖父刘晖是陕西长安人，清代举人。提起刘晖，老西安人大都称他刘春谷，其作品蜚声画坛，其名收录于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如今，经过西安碑林，就能看到照壁上硕大的“孔庙”二字，正是出自刘晖手笔。
（此图来源网络）
一九二六年，刘晖去世。家人将他收藏的书画文物视为传家珍宝。一九八二年，刘昌从部队离休，决定将祖父的遗世作品及藏品，全部捐献给陕西省博物馆。
这一千九百多件珍贵藏品中，有刘晖的大量书法和山水国画，还有康有为、曾国藩等人的书联，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尤其以一卷长达五米的隋唐《观佛三昧经》最为珍贵。陕西省博物馆当时还在碑林，决定给刘昌兄妹重奖，被婉言谢绝。
张国柱分析，从年龄上得知，这位捐出字画的长安籍刘昌老人，生于一九二〇年。如果与购书者刘昌是同一人，一九三七年，正是十七岁，符合上中学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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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柱急忙跑到碑林博物馆，以及与碑林分家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他甚至找到了当年接收字画的保管员，他们都说确有刘昌捐献字画这回事，但过去二十多年了，没有人知道刘昌老人现在的消息。张国柱又通过部队联系北京打听，也一无所获。
线索又一次中断。寻找再次陷入僵局。
【补述】张国柱先生对刘昌的追寻并未止步。二〇一六年五月，一方被遗弃在西安某居民小区的墓志铭透露了相关线索，得到的最新消息令人振奋：刘昌老人至今健在，已九十六岁高龄。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参加革命后，改了名字，因此张国柱当时没能打听到刘昌的消息。有关这段故事，随后写来，敬请关注。
三
又一个新发现
十二个省市、六所大学的图书馆
藏有战时出版社抗战书籍
张国柱只能把目光再次投向这套充满谜团的《抗战文选》。他小心翼翼地翻动着又薄又脆的纸张，以期能发现点什么。
他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在这些书中，除了向愚，又出现了另一个编著者的名字：刘雯。这应是位女士，她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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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柱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四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向愚与刘雯以战时出版社的名义编辑出版了《抗战文选》等各种抗战主题书籍三十一本，其中向愚编著了十九本，刘雯十二本。
从新闻时事的角度来说，《抗战文选》当年编辑得真不错，内容全面，信息量大，今天看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
其内容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论著”，即国共两党的抗战主张及社会各界讨论抗战局势的文章。国共两党领袖及抗日将领，以及当时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蒋介石、毛泽东、朱德、项英、刘伯承、贺龙、林彪、徐向前、萧克、叶剑英、徐海东、宋庆龄、孙科、李宗仁、胡适之、郭沫若、巴金……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的主张、言论，都有收集。
第二类，是讲演、谈话、宣言、通电、书信等“抗战史料”。比如蒋介石《抗战到底》讲演稿、《中国国民党激励全国将士抗敌通电》、《中国共产党告日本海陆空士兵宣言》，还有《蒋委员长对路透社记者谈中日战争》、《毛泽东先生对美国记者谈中日战争》，真实地记录了历史。
第三类是“战地通讯”，收集有当时各大报纸的战地报道。比如《芦沟桥畔》、《保定前方》、《在前方不朽的一夜》、《吴淞口外》……仅看标题，就能嗅出一丝当年的烽烟。
第四类是抗战主题的文艺作品，散文、诗歌、戏剧，蔚为大观。还有一类“杂品”，包罗万象，都与抗战主题相关。
尤其是向愚撰写的那些《最近出版新书预告》，简明扼要，颇有吸引力。比如《朱、彭最近的抗战主张》一书，他是这么写的：“该书收集朱德、彭德怀两将军的抗战论著、讲演、谈话，内容极其丰富，凡欲学习第八路军作战经验者，不可不读。”
收藏界对旧书的版本、品相要求很高，一般情况下，收藏者不会轻易翻动珍爱的藏品，毕竟那些书都有些年头了。张国柱要一探究竟，因此翻来覆去地查看这套《抗战文选》，有些文章的标题几乎都能背过了。
但寻访依然没有进展。有人提醒张国柱“上网搜搜”。
现在，如果在百度上搜索“向愚”，会查到二〇一二年九月的一条拍卖信息。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举办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会，第四、五、七辑共三册《抗战文选》，估价一万两千元。备注中还特别说明“拍品收录了大量共产党人的文章，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公开出版物”。
张国柱当年上网查询时还没有这些信息，他另有所获。他以“向愚”、“刘雯”及“战时出版社”为关键词，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在内的十二个省市图书馆、六所大学图书馆，都藏有这方面的书，共计十五种七十九册。
这些书常年深藏一隅，默然无声。茫茫人海，到底有谁知道它们的作者向愚是谁呢？
四
一条凌晨时分的短信
两方都在寻找对方，只是没想到
最终是以这种方式“见面”了
没有想到，张国柱苦苦追寻了十年的“谜底”，最终被一条不期而遇的手机短信揭开了。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五时许，一阵短信提醒声吵醒了张国柱。手机屏幕上是一行小小的字：“你好。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向愚是我的父亲……”
张国柱“啊”的惊叫，一时如在梦中。
他定了定神，把电话拨过去，那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南方口音普通话：“我是向刘骝，八十一了，听说你在找向愚，他是我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记录者木闻 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早在二〇一一年六月，张国柱在西安举办了一场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的红色记忆展。在接受一家网络媒体采访时，他专门提到了展出的《抗战文选》，希望通过媒体报道找到向愚，“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则报道上了网，到现在还挂着，直到二〇一五年七月，被湖南省长沙市党史办工作人员小王看到了。
小王与向刘骝老人相识已久。老人也保存着《抗战文选》，可惜只有一至六辑，不全，她就委托小王同志帮她留意，看哪里还能找到。
（记录者木闻 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小王上网搜索，一页页翻网页，无意中就在张国柱红色收藏展的消息里，看到了向愚的名字。
向刘骝老人在找父亲编著的书，而书的收藏者张国柱在找编著者——两方都在寻找对方，只是没想到最终是以这种方式碰面了。
谜底由此一一揭开。向刘骝老人在电话中告诉了张国柱，父亲向愚与西安、与《抗战文选》的渊源。
向愚是在西安事变后，与妻子刘雯一起到了西安，待了一年多时间。
一九八四年，向刘骝在北京看望了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的陕西澄城人严信民。严信民老先生回忆说，当时，他建议向愚夫妇去日本留学，已经进了日语学校，但向愚认为中日交战只是时间问题，不去日本，坚持要去延安。严信民遂给西安的江隆基写信，介绍二人先去西安。
江隆基是陕西西乡人，一九四九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兰州大学校长。当时，他正是陕西省立西安第二中学校长，地下身份则是共产党的西安市特支书记。那时，西安往延安的沿途设了很多军警关卡，向愚夫妇只能在二中当教师，一边寻找机会。
西安二中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点，教职员工及学生中有党员七十余名，给延安和泾阳的青训班都输送过学生。向愚被聘为该校国文教师，并在二中成立了战时出版社，编辑出版抗战书籍，传播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抗战主张。
张国柱的种种猜测得到了证实，他激动极了，于是问了一句，向愚老先生后来的经历如何呢？为什么似乎销声匿迹，完全查不到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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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沉默了，传来几声轻微的啜泣。良久，向刘骝老人缓缓地说：“我老了，得了癌症，可能不久于人世，再不讲讲这些故事，将来就冇人知道了……”（冇，方言，没有）
张国柱先生为揭开鲜为人知的《抗战文选》历史真相，苦苦追寻了十年（木闻 摄）
五
一个革命者在西安的抗战鼓呼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精准判断——
“中国复兴，必须挫败日本侵略”
向愚幼名大名，是湖南省衡山县白莲寺吉里村人。一九〇四年农历三月十五，出生在一个乡村郎中家庭。大名五岁时启蒙读书，十七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该校每县只给两个名额，向大名被录取，族人为之荣光。
时年，中共初创，毛泽东在第三师范建立党在湖南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派张秋人到三师，以教英语为名，发展组织。一九二四年，向大名在校参加了共青团，同年秋转为中共党员。他组织学生闹学潮，支持北伐军。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向大名曾陪同毛泽东在衡山县的两个运动中心调查。有些衡山方言毛泽东听不太懂，向大名给其翻译。
同年，衡阳沁日事变后，向大名奉命回衡山重建县委并任书记。向刘骝评价说，那时的县委不像现在的县委那么有权有势，无人争夺，只要你不怕杀头，愿为党工作你就来。向大名参与组建了衡（山）、（湘）潭、醴（陵）游击司令部，任司令员，参加了秋收起义。
（记录者木闻 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一九二八年，向大名被叛徒告密，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模范监狱，坐了三年半牢。当时，监狱施行所谓“仁政”，可以读书，阅览室里甚至还有外文的马克思著作。向大名在三师时学过英文，坐牢时又学了日语和俄语，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九三一年底，向大名出狱，一时找不到工作，遂以文会友设法找党。他用“金声”为笔名写文章，分析局势，还翻译英美苏联等国有关时事的进步文章，向北平《平民杂志》、《中外周刊》，南京《国际周报》、《中外评论》等报刊投稿，发表了两百多篇文章。
上世纪八十年代，向刘骝查到了父亲早年写的这些文章，比如《孤立的金元帝国》、《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营的对比》、《农村经济中的佃农问题》，大都是抗战发生前几年写的。
向大名在《中国对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交纲领》一文中写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到现在，对中国总是抱着侵略的野心……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用暴力侵占东北数省，尤未满足，更进窥华北，欲壑难填……中国的复兴，必须以挫败日本在华的侵略为条件，以为势不两立的地位，绝无共存共荣之理，这是确定对日外交政策所应有的认识。”向刘骝很感慨，抗战还没爆发，父亲即对中日局势作出了如此精准的判断。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向愚在西安编辑了《抗战文选》。他在《毛泽东最近的抗战主张》一书序言中写道，“在目前国共两党的合作进到更密切的阶段，明白地去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一切主张，非常必要。毛泽东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从他的言论里就可以看出他对挽救民族的危机具有绝大的决心，和国民党的合作实在是充满了诚意，也给那些不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们，一个详尽的解答。”
向愚最终没能去延安，但他在西安短暂的一年半经历，留下了一套珍贵的史料，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段光耀篇章。
六
一个被称为“猛子”的文人战士
周恩来指示他在“第二战场”开展抗战工作
表面上看，向愚教书、编书，是个文人。可他在西安时却得了个颇具战士形象的外号“向猛子”。
向刘骝也是多年以后才听父亲讲了这段往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到南京同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抗日，回延安时途经西安，邀集文化界座谈。正在找党的向愚也参加了。
周恩来讲话之后请在座者发言，向愚站起来大声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一致，证明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他还呼起了口号，“国民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国共合作万岁！抗日胜利万岁！”与会者一齐高呼。
在场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一头大汗，周恩来则走到向愚面前握手。会后，文化界就把向愚称“向猛子”了，夸他胆子大，敢于当众喊“共产党万岁”。
那天会后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在曾是衡阳省立三中学生、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的陪同下，来到西安北大街向愚家。向愚报告了自己的历史情况，要求周恩来带他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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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目前延安还要派干部到白区工作，开辟第二战线。你们就不要去延安了，以民主人士身份开展工作，对党更有利。
向愚遂留在西安，一边教学，一边编辑出版抗战书籍。在江隆基支持下，他成立了战时出版社，收集各大报刊有关抗日的文章，编辑出版《抗战文选》，广为宣传抗战主张。
陕西泾阳人、于右任先生外甥、时任陕西教育厅长的周伯敏先生，决定将《抗战文选》作为全省中小学国文教材和公民课教材。此后，西北五省亦效仿。临近陕西的河南、山西，也来订购。《抗战文选》每辑都须再版多次，销行几十万册。
一九三八年十月，应徐特立之邀，向愚夫妇离开西安去湖南开办书店。徐特立说，要把革命火花散开，不必都去延安。
向愚夫妇认识徐特立是在二十年代。战时出版社出版过刘雯写的《老怪物徐特立》，介绍徐特立为什么六十多岁了，还要参加共产党闹革命。这本书非常畅销，连国民党高官都想了解这个“老怪物”。
抗战初期，徐特立到国统区做中共代表。向刘骝那时见过徐特立，“个子不高，很瘦的样子”。她记得徐老的家住在长沙长衡公路的一座大桥附近，有敌机警报时，父母就买了烧饼，带着她躲到徐老住处，警报解除再回城。
徐特立安排向愚夫妇在衡阳湘江书店、五五书店工作，还编了本《半月文选》。徐特立对这本刊物和书店很重视。有一期刊登斯大林关于国际形势的谈话，原文称斯大林为同志，徐说不妥，改为先生，才不会引起注意。他常来书店看，还嘱咐说，书店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有的书不要放在书架上。
可再小心还是会被盯上。此前在西安时，《毛泽东最近的抗战主张》一书刚上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就把向愚带了去，“向老师，你出版的书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不正常！”
向愚是坐过牢的人了，有斗争经验，遂回答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宣传抗日，抵抗侵略，怎么不正常呢。最近我在编辑一本《蒋委员长最近的抗战主张》，出版前要在报纸上用鹅蛋大的标题刊登广告进行宣传。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人一时无话可说。
可这本书，多年以后成为向愚的一大罪状。
七
一个小“革命者”的经历
六岁时，她同父亲一起坐牢；
十三岁起，开始为党送信跑地下交通
在向刘骝幼时的心中，父母亲做着一项神秘的事情。她才五六岁，母亲刘雯就教她，如果有坏人闯进来，就马上把门口的小水缸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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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刘骝生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还记得六岁时的一幕。那是一九四〇年年底的一天，母亲不在家，几个人突然冲进父亲的书房，乱翻东西。小刘骝正在院子玩，赶紧推翻水缸，又冲进书房抱着父亲大哭。
来者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搜查了向家每个房间，要带走向愚。小刘骝不撒手，特务就把她一起关进了牢里。
刘雯得知向愚被捕的消息，就到处告状，说特务无理抓人，连六岁小孩都抓走。向愚在狱中自辩，我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都不知道，只是出了几本书，号召读书人抵抗侵略，何罪之有？
特务给向愚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又夹手指头，还用烧红的烙铁烫。这些残酷的行刑过程向刘骝没有亲见，但她见到了回到牢房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父亲，她只能抱着父亲大哭。
以后再提审向愚，小刘骝紧抱着父亲不放。那些特务要把刘骝带进去让她见识见识。同牢的难友赶紧把刘骝抢过来，骂那些家伙是畜生，没有人性，这才没让刘骝目睹残酷的一幕。
向刘骝陪父亲坐了一段时间牢，先被救出监狱。一九四一年底，向愚被族人保释出狱，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约法三章，“不准离开此地，不准从事‘共匪’活动，不准教书”。
向愚并未屈从，次年又成立了金国印书馆。抗战胜利后，向愚接到地下党组织指示，要求他急印一批党内学习文件和宣传资料，当好“纸弹”厂的厂长。向愚的印书馆成了党在湖南的地下印刷厂。
一九四七年二月至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金国印书馆印制了四十多种书刊和宣传、学习资料，每种书籍的印量少则千本，多则上万，传单印量更多，《告国民党官兵书》就印了二十万份。
这一切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除了印厂门口要站岗放哨，每次印完后都要毁版，需要再印，就得重新检字、排版。
一九四七年，向刘骝还不到十三岁，就已经参加革命，帮着父母跑地下交通了。
十四岁的向刘骝（向刘骝提供）
有一天晚上，父亲派她到城外去送信，把信缝在衣服衬里。当时实行宵禁，路口有军警站岗，没有口令不能通行。向刘骝很怕，母亲就叫醒十一岁的弟弟刘骅给她作伴，让她不要怕，如果军警问口令，就说，老总，我妈妈病得快要死啦！我和弟弟去请郎中给妈妈看病，请老总行行好。
这一招还算灵，向刘骝和弟弟过了两道岗，送到了信。那时都是渣土路，一地小石子，姐弟俩走了一夜，来回十多里路，脚上磨出了血泡。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向愚收到新华社的新闻记录稿，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长沙很快就要解放了。向愚把电稿缝进向刘骝的裙边，让她传给一个铁路上工作的同志，以便利用铁路上下线车辆沿路传播这个消息。
当时，湖南省工委决定出版《解放新闻》，及时传播新华社的消息。形势越发严峻，印厂不能印刷，向愚就刻钢版，他高度近视，折腾了两天多，第一期印了两百套。向刘骝至今保存着父亲当年秘密出版的《解放新闻》，刊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布告》、《告国民党官兵书》。
那时，向愚被长沙警备司令部悬赏千元大洋通缉。向刘骝见父亲很费力，又担心父亲的安危，就劝说了几句。向愚对女儿说，小骝，我处境危险，说不定哪天就被抓走了，为党工作的机会都没了，所以现在更要尽心尽力。
二〇一五年九月。湖南长沙。年逾八旬的向刘骝老人。她为父亲写了一本书。她的经历也是一本书（木闻 摄）
八
一对坎坷的革命者夫妇
他被戴上五顶帽子，被捕三次，
坐牢近六年，劳动改造二十二年
向愚的妻子刘雯也是一位老革命，她比向愚还早一年入党，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共。刘雯与向愚是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相识，一九二六年秋结为伴侣。
多少年了，向刘骝忆及早已过世的父母，满心悲伤。二〇一一年，她历经六年为父母写了一本书《父亲坎坷的一生》，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记录者木闻 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向刘骝听母亲说过，当年，国民党追杀共产党，母亲只有躲到山上生下了儿子，由其弟化装成上山砍柴的农民，一天送一次饭。饿极了，只能采野果子吃。没有奶水，搞了一点红糖，含化了，喂给儿子。
一个月后，正被通缉的向愚上山见到妻儿，就像一对野人，不禁悲从中来，说，小雯，你受了大难大苦，等革命成功了，我若还在，一定加倍地补偿你。
艰难困苦还在后面。向愚后来去萍乡组建工农红军，刘雯只能在衡山谋生。她借钱买了一头公猪，走村串户为农家的母猪配种。这项活路历来为男人所做，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赶着一头大公猪去乡村吆喝，“母猪要配种不？”被乡人传为丑闻，受尽奚落。
但这对革命者夫妇忍了。
向刘骝记得，有一次，奶奶病了，想吃一口香蕉。父亲买回一些散把的，头子处有点发黑了，奶奶不高兴，说，我老了，难得开口要你给我买点吃的，你买些烂的给我，就那样省吗。父亲解释说，娘啊，香蕉冇烂，只是熟过了些，还是能吃的，比买成把的便宜些。厂里书要印，请娘体谅我。奶奶听了，什么也没说。
一九四九年九月，向愚任湖南大学出版科科长兼政治大班主任。当时，黄克诚是湖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有人建议向愚去找黄克诚。向刘骝这才知道，父亲是黄的入党介绍人。
向愚说，刚解放，他很忙，不必去打扰他。
几位当年的地下党好友见到向愚，替他抱不平，说，论德、论才、论资历和贡献，对向愚的安排欠妥，我都当了区长，老向至少该当个市长。
（记录者木闻 公众号 小人物大人物）
向愚很平静地说，二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牺牲了那么多，很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少万同志牺牲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革命是为了谋官吗。做出版工作，我有经验，教书是个神圣的职业，这是一种贡献和乐趣。
但他没能享受几年乐趣。
一九五二年，有人揭发说，旧社会军警特宪层层检查，向愚的书能出版，不是反动言论，必是托派言论。就这一句话，向愚被定为“内控托派分子”。不久，他又被诬陷贪污了几千元。可当时向愚既不管钱又不管物，就争辩了几句，结果被批为“贪污分子”态度恶劣。一九五三年初，向愚与刘雯被清洗出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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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要吃饭，向愚就养鸡喂猪，结果又成了“投机倒把分子”。此后，“反右”、“文革”，向愚遭遇不断，又成为“右派分子”、“叛徒”。他一连戴上五顶帽子，被捕三次，坐牢近六年，劳动改造二十二年。
一九五三年，向愚刘雯夫妇被清洗出湖南大学，刘雯提议照相留个纪念（向刘骝提供）
九
一份姗姗来迟的平反
“我已八十多岁了，自知为党工作太少，请求恢复党籍，别无任何奢求，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可向愚初心未改。
已是右派的他，为局势忧心忡忡。有一次，他与另一位同为右派的友人议论庐山会议和已被打倒的彭德怀。向刘骝听见了，很担心，就说，请二位右派不要放毒。
向愚定定地看着女儿，音调低沉而坚定，我们是谈论党和国家的大事，不要五十年，自有正确评价。他对向刘骝说，我们是看不到了，你们一代会看到的，不要随波逐流，要坚持原则。
向愚找到中央一个首长，敞开胸怀谈了自己对庐山会议的看法。那个首长说，庐山的问题和你的问题要给答复，我办不到。你现在没工作，生活困难，我通知湖南每月拨给你一百元生活补贴。
向愚正色道，我来找你，希望能找回人格尊严，不是来向你讨钱的。说完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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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向愚和刘雯被迫扫大街、收泔水，隐忍地活着。
一九七六年十月，向愚听到打倒四人帮的消息，万分高兴，与妻子刘雯、女儿向刘骝合影（向刘骝提供）
动乱的年代终于结束。一九八二年，向愚被提名为湖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可他的“叛徒”、“托派”、“贪污分子”的几顶帽子还没摘。
此时的向愚老人已年近八旬，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和糖尿病。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短短一年中，向愚给湖南省及相关市县写了七份报告，要求平反，恢复党籍。向刘骝记得，有些信老人是在住院期间，伏在病床上写的。
向愚写道：“我已八十多岁了，行将就木。回忆过去，自知为党做的工作太少，离党员条件有很大差距，请求恢复党籍，聊表我对党的耿耿忠心和无限眷恋，别无任何奢求，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谨致。”
他的多位老战友还健在，也给他出具书证。有位老战友在兰州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抗战文选》，也赶紧给他寄来，以资证明向愚当年的贡献。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也有一些健在的见证人、老战友，以“记不清了”为由，不给向愚证明。向刘骝替住在医院的父亲到处奔波，“期间遭遇的种种阻力，一言难尽”。有关方面认为向愚“脱党时间长，历史不清，至今没有审查清”，因此“党籍不能恢复，也不能重新入党”。
问题聚焦在当年的一份所谓“自首声明”上。一九四一年，向愚被族人保释出狱，国民党盗用其名义写了一份自首书，要向愚签名，遭到拒绝。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认为向愚在共产党内的官职很高，遂在衡阳国民党党部机关报《力报》上刊登《共匪长江局书记向愚自首声明》。
向愚闻讯，当即连续几天在报纸上发出《向愚紧急启事》，“最近各报章杂志，常有署名向愚之文字刊出，想系同名之作，不敢掠美，特此登报申明，以明文责。”
一九四七年，向愚曾将这张报纸原件交给湖南省工委审查。一九五五年“审干”运动时，这张报纸又为向愚证明，对盗名通电之事做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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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今，档案中这份重要的旧报纸莫名丢失了。好在有人提醒向刘骝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终于再次找到了这份启事。
可是，平反依然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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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尽周折，向刘骝在北京见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乔石。乔石仔细看了她带去的《抗战文选》，并说，半个世纪后，再看这些文章仍然没有任何问题，当时能把党中央抗日的方针、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在白区公开发表，非常不容易。
向刘骝说，有人说向愚在书中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认为他参加共产党是假，是国民党特务。乔石回应说，这是他们无知，这算什么问题。这明明是一份党史资料，当时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见蒋介石也叫蒋委员长嘛。
由中央组织部制作的《抗战文选》统计表（向刘骝提供）
一九八六年，八十二岁的向愚老人抱病上京，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批示，先由中组部名义肯定这位历史人物和他对党做的贡献。
向愚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他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但头脑还清楚，经常问女儿，小骝啊，我的党籍，中央批下来没有？
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经慎重审议，认定向愚一直为党工作，决定批准恢复向愚同志的党籍，党籍从一九二四年算起。向刘骝不敢直接告诉父亲，先劝他别太兴奋，然后才缓缓地把这份迟来的平反决定告诉了他。
向愚笑容满面，流下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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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向愚去世。而他的夫人刘雯，一九二三年入党的老党员，早于一九八〇年去世了。
刘雯临终前对向愚说，“我们问心无愧，把青春、才智和全部财产都献给了党的事业。虽然冤屈了几十年，但要有信心，洗刷一身污泥，清清白白地去见马克思。”
历史的一页已然翻过。那一代人已经逝去。唯余《抗战文选》，这套出版于七十多年前的史籍，历经了岁月沉淀的老纸，依然无声地透露着历史真实的气息。
本文采写于二〇一五年七月
向愚简历
一九八三年，向愚七十九岁留影（向刘骝提供）
向愚（一九〇四-一九八九）湖南衡山人。原名向大名，又名向金声。入读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校时组织领导湘南学生爱国运动，当选湘南学生联合会会长、衡阳县总工会秘书长、国民党衡阳县党部青年部长、衡阳县职工运动讲习所教育长、县农民运动特派员、中共湘南特委青年委员，投身北伐革命，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早期党员和优秀骨干分子。
一九二七年，长沙马日事变后，向愚奉命回衡山重建县委并任书记。八七会议后，出任衡（山）、（湘）潭、醴（陵）边区游击司令员，组织领导暴动斗争，参加秋收起义。暴动失败，遭到通缉，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其后，从事兵运、出版和文教工作，先后多次遭国民党逮捕，入狱近六年。
抗战爆发时，向愚试图经西安前往延安找党，遇周恩来，接受开辟第二战线任务，组建战时出版社，选编出版《抗战文选》。后受徐特立邀请，回湖南成立进步书店及印书馆，恢复组织关系，继续宣传抗战。
抗战胜利后，与党取得联系。一九四七年，接受省工委指示，无偿供应全省地下党的文件和对外宣传资料，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任湖南大学政治大班主任兼出版科科长、湘潭和平中学校长。由于“左”的路线影响陷害，被打成“贪污分子”、“右派分子”、“叛徒”、“托派”、“投机倒把分子”，被捕三次，坐牢近六年，监督劳动改造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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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错划、错定的五顶“帽子”全被摘去。任湖南省政协委员。一九八九年五月，经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一九二四年党籍。一个月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长沙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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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文图均为记录者木闻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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