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敏|文
竺可桢
1905年,竺可桢小学毕业,考入上海澄衷学堂,因品学兼优,热心公务,被大家推选为班长。14岁的胡适也在班上读书,他见竺可桢身体瘦弱,却早起晚睡,异常勤奋,觉得有点玩命。有次私下与人打赌,认为竺可桢活不过20岁。竺可桢听说后,惊出一身冷汗,从此坚持锻炼。1910年,两人同时通过留美考试,取得公费留美资格,同船前往美国,一个进伊利诺大学,一个入康奈尔大学。1912年,两人再次相遇,闲话间相互打赌。已经22岁的竺可桢问:“我要是活过60岁怎么样?”胡适说:“你要是活到60岁,我在你60岁的寿筵上当着亲友面给你磕三个响头。要是比我活得长,你可以在我的尸体屁股上踢上一脚。”后来,竺可桢活到了1974年,享年84岁。直到去世的前夜,他还在坚持写日记。而胡适只活到1962年,享年71岁。两位朋友,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竺可桢60大寿时,胡适没有机会兑现那三个响头。胡适逝世时,竺可桢也没有在他的屁股上踢一脚。竺可桢在日记中感叹说:当年胡适曾预言他会早夭,结果促成了他重视身体,坚持锻炼,才活到了80多岁。竺可桢,中国现代气象学家、教育家,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个小商人家庭。19岁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竺可桢天资聪颖,5岁已能识字千余。读小学时,“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之类的读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需要常常借阅各类书籍来补充阅读。有天晚上,哥哥竺可材教他写作文,他写了一遍,觉得不好,又重新写了一遍,仍不满意,又重新再写,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这才停笔。上床休息时,公鸡已经打鸣了。嫂子埋怨丈夫,不该让弟弟通宵不睡,熬出病来如何是好?竺可材说:“哪里是我逼他熬夜呀,是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写不好不肯睡觉。”竺可桢在美国留学时,张默君来波士顿替妹妹择婿,考察到竺可桢“年少美才”,甚是欢喜,于是找到竺可桢直接提亲,要将妹妹许配与他。这张默君不是一般人物,人长得英气勃勃不说,更是民国时期的女中豪杰,曾被孙中山委任为文书主任。这种女子,就是人中龙凤。民间俗话,一家不出两样人,姐姐如此,其妹妹能差到哪去?竺可桢从张默君的言谈举止,推断妹妹也是一样优秀,当即一口应承,签订了婚约。婚约上女方的名字叫张侠魂,小竺可桢7岁。19岁时毕业于上海神州女学特别科图画班,文章书法都很有功底。她15岁即为《神州女报》的主要撰稿人。16岁这年,宋教仁遇刺身亡,她在《神州女报》著文《宋先生被刺之原因》中说:“先生奔走国事十余年,其间婴难蹈危,不胜枚举。而不列于满清落网,不死于南北战争,乃竟死于共和底定临时政府之下,呜呼!”其行文之犀利,非一般男子可比。同年,又发表《女子参政论》,开篇即问:“女子宜参政乎?曰:何为而不宜也!颅同圆,趾同方,性同慧,而同为万物之灵,女子与男子有何异哉?”这种男女平权的观念,出自一个16岁女生之手,在一百多年前可谓振聋发聩。非但如此,张侠魂还是男女平等的身体力行者。她19岁去北京探视五姐张淑嘉,恰遇航校在北京南苑表演飞行,她说服航校校长秦国镛,允许她乘坐飞机上天。她对秦校长慷慨陈词:若有不测,吾一弱女子,以飞行而伤而死,亦可为中国女子飞行家开一新纪元,在女子冒险历史中,放一新曙光……秦校长被她一番话感动,欣然同意她登机上天。1919年,竺可桢学成回国,与张侠魂在上海南京路东亚旅社举行婚礼。两人郎才女貌,此前虽未谋面,但见面后皆生欢喜,彼此恩爱,相处和谐。婚后,张侠魂放弃了在上海女校的工作,从此跟随竺可桢东奔西走,一心一意相夫教子。竺可桢是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回国后受到各方重视,先是受聘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继则前往南京高等师范担任教学,不久南京高师筹建东南大学,竺可桢出任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应蔡元培之邀,筹建气象研究所,任所长,并由此推动全国气象台站的建设,当选为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36年4月,蒋介石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这一年竺可桢46岁,正是研究学问的大好年龄。而当时的浙大,3个学院16个系700多学生,只是一所地方性大学。竺可桢不太情愿放弃所长去做校长,但又不能拒绝,于是提出了自己的任职条件:“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干涉。”在获得老蒋认可后,竺可桢这才走马上任,毅然挑起了校长这副重担。他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地聘请一流学者到校任教。谈家桢,28岁,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博士,一毕业就被竺可桢聘为浙大生物学正教授,工资300大洋。一时间舆论哗然。马一浮是竺可桢的东关老乡,竺可桢三顾茅庐请他担任教授,均遭婉拒。竺可桢毫不气馁,留下话说,马先生当代人才,浙大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竺可桢知道,一所学校,人才固然重要,办学宗旨也不可或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竺可桢便以“求是”作为校训。“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理。竺可桢在面对新生的演讲中说:所谓求是,不只是埋头读书或是在实验室做实验,也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他希望跨入校门的新生,“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两句话,后来被印在每年浙大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上;每届毕业生离校,又会印在毕业生的纪念册上。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南侵,为保护读书种子,蒋介石指示浙江大学迁校。竺可桢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踏上了西迁征程。学校初迁浙江西天目、建德;继于1938年2月又迁至江西泰和。7月23日,在桂林考察校址的竺可桢,接到妻子张侠魂身患痢疾的电报,急匆匆返回江西泰和,在浙大长堤上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大女儿竺梅。竺梅告知父亲,妈妈的病似乎好些了。当竺梅说到弟弟竺衡已经没了,竺可桢的眼泪顿时簌簌地流了下来。回到住所,竺可桢将妻子移往光亮通风的大卧室,张侠魂吩咐佣人将儿子竺衡也一并移送过来。她念念不忘儿子,却不知爱子已经和她阴阳两隔。竺可桢强忍悲痛,侍奉床侧,百般安慰夫人,要她安心静养。但由于战时缺医少药,面对病危在床的妻子,竺可桢也是无计可施,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耗尽生命。8月3日上午,张侠魂病逝。当时,张侠魂呼吸已极度困难,竺可桢急招竺梅、竺彬、竺宁三子与母亲告别,初时尚能应答,未几即闭目而逝。短短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遇人间至痛。他在悼亡诗《挽侠魂》中写道: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8月10日,浙江大学在江西泰和上田新村萧氏宗祠浙大礼堂,举行张侠魂女士公祭大会,学生、教职员约三百人参加了追悼。9月15日,葬张侠魂和儿子竺衡于江西泰和玉华山南面的松山岭。9月17日,竺可桢携女儿竺梅、儿子竺彬至松山岭坟前祭扫。不久,日军铁蹄进入江西,竺可桢率领学校迁往广西宜山。一年后,日军进犯广西,竺可桢率领学校再迁贵州,于1940年定居遵义。定居之后的6年,是浙江大学发展的巅峰时期,尽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竺可桢坚持聘请名师,鼓励学术研究,使浙大人才济济,成果卓著,崛起而为国内名校之一,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浙大辗转多地的迁徙历程,后来史称“文军长征”。张侠魂去世后,亲友们见竺可桢公务繁忙,子女年幼,都劝他早日续弦。物理系教授丁绪贤的太太陈淑,把堂妹陈汲介绍给了竺校长。陈汲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形象气质俱佳。陈汲生性贤惠,品貌端庄,只因陈源、陈洪两个哥哥长年在外,她要照顾二老双亲,才迟迟没有考虑结婚。1939年9月,竺可桢与陈汲定下终身。一年后,36岁的陈汲与49岁的竺可桢,在重庆银行公会喜结良缘。婚礼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证婚,陈汲长兄陈源、亡妻张侠魂姐夫蒋作宾主婚。婚礼结束后回到遵义,寓居于碓窝井巷九号傅梦秋家。傅梦秋是遵义著名的教育家和学问家,与竺可桢有师生之谊。傅梦秋早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是竺可桢的学生,对老师的为人和学识敬佩有加。竺可桢来遵义后,先是住水峒街三号、黔军师长郭惠苍的“醒庐”私宅,环境倒是不错,但周围几户人家,喜搓麻将,有时能将麻将搓到天明方休,吵得竺可桢难以入睡,只好找到在遵义县中学当校长的傅梦秋,请他帮忙另觅租屋。傅梦秋听说后,便让老师搬到自己家中居住。傅梦秋的碓窝井九号,是个两层小楼的庭院。据遵义人陆昌友描述:“庭不深而清幽,院不大却雅致。院东翠竹幽篁茂密,清影摇风;院南桃李杏争春,枝繁叶茂;院北花圃精巧别致,月季、栀子、海棠、茶花、秋菊次第盛开,姹紫嫣红,芳香袭人;小楼外藤蔓缠绕攀爬,绿意铺陈。”是个宜人的居家之所。竺可桢在此一住就是六年。子女竺津、竺梅、竺宁、竺安回遵义,也都住在这里。小女儿竺松出生后,傅梦秋索性将小楼整个二层腾出,让给竺可桢一家居住,自己全家则移居楼下。对曾经的老师,傅梦秋始终执弟子礼。自从竺可桢住进碓窝井巷九号,傅梦秋就将房租定为每月50元,从未增加。即使后来物价上涨,浙大在遵义的租房租金上涨了若干倍,傅梦秋也一分不涨。竺可桢在遵义的六年,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楼上观测天象气候,写入日记。然后轻手轻脚下楼,避免吵醒熟睡中的傅家老小。随即一顶礼帽、一袭风衣走出巷口。拿在手中的文明棍,不急不缓地敲击着杨柳街斑驳平滑的石板,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竺可桢就在这样的节奏中,与身边的士民工商、贩夫走卒互致问候,然后去子弹库校长办公室处理事务,或过河到何家巷教学区了解教学情况,抑或上桃源山江公祠图书馆查找资料……就是在这样的行走中,竺可桢率领的浙大,聚集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卢鹤绂、束星北、谈家桢、贝时璋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培养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这是浙大校史上值得永远骄傲的历史,遵义给了浙大安身的福地,浙大也带给了遵义代代相传的荣誉。1945年8月的一天凌晨,深夜12点才睡下的竺可桢,在迷糊中被旁边经历司街的敲锣打鼓声惊醒过来。紧接着,碓窝井九号大门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女佣董嫂刚一开门,四、五十个浙大男女学生便蜂拥而入,将闻声披衣下楼的校长高高抬起,大家眼里满含热泪,喜极而泣,大声欢呼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了!回顾既往,数度西迁,亲人亡故,师生历险,整整磨难了八年,这一天终于来了!考虑到将要离开遵义,1946年元月的一天,竺可桢把夫人陈汲、儿子竺安、幼女竺松召集到碓窝井九号的院子里,拍下了一张照片。1946年元月竺可桢与夫人陈汲、儿子竺安、幼女竺松在碓窝井九号合影留念
这年的5月16日上午,竺可桢在子弹库校长办公室处理完公务,回到碓窝井九号,邀集房东傅梦秋一家来到院中,以小楼为背景,替傅家拍摄了一张“全家福”。随即把跟随自己多年的相机和一块坤表赠送给了傅梦秋的女儿,以表达对这个家庭的谢意。下午,竺可桢搭乘去重庆的邮车,离开居住了6年的遵义。妻子陈汲和女儿仍留在碓窝井九号,直到9月,才与浙大总务长谢家玉一道经重庆飞往上海,回到竺可桢身边。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首届院士81人,竺可桢以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名列其中。新政权建立后,竺可桢不再担任浙大校长,转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竺可桢曾为科学研究立下三条操守和尺度,其中“不盲从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不畏强御,只问是非”,表明了服从真理的最高原则。但他后来发现,要兑现这些昔日立下的原则比登天还难。竺可桢这一生,与同时代的科学家比,要算是比较幸运的。在学术和尊严遭受双重践踏的年代,他没有受到批斗,也免去了抄家之祸。这都是因为有来自高层的保护,甚至,他还被网开一面,是唯一特许可以不参加组织活动的副院长。文革前夕,这个观察了一辈子物候气象的科学家,觉察到环境有变,主动要求降低工资标准,并上交了沙发、地毯,遣散了保姆、警卫,缩小居室面积,将钢琴馈赠给了幼儿园,自己与人合并使用一辆小车。75岁的竺可桢经常自己去一里以外的粮店买米,返回路上要歇脚好几次。有段时间,革命进入高潮,60多岁的妻子陈汲常被街道办事处撵到街上去跳“忠字舞”,或是参加大游行、批斗会。竺可桢一人在家,要吃饭就只有自己动手,按照太太交代的注意事项,依样画葫芦地学做家务。在单位看到同事遭受批判,他不敢怒也不敢言,只能回到家中,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这样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实在过分了。”他没等来万众欢腾的日子。1974年2月6日,这一天是元宵节,84岁的竺可桢用颤抖的手,数十年如一日地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页日记。第二天凌晨,习惯早起的竺可桢没有起床,家人来到床前才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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