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目成仇

一段永无弥合的绝情

© 徐敏｜文

丁玲和沈从文：曾经亲如兄妹

古话说，君子绝交不出恶语。但于现实社会，却很难做到。就如同文人相轻，总归是要“轻”的，所以一旦反目，总会恶语相向，甚而至于最好的朋友，也会走到形同仇雠，势如水火，老死不相往来。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两个人，一个叫丁玲，一个叫沈从文，读过现代文学的人，应该不会陌生。这两人相识于1925年初的北京，那一年，丁只有20岁，沈22岁。

22岁的沈从文向《京报》副刊投稿，胡也频是该报的文艺编辑，与丁玲是恋人关系。丁玲听说投稿的沈从文和自己是湘西老乡，便相约见上一面。

因为彼此都是北漂青年，际遇相同，爱好相同，又是同乡，丁玲与沈从文很快便成了极好的朋友。

当时，三人年纪相仿，有共同的话题，谈话内容从文学类的小说诗歌到时事现状，几乎无所不谈。为方便交往，三个经济窘迫的年轻人索性合住在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这是一个非常破旧的小公寓，但在当时这已经是他们的收入所能承受的最好住所了。

此后，从北京到上海，他们三人都住在一起，同宿一个公寓，被猎奇的小报炒作为“大被同眠”。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但也说明了三人关系密切。胡也频和丁玲每次发生争执时，年长的沈从文总是出来当调解人，两边相劝，化解矛盾。有时候沈从文和丁玲会用方言交流，胡也频听不懂，不免急得抓耳挠腮，丁玲见状忍不住哈哈大笑，于是满天的乌云都散了，两人又会和好如初。

有段时间，丁玲想去日本留学，朋友推荐在北大旁听日语的冯雪峰来辅导她。冯雪峰貌不出众但博学多才，很快便征服了丁玲。与胡也频主动追求的感觉不一样，这次是丁玲主动爱上了冯雪峰，这种滋味让丁玲非常向往。

丁玲陷入了情感纠结，在胡也频与冯雪峰之间痛苦地挣扎，明知不能爱却偏偏想去爱。这样的状态使三个人都同时陷于痛苦，最终冯雪峰选择了离开。

多年后，回顾这段感情，丁玲仍然心有不甘，他在写给冯雪峰的信中说：“你为什么不想获得我？……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她甚至在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中这样袒露自己的心声：“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

但同样是三个人的关系，却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丁玲和沈从文的关系，更多是类似于兄妹这样的感情。

1929年1月，胡也频的父亲来到上海，准备入股一家菜馆。结果在胡也频的劝说下，胡父改为支持儿子创业，投资1000元，月息3分。胡也频拿着这笔钱，和丁、沈一道，创办了红黑出版社。但后来经营上出了问题，组稿方向也发生了分歧，最终只能选择散伙。

离开红黑出版社后，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去了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担任讲师，后又去了武汉大学文学院教书。有一年寒假，沈从文回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重逢，丁玲劝沈从文加入“左联”，但沈从文更愿意做一个自由的创作者，所以拒绝了。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梦熊主持召开的会议，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警抓捕。此时，正在国立青岛大学执教的沈从文听说后，立即写信给胡适、蔡元培等师长请求援助。

为了不让丁玲母亲担心，沈从文还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为了救人，沈从文独自来到南京，找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帮忙，邵力子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请求斡旋。沈从文返回上海，但事情没有得到结果。他又陪同丁玲再到南京，找到中统的陈立夫。但胡也频是军统抓的，中统不便插手，营救行动搁浅，找律师又遭到拒绝。1931年2月7日，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烈士被秘密枪杀于龙华。

沈从文为营救好友胡也频，两下南京，到处求人。胡也频牺牲后，他又从徐志摩处借得路费，冒着风险，以丈夫的名义护送丁玲母子回到湖南常德，以至于延误了返校的日期，丢掉了赖以为生的教职，只好留在上海，靠写作为生。

胡也频牺牲后不久，丁玲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结识了翻译冯达，两人随后确定了恋爱关系。1931年11月，也就是胡也频牺牲几个月后，丁玲便和冯达同居到了一起。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当时几乎无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沈从文得知消息后，于5月25日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后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相继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踪》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

不久，突然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正在为老友奔走呼号的沈从文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挥笔写下了《记丁玲女士》一书，全文长达10万字。该书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发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给当局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丁玲面临的危险。

丁玲最终被释放出狱，脱离软禁后，丁玲逃离南京去了延安。

十多年后，新政权建立，丁玲成了担任文艺领导职务的老革命。1952年，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更是声名鹊起。而此时的沈从文，因北大学生翻出了郭沫若的旧文，说沈从文的作品是“桃红色的”反动文艺，受到文化界的猛烈批判。沈从文在自杀获救后，离开北京大学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退出了文坛。

丁玲听说了沈从文的事情后，劝慰说：“不要再疑神疑鬼，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的头上。你一样可以写你的文章。”

1955年，沈从文对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不满，觉得“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为此写信向丁玲求助。当时丁玲正在接受批判，但还是出面联系，调沈从文到故宫工作，但沈从文最终没去。

事情的转折是在1979年，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拜访丁玲，送给她一本港版的《记丁玲》（即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丁玲刚开始没打算看，后来一看便怒不可遏，她在书中写下了眉批、旁注127条，其中大部分是反驳之辞。针对文中“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指胡也频)住在一起，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的地方，丁玲直接批道：“混蛋！”

对于另外一段文字描述：“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丁玲的批注是：“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如果脱离了沈从文当时写作的时代，单纯去看以上文字，会觉得有损丁玲的形象。但如果回到差不多一百年前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背景，那么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她在男女关系上的种种行为，恰好彰显了那个时代新女性争取个人自由的独立个性。沈从文如实地将这种个性解放，用文学的语言讲述出来，应该是忠实于时代的，并无不妥。

但问题是，中国社会在文革期间，突然进入了一个对男女关系讳莫如深的年代，像样板戏中的男女主人公，要么是男光棍，要么是女单身，在感情上个个不食人间烟火。男女关系成了非常敏感的话题，稍不留意就成了不正当关系。

所以，沈从文在1930年代记叙的那些事情，原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到1980年代，一切就都有了不同的意味。当属于那个年代丁玲独有的“开放”，一旦放置到新的社会背景中，便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读。

晚年的丁玲，之所以对沈从文1930年代出版的《记丁玲》，产生极大反感，原因盖出于此。为了表明自己新的认识立场，她不惜与沈从文彻底决裂，反目成仇。

在这种偏执的理念之下，丁玲在1980年3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也频与革命》的文章纪念胡也频，文中怒斥沈从文40多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称此书“胡言乱语”，并说作者“无知、无情”，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对此，沈从文未作回应，只是在给好友徐迟的信中评价此事：真像过去鲁迅所说的“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

作为抗议，沈从文在十二卷本的《沈从文文集》中，删去了《记丁玲》和《记胡也频》，就当过去的友谊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刀两断，就此两清，也给文学史留下了一段永无弥合的绝情。

参考资料：

1、记者李满《沈从文与丁玲：从情同手足到反目成仇，他们恩怨背后折射人性之恶》

2、梅莉《爱而不得，相望江湖》

3、《沈从文和丁玲：昔日亲如兄妹，为何反目成仇，至死恩怨未解》

4、百度百科《丁玲》《沈从文》《胡也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