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边随笔||陈潭：变革时代的他者叙事

南方治理 2024-06-27

变革时代的他者叙事

陈潭

众所周知，“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给中国的人口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留下了宏大的历史篇章。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移民现象时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不可避免。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突破了三亿大关。由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计，于是形成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近代三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段悲壮的谋生运动就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千年商埠的历史转身

毫无疑问，生活着的岭南大地深深地记刻着华夏先民长时间、远距离迁移的悲情烙印。由于灾荒、瘟疫、战乱和帝国的行政驱使，岭南成为了古代中原子民陆地逃遁的“最后的地盘”和“不得已的选择”。历史叙述显示，历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混战”，中原汉人为逃避战乱而出现了第一次长时间的扶老携幼式的大规模南迁。同时，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而引起的长时间战乱，再次引发了自南宋开始直到清朝初年才结束的中原农耕汉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南迁。七百年前，陆秀夫的“负帝投海”和文天祥的“零丁洋叹”，让崖山成为了宋王朝生命绝唱里的最后“哭墙”。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化，分布在珠三角、粤北、粤西的广府人，粤东南潮汕平原的潮汕人，粤东北梅州惠州河源的客家人，这三大群体全部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汉人南迁的后代。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说，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所形成的岭南文化仍然是中原汉文化的“融媒体”。曾经任职于广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朋友告诉我，广东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最全的地方。可以想见，自南越王赵佗的不愿北归开始，回返一下中原地带的金戈铁马、土客之争的族群械斗和南蛮之地的官宦流放，苏东坡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给予了我们流寓美学的客家想象和吾乡认同。在岭南历史的另一面上，明末清初大批不愿臣服的汉人纷纷离开故土而“下南洋”。大量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及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这场移民运动持续了数百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今东南亚国家的人口格局。母庸置疑，历代封建王朝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旁落的前朝贵族纷纷逃亡、流落甚至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西方列强殖民统治下的劳工需求和个人或家族命运的改变，东南亚成为了华夏移民距离最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那个时候“下南洋”的，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者，也有在家乡故土待不下去的人。然而，不管是“移进来”还是“迁出去”，岭南大地的“开放包容”和“族群融合”至今仍不褪色。

《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香犀花海、宝货充盈”。自唐代以来，作为华南门户、岭南中心的广州一向是中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公元 1757 年，大清统治者乾隆皇帝诏告天下，关闭沿海海关，专门划定广州“十三行”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的口岸，史称“一口通商”。于是，“十三行”成为了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也成就了大清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的中介贸易商行。“十三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交纳外洋税饷﹑规礼，传达政令及管理外洋商务人员等义务，也享有对外贸易特权。那时的广州不仅对海外商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国内商人也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和洋商打交道的十三行商人，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名字，据说伍秉鉴等富可敌国的不少富商就是从福建移居来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作为广州的一段辉煌记忆，“十三行”不仅缔造了一批在国内外都光芒四射的粤商，也促进了中外工艺、技艺乃至艺术的交流和融合。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中，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写道：1800 年以前，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及出口能力，这是全球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力量，所以中国的出口也占据世界上领先的地位。

根据贡德·弗兰克的研究，在1800年以前，中国垄断了世界瓷器贸易市场。大约占全国瓷器输出总量 80% 以上的中低档产品从广州输往亚洲各地，占 16% 的高档产品输往欧洲。19 世纪初期，广东是整个东亚最大的铁器生产地。北至日本，南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诸岛，东亚诸地都要购买广东铁器，连自认工业技术领先东方人一筹的欧洲殖民者亦不例外。棉布也是清代中期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但国产棉花产量不足，于是从印度进口，先运至广东织成布，再卖到英国和美国去。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候的广东一边输入棉花，一边输出棉布，已经有点“世界工厂” 的味道了。

公元 1957 年，中国政府决定在广州创办一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此时距离“十三行”官办正好两百年。作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成为了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作为早期国家形象工程之一的“广交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就。作为中国最早接触世界的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从往昔“十三行”到今日“广交会”，不管国运如何变幻，政治如何跌宕，广州始终连通着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凸显了强大的包容性和和谐力，广州人民也最先接受外来文化。

公元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广州又引领风气之先，率先在全国开办“三资”企业，率先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兴建白天鹅宾馆等五星级酒店……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外来投资者在广州开工厂、建楼房、设总部。一时之间，这座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借着广交会所带来的八方商贾，以及改革开放所吸引而来的全球投资客，迅速成长为一座既有古老历史，又散发着迷人色彩的南国大都市。

作为全国商贸中心城市，广州除了蛮深国内外的广交会这一贸易平台外，还有大量的专业批发市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州市有大约有专业批发市场1000个，总建筑面积达九百多万平方米，涵盖了四十多个商品门类，形成了较为齐全的批发市场体系。这些专业批发市场具有功能消晰、区域性强、产品集中、数量充足、门类齐全等特点，而闻名中外。广州也因此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客商。

除了商贸发达，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也不断奋进。截至当前，广州吸引了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前来投资创业，累计3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广州落户，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超过850亿美元，297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广州设立921个项目。

同样，这座有着2千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在传承其城市历史特质的基础上，籍着改革和创新，再创辉煌，2016年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组织GaWC将广州评价为世界城市Alpha-级，广州也由此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弹指间，素有“中国第一展”之称的广交会已走过六十载岁月。从2017年开始承办的《财富》全球论坛，再到刚闭幕不久的世界航线大会，以及2019年的世界港口大会，这座古老的城市而又奋进的城市正阔步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如今，它已在锐意改革中正坚定地迈向国际空港枢纽，国际港口枢纽以及铁路交通枢纽。凭借着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创业环境，广州正阔步前行。

来自非洲的“广漂”和他们的“中国梦”

城市的属性不仅仅依靠经济、依靠产业来体现，城市的特质、城市的温度也需要通过独有的城市文化、城市人口等要素来体现。

活力四射的古城广州，吸引着国内大量的淘金者。广州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农民工流入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世界工厂”，其名号响彻全球，我们湘南人所谓的“上广东”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劳动力移民造就的流动景观。到了 90 年代，农民工已成为珠三角众多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主要劳动力，广东省成为了中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来自 2017 年 7 月 10 日由广东省卫生计生委主办、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承办的 “关爱流动人口，建设健康广东——2017 年第 28 个世界人口日专题座谈会”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7 月 11 日“世界人口日”，广东省流动人口达 4048万人，其中省内流动人口 1105 万人，省外流动人口 2943 万人。其中，广州户籍人口 888.83 万，流动人口 713.41 万，可见广州的流动人口占据了广州人口总数的“半壁江山”。根据 2005—2010 年流动人口的数据分析，湖南、广西、湖北、四川、江西、河南、重庆、贵州、福建、安徽等地成为了广州外来人口的省籍来源地。由是，从“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到 “上广东”，流动性成为了变革时代的不可逆元素。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中心，珠三角凭借政策先行、投资拉动和区位优势，不但吸引着成千上万农民工的流入，而且，籍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广州也吸引了大量的境外客商，欧美人、日韩人、阿拉伯人、非洲人随处可见。据广州市公安局的数据，截至2014年10月25日，在广州市居住超过6个月的外籍人士为11.8万人。根据羊城晚报2016年7月16日报道，广州每天实有外国人数量在8万—12万，高峰出现在广交会期间，接近12万人。可以看出，全球化贸易加速了人口的跨国流动，广州——作为我国中心城市和国家重要的商贸城市，不仅吸引着大量国内流动人口，也吸引着大量跨国流动人口。

在众多的跨境流动人口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概在20 世纪90 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西非人开始组团来到中国经商，将珠三角的中国服饰、原材料和中国制造的工业品带回非洲销售。经过20多年来的发展，非洲在广州从经商扩展到教育、体育、劳务、服务等行业和领域。聚集地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后来扩展到淘金路、小北路、登峰街、三元里、番禺、东圃等地，慢慢地形成了非洲人聚居的“飞地”——也称为 “巧克力城”。毫无疑问，数量庞大的非洲人来到广州经商和定居，促进了中非贸易发展，他们参与和融入了广州的日常生活，加强和促进了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联系。

也因为非洲人聚居数量众多，广州被越来越多的人戏称为“第三世界首都”，而小北路一带也成为了广州大都市里非洲风情最浓郁的地方。安哥拉妇女头顶着装满商品的大塑料袋，穿着长袍的索马里人忙着兑换货币，刚果的商人们从中国商铺成批订购内衣，尼日利亚籍的男人们在非洲酒吧里喝着珠江啤酒、吃着湖南米饭。在这里，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混合着广府话、客家话、潮汕话以及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从耳边飘过。很多洋面孔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跟酒店服务员、小店老板问询和砍价。他们经常用那生硬的中文表达他们对广州、对中国的好感：“我喜欢广州、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待下去，能待多久是多久！”、“我已经很中国了！”在这里，喧嚣的街市、花的海洋和各色人等共同构成了五光十色、自由随性、开放包容的绚丽大都市。同时，“非洲人在广州”也不断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凤凰卫视 2009 年 9 月 12 日《走读大中华》栏目的《黑色迷城：非洲人在羊城》，对非洲人在广州的活动进行了比较率性的记录和评说。卡塔尔《海湾时报》网站2013 年 9 月 20 日刊登了题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非洲人》文章，文章称至少有 2 万名非洲人在广州居住，其中不少人通过娶中国女人为妻加深同这座城市联系，中非关系逐渐加深。2017 年 4 月 1 日，在非洲工作多年的电影人巴杰利（Christiane Badgley）和她的合作者马库斯（EricaMarcus）通过纪录片《广州梦工厂》把镜头对准了中国广州：非洲移民的“中国梦”。这部纪录片聚焦于这些移民者本身的生活，试图改变西方主流媒体对非洲人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他们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移民一样充沛的活力和经商的天分。

广州这座古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塑造成为一个多国别人口，多文化交汇，多元族群社区的世界城市。无论是文明国内外的“小北巧克力城社区”，还是白云区远景路的“韩国人社区”，以及毗邻广州大道的欧美白人聚居区，构成了广州鲜活生动的世界城市镜像。当然，在这些外国人社区中，最完善，最富异国风情的当属越秀区的小北非洲人社区。小北非洲人社区，地处越秀区小北地区建设街，登峰街，虹桥街一带。主要居住在以广州市环市东路为中心的秀山楼、淘金路、花园酒店、建设六马路、建设大马路等一带，以从事贸易的非洲人为主。来自53个国家。广州到底有多少非洲人？目前没有官方数据。有学者认为：“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也有认为“至2008年初，广州约有8万非洲裔居民”，也有研究者“采‘10万’这个数字……给读者以非洲人在广州人数很多的概念”。无论是8万，或者10万，都表明广州确实居住着不少的非洲人。

由于大量非洲人的涌入，小北非洲人社区，已形成一个完整的非洲人社区生态。社区有完善的生活设施，非洲各国风味的餐厅随处可见，商店里售卖着色彩鲜艳夸张的非洲国家服饰，美发店忙碌着为非洲妇女梳理“脏辫”的美发师，方便非洲客人聊天交友的咖啡馆等等。当然，所有这些社区设施，其户外广告牌、LED灯箱上，都打着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中文这四种语言。这些文化景观，社区镜像加上三三两两的非洲人，让人恍惚置身于非洲某国的错觉。

类似的外国人社区在塑造广州世界城市的同时，也需要广州的城市建设者来思考如何引导和治理这些全球化再生产出的外国人社区这类社区的治理。

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涉外社区治理

全球城市必然存在着移民的流动性治理“飞地治理”等治理任务。新移民研究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人类学、法学、管理学需要持续介入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移民史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反映的是 19 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时代”移民到美国的大批波兰人，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移民社区的历史场景。通过收录较有代表性的四个家庭信件和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对部分波兰移民进行了考察，为读者重现了特定年代社会变迁对波兰人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冲击，伴随移民活动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混乱，并对波兰移民社区中的种族问题进行了评析。它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末期。

关于“非洲人在广州”，作为广州新移民的境内“他者”，本人才于 2011 年 7 月从湘江边来到了珠江边，从岳麓山下搬迁到了麓湖旁，在离小北区域不远的麓景东路居住了六年，亲眼见证了非洲人在广州的一些行为活动，亲身感受了非洲人在广州的一些喜怒哀乐。刚住麓景东路 61 号的时候，有两个东西很不适应且很不习惯：一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场上的广场舞；二是空气中充盈的香水味。一年之后，由于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艺术博物院和麓湖公园门口广场上的广场舞被“妥协”限定到了晚上10点止。但是，小北路、麓景路、童心路的香水味却从来没有减弱过，久而久之也便习惯了。不过，论对“非洲人在广州”的熟悉情况，肯定比不上我的同事王亮博士。她是大西北人，本科毕业以后就早早地来到广州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在广州工作了。除了担任教职以外，她还担负着广州市开心社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承担着登峰街道外国人居留的社会服务工作已有三四年时间。她根据多年来的观察、亲历、对话和记述，于 2017年9月出版了《非洲人在广州：跨境迁移者的口述史》，而《大都市涉外社区治理》则又是作者在口述史基础上的“理论版”。

《大都市涉外社区治理》既是对地处南中国广州的非洲人群体的跨境移民志，她的出版为读者呈现了境外他者在全球化时代在中国的族群镜像。当然，《大都市涉外社区治理》也通过对这群跨境迁移的非洲人所居住的社区，小非洲社区的深度解剖，从小非洲社区的社区结构，族群结构，族裔经济，社区形态全面而比较深入地向读者呈现了广州在全球化场域下再生产出的这一新型社区，并结合小非洲社区的问题予以治理对策的探讨。

“格力穷方进，功夫老始知。尽教人贬驳，唤作岭南诗。”似懂非懂地吟着游幕岭南大地南宋诗人刘克庄的诗，承蒙作者的嘱咐，写着似序非序的散乱言语，目的在于期待《大都市涉外社区治理》和《非洲人在广州：跨境迁移者的口述史》像《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样，成为理解跨境迁移者生活史上最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来源|《南方治理评论》第7辑说明|作者授权网络首次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