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与唐古特地区：1870-1873年中国高原纪行》：俄国科学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一部中国边疆生物学著作！

中国工人出版社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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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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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俄国科学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行，此次考察历时三年，随后他将此次经历记录在这部书里，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旅行经过，并公布了探险所获得的材料。这部书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被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并且多次印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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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蒙古与唐古特地区：1870-1873年中国高原纪行》
作者：〔俄〕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译者：王嘎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9月页数：396页开本：16开装帧：平装定价：78.00元ISBN：978-7-5008-7226-9

作者简介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俄国军官，地理学家，世界探险史上最著名的科学探险家之一，一生曾有四次广义的中亚之旅，总行程超过3万公里，系近代欧洲深入藏北高原、进抵长江上游第一人，在地理学及动植物学领域有多项重大发现，以其名字命名的动植物有数十种之多，包括普氏野马、普氏原羚、普氏䴓、掌叶橐吾等。除了这部根据首次中亚旅行写成的《蒙古与唐古特地区》，还留下《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等一百一十多种著述，对后世影响深远，读者众多。

译者简介

王嘎，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学术方向为俄罗斯中亚社会转型与政治稳定，并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曾荣获《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度十大好书文学奖，《北京青年报·青阅读》2016年度译者。

内容简介

1870年，科学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行，此次考察历时三年，随后他将此次经历记录在这部书里，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旅行经过，并公布了探险所获得的材料。这部书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被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并且多次印刷出版。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这次中国之行主要往返于两大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北京西行穿越内蒙古高原到达阿拉善沙漠，然后原路返回北京，此次行程约三千七百公里。第二阶段，自北京重新回到阿拉善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与一支唐古特人商队结伴来到西宁，随后抵达梦寐以求的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向南登上藏北高原。这是欧洲人首次深入黄河和长江上游。

对于自己的首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确定的任务是：“首先是对自然地理的考察，以及对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动物学研究；民族学的考察则尽可能地进行。”其实他的四次中国之行，都遵循了这样一个统一“体例”，而正是因为考察的“科学性”才使他扬名于世。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首次中国之行大致上重复了古伯察走过的道路，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行程更富有科学成果，而这是建立在认真的勘测和记录的基础之上的。这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收集鸟类二百多种，标本一千余件；各种哺乳动物四十余种，标本一百三十件；昆虫标本三千多件；植物五百多种，标本四千件。

编辑推荐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书对我们来说，不仅有趣，而且有益。这是我们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在当前中国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我们需要把握时代的律动，需要积累更多的“在地”知识，需要更多的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交流，需要更加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

名家推荐

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或者一个斯坦利就抵得上几十个学术机构和几百本好书。

——契诃夫

他的考察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几乎无人能及。

——李希霍芬

普尔热瓦尔斯基为识字的俄国人打开了通往中亚与西藏未知世界的阅读之门。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作者

在近代西方对古老中国”探索与发现”的奇崛大剧中,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先驱，传说与传奇都源于他把神秘的内陆中国呈现给了西方世界，而他的呈现是如此细致有趣，以至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人可以从中受益。

——罗新，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

探险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可以说在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当数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这就是中国西部探险史上的“三斯”。

——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西域文化专家，探险家

第一章 从恰克图至北京

第二章 蒙古人

第三章 蒙古高原东南边缘（一）

第四章 蒙古高原东南边缘（二）

第五章 鄂尔多斯

第六章 阿拉善

第七章 重返张家口

第八章 再次考察阿拉善

第九章 甘肃省

第十章 唐古特人

第十一章 青海湖和柴达木

第十二章 藏北高原

第十三章 青海湖和祁连山地的春天

第十四章 从阿拉善穿越戈壁腹地前往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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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蒙古高原东南边缘（一）

【1871年2月25日（3月9日）—4月24日（5月6日）】

在北京为考察做准备—资金短缺—中国钱币使用不便—北京迤北的蒙古高原边缘特征—多伦诺尔城—古钦古尔班沙地—荒原上的野火—达里诺尔湖—绘制地形图—从多伦诺尔到张家口的道路—皇家牧场—春天的气候—骆驼的样貌

北京是我们此次考察的起点。在这里，我们受到了俄国驻北京使节及传教士的盛情款待。考察前期准备几乎用去两个月时间，但我对北京仍然不甚了解。这是一座幅员广阔的大城，居民日常生活在欧洲人看来，新奇而古怪，而且我压根儿不懂他们的语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我无法详细认识这个天朝之都的所有古迹。坦率地说，北京城留给我的印象糟糕透顶。即使在最好的街道上，污浊的泔水坑和衣不蔽体的乞丐仍随处可见，此类景象又怎能使初来乍到之人对这座城市产生什么好感呢？此外，中国人的粗鲁无礼着实令人生厌。他们把欧洲人一律蔑称为“洋鬼子”，这一称呼还时常夹杂着各种脏话。可以想象，当你置身于这座都城的街头，你的心境会何等“愉悦”。随地便溺者和胳膊上挎个篮子，穿行于街巷间的拾粪人，更是将这“美妙”的街景展现得淋漓尽致。街道如果偶尔洒扫，也总是流淌着泔水坑里溢出的各种秽物。

黏土建筑的城墙之外，是普通民房和一排排花里胡哨的店铺，这便构成了北京街道的外观。有的大街相当宽阔，平坦笔直。城市照明工具是纸灯笼，挂在木制的三脚架上，这种三脚架每隔几百步就有一个。灯笼里有时烧的是油脂蜡烛。这里的夜间照明其实并没有太大必要，因为日落之前人们就早早结束街市上的奔忙，等到夜幕降临，即便在人口最密集的城区，也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了。

整个北京城分为两部分：皇宫所在的内城和规模小得多的外城。这两部分均被带有雉堞的黏土墙围拢起来。内城城墙高33英尺（10米），厚约60英尺（18米），周长超过20俄里；城墙上一共设有九道城门，每天日出时打开，日落时关闭。外城周长仅有15俄里（16公里），设有七道城门。在内外两道城墙之上，每隔一定距离，建有一座城楼。

在内城南部靠近前门的同一地段，分别坐落着俄英法德美五国使馆。城墙东北角的北关有一座俄国东正教堂。此外，内城还有几座天主教堂，几处属于基督教士的房产，以及一个海关机构。在北京，欧洲人也就只有这几个地方可以落脚。根据有关外交条约，无论俄国商人，还是其他国家的商人，一律不得在北京城开办商务。

我们好不容易做好了启程准备。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无从借鉴别人的经验。因为同一时期身在北京的欧洲人，还没有哪个曾经向西越过长城一步。我们很想前往黄河北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考察，甚至希望到遥远的青海湖去。总之，欧洲人不曾涉足的地方对我们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不得不凭借感觉，设想途中可能遭遇的所有情况乃至旅行方式。

冬季的恰克图至北京之行和随后在北京城的逗留让我确信：旅行者及其旅伴连同背驮包的牲畜，只有完全不依赖于当地人，并且消除他们对试图进入天朝腹地的欧洲人怀有的敌意，才有可能顺利完成在中国封闭疆域内的旅行。我们原打算在北京找几个汉人或蒙古人结伴而行，却白费了一番功夫。无论许以重金加上旅行后的额外奖励，还是其他物质诱惑，都无法打消他们的疑虑和畏怯。有几个人对丰厚的报酬动了心，结果还是打起了退堂鼓。考虑到长途跋涉中的艰难险阻，我们决定买几峰骆驼，交由我们的两个哥萨克助手看管和驱役。

第一次，我们购买了七峰驮物品的骆驼和两匹供骑乘的马，又置备了一应必需品，哪怕够用一年也好。我们不打算直接前往青海湖，而是想在第一个年头先考察黄河中游，然后返回北京，所以也就没准备更多东西。各类物品当中，枪支和猎具占了大半，分量都不轻，却是必不可少的。在旅途中，我们不仅可以开枪猎捕鸟兽，用来制作标本，更重要的是，在由于东干人起事而荒无人烟的地方，或者在那种非但不愿卖给我们食物，反倒想以饥饿来驱逐我们几个不速之客的中国城镇，打猎有可能是（而且的确是）获取肉食的唯一途径。万一跟强盗狭路相逢，我们还能拿起武器实施自卫。不过，初次旅行途中，我们倒不曾遇到过剪径的强人。很有可能是我们精良的装备发挥了震慑作用。这似乎应验了一句俄罗斯谚语：“若想生活太平，那就准备好战争。”

我们携带的物品中，还有制作动植物标本的大量用具，例如，吸水纸、模压板、填充动物体腔的麻絮、石膏、明矾等。这些东西全都装入四只大箱子，把骆驼压得够呛。最后，我还花了300卢布，购进一批小商品，准备半路上扮演一下商贩的角色。到头来却发现，这些商品不过是累赘而已。我们假装做生意的举动，非但未能有效掩盖旅行的真实意图，反而严重妨碍了科学考察的进展。我们准备的食品有一箱白兰地、一普特白糖、两口袋黍子和稻米等；至于肉食，则指望着在途中猎取。

由于经费短缺，我们无法准备充足的个人生活用品。考察的第一年，一共筹得2500卢布的资金，其中包括陆军部、皇家地理学会和彼得堡植物园的拨款，以及我本人的薪水。第二年的经费增加到3500卢布。我的旅伴佩利佐夫少尉头一年获得300卢布的报酬，随后两年各得600卢布。我之所以对资金短缺直言不讳，是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乎考察成败。例如，雇一名哥萨克，每年的酬金是200银卢布，还要承担他全部的伙食费。而我手头太紧，雇不起两个以上的帮手。我和我的同伴只好自己干起装卸行李、喂骆驼、捡拾干粪之类的所有粗活。这样就占用了考察的宝贵时间。而我也雇不起既懂专业知识，又能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的蒙语翻译。我们现有的这位哥萨克翻译，多数情况下，只是充当了帮工、牧人和厨师的角色。他时常忙这忙那，无暇顾及他的主要任务。更有甚者，由于缺钱加之时常捕不到猎物，我们在路上挨过好几次饿。当我们结束了第一次旅行回到北京，有位外国驻北京使节好奇地问我，既然金币在蒙古不流通，我们旅行时又是怎样携带那么多银子呢？对这个问题，我只有报之一笑，那位先生怎么会想到，当我们从北京动身，开始为期整整一年的考察时，手头所有的银子不过230两，也就是460卢布而已。

此外，科学考察所需的经费，也并非一次性地悉数发放。陆军部每隔半年拨给我的资金，首先要寄往北京，皇家地理学会和彼得堡植物园的款子，倒是在考察前一年就发给了我。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弗兰格里将军，他对我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多亏了他的支持，我才从教会专款中借出一笔钱来（第二次考察时借得更多）。

在北京，俄国的银卢布平均两枚兑换一两中国银子。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一种铜锌合铸的所谓“制钱”，中国没有其他固定流通的硬币。而各地使用的银子都要看分量和成色。“两”为基本重量单位，一两相当于8.7佐洛特尼克（37.1克）。十分之一两为一钱，十分之一钱为一分，16两合计为一斤。银子又可分三种：官银、市银和私银。元宝被视为优质的银钱，这是一种浇铸成臼状的银锭，每锭重约50两，印有铸造元宝的官府或商家的标记。较碎的银块中偶尔掺有铅或生铁，而元宝中几乎没有掺入其他成分。交易时可根据需要，把元宝或各类银钱分成大小不等的碎块。

大宗交易时，需要大秤给银子称重，这种秤由一根秤杆和两个圆形托盘组合而成；在小笔生意中，银子可用戥子来称。中国商人弄虚作假的手段可谓高明，他们称银子时经常做手脚，多占顾客的便宜。找给顾客的碎银往往成色低劣，并掺杂着其他金属的碎末。

制钱以“文”为单位，是小笔交易常用的货币，每枚都铸有方孔，通常500枚穿成一串。一枚银卢布平均可兑换重达8磅（3.28公斤）的制钱，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尽管我们不可能储备足够数量的制钱[ 1 ] ，但手头上随时备有一些，还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每座城市，甚至连一些小城镇，都有各自的币值，给商品交易带来颇多麻烦。例如，有些地方30文钱就算100文，或者50文、80文算作100文。如此荒诞的情况，恐怕在天朝之外任何地方都难以想象。当然，也有人在计算货币时满打满算。蒙古人把这种正常交易的钱币称为“满钱”（音译）。

如果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在银子称量及币值上的差异，就不难想象，一个异乡人即便在小笔交易中，仍有可能遭受蒙骗和欺诈。为避免称银子时可能发生的龃龉，以及尽量节省用度，我兑换了一批中等重量的市银，但分量比实际的分量要轻。由于差不多每隔几十俄里就有一个银钱兑换点，银子对制钱的比价往往各不相同，兑换时难免吃亏。总之，我们一路上每花去一个卢布，沿途居民都会以种种无耻的骗术榨取可观的收益。

在俄国驻北京公使大力协助下，我们获得了中国政府签发的护照，有权利在蒙古东南部直至甘肃省北部边界旅行。筹措到所需的资金之后，我们一行四人于1871年3月9日离开北京，踏上了漫漫旅途。此前，我们与居留在北京的俄国同胞一起度过了一个多月愉悦的时光。他们送别时的美好祝福久久挥之不去。如今，一切陡然发生了变化：吉凶难测的旅途向我们发出威严的召唤，时而展现出希望与欢欣的前景，时而令人对成功与否忧虑重重。

除了那个从恰克图派来的哥萨克，俄国驻北京使馆又从所属人员中抽调了一名哥萨克与我们同行。不过，这两个人只是临时跟从我们。按照原定计划，从恰克图还应再派两名哥萨克顶替他们。可新的帮手迟迟未到。因此，我们无法立即深入蒙古腹地，但可以先考察北京迤北至多伦诺尔一带。在此范围内，我想实现两个目的：首先，了解蒙古高原边缘，如张家口周边的地理特征；其次，观察候鸟在春季的迁徙。在蒙古高原上，位于多伦诺尔城以北150俄里（170公里）的达里诺尔湖是观察鸟类的理想地点。我们计划从达里诺尔湖沿岸向南行至张家口，届时估计两名新的队员也会到达，接替原先两名哥萨克的工作。然后我们将向西进发，抵达黄河北套。为减轻负担，一部分用品先被运至张家口，我们自己仅携带够用两个月的物品。即使是短期的蒙古人或汉人向导，都很难找到，因而考察队出发时总共才四个人。

我们首先向距离天朝都城115俄里（120公里），扼守长城的重镇古北口行进。沿途先是像此前一样的平原，白河及其支流潮河共同灌溉着这里的农田。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村镇和小城并不密集。

走到第二天，隐约浮现在地平线上的远山离我们越来越近。接着，在距离古北口20俄里处，开始出现高原边缘的山前地带，地形与张家口一带相比略有不同。高原边缘的西部山脉有两条支脉，一条在张家口，一条在南口附近，它们分别伸向古北口，最终相互交汇，形成蒙古高原与中国北部平原之间的外部屏障。

古北口是一座不大的城镇，三面均有黏土筑成的城墙，还有一面墙与长城衔接。在离城关不到2俄里的地方，耸立着一座要塞，锁闭了通往北京的一条狭窄山谷。自古北口以北，便呈现出群峰起伏的地形。

虽然时值2月底，但北京一带的平原已然温暖如春。有时候，白天甚至有些热，正午背阴处的气温高达14℃。白河上的冰层已经融尽，河水清澈明净。成群的绿头野鸭（Anas platyrhyncha）、斑头秋沙鸭（Mergus merganser）和红胸秋沙鸭（Mergus serrator）正在洑游。这些鸟类以及其他一些水禽，从2月底便大群地出现在北京周围，甚至在气候明显比北京寒冷的张家口，也不乏它们的踪影。迁徙的候鸟并不准备贸然飞向尚未散发出春之芬芳的北国，它们还要在中国农夫放水灌溉的庄稼地里盘桓一段时间。然而，每逢阳光明媚的早晨，总有一些不甘寂寞的鸟儿试图飞往高原，可是飞不了多远，就会遇到严寒和恶劣的天气，只好掉头重又回到温暖的平原。此时，各种迁徙的候鸟在平原上越聚越多。终于，期盼已久的时刻来到了。蒙古的荒原有了几分暖意，西伯利亚的冰雪开始消融，鸟儿便成群结队，迅速告别温暖的异乡，急切地飞向远在北方的家园……

在古北口与多伦诺尔之间，高原边缘山地宽约150俄里（160公里），由几道从西向东延伸、相互平行的山岭组成。尽管经常会见到高山地形，但总的来说，这几道山岭只是中等高度，彼此之间相隔的山谷都很狭窄（0.5—1俄里），个别地方有险峻的山隘，高大的片麻岩几乎将隘口彻底封堵。一路上，常见溪水潺潺，但只有一条大河——上都河（闪电河）。这条河发源于蒙古高原边缘山地，流向北部的倾斜地带，绕过多伦诺尔城之后，便突破山地的阻挡，朝南径直冲向中国内地的平原区。

陡峭的山坡上，野草茂密，再往深处则是灌木和乔木林。林子里有橡树、山杨、云杉、松树、黑桦以及少量的白桦，山谷的两侧生长着榆树和白杨。常见的灌木种类有：栎树、野桃、野蔷薇，偶尔也能见到胡枝子和山核桃。森林仅仅分布在上都河的北部，并向东伸展到皇帝夏宫所在地承德附近。这片区域的所有森林均列为皇家围场，但自从1820年嘉庆帝巡狩时遇刺身亡以来，这里的狩猎活动就中止了。尽管目前有专人保护林区，森林的破坏程度仍很严重。至少在我们所到之处，能见到的只是几棵孤零零的大树，残留着无数树墩，表明这片森林不久前遭到了无情的斫伐。

虽然当地人说，这里有梅花鹿、马鹿和老虎，但我们只见到了狍子（Cervus pygargus）。禽鸟中最常见的是雉鸡（Phasianus torquatus）、山鹑（Perdix barbata）、岩鸽（Columba rupestris），啄木鸟（Picus sp）和黄胸鹀（Emberizalcioides）则较为少见。总之，我们发现的鸟类并不丰富，但也可能因为，这段时间里，许多种类的鸟儿尚未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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