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纳:梅里美把文学看作是他的情妇 | 庞培导读
乔治·斯坦纳的《梅里美》在其著作《语言与沉默》里占据很小的篇幅,大约七千字,写于1963年,却一样震烁古今,令人唏嘘。我说“令人唏嘘”指的是中文读者。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少有人懂得或者关心什么是好文章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界一派混乱,根本找不到好的文学评论的基础和基点。这是一个全民失衡失重的年代。读读斯坦纳及其评论对象(梅里美)可促使人们回归汉赋的年代;韩愈文章,老庄哲学。
——庞培
诗人、散文作家
[美]乔治·斯坦纳
李小均 译
这就是虚构作品奇特的生命力,它往往遮蔽了作者的身份。我们对荷马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阿伽门农、阿基琉斯、喀耳刻和海伦却是稳定的习惯性路标,通过他们,我们的文化才能寻找到方向。莎士比亚的生平是个谜,然而,李尔、麦克白、克利奥帕特娜、卡利班、马尔瓦里奥和哈尔王子,都名动天下,熟悉如我们呼吸的空气。在他们虚拟的存在中,我们察觉到自身的特征。除了学者,谁能够判定浮士德和唐璜的首创者?但是,这两个象征着人类急不可耐地爬上欲望天梯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
没有这些人物,我们内在的过去将是装满无言死者的墓穴。从荷马和柏拉图魂牵梦绕的苏格拉底,一直到我们时代普鲁斯特笔下的夏吕斯男爵和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我们一直在从虚构中获取现实的路标。在不灭的幽灵与活着的人之间的对话,给予了我们语词共鸣的力量。艺术家最高的成就是完成永恒生命的奇迹。只有在那时,他才会意识到苛刻的欲望为了超越短暂的人生而不得不忍受。尽管每个时期的艺术、诗歌或小说都会创造出无数的人物,但只有少数才迸射出优雅的火花,才能够跳过从短暂的实存到永恒的幽影之间的鸿沟。卡门就是其中之一。
卡门,这个抽雪茄的姑娘、吉卜赛女人、小偷、妓女、勾引者、牺牲品,在现代神话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全世界的歌剧院都在唱她,无数的芭蕾舞中都在演她,她穿上传统或现代的服饰,上了银幕,拍成塞维利亚女神或卡门·琼斯。她进入了语言。这个嘴上叼着玫瑰、举手摇着响板、腰带上插着短剑的黑发女人,像经过格拉纳达或马拉加的岗哨一样轻易地溜过了国界。法国和西班牙都宣称她为己有;她在德国文学和德国舞台赢得青睐;数百万俄罗斯读者认为她的家乡在高加索,认定她是熟悉的精灵。她的故事甚至有了中文版本。
粗看之下,很难说卡门为什么会燃烧出如此充沛的生命力。这种致命的红颜,这种眼睛乌黑、目光专注的尤物,是爱情的常客。从民谣中的女吸血鬼中诞生出来,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样的女人已经成为黄色小说和伤感文学老掉牙的装置。这类故事的地方色彩和异域情境也没有任何新意。司各特、雨果和德拉克罗瓦已经给公众提供了过多的古怪背景和花哨情节。到了1845年,当《卡门》再次出版时,火爆的色彩、吉卜赛人和英勇的西班牙强盗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卡门》的魅力自有深处。
卡门是一个迷恋自由的女人。她宁愿死也不愿意放弃一点自由的权利。“卡门将永远自由”:这一高傲的自由宣言反复在小说之中回荡,像风中之烛,忽明忽暗。然而,她也认识到爱的枷锁。爱,不是她能够长久忍受的奴役。卡门不愿妥协,她在男人间游走,翩若惊鸿,略带反讽。但是她知道,在其他人那里,爱可能是永恒的毒液。她意识到何塞将会杀她。她承认他的权利:“你有权利杀死你的心上人儿。”当何塞挥起刀子,她迎接了这一击,就像迎接一阵风。
正是这种死亡的轻率,赋予了这个故事以巨大的张力。尽管卡门已经在算命纸牌上读到了迫在眉睫的宿命,尽管她在星座与咖啡渣中显而易见地看到了谋杀,但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逃避夺命的刀子。自由的力量战胜爱,战胜了恐惧。她带着威严愉快地走向死亡,她拒绝为了活命而撒谎——“我现在不愿意这么做”。谎言是奴役。“死亡,你的尖刺在哪里? ”这就是卡门故事的意义,它拨动着反叛精神隐蔽在人心中的一根重要之弦。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某个时刻,都潜藏着嘲笑死神的念头,戳穿死神的真面目不过是—个讨厌的稻草人、一个守在我们自由门边的乞丐。无论卡门多么浅薄、怪异、轻浮,她与其他不朽的虚构人物一样,有一个核心的品质:她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像艺术中一切伟大的人物,她既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梦想。
然而,如果问一个普通读者,谁创造了这个极其生动的女人,他也许会壮胆说是比才。比才的《卡门》无疑是歌剧中的杰作。它完全满足歌剧的特殊条件,既俗气,又庄严,既有漂亮的空谈,也有强烈的动感。正是穿上了歌剧的装束,卡门才从巴黎走到卡森城,从里约热内卢走到莫斯科,浪迹天涯海角。但是,比才与他精明的词作者将卡门送上歌剧舞台之时,卡门已经“出生” 30年。比才等人添加的内容(索然寡味、起补偿作用的米卡爱拉)纯属画蛇添足,反而削弱了情节。其他所有方面,歌剧的简洁明快和情感力量都要归功于小说 《卡门》。但是,正如那么多经典艺术的遭遇,卡门这个虛构的人物在我们面前活灵活现,光彩四溢,而她的创造者却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这并非完全不公平。尽管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身材结实、才华横溢、功成名就,但在同时代的灿烂群星中,他的形象略显苍白。梅里美出生于1803年,成长于拿破仑战争髙歌猛进的动荡时代。成年后,他和同代人发现世界已变得灰暗紧张。老人还在把持权柄,整个浪漫主义都希望在想像领域里重新捕捉从现实领域中驱逐出去的张力、雄辩和伟业。对于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成年之人,巨大的荣光已经抛在身后,在他们面前只有苍白的工业资本主义全盛时期。
梅里美一步登入成熟的艺术殿堂。26岁时,他发表了惟一的长篇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La Chronique du temps de Charles IX)以及一系列故事,这些作品与后来的创作一样简洁凝练、引人入胜。到1846年,他几乎写完了所有足以让他名垂文学史的作品。梅里美的创作没有经历成长的过程——从一开始他就度量好了键盘上的确切音域和音调,以精湛的手法进行演奏。他分享着浪漫主义运动的热烈胜利,雨果、乔治·桑、圣伯夫都是他圈中同人。但梅里美的写作生涯就像龚古尔兄弟一样,有着处子的温婉气息。
梅里美求学期间立志从政和问史。毕业后,他在法国政界寻求体面的发展。在海军和商务部供职之后,他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这使他成为历史的官方监护人。每年,他都会周游法国,考察古迹、古建筑,阅读历史档案,写出考察报告。官方的荣誉头衔翩然而至:1844年,他入选法兰西学院,获得荣誉军团勋章中“大军官勋位”。他的女儿是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仁妮;父女关系笃厚,确保了他在第二帝国中的特权地位。作为皇上的座上客,他在1853年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他死于1870年那个可怕的秋天,眼睁睁地看着他熟悉的法兰西倒在普鲁士的铁锤之下。
这种学者型官员的生活方式对梅里美的艺术产生了影响。他既是历史的主人,也是历史的仆人。他的想象力严重依靠文献和方志。他以聪明敬畏的方式利用自己的时代,把他拥有的狂野、秘密的精神花在过去的事物上。更重要的是,梅里美似乎是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写作。对于他来说,文学是一门杰出的手艺,不是执迷,不是全部生命。他把文学看作是他的情妇,他的婚姻有更坚实的基础。在梅里美最优秀的作品中,我们发现的正是这种私通的美德,而非山盟海誓的承诺。
甚至在他最热烈的叙事中,也有一丝傲气,就像一个绅士,在饭后讲故事娱悦宾客,不惜屈尊自嘲。梅里美的典型手法——宣称他讲的故事都是别人讲给他听的故事——既是文学陈规,也有点自命不凡。在他紧凑、专业、盘根错节的艺术中,我们偶尔会碰到一个外行的尴尬。在以书的形式出版《卡门》时,梅里美最后添了一章,谈论西班牙吉卜赛人的礼仪和语言。这一迂腐的尾声等于向狂热的高潮泼了一盆冷水。只有外行或对自己的职业暗地里轻视的作家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梅里美是司汤达的密友。他非常仰慕司汤达。他们共同代表了反讽、含蓄、冷淡的理想风格在18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存续。他们身上有一丝纨绔子弟的气息。他们既不是文学的祭司,也不是文学的仆人,而是文学的情人、密友。不同的是,司汤达把这种态度只当成是面具,遮蔽他的天才;而梅里美却把这种态度当成他伟大天赋的真正伪装。梅里美花的心思很少,却获得如此高的成就,实在是奇迹。
尼采偏爱散发出贵族气息的嬉戏风格。他认为梅里美是现代文学大师。但是,梅里美的风格似乎是完全自由支配,自成一体,很难描述。它表面上坚硬,但步调轻盈迅捷、错综复杂。像司汤达一样,梅里美精于使用短句和句号。他雄辩的力量不是来自带有音乐性的语词,而是来自坚定不移的叙事和刚劲直白的对话。梅里美有意识地抗拒浪漫主义倾向,拒绝夏多布里昂和雨果的流光溢彩、声音洪亮的诗学。他继承的是古典文学谱系,主要是伏尔泰和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传统。如果要举与他相似的英国作家,我们立刻会准确地想到文风优雅灵动的休谟和切斯特菲尔德(Philip Dormer Chesterfield)。
我们且看梅里美《伊尔的美神》(The Venus of Ille)中的高潮:“只听见一声鸡鸣,雕像下了床,扔下尸体,走了出去。阿尔封斯夫人使劲拉铃,以后的事您已经知道了。”鸡鸣宣告了这个寓言中地狱式的讽喻。青铜雕像的力量来自聚集的动词。没有使用隽语或演讲中的踏板点来加强效果。结尾温文有礼,是精心策划的一招。梅里美似乎在说:“这就是一个绅士讲故事的方式。如果你想要花哨热闹的东西,找那些不入流的文人好了。”
然而,这种冷淡的风格有时却能制造出情感的惊涛骇浪。《高龙芭》(colomba)最后一幕呈现的爱恨鄙夷交织的邪恶,除了爱伦·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匹敌。激情耗尽之后,四个主角都到意大利旅行。文中的基调是婚礼的气息。“永别了,匕首”,高龙芭说,她现在惟一的武器是一把扇子。但是,命运将老巴里契尼推给了她。老人连失两子,现在病魔缠身,只有等死。他努力驱逐恶魔般的回忆,头脑一片空白。高龙芭走近他,“直到身影把照在他身上的阳光遮住。”她盯着他看。这个身心饱受摧残的市长认出了他无情的敌人。他用破碎的声音乞求她的同情。他问道,“为什么我两儿子的命都要了呢?”高龙芭的回答绝对冷酷、恐怖:
两个人的命我都要……枝叶砍了,如果树根不烂,我也非拔掉它不可。得了,别哼哼唧唧了,你也苦不了几天了,可我,我却熬了两年!
她步履轻快地回到纳维尔上校身边。花园中,老人已经枯萎。“您在说谁呢?”上校问道。高龙芭假装冷淡地回答道,“说我家乡寄宿在这里的一个疯老头……我会不时派人来打听他的消息。”故事在这里的调子中戛然而止,像冷漠的猫叫。
尽管梅里美其他作品的情感都没有达到《卡门》和《高龙芭》的白热化程度,但是他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显示了可以相媲美的简约和力度。《勇克棱堡》(The Storming of the Redoubt)是一部让人难忘的短篇。我们不会轻易忘记俄军精锐部队的形象,像雕像般纹丝不动地站在半毁的胸墙后面。小说中对混战场面的描述,是清晰叙事的典范。在《古瓶恨》(The Etruscan Vase)中,梅里美以普希金的风格来进行创作,实际上,他把普希金介绍给了西欧读者。这个故事微不足道,然而它却有可怖的魔力。它利用了拿破仑时代之后一代人紧张轻浮的豪情。在沼泽一样的和平时期里,纨绔子弟和退役军人在决斗中寻找失落的战斗激情。赌博故事是19世纪特有的文类,梅里美的《一盘棋》(The Game of Backgammon)是该类型的经典。在梅里美的风格中,我们再次注意到随意与保守的奇妙混合。就在伤悲的高潮时刻,故事被一件小事打断,遽然结束。
对于叙述的严格考验,莫过于书写身体的暴烈行为。无论是唐璜夜间的怒吼,对海战的叙述,还是《高龙芭》中伏击的奇景,梅里美的控制力丝毫没有松懈。他没有参加过拿破仑战争,但是强烈的个人危机体验是他最直接的遗产。这赋予了他的故事一种奇妙的洞见。梅里美是“勇敢”的诗人。
19世纪标志着叙事文学经典地位的终结。克莱斯特、爱伦·坡、史蒂文斯、列斯科夫(Nikolai Semenovich Leskov)以及梅里美,都属于最后一批纯粹意义上的说书人。在现代文学中,经过康拉德、詹姆斯、卡夫卡以及乔伊斯的作品所带来的重新评价,情节成为更具复杂意图的手段。故事本身已经降级成为意识形态、哲学或心理动机的载体。小说中的叙事或事件之链,退化成了现代小说大师悬挂意义的一条线。正如在詹姆斯和卡夫卡的作品中,虚构的故事往往消失在情节和象征结构中。且看一下最能表现现代模式的小说:卡夫卡的《审判》、詹姆斯的《金碗》(The Golden Bowl)、康拉德的《诺斯特罗莫》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它们的说服力有多少来自故事,来自“且听下回分解”的古老魅力?
今天,这种魅力主要由电影、廉价小说和五花八门杂志上的浪漫故事来提供。在小说家和天生编故事的人之间,已经出现无言的深刻断裂。当然,也有些例外,如早年的海明威、莫里亚克、格雷厄姆·格林,都在不利的条件下走自己的路。
为什么会这样?这本身就是一个棘手的宏大主题。这与我们生活习惯中的沉默和私人话语的衰败直接相关。我们几乎再也不互相高声诵读,只有孩子会在日暮时分聚集在一起听讲故事。我们睡眠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喧嚣的旋涡中度过。每一刻,从报刊、广播和闪烁的荧屏中,信息像雪崩一样传来,吸引了我们散漫、肤浅的注意力。我们像被烟熏出巢穴的蜜蜂,嗡嗡地从一种噪音飞向另一种噪声,从一个标题飞向另一个标题。说书人古老的技艺需要凝固、甚至沉闷的空气。他倚赖白昼疲惫地走向夜晚之时内心漂起的渴望。在这种古老而醇厚的感觉中,我们不再感到无聊。现在,我们只感到痛苦、腻烦。每日的新闻,从四面八方砸向我们,将即时传递的震惊影像强加给我们,让我们沉浸于戏剧性的原始感情;这样的效果,任何经典故事都不敢奢望。只有耸人听闻的黄色小说或科幻小说才能够在促销刺激的市场上竞争。想像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
最重要的是,讲故事的艺术需要听众,因为即使在最高明的经典叙事风格背后,依然回响着口语的古老节奏。一则故事,就是讲出来的某件事,它的生命在于倾听。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倾听的艺术, 我们不再对未经排练的声音之中的题外话和口误感兴趣。大量鲜艳夺目、即刻展示影像的手段,如照片、海报、电影、漫画,让我们变懒,我们逐渐成为观众,而不是听众。今天,惟一的听众是孩子,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经典的叙事作品,从伊索寓言到狄更斯的小说,都靠孩子来流传。
面对动荡廉价的情感,小说艺术朝内转。它力求用高难度的技巧吸引我们的注意。语言的丰富,形式的多元,这些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但代价也很明显。我一直认为,“天生的”小说家是这样一个人: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在一节二等列车车厢内,他能够信口说出一则故事,迷住所有的乘客。我们目前的“大师”实在太多,不过,我想很少人会通过这场考验。
但梅里美应该会胜出。一旦他那清脆快速的优美声音开始讲故事,我们几乎就不可能走开。
乔治·斯坦纳
乔治·斯坦纳
博·赫拉巴尔
乔治·斯坦纳,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及翻译理论大师,不列颠学会会员,同时以研究犹太大屠杀和西方文化之关系闻名。获得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会员、法国政府荣誉团骑士级奖章、2007年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等多项荣誉。主要作品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马丁·海德格尔》等。
玫瑰和雪
作者: [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译者: 非琴
定价: 1.90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1987-9
《玫瑰和雪》原名《祖国的烟》。这部长篇小说一度遗失,二十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小说主要讲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及其经受的种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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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程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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