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丨胡道轨：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叫“杨乃武“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胡道轨，1946年生，1965年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高中，1966年参加工作。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担任厂领导工作。是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会员。

原题

我有个要好的

同学叫“杨乃武”

作者：胡道轨

一．少年吕根友

小学五年级，地理课，不知为什么，我走神了，被上课的老师发现。“胡道轨站起来回答问题！”老师大声地叫我。我颤栗了一下，赶紧站了起来。

老师问：“地球的地壳里面是岩浆，地球的中心是什么？”我想当然：岩浆这么热，里面的东西一定熔化了。那还能是什么，也一定是岩浆。我回答：“里面也是岩浆。”

地理课的老师是个私方校长（那个时候，私办学校正在改变成公立学校，）他显得非常生气，说：“是你父亲告诉你的，还是你母亲告诉你的？”引得全班同学一阵哄笑。

老师又说：“我刚刚说过，岩浆里面是什么，现在没办法探测，根本不知道。”被老师这顿羞辱，真想钻到课桌底下去。

巧的是，第二天班主任宣布选举中队委员。心里暗暗思量“我是小队长，要是不发生昨天的事，还有可能选上中队委员，现在就别想了。”当老师说到推选学习委员时，有同学推选了两个候选人，老师都不满意。他说：“学习委员，除了愿意为大家服务之外，学习成绩也要好一点。”

老师刚说完，吕根友就举手。老师点了他的名，吕根友站起来提问：“平时各门课的成绩都很好，偶尔有一次不好，这样的同学算成绩好吗？”老师回答说：“这样的同学是成绩好的同学！”吕根友接着说：“我提胡道轨，他就是这样的同学。”于是，老师说：“同学们，同意的请举手。”没想到有四十几个同学举手。我就顺利地当上了中队学习委员。

读小学时，班里同学的年龄相差比较大。吕根友和我差不多，比我大一岁。个子比我高，长得白白胖胖的。班里年龄大一些的学生，有时会叫他“杨乃武”，叫一个漂亮的女生为“小白菜”。我年龄小，搞不明白他们这样叫的原因。隐隐约约听说：他们俩个长得好看，才这么叫的。其实，我没看到他们说过话。不过，那个时候有点封建，男女同学很少说话。

吕根友是班长，在班里威信蛮高。深秋的一天，他带着五六个男同学去浦东公园玩。浦东一片农村的景象，人不多，房子陈旧。浦东公园就是现在的陆家嘴一带。靠着黄浦江。公园不小，但是树木稀疏。整个公园看不到几个游人。里面散落着几个大小池塘。

我们走到偏僻一点的池塘旁，看看四周没人，迅速脱去上衣和长裤，一个个扑通扑通地跳进了水里，开心地游起泳来。

其实，吕根友也很喜欢游泳。但是，他知道，如果公园的工作人员看到：有人在池塘里游泳，就会过来，把人带去办公室训话。所以，当我们几个跳进池塘后，他不得不担当起“放哨”的重任。要是发现有“情况”，就会及早通知我们。

我们也不敢游太长时间，尽兴了，就一起上岸来。

班里的一些男同学，都感觉吕根友肯为别人着想，肯帮忙，他自然而然地就威信高了。

记得念小学的时候，下午放学早了，我会问吕根友：“到我家去看小人书吗？”他常常顾忌我家的大人，问：“你的阿娘（祖母）在家吗？”我给他壮胆说：“你不用怕，阿娘全听我的！”于是，他连家也不回，背着书包一起来到我家。我们家有满满一抽屉小人书，都是我用零花钱，到地摊上一本一本淘来的。

吕根友来了，我把小人书拿出来，堆放在桌子上，任他挑选。记得苏联故事书有《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的英雄书有《赵一曼》《刘胡兰》《杨靖宇》《渡江侦察记》等。不过吕根友最喜欢看《岳飞》《杨六郎》这些古代的爱国小说。还说：“长大了，要做他们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能实行这个诺言。”

五十年代，还没有连环画系列本，都是单行本。偶尔，他想借一本回家看，我当然会同意。

我们还经常一起踢足球，一起玩官兵捉强盗。

念小学，我们不懂什么叫同学情，只知道同学之间讲得来，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很要好。

无忧无虑的小学生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考初中，没有同谁商量，只是按父母的要求：“考得离家近一点。”我考进了四川北路上的新力中学。吕根友等同学考进了北郊中学。不久，北郊中学就成了区重点。

二．青年吕根友

这以后，我和吕根友还是偶有联系。

考高中，我有点主张了，报考了虹口中学。报到的时候，竟意外发现，吕根友与我分别三年后，又成了同班同学。那次见面，虽然没说太多话，甭提有多高兴了。

上学放学，我和吕根友有一段同路，经常一起走；参加劳动，他比我力气大，常常会帮我一把。总之，我们的友情在继续，在增长。

1964年，父亲的单位给他配了一套房子，在裕德路逸村。离单位很近，但是离虹口中学太远了。我不得不转学到徐汇中学。

在分别的时候。我把写上新家地址的纸条交给吕根友，虽然心里有些不舍，但毕竟在一个城市里，两个男子汉也不到难分难舍的程度。吕根友看了看纸条，深情地说：“我有空会去看你，你也别忘了我们（6）班。”然后，把纸条塞进了口袋里。我应答：“忘不了，这辈子忘不了。”

1965年，刚过春节，寒假还没有结束。一天上午，隔壁的小女孩阿娟叫我：“大哥（弟妹和邻居小孩都这样称呼我），有人找你。”“阿娟，知道了。”我一边回答，一边从窗户里伸出头去看。惊喜地看到吕根友正在锁自行车。赶紧到门口迎接。

两人到了屋里，我倒了茶，坐定，问：“从天水路到裕德路这么远，骑自行车要多少时间？”吕根友回答说：“一个多小时。”听了，真过意不去。吕根友喝了口茶说：“几个好朋友委托我来看看，你转学后好不好？我也不大放心。”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暖意，真是感激不尽。没想到，离开了，同学们还牵挂我。我把徐汇中学的大概情况说了一下，告诉他：“两个学校各有自己的特点。徐汇中学的同学对我不错。”吕根友也把我走了以后，班里的情况诉说了一下。然后聊起了考大学的打算。两个人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促膝谈心了很久。

没想到，这次见面后，由于种种原因，此后，我们足足断了56年的联系。当然，各自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对方。

第二年，我没有考进大学，因为弟弟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分配进了工厂。吕根友考进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青年吕根友

三．白衣大夫吕根友

我70岁以后，结束了工作，闲暇在家。因为没有闲情逸致，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在家里时间长了，感到无所事事。有一天，蓦然想起，自己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如今又碰到了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可谓是人生曲折坎坷，苦尽甘来，何不写个回忆录？也可留给后人留念。

于是，2020年6月3日我在“新三届”微信公号上发表拙作《一个上海人的五处住宅和四次搬家》，同年7月21日我又在同一个公众号上发表了拙作《我们六十年代的中学生活》。上一篇是写我的人生轨迹，后一篇重点写了我在虹口中学和徐汇中学的学习生活。凑巧被虹口中学六五届（6）班的同学看到，并发到班群里。吕根友看到文章后，急不可待地想找到我。他千方百计地在文章里找线索。终于，在微信平台和好友仲之夏先生的协助下，吕根友和我在微信里重逢了。

那一夜无眠，两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话向对方倾诉，又急于想听听对方五十年的经历。吕根友说：“我65年考进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这届考进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基本都分配到边远和贫穷地区。某某同学去了贵州，某某同学去了云南，我去了安徽阜阳。”我急着想了解他的情况，赶紧说：“先说说你去安徽的经过，说说你自己在安徽做医生的经历。”

经我一再催促，他叙述了去安徽锻炼和做医生的一些事情。

吕根友考取的是口腔系，按常规，应该上六年大学，是七一届。但是提前一年分配实习。1970年秋天，吕根友被安排到安徽无为县，长江大堤旁的高沟公社。任务是搞吸血虫病的防治工作。整天提着工具，行走在水沟边、池塘旁灭螺。由于不习惯走泥路，累是不用说的，有时不小心，一脚滑到水沟里，鞋里灌滿了冰冷的泥浆，裤脚管浸泡得全是水。脱下鞋子洗洗，把裤脚拧拧，继续往前走。

最不习惯的是到生产队找病人，检查他们的大便。当地有些农民，住的是又矮又小的茅草房，屋里阴暗潮湿。碰到病人瘫痪在床上，臭气熏得人恶心。但为了表示为贫下中农服务，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会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病人找到了后，要做到发药到人，服药到口。如果碰到了其他病情，还要及时给乡亲们治疗。这些，对于从小生活在上海的学生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1972年，实习期结束，正式分配工作。在填写志愿表时，吕根友填写了“服从分配”。为此，安徽省卫生厅的军代表，专门写了表扬信，给阜阳地区卫生局长。原因是阜阳地区旱涝灾害频发，穷苦，很多大学生不愿去这个地方。此时，吕根友成了阜阳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同年夏天，阜阳所属利辛县张村公社下了一场暴雨，地里庄稼被淹很多。阜阳地委组织各局成立救灾小组，深入张村公社每个大队蹲点。卫生局由李副局长带队，抽调了下属多个部门的七个人，组成救灾小组。其中就有吕根友。他们蹲点的是高寨大队，救灾小组的任务是支持农民补种和接下来要进行的秋种工作。

卫生局救灾小组比其他小组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帮乡亲们看病，随叫随到。

进入深秋，阜阳已是寒气逼人。一天，匆匆来了一个邻村的青年。他的外公病重，快要断气了。原本是出来买棺材的。听说，地区卫生局长带着医生来这里，就心急火燎地找来了。有人给他指点：“他是李局长。”青年仿佛碰到了救星，向李局长打躬作揖，请求派医生去抢救。李局长对吕根友说：“你去吧。一定要尽全力抢救病人。”吕根友二话不说，背上药箱出发了。

说是邻村，其实是邻县地界了，有好几里的路。吕根友快赶慢赶来到了病人家里。看到老病人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听到有人高声喊：“阜阳大医院的医生来了！”老人微微睁开眼睛，看到了吕根友，好像见到了救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死……不了……啦。”这几个字。

赤脚医生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一直无效。咳嗽不止，高烧不退。吕根友打开医药箱，拿出医疗器具，对老人进行了反复检查。诊断为：老慢支引起了肺部重度感染。他给老人进行了一切能做的紧急治疗。然后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之后歇下来，才发现已经是东方拂晓了。临走时，他叮嘱赤脚医生：“要严格按照我的方案治疗。”

过了数日，传来了好消息，要进棺材的老人被治好了。

吕根友的心里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老人的儿子是驻守在西藏的解放军军官。他知道父亲得救的经过后非常激动。特地邀请了一群亲戚，来到蹲点组的门前，敲锣打鼓放鞭炮，表示对蹲点组和吕根友的感谢。

记得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刚入冬，下了一场大雪。屋顶、树枝上都是雪，地上积雪有半尺多厚。半夜，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李局长起来后，把吕根友和田保川医生叫去，告诉二个人：“大队委员高新华的儿子生了急病，你们俩个快去抢救。”俩人赶紧背了药箱出发。刚迈出房门，脚就埋进了雪里，雪没过了脚踝。俩个人冒着刺骨的寒风，一脚高，一脚低地行走在雪地里，艰难地来到了高家。

一看，小孩非常小，不到半岁。听听心脏，停止了跳动。抢救刻不容缓。田保川立马就给他做心脏按摩。吕根友动手打盐酸肾上腺素。不一会儿，小孩心跳恢复了，脸色缓了过来。接下来，二个人配合着给小孩做各种治疗。

正当小孩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衣服，是五十多岁的老年妇女。看她的打扮就知道：当地叫她们为“巫婆”。她口中念念叨叨：“今夜有贵人相助。”随即把一只手竖着放在小孩的鼻梁上，口称：“已无大碍，明天你们抓只老公鸡，取鹏（鸡）冠上的血，和这包药粉一起给小孩服了，保准小孩无恙。”

当时，两个医生觉到好笑，农村还有这么愚昧，落后的事情。巫婆竟然还有活动的市场。更可恨的是：过后巫婆散布谣言：队委儿子的病是她治好的。好在高新华脑子还算清楚，见到两个医生，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是你们救了我儿子的命。”

说实在的，吕根友抢救的病例，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的疑难，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的尖端。但是别忘了：那些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吕根友治病，完全是凭自己的经验和判断。那时的医疗水平，医疗器械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因此可以说：吕根友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医疗水平。

吕根友在蹲点期间，救死扶伤的事例还有很多，待下次有机会再叙述。

1973年春，吕根友结束蹲点，回到了阜阳医院。正逢医院恢复传染病院，缺这方面的医生，就把吕根友调到传染病院。这一去就是五年。期间，他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医院每年派给吕根友下乡任务，他总是乐意地接受，认真地完成。

最让人忘不了的一次抗洪救灾，是在1975年夏天。临近阜阳的河南地界，长时间暴雨倾盆，发生洪涝灾害。有人和不少牲畜淹死。连接二地的河水暴涨，散发着阵阵臭味。为预防不测，上级决定：地处西关外的传染病医院，慢性病人全部出院，乙脑病人转移到市区的卫校治疗。医生们除了看病之外，都轮流去护城堤坝抢险。任务是挑土加固堤坝。

夏天的烈日，火辣辣地晒在身上，加上河里蒸上来的热气，人就像在烝笼里一样。人们挑着几十上百斤重的泥土，来回穿梭在湿滑的泥浆路上。即使担子沉重，衣服被汗水浸透，吕根友从不叫苦叫累，咬牙坚持到最后。

直到1978年，医院走了正规，恢复了口腔科。专业对口，吕根友调到了口腔科。1993年，吕根友取得了口腔科副主任医师的职称，当上了口腔科主任。

吕根友的阜阳医院同事

1994年上海控江医院要升级为二级医院，需要引进有相应职称的人才。吕根友调入上海杨浦区控江医院口腔科。

听了吕根友的经历，我忽然感到：他高大了许多，高尚了许多。

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白衣战士坚守职责，救死扶伤的崇高品质，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

吕根友夫妇和阜阳的朋友们

四．老年吕根友

不久，我们相约：三个人（吕根友、我、仲之夏）聚一次。

那是个小包房，仲之夏和我先到了，初次见面，自然是寒喧一番。

不久，门口出现了一个老者（其实，我同样是个老者），戴着帽子，手里拄着着拐杖。我正想问他找谁。他先开口叫：“胡道轨”。原来他就是老同学吕根友。变化太大，要是在马路上遇到，根本认不出来。我们俩人赶忙站起来打招呼，迎接。见到阔别50多年的老同学，当然激动不已，相互热情握手，相互问好。

老年吕根友

刚坐停，吕根友的话匣子就打开了：93年，我回上海没几天，就到裕德路逸村找你。到那里一看，周围房子都拆了，已经是一片废墟。我想一定是动迁了。后来，我又托亲戚到徐汇中学的校友会找你。回复是：学校有你的名字，没有你的地址，于是我失去了方向……”听了这些话，我的内心十分感激。

接下来我和吕根友，你来我往，说个不停。多是回忆我们在学校的时光。席间，我向吕根友提了一个问题：“微信头像是你小时候，还是你的孙子？”“是孙子的照片。”吕根友回答。我说：“和你小时候太像了。你小时候就这么漂亮。”我一边讲话，一边打量着他。

曾被人称为“杨乃武”的英俊少年，转眼成了耄耋老人。脸庞被无情地刻上了岁月的痕迹。我问他：“为什么要拿拐杖？”他说：“因为眼力听力都不济，拿根拐杖心里踏实。”可喜的是，吕根友精神矍铄，侃侃而谈，看得出体力还是不错。

仲之夏话不多，总是认真倾听。有时兴起，也会插些话，还向我们介绍自己的以往趣事。

“今天聚会，太有纪念意义了，拍照留念好不好！”我的提议，他们俩个非常赞同。于是找到了合适的背景，拍了好几张照片。

左起作者、吕根友和仲之夏

聚会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友谊一定会“长长久久”！

胡道轨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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