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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骏飞等 2018-05-24

柏格理的故事

杜骏飞等 编写 


1


1864年,柏格理(Samuel Pollard)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一个笃信基督的工人家庭。他9岁入学读书,13岁进入德文郡的希博尔公学。在学校,柏格理以其出众的数学才华,博得了校长的喜爱。

 

毕业后,柏格理以全英国第7名的成绩考取了英国的公务员,在伦敦一个机关担任会计。本可以在英国过着衣食无忧的舒适生活的他,最终却选择了一条更加崇高、却也更为艰难的路。

 

1887年,柏格理23岁的时候,感动于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的事迹,毅然和好友弗兰克结伴,远渡重洋来中国布道。

 

他以儒家“格物致理”之义,取名柏格理,字明星。

 

在安徽安庆跟随鲍勒牧师学习汉语半年后,他们前往云南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任牧师。

 

在长江一个叫“撑天滩”的险滩上,船被撞成了碎片,柏格理侥幸得救。随后,在乘马前往昭通的陡峭山路上,他又因不善骑马被抛落山涧几乎摔死。

 

痛苦、危机和磨难,一次又一次考验着柏格理,但这个有信仰的人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28年。

 

坚持下来的理由无他,只是虔诚的信仰。柏格理在日记中记录了神的安慰:尽管,你感到孤独,但是,“我将与你同在”。


2


19世纪末的云南,充斥着传染病、毒品、垃圾和蛮荒的观念。初来乍到的柏格理感觉自己“倒退回前工业化的18世纪”。

 

1892年,昭通遭遇饥荒,柏格理的家成为这里唯一救济受难者的慈善机构。他和妻子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拯救生命,带着食物和铜钱走访了许多难民茅棚。

 

1899年9月,柏格理印发了两千多本小册子,以耽误谷物种植为由,委婉奉劝人们不要种植鸦片。后来,他又张贴布告,鼓励大家种植蚕豆以取代鸦片。经此努力,戒除鸦片的运动终有起色。

 

1905年冬天,柏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

 

100年前的苗寨,烟毒盛行。当地的土司头目不把苗人当人,甚至以人为马,“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

 

比残酷的压迫和非人的生活更加令人绝望的,是看不到一点点光亮的人心的麻木——穷人视贫穷、疾病、压迫、死亡为自己无法逃脱的宿命。

 

当地许多苗族人,头盘长辫,身穿粗麻布衣,披着蓑衣,打光脚或穿草鞋,很少洗脸,气味很重。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令柏格理退缩。他身着苗族服装,说苗语,和苗家人同吃洋芋、包谷、荞麦饭,同睡在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有两次,他竟在牛棚里与母牛和牛犊,同睡于一捆干草之上。

 

由于柏格理的善良和热情,苗民们大批聚集在他周围,听他讲道,因此触怒了当地“土目”。柏格理多次被当地“会党”、“土目”、“地主”、“土匪”列为谋害目标。

 

一天半夜,60多名全副武装的男子举着火把,手持大刀、长矛、步枪、棍棒等武器,呼啸着向柏格理冲过来,拼命打他。正当他以为自己即将要死去时,一个披着羊皮毡的汉族男子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他,救了柏格理一命。

 

1907年,柏格理被土目苏黑保绑架,险遭杀害。但当衙门抓捕到苏黑保时,被打致伤躺在医院的柏格理,却写信要求官府赦免苏黑保。

 

这就是基督徒柏格理,一个注定会被众人跟随的人。


年轻时的伯格理


3


苗族原本没有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耳相传。

 

柏格理提出,要创制苗文。他与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蒂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一起研究方案,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于1905年为苗族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

 

为区别1949年后的苗文,苗族人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英语世界惯称为柏格理文(the Pollard Script)。

 

就是用这套文字,牧师们与柏格理合作,很快译出了老苗文版的《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苗文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物》等教材,并出版了苗文报。后来的苗族人则用来通信、 记账,记录民族歌谣、故事和传统知识等。从此,苗族的传说、历史、文化有了现代的载体。

 

为了教育妇女,柏格理和妻子一起创立了“天足会”,在滇黔川边首倡放小脚,在中国最早提倡妇女解放,并创办女子识字班夜校,开当地女子教育之先河。

 

为了反对中国的八股文教学,柏格理于1893年将教会原办的私塾改为“中西学堂”(现为昭通二中),最先在当地开设了天文、地理、英语、算术等新教育课程,并利用各种场所介绍日蚀月蚀、水文地理等一般科普知识。

 

柏格理所修建的教堂和学校,向苗民及一切贫民孩子开放。该校启用中英双语教学,开男女同校之先河。1908年1月,柏格理回英国休养。回到石门坎后,他用在英国疗伤时募集到的2000英镑修建了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两百多人的宽敞教学楼,并建立了石门坎小学。

 

在柏格理的影响下,乌蒙山区日渐崇尚教育、知识、文化。甚至,被追求的女孩会向男方提要求:必须把《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背下来。


4


为了给苗人带去现代的文明生活,柏格理给当地建了游泳池。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苗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时洗一次澡,死亡时洗一次澡,结婚时洗一次澡。

 

柏格理跟苗人一起把竹子砍下来,打通竹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建了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女池,浅池、深池。

 

1914年,身为足球爱好者的柏格理,在石门坎建了一支足球队。在那个年代,很多城市的中国人还不知道足球为何物,但在贫困偏远的苗乡,就诞生了一支打着赤脚、却具备了一定竞技水平的足球队。

 

1923年,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喜欢足球,部队有足球队,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杨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时,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吃惊,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当地的足球队比赛,连赛3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胜了2场,杨森军队的足球队仅胜了1场。当地人说那是给杨森面子,才输了1场。

 

杨森输得心服口服,临走时硬是要走了4个球员。杨森对自己的球员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对方的足球队,你们还有脸穿鞋吗!”

 

石门坎就这样成为了贵州省的“足球摇篮”。说来难以置信,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就有2名队员来自石门坎。

 

这样的足球教育成绩,即使在当代,也是奇迹。


5


除了兴办教育,改造生活,柏格理还充任了一名热忱勇敢的医生。

 

鉴于当地烟毒盛行,老百姓也往往有病不求医的陋习,柏格理在传教的同时他兼行医业,“俨然是个牧师兼医生”。仅1898年的第一个月,柏格理就挽救了二十个试图服用鸦片自杀的人。

 

100多年前的乌蒙山区,曾流传着可怕的麻风病,此病既是不治之症,也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当时的地方官员,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无非是下令将其全部烧死,或是驱赶到深山老林中去。

 

1914年,柏格理听到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后,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这位都督,并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筹集来一笔钱。柏格理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麻风病患者。

 

在贵州石门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柏格理筚路蓝缕,先后创建了若干所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几乎凭借着一己之力。这些建设项目的资金,几乎全是柏格理在英国筹集到的款项。

 

柏格理服侍中国整整27年,期间他仅仅回了3次英国,还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回去筹集资金。

 

1915 年7月,一场可怕的传染病——“伤寒”传到石门坎,并在这里爆发开来。这是苗族人口中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学生因此而病倒。柏格理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布置为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他一直守护着病人。

 

不幸的是,他在救护学生的过程中,不幸也被感染。在药品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他将仅有的“盘尼西林”全部用在学生身上,自己却拒绝用药。

 

柏格理生命垂危。数以千计的苗、彝族人翻山越岭几十里从各处前来探望他,双方眼里都浸满泪水,他们彼此知道,也许,要告别了。

 

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51岁。出殡时,苗、彝、汉族的送殡者,无不痛哭失声。下葬后,苗族同胞自发为他守墓,几天几夜不忍离去。

 

直到今天,彝民百姓提到柏格理,仍会痛哭失声。


6


柏格理把他的生命和毕生的热忱送给了中国。他在乌蒙山服侍穷困的人民,不仅仅拯救了那里的民生,培育了人才,也播撒了爱和奉献的伟大观念。

 

柏格理和他的教会所培养了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在毕业后,全部自愿回到石门坎,建设苗寨,扶助自己仍然贫困的家乡。

 

石门坎的第一个苗族医学博士是吴性纯,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坚决放弃城市生活回到石门坎,创办平民医院,开展中医治疗和西医手术,办护理学校培训护士,普及农村卫生教育。

 

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的朱焕章,因为品学兼优,是那一届毕业典礼的发言人。朱焕章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坐在下面的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府工作,但是被朱焕章婉拒。

 

朱焕章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

 

朱焕章的高贵精神,让蒋介石肃然起敬,于是送给他很多牲畜、农作物的良种,让他带回石门坎。

 

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庙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

 

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栋梁。

 

无数吴性纯和朱焕章这样的弟子,都是柏格理的精神传人。

 

至1949年,石门坎小学出现了四千多名小学毕业生、几百名中专生和初高中生。其中,有三十多名学生求学至大学毕业,甚至还出了两名博士。

 

抗战期间,有个美国驼峰航线的飞行员被日军击落,跳伞落在这个地区,被当地一个苗族人救下。救人的小伙子用英文和飞行员交流,并且把这个飞行员送到了国民党军队驻地。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在极端贫困的苗族人中,每10万人中有10个大学生。

 

这就是当时石门坎地区的教育水平,可以说,是柏格理一生的努力,使得苗族人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了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


7


因为有柏格理这样的人,一百前,石门坎这个西南边陲小镇,有了足球场、电信局、双语学校、中学、小学,麻风病院,邮局……

 

然而,1989年再次调查的结果,却让我们这些后人无比震惊:石门坎地区10个人共1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

 

1949年以后,这里再没出过一个本科生。


十年动乱中,外地来的造反派把柏格理的尸骨掘了出来,无情地抛向荒野。感恩的苗人,在半夜悄悄地捡走了柏格理的尸骨。

 

今天,柏格理故居被荒废了。那些柏格理及其弟子们曾经以圣徒之心所建学校、游泳池、医院、孤儿院,也只剩下残垣断壁。


只有柏格理的墓地矗立依旧。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四周的墓地不断绵延,数百位苗人把自己葬在他的身边。

 

对于石门坎的穷人们来说,也许,他们再不能遇到柏格理牧师了。

 

但在死后,他们可以永远伴随他的灵魂。


成为历史遗物的篮球场


柏格理墓


荒凉的柏格理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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