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蒋承勇：走向融合与融通 ——跨文化比较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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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新设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其方法论意义超越了二级学科本身。“网络化—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交流碰撞加速并加深，这要求外国文学研究应站在“大文学”高度，在人类文学可通约性基础上对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整体性审视，这是理念上的“融合”；在比较研究过程中多种研究方法的交互使用，这是方法上的“融通”。外国文学的研究应尽可能突破画地为牢式的国别研究壁垒，在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理念引领下拓宽视野、更新观念，走向文学世界主义境界，这也是整个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需要正视的问题。

关 键 词：跨文化比较/外国文学/融合与融通/文学世界主义/

作者简介：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与文化。

在国务院新公布的学科分类中，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增设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7)，这与20年前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形成呼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随后，2017年10月27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分会”成立，与20世纪80年代诞生、而今声势颇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不同程度地形成呼应。这两个信息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意味着什么？在实践层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举措？“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就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抑或就是“比较文学”吗？尤其是对外国文学研究来说，它的增设到底有什么意义与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仅仅关涉教学实践与人才培养，也关涉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而对外国文学研究来说，笔者认为，它的增设，更关涉理念更新与视野拓宽的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两个“二级学科”之内涵比较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比，在字面上的差别是“世界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它们各自都必须研究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要以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国别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是它们共同的学科基础，而世界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是它们不同的追求目标和研究范围及途径。在此，对字面上不同的“世界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笔者还将作一番推敲、阐释。

　　从操作层面看，两个二级学科在各自研究方向的设置上是否可大致表述为：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世界文学研究(文学跨文化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译介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文学跨文化研究(世界文学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译介学……

　　上述两相对照的表述，仅仅是笔者粗略的概括性举例而已，总体而言，两种表述有大同而存小异，其间的“同”与“异”的产生，均基于各自所在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内涵、学科语境和学科逻辑。

　　对人们耳熟能详却又众说纷纭的“世界文学”概念①，笔者在此无意于从学术争鸣的角度多作阐发，而仅就本文论述之需要，从学科设置的角度略做简单界定。中国语言文学所属二级学科中的“世界文学”，习惯上指的是除了中国文学之外的所有外国文学，这是一种基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语境与学科逻辑的狭义概念。对此，有人曾予以质疑和诟病，认为这个“世界文学”概念是错误的，因为，排除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还能称之为世界文学吗？进而认为，这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和“自我否定”。这里，如果离开特定的学科语境，那么此种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不过，我们不妨稍稍深入地想一想：中国学者怎么会不知道：世界文学无疑包括中国文学，这是基本的常识，他们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其实，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一级学科语境下谈“世界文学”，它完全可以只指不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因为，中国文学在中文系是自然而然的专业基础课程，在母语文学之外再开设外国文学，是要求中文系学生不能仅仅局限于母语文学的学习，而必须拓宽范围学习外国文学，使其形成世界文学的国际视野和知识结构。于是，此种语境下的“世界文学”实乃暗含了中国文学，或者说是以中国文学为参照系的外国文学；这一“世界文学”是在比较文学理念意义上包含了中外文学关系比照之内涵的人类文学之集合体，其间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的“缺位”，自然也谈不上中国学者的“不自信”和“自我否定”。如果我们把这种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称之为狭义的世界文学的话，那么，离开这个语境，把中国文学也直接纳入其间，此种“世界文学”则可称之为广义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完全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交替使用，事实上我国学界几十年来正是这样在使用的，这是一种分类、分语境意义上的差异化使用，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当然，如果有学者要编写包含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史”之类的教材或文学史著作，作为一种学术探索当然是未尝不可的；但为了教学操作以及中国读者的阅读方便起见，用“世界文学”指称外国文学，将不包括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史”教材用之于已经学习、接触甚至谙熟中国文学的学生，这是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的，也是无可非议的。就好比编写外国文学史或者世界文学史，可以把东西方文学融为一体，也可以东西方分开叙述，两种不同的体例各有其优长和实际需要，不存在哪一种体例的绝对正确问题。应该说，通过不同理念和体例的文学史之探索性编写，提供不同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经验，是有助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

　　总之，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语境意义上，作为二级学科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在根本上是指多民族、分国别意义上的人类文学的总称，是一个“复数”的概念(高建平2002：18)；它同时也可以指称有学科语境前提与逻辑内涵的除中国文学之外的“外国文学”，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与中国文学有对应关系和比照关系的中国语境意义上的“国外文学”，不存在与中国文学的决然割裂。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不是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来指称，恰恰可以更好地强调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存在与意义，突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凸显民族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同时也强化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世界性追求。就此而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世界文学”，其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可以是中国文学基点审视下的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及相互关系，其最高宗旨是辨析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之间的异同与特色，探索人类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并不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文学”那样直指研究的内容、范围和人类总体文学的目标，而是侧重于研究的方法：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其间，“跨文化”是前提，“比较”是基本手段与方法。这就要求外国文学的研究应突破或超越我国长期以来以语种与国别来设置文学类二级学科的老传统，如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若此，以往孤立的国别、区域文学研究就不再是一种绝对正确与合理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虽然这可以而且必然会继续沿用，但起码应该在此基础上融入“跨文化比较”的理念后展开不同民族文学间双向或多向的比较研究。就此而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语境中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语境中狭义的“世界文学”基本一致。

　　不过，虽然外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设置有其自身的学科语境，不可能直接地表达“中国文学研究”之内涵，但是，毕竟是中国人在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因此，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学者无疑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展开其职业行为的，因而自觉不自觉地会以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审视异民族的语言与文学；反过来说，从体现国家意志与民族意识的角度看，在中国大学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中国学者和教师，也应该且必须具有本土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正如杨周翰先生所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须有自己的“灵魂”。我以为这“灵魂”就是中国的文化立场和价值标准。因此，先入为主和前置性的母语国价值观念，决定了我国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在根本上又依然是广义上的“世界文学”或人类总体文学研究。当然，相比之下，其中国文学及母语国的价值观念所拥有的份额无疑会显得弱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师和学者需要进一步提升本土的母语文化水平与能力，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师和学者，需要拓展世界视野和国际化能力与水平。

　　回顾与辨析我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设置二级学科的历史、现状及其内涵，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虽分而设之，但都在强调比较视野基础上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研究，都试图打破国别研究的阈限走向世界文学与人类总体文学的研究。这种学科设置，是顺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建设的国际化、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世界性之需要及潮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这两个二级学科的设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二级学科自身，更在于超越二级学科而放大于各自所在之一级学科的方法论意义，对外国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而言则尤其如此。对于这种“方法论意义”，我们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讨论与阐述。

　  二、方法论意义的深度思考

　　由于我国以往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设置，不仅其中没有比较文学方向的二级学科，而且，就文学专业而言，二级学科是以国别文学为研究方向来设置的，因此，国别文学以及国别基础上的作家作品的教学与研究是天经地义的，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十分自觉的习惯与规范。当然，像“英美文学”或者“英语文学”这样的划分也属于“跨国别”范畴，其间不能说没有“比较”与“跨越”的意识与内容。但那都不是学科、理念与方法自觉意义上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而且同语种而不同国家之文学的研究，在本质上也不是比较文学范畴的异质文化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而只不过是同语种而不同国家文学的研究，缺乏世界文学和人类总体文学的宽度、高度与深度。事实上，通常我国高校的外国语学院也极少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也极少开设“外国文学史”这样潜在地蕴含比较思维与意识的跨文化的通史类文学课程，似乎这样的课程开设仅仅是中文系的事情。此种习惯性认识恰恰是学科设置的理念性偏差的具体表现。照理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更应该强调跨文化比较与国际化视野，更应该开设世界文学或人类总体文学性质的通史类文学课程。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课程却只是或主要是在被冠之以国别名称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设为专业基础课，比较文学长期以来也主要在中文系开设。在此种情形下，久而久之，语种与国别常常成了外国语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之间不可逾越的壁垒，成为该学科领域展开比较研究和跨文化阐释的直接障碍，从而也制约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致使许多研究成果缺乏普适性、理论性与跨领域影响力及借鉴意义。这样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对学科建设和文化建设难以起到更大贡献。

　　当然，跨文化研究意味着研究者要具备多语种能力，而这恰恰是人所共知的大难题。正如韦勒克(Wellek & Warren 1949：44)所说的那样：“比较文学……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有宽阔的视野，要克服本土的和地方的情绪，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不过，多语种之“多”，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既有其客观能力上的不可穷尽性和不可企及性——没有人可以完全精通世界上的所有语言甚至较为重要的许多种语言；但又有其相对的可企及性——少数人还是有可能熟悉乃至精通多国语言的。不过笔者在此特别要表达的是：直接阅读原著与原文资料无疑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但是，在语种掌握之“多”客观上无法穷尽和企及的情况下，翻译资料的合理运用(如世界性的英文资料)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和十分重要的弥补或者替代，尤其是网络化时代，否则就势必落入画地为牢的自我封闭之中。试问：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谁又能离得开翻译读物和翻译文献的运用呢？不读非原文资料的学者事实上存在吗？换句话说，有必要坚持非原文资料不读吗？实际的情形是，由于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性最高的语言，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大量的所谓“小语种”的代表性文献资料通常都有英译文本，那么，通过英文文本的阅读了解多语种文献资料进而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对当今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来说是行之有效甚至不可或缺的——当然也包括阅读译成中文的大量资料。美国学者理查·莫尔敦(Moulton 1911：3)早在20世纪初就撰文强调了翻译文学对整个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与不可或缺性，并指出通过英文而不是希腊文阅读荷马史诗也是未尝不可的。我国学者郑振铎(1998：144)也在20世纪20年代撰文指出：一个人即使是万能的，也无法通过原文阅读通晓全部的世界文学作品，更遑论研究，但是，借助于好的译本，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因为，“文学书如果译得好时，可以与原书有同样的价值，原书的兴趣，也不会走失”。其实，任何文学翻译的“走失”都是在所难免的，而且，由于读者自身的文化心理期待和阅读理解水平的差异，哪一个原文阅读者的阅读没有“走失”呢？就像文化传播中的“误读”是正常的一样，文学与文献翻译以及通常的原文阅读中的“走失”也是正常的和必然的。当然，资料性文献的阅读，“走失”的成分总体上会少得多，因而其阅读对研究的价值也更高。所以，在肯定和强调研究者要运用“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不能否认“二手资料”(翻译资料)运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否则，这个世界上还有“翻译事业”存在的必要与价值吗？对此，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谢弗勒早已有回答：

　　“巴别塔的神话说明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我们这个星球的人们并不操同一种语言。因此翻译活动很有必要，它使得被认识世界的不同结构分开来的个人可以进行交流。”(谢弗勒2007：17)

　　英国学者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也指出：

　　“翻译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史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创造力。如果没有翻译，任何形式的比较文学研究都是不可能的。”(Bassnett & Lefevere 1990：12)

　　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跨文化研究”不仅仅是指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的“跨文化”，同时更重要的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时的跨文化视野、意识、知识储备、背景参照等等，概而言之是指一种方法论和理念。研究者一旦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偏于一隅的国别、民族的阈限而获得了理念、角度的变换，也就意味着其研究方法的创新成为可能乃至事实。这正是笔者特别要表达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具有超越其二级学科设定价值而对外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一级学科拥有的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理解与交流，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对话、交流与认同。因此，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使人类文学与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比较文学的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天然耦合：比较文学之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必然具有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世界性意义；世界文学的研究必然离不开跨文化、跨民族的比较以及比较基础上的归纳和演绎，进而辨析、阐发异质文学的差异性、同一性和人类文学之可通约性。因此，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融入比较文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意识与理念，无疑意味着其研究方法的变换与更新。为此，我们不妨从方法论的角度再度对两个二级学科在各自的一级学科语境中可能产生的意义做一比照：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方法论意义：以世界文学的眼光看中国文学，促进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与建设并使之走向世界；以中国的眼光(立场)看世界文学，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中国视野与中国声音。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以世界文学的眼光看国别文学，促进国别文学研究走向世界文学；以中国的眼光(立场)看世界文学，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中国视野和中国声音，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与建设提供借鉴(普罗米修斯精神)。

　　可见，无论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还是“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就其对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言，都既旨归于“世界文学”或者“人类总体文学”，也旨归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都要求研究者突破传统国别文学研究的习惯性思维进而走向融合与融通，在“网络化—全球化”的当今和未来尤其如此。

三、融合、融通与文学世界主义

　　互联网助推全球化，我们正处在“网络化—全球化”时代。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全球化插上网络技术的翅膀，其进程越来越快，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世界潮流，人类的生存已然处在快速全球化的“高速列车”上。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因此，简单地认定文化也将走向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化”，无疑过于武断和不正确。

　　事实上，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至于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同质化、一体化，而是文化的互渗互补与本土化、地方化的双向互动；换句话说，“网络化—全球化”并不至于使世界走向文化上的一元化，而是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辩证统一。“世界上‘一体化’的内容可以是经济的、科技的、物质的，但永远不可能是文学的或文化的。”(丁国旗2010：75)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方式与精神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或者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性规律看，“全球化”可能导致的“一体化”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文化上的全球化、世界性“趋势”则终究是文化领域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这种文化发展趋势恰恰为“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存在与发展的有利前提。

　　既然经济上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上的“一体化”，而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那么，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学也必然是多元共存状态下的共同体，因而“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学也就是非同质性、非同一性和他者性的多民族文学同生共存的人类文学共同体(蒋承勇2018：30)。由此而论，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的研究不仅需要，而且也必然隐含着一种跨文化、跨民族比较的视界与眼光，以及异质的审美与价值评判，于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就天然地与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有依存关系——因为没有文学的他者性、非同一性和多元性，就没有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显然，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自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生命活力，也是更新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研究，都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阈限，进而拥有世界的、全球的眼光，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而且不少研究者早已付诸实践，那么，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则更应有一种主动、自觉与深度领悟，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也就更值得文学研究者去重视、运用与拓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就是站在人类文学的高度对多国别、多民族的文学进行跨文化比较分析与研究，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2002：235)所说：“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与外域思想的交流和它们在新地域的重新布置。但如果我们让这种交流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的、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的话，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因此，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及其跨文化研究方法对整个文学研究都具有方法论启迪。

　　不仅如此，在“网络化—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认同，对推动民族文化的互补与本土化均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1982：26)曾经说过的，“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十九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抵制法、德、意、英等各国文学的许多文学史家的孤立主义。”作为美国比较文学奠基人之一的雷马克(1982：13)也说过：“在研究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学者之间进行刻板的分工既不实际，又无必要。研究民族文学的学者应当认识到扩大自己眼界的必要并设法做到这一点，并且不时地去涉猎一下别国的或与文学有关的其他领域。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则应时常回到界限明确的民族文学的范围内，使自己更能脚踏实地。”韦勒克和雷马克的话，切中了我们以往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以语种与国别为壁垒的画地为牢之时弊，也提示了外国文学研究融入跨文化比较理念之方法论意义。

　　四、结语

　　在“网络化—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文化多元交流的加速与加深，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学间的封闭状态进一步被打破，外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研究需要打破固有的单一性民族文学研究的壁垒而趋于整体化。所谓“整体化”，就是站在“大文学”(也即人类总体文学)的高度，展开多民族、多国别、跨文化、跨区域的文学研究，其间，起勾连作用的是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视为整体，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探寻人类文学的总体特征与规律，揭示不同民族之文学的审美与人文的差异性。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并不仅仅代表一个学科，它对整个文学、文学的世界、人文环境、文学的世界观，都有一种全面的反映，它有一种包罗整个文化时空的宽阔视野。”(Jost 1974：29-30)同样是在这种意义上，不同时代、国别和民族的文学在人类文学可通约性基础上呈现整体化态势，这是一种融合，一种文学研究的世界主义方向；而在比较辨析基础上的异中求同，需要诸多不同研究方法交互使用、融会贯通，也即方法、理念上的“融通”，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向②。从方法论角度看，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放性思维与理念适用于整个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对整个人文学科都像一种福音，这种方法在人文学科领域扮演着首席小提琴的角色，为整个乐队定下基调。”(Saussy 2006：34)因此，就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如果能够在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引领下，尽力突破以往国别研究的自我封闭，拓宽视野、更新理念与方法，那么，其学术研究将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比较文学能为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引者注)注入活力，帮助它改头换面或在实践中认清自己本来应有的面目。”(特伦彭纳2015：243)就此而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远胜于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本身的意义；文学研究不宜过于局限于一国一域的视野和单个作家的自说自话，而要有“大文学”或文学研究的世界主义格局、理念与眼光，构建人类文学的审美共同体；融合与融通是学术研究的高境界，也是我们寻求创新的基本途径之一。跨文化比较以及人类总体文学的参照，将使外国文学的研究视野更开阔，也将使研究成果更具有学科的跨度和普遍性参考与借鉴价值。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未来整个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建设，都应该正视理论、理念与方法更新的问题。（原文刊于《外国语》2019年第1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学术观点】专题回顾

1. 学术观点| 李芳：《宠儿》中的母性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