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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下乡第一天，出工就是担粪桶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也说知青那些事……
我1971年下乡，当了五年多知青。
四十多年前的知青旧事，谁都可以说一毛大歇，还不得喘气。
我也是，不信？
请您往下看——
改粪桶
我们同生产队的三个知青都是初中毕业，到简阳三岔如今的成都高新区插队时才十六七岁，年龄应该算小的。但个子都差不多有一米七了，看身高，在农村就是主要劳力了。
第一天出工，劳动强度就一步到位了，担粪桶。
记得是浇棉花，要上一个有点陡的坡。
我们在家也做过临时工，心里面开始没有把担粪上山当回事。
我们跑得快呢，还嘲笑偷懒的农民，他们挑一来回就要裹一杆叶子烟，慢慢的整，真的是“磨洋工，磨洋工，窝尿裹烟半点钟”。
可是半天还没整下来，就晓得这个活路的艰难了，我们都喊来不起了，一问生产队农民，才知道这满满一桶有120斤多！
桶是供销社买的，换个小的已经不可能了。可继续用，是要收小命。
从此，我们开始了一场“大桶改小桶”的马拉松“上访”。
生产队的毛队长虽然嘴上说理解我们，还就是不同意换。说，慢慢锻炼嘛，开始不挑那么满嘛。
而副队长则说，挑不满的话，就评不成主劳工分哈，只能算副劳。
那时，主劳是十分，副劳只有六七分，如果换算成钱，一天主劳十分值五角，那副劳只有三四角，一年下来，差别不是个小数。
说人家的锤子！
就去找大队反映。
大队徐支书听了我们的来意，一张脸顿时码起，说话倒是干脆利落：“挑得起就挑，挑不起就做副劳，改啥子改，街上的娃儿，笑人巴傻的。”
民兵连长分管二队工作，找他再试试。
连长是部队上的炊事班长回来的，说话喜欢拿炊事业务比喻。
他小眼睛眨巴眨巴，说，我们这些人，当兵在云南干炊二哥。嘿，一开饭，大碗小碗明摆倒起，你爱拿大的小的随便，大碗少转碗，小碗跑趟趟。
但是，粪桶又不像碗，那能一天大一天小的。你几爷子“将就算了哦，何必找些事来做。”
团支书听了党支书说了我们的事，晚上就自己主动来找我们谈心。
目的不是帮助改桶，是代表青年之家共青团来对我们进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
关键是他说，要争取入团撒，不入团咋个进步？要进步咋能随随便便换桶嘛？
我们几个装起洗耳恭听的样子，心头早已不耐烦。
耗了我们的煤油，没球得卵用。
以上程序就走了一个多月。
我们一个月下来改桶不成，工分倒是按副劳兑现了的。本来嘛，我们是听了毛主席的话，与贫下中农中的主劳一起做活路，虽然有时没有挑满，但是没有一哈儿就按倒叶子烟裹撒。
所以，我们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
生产组长毛幺爸给我们出主意，叫我们去找大队妇女钟主任。
说她心好得很，爱关心老百姓。“你们知青同志，不是也是老百姓哇？”
钟主任短头发，黑黑的脸，人很和气。男人是在简阳县城当干部的，据说官还有点大，所以她就懂街上娃娃心思。
“改，改，改！才十六七岁啊，身体还在长，担重了，腰杆二天要变形。”
我们喜出望外，接下来请示咋个改？
钟主任让我们回去等消息，她找木匠问一下，还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咋个撇脱咋个改。”
几天以后，钟主任派木匠来了。
木匠的方法简单，直接抽掉十余块板子的其中一块。
但是取了一块后，感觉这桶太瘦了，样子怪怪的，并且这丑八怪样子，肯定逃不脱拿副劳工分。
组长这时又帮大忙了，说“把桶底底垫高一寸多，起码少二三十斤，外人还看不出来。”
木匠说“毛幺爸，就数你龟儿子精。你要是木匠的话，我都混不到伙食了，只有当讨口子。”
至今，我们的腰杆没有变形，必须感谢毛组长，感谢钟主任，还得感谢木匠。
开春了。
满了十七岁的我，被安排去成都坝子上修东风渠。
一个漆黑的夜晚，一辆解放牌货车，拖着我们翻过龙泉山，来到了成都平原的工地。
那时候兴军事化建制，工地叫三岔营建国连。
伙食团一个连有一个，隔不远，都有认得倒的知青，相互去吃过，全差不多，不好吃。
一个月一次哪天打牙祭，才是我们津津乐道的。
但是，打牙祭打出大笑话，也不止一次。
有次打牙祭，还是十个人一桌，不，正确的说应该是一圈。
十个人端起自己的盆盆碗碗，蹲在空地上围成一圈，就这么吃。
我舀了满满的一碗白米干饭（平时是粗细粮各一半），再用瓜瓢压得紧紧的，免得转碗时少吃几筷子肉。
肉一端拢，人人眼睛绿了，贼贼地盯着中间盛肉的大钵钵。
肉是切成条子的，有点像现在的红烧肉，但形状要瘦小得多，肉的周围有菜，是红萝卜还有白萝卜。
几爷子筷子狠狠的抢，嘴巴急急的咬，脸腮帮整得来嘟起。
吃完，麻着肚皮，还有人说，“没吃安逸”。
当天晚上，好多人都往茅厮（厕所）跑。
到后来人越来越多，茅厮不够用，大家直接就在外面屙。
不，不是屙是拉，拉稀！
第二天很多人喊拉得周身“耙得很”，都请假不出工。
后来我跟炊事员马三爸研究原因，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对头，马说，跟我们伙食团莫得二分关系哈。
马笑笑解释：“简单得很嘛，肠子里头莫得一点油水珠珠，莽进去的肉，留不住，不拉出来朝哪榻跑？”
这以后，知青们只要有空赶场，就去附近的大面铺街上整伙食，主要是吃面。
知青包包头有钱的少，从没吃够过。
至于早先吃霸王餐不给钱的事，都发生在成都这边的码头上，好像内江辖区那边的知青们胆子莫得那么大。
一天我和另一个知青老九赶场，吃碗面后回工地。
天麻麻眨眨要黑了，看见路边边有个摊摊摆起一把一把的干面卖，随便一问：
“好多钱一把？”
“要收摊子了，相因（便宜）卖给你们。”
我们两个人把包包翻干净，一数钱刚好够买一把面。
我又问他：“一把有好多哦？”他说，三斤有多不少，少了我跟倒你姓，然后把面塞进我的军用挎包。
回到住地，看到睡在通铺上的人有的躺了要睡，有的坐起吹牛。
我轻悄悄的把装面挎包挂在门背后，与老九递个眼色，也躺了下来。
装睡到吹了灯，我爬起来摇老九，他娃居然睡着了。
“不吃面了嗦？”我悄声问老九。
话音未落他娃翻身就坐了起来，我取了挎包，两个人蹑手蹑脚拉开门，朝对面的灶屋梭去。
这是租房给我们的房东应大娘的灶屋，应大娘的幺儿应四娃给我们关系不错，是互相递经济烟的朋友。
所以，我们才敢半夜三更地在人家屋头整面吃。
烧水，水刚要开了，门被人推开，见拱进来一个光脑壳，问，大半夜的，你们搞啥子？
一看是五队那个癞子，老九说，老子烧点水，烫下脚板，有你锤子事！光脑壳就缩了回去。
就听到外面有窸窸窣窣的飙尿的声音，光脑壳的。
水开了。我问老九，下好多面？吃两顿哇？
啥子两顿哦？整完！
三斤干面，一下子就给全部倒下锅了。
“遭了，水掺少了，有点起砣砣哦。”
“管它那么多，一样的好吃。”
“莫得这么大的碗哦？”
“拿盆盆干嘛。”
“找不到豆油呐？”
“乡坝头有啥子豆油哦，泡菜水，安逸得很。”
我和老九，边叽叽咕咕地边用盆盆舀面，两人的盆盆装不下了，锅头大约还剩下二三两没有捞完的。
老九说：”算球了，装不下了，等哈儿哪个还吃得下，哪个再来整。”
说完端起盆盆喊我把灯拉了，外头去吃。
有点昏昏儿月亮，吃相看不清楚，但是一定很酷。
开始吃，声音呼呼的，还伴着喉节的下滑音，吃到中场，声音小了，偶尔有一根面梭梭的回音。
正吃得来筷子与碗底底有接触音时，倏的灶屋灯亮了。吓一跳，正疑乎，传来我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八斤”的低声怒吼：“你两个偷倒整伙食嗦，不喊我呐，不落教！”
“喊你？睡得跟死猪儿一样，喊都喊不醒。”我说。
“龟儿子吼锤子吼！锅儿头，给你留倒的，自己舀。” 老九说。
因为“八斤”插这一竿子，我们到底吃不吃得下剩在锅儿头的那几两，就没有答案了。
1973年我转队来到三星场。
那时，新生产队秧巴巴的付会计，快四十岁才刚结婚。
说起付会计结婚呢，闹得动静有点大。
当新郎官的他那天喝得太高了，晚上还没入洞房就昏睡不起。
新娘子嘴巴本来就是歪的，这下子气得嘴巴好像还稍微周正好看了些。
她喊了几个看热闹的，说：”把他龟儿子丢倒猪圈去。”
会计新郎新婚之夜躺在猪圈里睡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下午了。
一身新衣服被猪儿拱的稀脏巴脏的还来不及换，就被王队长带信喊去公社开年终决算会。
睡得死糜烂眼的付会计迟到了，只有头排还有空位置。会上，一身猪屎味的付会计的猪屎味薰得大家遭不住了，他周围的人就纷纷离开他越坐越远，台上讲话的领导闻到味道又躲不开，脸色就越来越不好看。
会完了下来，公社领导就责问大队书记说搞啥子名堂。大队书记早就看不惯付会计了，就给王队长说，有没有合适的，把他换球了。
王队长说，知青“陆同志”合适。
后来王队长给我悄悄说，换掉付会计是为他好，平时经济就说不清，哪天有运动还不是一个“遭”字。
在三岔乡坝头，我被喊“陆同志”已经习惯，如今突然成了“陆会计”，进而被人喊为“陆干部”，开始还“多少有些不好意思的啦”。
我还真是当会计的料，加上我跟公社大会计的读高中的儿娃子熟，有不懂的可以直接去他家问，所以办了年终决算下来，我就基本搞醒豁了。
年终分配，那是当会计的嘚瑟时光。
记得头一年，我奋战了一个晚上又一个白天，生产队的收益分配方案做好了，晚上在生产队保管室开会。
那年月，生产队有什么问题，表面是队委会这个集体讨论决定，其实我们生产队是王队长一个人说了算。
拭目以待的队长和队委都说，这小会计还真有两下子。听了这话，我虽然很疲惫，但心中特别舒畅。
有到场开会的干部散会时扯我袖子，问：“说你跟公社会计熟得很，找他告一下，我们这些倒找户，先把谷子称了，过了年再说，要得不？”
这不，当会计的最大好处不仅是做轻松活路拿高工分，还处处受人尊敬。
我琢磨过生产队挣分最多分红最多的人，往往不是最强壮的人，而是有一门手艺的，像盖房的、骟猪的，工分都不少挣。
以前做活路，比如打谷子我喜欢担水谷子。
这活要力气，一般人做不下，一旦做得下，这活就安逸，因为担一挑到保管室嗮坝，要耍好久才动。
现在，本会计一直待在保管室，等到担水谷子的人来了，我捏秤杆子只负责称个重量，记个账。
又比如挖红苕，我最不喜欢。
光挖不行，各人挖的各人还要把泥巴搓干净。
你想想，十几天下来，没有累死，一双手，早被红苕浆浆搓死了。
现在，本会计只需带个账本本，肩上挂杆秤，带上三个人，嘴里倒没闲着：“这挑是卿富贵的，你快点担起走。”
“陈中五，你是倒找户，你这挑要不成哦，要压你几百斤哈，把欠的倒找钱交了再说。”
“要得。”
“陆会计，听你的。”
每个生产队都有连队长都惹不起的“歪人”，我们队就有个歪人“熊熊”，他凭一张嘴也挣松活工分。
我后来被一些大妈大爷评价到“陆会计越来越有杀气了”的高度，这话是夸我还是骂我不清楚，但是我晓得是因为我最后制服了“熊熊”这个“歪人”。
“熊熊”是刑满释放回来的，而且老家是其他大队的，是个孤儿。
公社领导怕他不安分，就估倒王队长接收了，说是我们队离公社近，有事好处理。
这家伙因为偷盗判了几年，在里面根本没改造好，在我们队又接着偷。
社员都怕他又拿他没法子，当面还巴结他，不愿结仇。
我一亲戚在重庆是部队上的干部，官至团级，穿的衣服是四个兜兜，气势也是足得很。
那年里来看我妈，顺便就转到生产队来看我。
之前我也故意吹牛给“熊熊”听过，说我家的团官是朝鲜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那天我灵机一动，就把亲戚带到“熊熊”住的地方。
团官主动递好烟给他，见亲戚对他这般客气，“熊熊”顿时受宠若惊了，就要进屋倒水，团官摆摆手：“你才放出来，要学好，要规矩。我的战友就在公安局当局长，可以关照你也可以把你再弄进去”。
闻言，“熊熊”顺眉唯唯诺诺地，说：“我听陆会计的。”
嘿，要的不就是这句话？
会计一直当到1976年我进厂前，才移交。
在工厂我1978年参加过“三分之一”运动，到金鱼公社查账时，靠我的会计手艺，又挖出一个贪污分子。
公社领导表扬我，说“陆同志”年纪轻轻的，比我们那些老会计还得行。
这已是后话。
公社开三干会，要求发展副业。
大队讨论时，书记明确讲，集体喂了猪儿的就再买几根羊儿来喂。
下来王队长就问陶出纳，你那回在五凤溪买过麻羊儿，你带路？于是王队长陆会计陶出纳决定，逢场天陶出纳带两人去五凤溪买羊儿。
我说我算一个，王队长说要得，再把干脚杆喊倒。
隔了几天，我们出发了。三星场走五凤溪有四十来里，要天不亮就出门。
龟儿子干脚杆莫得时间概念，下半夜两点过就跑来敲我的门。
喊得陶出纳鬼火冒：“说四点走就四点嘛，做贼嗦，这么早？”
起床早了，脑壳昏戳戳的。
干脚杆是个老单身汉，对女人的想法就多。
一路上，这个瘦筋筋的中年寡男人，时不时的就整个荤段子出来，但是内容不新，没有啥子笑头。
他我就喜欢和陶出纳说话。
陶出纳有个兄弟，是成都铁路局的工程师。
他兄弟来探亲我见过，戴个眼镜，比出纳哥哥白净多了。
听说她爱人很是讲究，每次来乡下，都要自己带一整套床上铺盖。
我们后来听过外国人来中国简阳，专门跑回成都屙屎的龙门阵。
这会儿天见亮了，要拢同合了，我鼓起胆子问了陶出纳我一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你兄弟媳妇在你们家的那几天，咋个屙屎呐？”
我以为这会让他很尴尬，他却一点不尴尬，也没怪我的意思，张嘴就回答我：“她是尿桶不敢用，毛厮也不敢去。哦，记得头回去茅厮屙屎，我兄弟说她遭溅了一钩子粪点点，吵着闹着要回成都。”
老陶把叶子烟吧起，说，这回我给她想了个办法。现挖了个小氹氹，底下铺点谷草，做个木头盖盖，屙完一盖，醒豁了。
当时陶出纳的儿子已经初中毕业，投奔了工程师二爸。回乡知青进城，城里知青下乡，似乎都有道理，那个时代嘛！
早上八点过，五凤溪拢了。
我们几个吃了豆浆油条，转到街后面的坡坡上，就是猪呀羊呀的交易市场。
干脚杆的长处显示出来了，他懂羊，上回陶出纳私人买羊也是请了他帮忙。
他路上给我们讲 “母羊好，好一窝，公羊好，好一坡”。
王队长意思买一只公羊配种，再买几只小羊儿慢慢养。我和老陶就跟在干脚杆身后，看他牵羊摸羊问羊，听他压价还价砍价。
羊颈、羊脑壳颜色深的，耳朵大的，成交。
选公羊费了一番力气，干脚杆说，要找发育好，两个卵子一样大的。
他看起一个满脸麻子老头那只黑公羊，但是价格太贵，就想压压价。
压价方法简单粗暴，就是我和陶出纳分别各自装成买家，见谁像真买主就横着去杀一杆子，抬价抢羊绳子，等把买主挤走，又东说西说的挑毛病，不买了。
如此这般几翻下来，麻子老头都整昏了，稀里糊涂的，让干脚杆占了便宜。
吃饭时干脚杆说，今天中午咋个都要喝几口。陶出纳说，你不要看到我，这儿陆会计的官最大。
我一边说老陶讽我，一边表态，说，喝嘛喝嘛，把干脚杆节约的羊儿钱拿来喝，都喝不完。
干脚杆喝麻了，一路唱起走。
我和出纳一人牵公羊，一人牵三只小羊。我说，老陶，安逸哈，干部干活路，群众打甩手。
老陶说，人家给我们唱歌哒，怕我们打瞌睡。
中途公羊挣断绳子跑过一回，我们累惨了才追回来。
回到三星场天快黑了，我看到街上最大的馆子“供销饭馆”，说，去吃点啥子不？
老陶说，算毬了，一个人发一块钱，自己吃。
干脚杆装怪，问，陆会计，报得倒嘛？
我答：干脚杆，你少到外头说哦。
晚上，倒在床上，才觉得脚杆疼得恼火，才晓得一天走七八十里遭不住。
第二天，更疼。我都没有出工。
买羊应该是1976年初吧？几个月以后，我被招工离开了。
后来分田到户，那些羊，想着也不可能再在集体那儿了。
2016年我驾车从简阳到三星到宏缘再到五凤溪耍，除了耍，也想看看四十多年前买羊儿的地方。
路变了，场还在，就是找不到赶场买羊儿的方向。
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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