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胡友祥：四年听过五个系的课，我是到处蹭课的“饕餮客”

作者简历

 作者上大学时

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胡友祥，1957年生，江苏盐城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盐城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原题

到处蹭课的“饕餮食客”

作者：胡友祥

除了听课，还是听课！我在南京大学的四年大学生活，说来很乏味，没有先进的荣光，没有浪漫的故事，能够回忆的，也就是乱听课，乱读书，别的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

政治上，自己不够上进，没参与过学生会、团组织的有关活动，又没有当过班干部（当然，即使想当，那也得同学们认可才行啊），也没有其它出彩的事情。毕业前夕，考虑到未来工作单位的人一看我个人档案，觉着此人太不上进，连个入党申请都没有。这才赶紧请教张志东同学，在他的帮助下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送到班级党支部去。

当然也没有谈过恋爱，不是班上女生不优秀，只是班上的先行者，都是碰得鼻青脸肿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可能是错误的印象：女生标准很高，班上男生不入她们的法眼。当然与那时的宏观大环境也有关。那时南大的学生守则，明确规定，在校期间不得谈恋爱。深层次的原因，也与我们青春期的成长教育欠缺有关，我们那时真的不懂如何处理青春期的萌动，如何看待爱情。我们只是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中关于爱情处理的模式。校园里如云的美女，有时只是悄然心动一下而已，养眼了一会儿罢了。

因此，自己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大学生活，也只是到处听课，唯一可以自吹的是，涉猎面极宽，横跨历史、中文、哲学、经济、外文五个系，选修了历史学以外的不少别的学科的专业课程，貌似一个勤奋学习、努力在学业上狂奔的样子。

这得拜匡亚明校长所赐，南大在全国高校率先搞了学分制，允许学生在全校范围内随意选修课程，文科理科可以跨界选修，考试通过，就取得相应的学分。学分满了，甚至可以提前毕业。这成了我的动力：背起书包，到不同的系听去“蹭课”“赚学分”去。

在乡村（前排左是作者）

为什么乱听课呀！原因之一，是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短暂的兴奋期过去了，发现学历史并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就感到特没劲了。当年高考最大的动力，是要从插队落户的农村，尽快脱身出来。之所以进历史系，也是因为南大当时文科也就几个系，当时填报的是历史和经济，是被历史系先招进来了。实际上发现真想学的是经济学，但那时转系是不行的，转系是后来几年才放开的。

当时历史系前两年是先学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是必修课，冗长乏味！其实也只是内容详细一些，不过是图解历史体系的理论，继续强调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上课总少不了介绍各朝代农民起义之类，以致上课总犯困。而笔记又得好好记，不然考试也是麻烦的。因此历史学习竟成了烦心的事情。

后来，在南大的南园北门进口处的宣传栏中，看到全校选修课程表，琳琅满目。美中不足的是要与我们自己的必修课时间上错开来，这样选课就有局限，但仍让人有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了。

到外文系开“洋荤”，是自己“厉害了”的一件事情。在那儿听了英美文学概论课，还有狄更斯小说专题等，老师全是用英文授课，想想自己还是挺“牛”的，居然能跟得上节奏！甚至还听过经济系的专业英语，那老师念课文啪啪地一口气不停，常让人担心他一口气会背过气去。自己在南大最后一堂课，是本系陈老师的专业英语。

然而，自己要说的是，上学四年最失败的选择，也许就是英语学习。花的时间最多，吃的苦头最多，也没有学好，而毕业后几十年，所学英语从未让自己在那儿有过施展拳脚的时候。

我没有选理科课程，后来自己还后悔，认为应该学一下高等数学的。我同学就有选这门课的，人家期末还考了满分。当然我即使选修了它，有什么用呢？自己也说不清。

我选修了哲学系的大课欧洲哲学史，四个学分。上课后，发现也是和我们的通史课一样，各个老师讲一段，一个个的换，听得是有些意思，只是最后到了考试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大了，这闭卷考试可不是闹着玩的呀，那么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考起，真的是麻烦大了。

记得好像是沈建钢同学也选了这门课，有一天晚上，我们俩人还一起跑到讲康德哲学的翁老师宿舍，请教关于学习康德哲学事项，要掌握的要点，最后考试通过了，记得好像是得了良好吧。外系听课与考试，真的是出了大力，淌了大汗了。

后来就学精明点了，不唯分数论，外系的课照听，拿不拿学分，参加不参加考试，看考试的难易度。所以后来再听现代西方哲学课，就不考试了，当然也没有拿学分，而讲课的夏基松老师讲得精彩，印象深刻。他自己有时也陶醉其中，这么多年过去，形象还是那么鲜活。听这些课还是有作用的，包括后来听的朱良老师讲的黑格尔的《小逻辑》，对于自己的思维逻辑的训练，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小逻辑》课是和殷醒民同学一起听的，好像还有庞绍堂同学。老庞他那时一直说，哲学系的莫绍揆老师的数理逻辑课，讲得如何好，只是与我听的其它课冲突，一直没听过。但那时哲学系的孙老师的马哲史，是应该听的，哲学系的同学都夸讲得好，当时不知以后从事的是宣传工作，要用到这些东西。幸好教马哲公共课的包玉娥老师，功力深厚，讲的那些东西也够用了。至于后来名声大噪的胡福明老师的课，没有专门去选。还有当时没有听他们的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选择，现在看我自以为也是正确的。

中文系的课也上了一些，什么楚辞研究、现代诗歌欣赏之类，好些内容现在想不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是侯老师的诗歌赏析，许多古诗词中有关南京地名的由来与现状，娓娓道来，很有趣味，再加上那漂亮的板书，真是一绝！他招的研究生，据说是全国首次招生的书法研究生。中文系吴新雷老师讲大一语文课的印象很深，他在课堂上开口唱起昆曲来了，还说当年还想把嘴里牙去了，以便唱昆曲。后来才知，师生一起唱昆曲是中文系的传统呢。

经济系的课，先是听《资本论》第一卷，当时是经济系仅有的几个副教授之一王心恒老师讲的，只是讲得并不吸引人，我本来也是准备参加考试的，后来发现考试是当场抽考题，有一两百个题目，当场抽中，当场面试，想想偶然性太大，放弃了。后来讲二三卷的是人大的右派章奇顺老师，讲课带给学生高涨的热情。只是当资本论都学完后，我深深感到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人，资本论是不必学的，因为我感觉有些屠龙术的意味。

经济系里面的世界经济选修课，是与张志东同学一起听的。因考试时间与本系冲突，商请任课老师肖海泉，专门为我们单独考试的。这门课的有关苏联东欧改革的内容，我兴趣比较大，什么兰格模式、锡克模式，还有南斯拉夫有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探索。直到写毕业论文时，突发奇想，想再深入探讨一下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模型的来由及其理论依据。请示了系教务处，论文是否可以这么写，老师说可以的。只是本系没有这方面的论文指导老师。后来还是去请了经济系的肖老师，他同意担任论文指导老师，系里也认可了。题目就是《论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

只是这文章实在不好写，材料就太难找了，而且涉及到有关马列公有制理论，苏联的国有制理论与实践，南斯拉夫提出的公有制理论及其实践，我们国家的国有制理论和实践。应该说当时无意中闯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论文写得很苦。成绩是给的优秀。

同学中的盐城老乡（前排左1作者）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盐城宣传部门，住了三年招待所，论文稿子一直是捆在一堆书里，没打开过，错过了修改提升的时机。也由于当时在宣传部搞的是党员教育，一下子进入了全新的行当，也没法再深入研究下去，现在看来有些可惜了。因为涉及到的不少理论，至少对中国改革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如国有资本的所有和占有的问题等等。当今我国国有制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占有了国有企业，忘记了企业的所有者是全体公民的，许多的腐败大案的发生与此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当时写论文稿时，对于与兰格论战的奥地利学派的书没有找到，其实当时国内是有翻译的，尤其是哈耶克的书，已经作为内部书籍出过，但当时没看到，还是工作多年后才买到的。那时有个台湾学者，即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任副教授的林毓生到南大讲演，他讲的是孔子的仁，当时大家听了感到不过瘾。只是大家有所不知，他其实是哈耶克的弟子呀，当然哈氏当年在中国也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

回想当时乱听课的自由和快乐，是没有功利心的听课。这种乱听课，对于后来参与开展社会工作，比光在历史系里打转四年强得多。

由于南大文科在1950年代初被强力肢解了，元气大伤，只有中文、历史和政治三系保留了，政治系实际是哲学系。其余的都是走的走，砍的砍。我们上学时，那时的经济系刚恢复，许多的课还开不起来，比如西方经济学有关课程。我当时在学校大门口的书店，买到萨氏的《经济学》第10卷时，感到真的写得太好，相见恨晚。

法律系、社会学系，尚处恢复中，我就没有听过有关方面的课了。其实社会学、法律的学问都是很有必要学的。

至于我们本系也有不行的领域，如关于历史学理论方面课程就开不起来，特别是西方史学理论课程薄弱，当时无人能担当。记得我专门问过王觉非老师，他也说应该开，但当时的确没有老师能开这门课。

南大历史系实力还是相当强的，当时在全国来说，元史、英国史和国际关系史在全国高校中最强，至于后来厉害的中华民国史，当时在系里还只是新的苗苗。本系的许多讲得好的课，当然也是少不了要听的。只是让系主任韩先生失望的是，他的元史学生们兴趣不大，他后来干脆不开元史课了，我班的同学也没有人考他的研究生，真的是让韩先生纳闷。现在听说本系的这三朵金花都不大亮了，应当是接班的团队没建设好吧。

我们班有两个专业，历史和考古。考古方面的课我听得不多，只有古建筑艺术和古代书画鉴赏。其实考古方面的课应该多听听的，可惜当时认识不到！

我上过那么多门外系的课，说明当年涉及面是相当广泛的。好处是视野开阔了，而不足是各领域均是蜻蜓点水，浅尝而止；而同时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本专业的学业却没有学扎实。我一直到几十年后的退休之年，才又重拾历史方面的书认真阅读起来，想想班上不少同学在历史学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真为他们的坚持和毅力而钦佩，同时也不能不慨叹自己在这方面缺乏恒心，从而终究是个历史学问的门外汉了。

不重视历史也不止像我这样的人。1950年代，国家处处掀起科学热潮，韩儒林先生的儿子曾鄙视地说：您不呆不傻，做什么不好，非要搞历史研究呢？！尽管不被理解，而作为法国伯希和学生的韩先生，后来终究成为元史大家。因而，说到底，是自己有没有毅力在这一领域坚守和耕耘。当此生过去一半多，回首再看，我现在对此倒也有了许多新感悟。只是，“当时只道是寻常”，而今“沉思往事立残阳”。

大学四年，除了听课，还是听课。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忽然意识到麻烦来了，自己在学业上并无专长，又不是班里干部，不可能得到方方面面的青睐，毕业将把我分到什么地方去呢？

忐忑不安中，我跑到系里，怯生生地地问负责分配的老师。那个老师说让我回家乡盐城，由盐城人事部门再分具体单位。我说我一个学历史的，年纪也不大，到盐城哪有用武之地啊？老师回复的话很生硬：你一个盐城来的学生不回盐城去，还让谁去？让南京的同学去？让苏南的同学去？彼此话不投机。最终我只好认头，打道回府。

据说这位老师原也不是读书人，他那样的态度，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们毕竟在南大这样仍有民国风度残存的校园里熏陶了四年，也见怪不怪。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聊在此记下这一笔。

当年上大学时，由于对过往的政治风云心有余悸，于是基本上不记日记。而现在懊悔了，当年在校园的许多经历都在记忆中烟消去散了。如今只好将依稀记得的点点滴滴，简述如上了，聊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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