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经过4年的试点后，股票发行注册制正式在全市场推开，常态化退市机制已经逐步落地。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重整中应坚持市场化、优胜劣汰导向，要做好投资者保护安排、促进上市公司改善质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定位得到进一步强调，破产重整作为解决困境上市公司问题的重要途径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本年度的上市公司重整亦呈现出新的发展和趋势。2023年度上市公司重整规则的发展2023年2月17日证监会及各证券交易所等发布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标志着注册制推广到全市场和各类公开发行股票行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正式实施。其中，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答记者问时特别强调：畅通强制退市、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多元退出渠道，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2023年6月21日证监会进一步发布了《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债券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其中，《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10条明确提出了支持“推动通过破产重整方式有效出清违约债券”。作为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等公司债券的重要发行主体，上市公司重整同样构成了债券注册制改革背景下违约债券的重要出清手段。202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鼓励民营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坚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2023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日月其迈，时盛岁新。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的一年：国际形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多边化遇到严重挑战，贸易冲突和单边制裁成为常态；虽然全球经济持续从新冠疫情等冲击中复苏，但经济增长仍然缓慢且不均衡，动力不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仍然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会议要求要增强忧患意识，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有效提振信心和防范化解风险，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成为化解风险的三大重点领域。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破产法在拯救市场主体、提升投资信心、优化营商环境、防范化解风险上背负了更大的责任和期待。2023年，《企业破产法》修订工作仍在积极推进，破产实践持续发展，破产公共服务纵深拓展，正确破产文化日益培树，个人破产的呼声日益高涨，运用破产保护制度保护民营企业、保护民营企业家成为市场新期待。时序更替，华章日新。2024年将是更加挑战，也同时充满机遇的一年。我们期待通过构建体系化的破产保护法律制度和良好的破产法律生态环境，更好地服务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贡献力量。去年方达破产组首次推出《方达破产年度报告（2022）》系列文章，获得业内广泛关注。今年，我们继续推出《方达破产年度报告（2023）》系列文章，希望与您共叙2023年破产与债务重组行业热点话题，展望2024年破产法治的新征途。本报告共分六篇，分别是总论篇、上市公司篇、房地产篇、金融机构篇、跨境破产篇和重整投资篇。2023年度事件回放2023年1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五条，承认德国亚琛地方法院作出的破产裁定，认可德国破产管理人身份并允许其在中国内地履行必要职责。2023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方达律师事务所宣布晋升11位合伙人，他们的业务领域覆盖公司并购业务、争议解决、知识产权、金融行业、资产管理、破产与重整、合规与政府监管、科技、传媒与电信等。方达管委会主任韩亮律师表示：“首先我要代表方达全体同仁向这11位新合伙人的晋升表示由衷地祝贺！在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市场仍存波动的影响下，全球律所都面临着严峻考验。在这一大背景下，方达始终坚持迎难而上，积极响应和满足客户需求，坚持为客户提供高水准法律服务。今时今日，青年律师面临比以往更加艰巨的挑战，方达的新合伙人不仅具备过硬的法律专业知识、商业思维和服务精神，也拥有强大的恒心、韧性和长期主义思维。我们祝愿这些新合伙人在进入事业新阶段后收获更多成长，为我们的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对于本次晋升，管理合伙人唐奇儿律师表示：“诚挚祝贺新合伙人取得的成就，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位多年来的辛苦付出与努力拼搏。人才是方达成功的最重要内驱力，特别是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格局中，我们更要把握长期趋势和机遇，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培养并赋能更多卓越人才。期待我们的年轻合伙人能够发挥各自的专业所长，凭借他们各自敏锐的市场创新意识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助力事务所在法律服务市场行稳致远、与时偕行。”新晋合伙人名单如下：北京办公室缑正GOU

2023年6月1日，华平投资宣布完成受让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所持有的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欧基金”）23.3%股权的交割，并已成为中欧基金的第一大机构股东。在此之前，证监会已于2023年4月13日发布《关于核准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持股5%以上股东的批复》，核准华平投资持有中欧基金23.3%的股权。华平投资为全球知名的顶尖资产管理机构，在全球直接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800亿美元。自1966年成立以来，华平投资长期重点布局全球金融服务领域，积累了逾55年的跨周期金融投资和管理经验。在中国，华平投资也是在金融服务领域最为活跃的外资机构之一。借助在海外发达市场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对产品和渠道战略规划及布局的深入理解，并结合丰富的另类资产投资经验，华平投资致力于协助在华战略入股机构进行战略发展定位。本次华平投资成功投资入股中欧基金，是华平在中国金融资管服务领域的另一重大投资。中欧基金是一家在中国主动权益领域具有领先地位的精品公募基金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平投资成为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同时入股两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实现“两参一控”投资的国际投资者。方达担任华平投资的法律顾问，就本交易提供包括尽职调查、方案设计、交易谈判、协议起草、合规咨询、证监会申报以及经营者集中申报在内的全方位法律服务。本项目方达团队由合伙人方健、潘思元牵头，核心项目组成员包括资深律师王骁轶、律师胡方堃、方梓涵、牛旭彤等。反垄断业务合伙人黄菁律师为本项目提供了相关专业支持。方健（FANG

2023年5月25日，宏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宏信建发”，股票代码：9930）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募集资金约16.4亿港元。宏信建发分拆自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远东宏信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设备运营服务提供商之一，能够提供覆盖项目全周期的全方位、多功能服务。根据相关行业顾问报告，按截至2022年底中国的设备保有量计，宏信建发在高空作业平台、新型支护系统和新型模架系统三个市场均排名第一。方达律师事务所担任本项目联席保荐人的中国法律顾问，为宏信建发上市的全过程提供法律服务。方达团队由合伙人丁继栋、马凌君、许馨月及资深律师魏剑波牵头，其他主要成员包括黄婷婷、谭泽雨、文晓博、詹梅蓉和宋熠雯等。丁继栋（Jeffrey

Cong）合伙人dalin.cong@fangdalaw.com执业领域：专攻上市公司投资、收购与兼并、外商直接投资和公司一般法律事务韩亮（Michael

方达破产年度观察（2022）星霜荏苒，居诸不息。2022年即将过去，但于国家、社会、行业和个人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国际环境风高浪急，俄乌冲突震惊世界，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通胀与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新冠疫情多次反复，宏观经济指标增速回落，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投资、消费信心遭遇重创。于行业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企业破产法》”）的修订工作积极推进，破产法实施和破产审判实践进一步发展，破产配套制度不断健全。但不讳言，经济下行趋势下，虽然债务重组和破产重整的机会增多，但重组和重整的难度远超想象，多起引人瞩目大型案件重整计划或难产或表决未通过。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房地产行业风险的进一步传导和蔓延，部分金融机构也困难重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带来挑战。4月24日，海航集团宣布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海航集团万亿破产重整大案正式落幕，或许标志着一个新的破产时代的到来。岁聿云暮，一元复始。2023年承载了我们的众多期待。我们希望破产法能更好地回应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之问，能更有效地满足助力经济结构调整和困境企业脱困的实践之需。知所从来，思将所往，方明所去。方达破产组由此首次推出《方达破产年度观察（2022）》，希望与您共同回顾2022年破产与债务重组行业的重大事件与行业主线，展望2023年破产法治的新征途。本报告共分五篇，分别是总论篇、房地产篇、金融机构篇、上市公司篇和跨境破产篇。请单击目录图片进行详细阅读请长按并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在文章末尾左下方点击“阅读全文”，填写并提交问卷，我们将后续向您发送。季诺（Nuo

投资人为保护自身利益，在投资过程中通常会要求设置诸如业绩承诺、估值调整、回购权、优先认购权、优先购买权、反稀释、优先清算权、最惠国待遇、一票否决权等一系列股东特殊权利条款，本文旨在结合A股IPO市场案例，对A股IPO中投资人特殊权利条款清理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股东特殊权利条款清理相关规定根据2020年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及各交易所相继发布的相关上市审核问答，对于“对赌协议”或“对赌协议等类似安排”，原则上要求在申报前清理，但如果同时满足以下要求的可以不清理：发行人不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对赌协议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约定；对赌协议不与市值挂钩；对赌协议不存在严重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或者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情形。2022年上半年，市场上曾广为流传一个所谓的“窗口指导意见”：发行人及股东均不能成为对赌协议的签署主体；协议全部特殊条款（不仅仅是影响报表的条款）“自始无效”；日期需签署在报告期内，否则需延期。监管部门始终未从官方层面进行确认，但实践中仍有不少中介机构参照了该标准进行执行。近期A股上市公司股东特殊权利清理情况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12月9日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的公司合计163家，其中94家发行人披露存在股东特殊权利约定，约占57.67%。笔者就以下投资人股东最关心的4个问题进行逐一统计分析：1.

“行政垄断”行为泛指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相较于经营者从事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企业对行政垄断行为的关注度可能不高。一方面，行政垄断行为可能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不直接关联，往往容易被企业忽视；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准确识别其中的行政垄断问题和寻求救济路径，甚至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而听之任之。事实上，国家反垄断主管部门一直对破除行政垄断行为高度重视，不仅颁布了专门的禁止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定[1]，更针对涉嫌行政垄断的抽象行政行为创设了独具特色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在当前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强化反垄断的大背景下，对行政垄断行为的执法再次提速，地方政府陆续开展了针对行政垄断行为的专项执法行动[2]。本文意在剖析不同行政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以及企业在面对不同行政垄断行为时可以采取的维权手段。行政垄断行为的类型与场景我国的《反垄断法》禁止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从事限制竞争的行为。按照行政相对人是否为特定主体，行政垄断行为可分为抽象行政垄断行为和具体行政垄断行为。抽象行政垄断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具体行政垄断行为则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单方行为；按照行为类型，行政垄断行为在实践中可表现为限定交易、妨碍商品自由流通、限制招投标、限制外地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等类型[3]。准确识别行政行为是企业寻求救济的起点，我们谨通过本文针对行政垄断行为的一些常见类型和新场景加以梳理。1.

方达律师事务所长期致力于解决复杂商事争议，深耕境内外仲裁程序。我们旨在通过本系列访谈评论活动，从实务的角度向更多对仲裁感兴趣的朋友介绍仲裁程序中的常见问题，并邀请境内外仲裁从业者与我们一同分享各个法域的仲裁实践。本系列访谈评论活动将自2022年1月起，在每月6日和20日左右分别播出一期，预计全年共24期，每期约20分钟，供各位仲裁爱好者利用碎片时间快速了解仲裁概述、仲裁启动、从组庭到开庭、从开庭到结案、结案后各个环节的系列经典话题和相关案例。本期视频仲裁机构费用深度解析（下）本期概述一、境内外仲裁机构仲裁费的缴纳方式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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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近日颁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新规》”）取代《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2003年旧规》”），成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和共识”，对于更多的争议进行了有意的“留白和沉默”。“最大公约数和共识”一面，《新规》通过区分故意与过失、明确损害填平原则等等，体现了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审理的审慎和谦抑，以图在保护原告投资者利益、提高违法成本与平衡市场各方主体利益、保障市场健康持续发展之间寻得平衡。“留白和沉默”一面，因《2003年旧规》以股票为规制原型，但债券与股票在权证属性、发行方式、交易场所、交易方式、投资者画像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在债券虚假陈述纠纷的某些特殊性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加之《2003年旧规》的立法惯性影响，债券虚假陈述纠纷的一些特殊问题属于“留白和沉默”的主要对象之一。故作者结合大量的案件代理经验和实践观察，以债券虚假陈述纠纷视角，评述《新规》将对该类案件产生的影响。《新规》对债券的适用范围：基于证券交易场所与证券交易方式的视角为了适应我国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及证券种类、市场层次、交易方式的多样化，《新规》第1条规定，凡是在证券交易场所发行、交易证券过程中因虚假陈述引发的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均属于《新规》的适用范围；在依法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中发生的虚假陈述行为也可参照适用《新规》，旨在“实现打击证券发行、交易中虚假陈述行为的市场全覆盖”[1]。但无论从证券交易场所还是证券交易方式上，《新规》都有一定的“留白”或不明朗之处。1.

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战斗过的朋友都知道，损失认定向来是这类案件中兵家必争之地，每每硝烟弥漫。那可都是真金白银，来不得半点含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新规》”）与《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2003年旧规》”）相比，在损失认定方面到底做了哪些重要修改，又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怎样的潜在影响，本文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粗浅的见解。关于

承袭《新规》评述的前两篇，我们在本文中以新旧规定的相应关键词为基础，讨论《新规》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及其变化。2022年1月21日公布的《新规》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了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与《2003年旧规》相比，《新规》对适用范围的表述相对简单，但由于《新规》使用了更加开放性的“立法”措辞，且摈弃了《2003年旧规》第三条对适用限制的除外规定，使得《新规》的适用范围存在较大的扩展解释空间。总体来看，新旧规定均明确，司法解释适用的侵权争议是由在“证券交易场所”“发行”“交易”“证券”过程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行为所引发。本文以新旧规定中该部分共通的关键词为基础（信息披露责任主体的范围及虚假陈述构成要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结合《证券法》的修订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尝试对《新规》的适用范围及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做简单梳理和讨论。关键词

本文系本所就《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新规》”）评述系列推出的第二篇。我们将以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案件的“前置程序”取消为切入点，探讨此项修改将给虚假陈述案件司法实践带来的影响。“前置程序”的前世与今生“前置程序”在我国证券虚假陈述诉讼中的适用由来已久。简言之，根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2003年旧规》”）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此类案件须以投资者提供相关虚假陈述行为已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生效处罚决定或有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裁判文书为前提。自2015年5月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司法规定层面对“前置程序”的硬性要求作出了转变，如最高院在同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商事审判若干问题》”）中提出，虚假陈述等民事赔偿案件立案受理时不再以行政处罚和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前置条件。2020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就普通代表人诉讼，行政处罚和刑事裁判文书仅系作为用于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中的一种类型，而非启动此类诉讼的前置条件；类似地，同期出台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更直接点明，以被诉行为未经有关行政处罚或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为由请求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在“总体要求”第七点进一步明确要求“修改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有关司法解释，取消民事赔偿诉讼前置程序”。可见，在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宏观层面以及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大趋势下，“前置程序”的彻底废除有助于降低投资者起诉门槛，充分保护投资者行权维权，也是人民法院处理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案件的必然方向。然而，司法实践层面上，上述关于放宽或取消“前置程序”要求的实施效果差强人意。一方面，2015年后法院在此类案件中认定虚假陈述行为仍然主要依赖于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相关刑事判决；另一方面，部分法院仍直接指明投资者起诉时提供的有关信息披露违规的通报批评、警示函等不属于行政处罚决定，故不满足法定受理条件，并裁定不予受理[1]，或在立案后以投资者未能根据《2003年旧规》递交所需资料等程序性理由裁定驳回起诉[2]、或经审理后以涉诉行为不具有重大性、投资者未能证明损失因果关系等实体理由驳回判决投资者的诉讼请求等情形[3]，鲜有法院在监管机构未在行政执法中认定存在相关虚假陈述行为的情况下支持投资者的赔偿请求。此次《新规》正式取消了“前置程序”，在其第二条列明的起诉材料中未要求原告投资者提交相关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并明确法院“不得仅以虚假陈述未经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为由裁定不予受理”。然而，虽然对“前置程序”的批判和否定由来已久，但不可否认的是将关于虚假陈述行为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作为其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自有一定现实意义，尤其是设置“前置程序”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举证难度和索赔门槛，亦有利于法院提高审判此类案件的效率。因此，“前置程序”明确取消后，将对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审理带来重大变化，以及将对诉讼各方和司法机关提出全方面挑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最为直接的影响，一是诉讼时效的变动，二是法院对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尤其是对其“重大性”如何判断。针对第一个问题，如我们在本评述系列（一）《新规要点简评》一文中指出的，《新规》已明确将针对虚假陈述索赔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从原先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告/生效日变更为揭露日或更正日（以在先者为准），作出了与“前置程序”取消的配套变更（但是《新规》实施后如何处理投资人就《新规》实施之前虚假陈述提起索赔的时效问题，尤其是《2003年旧规》下未过时效、但《新规》下已过时效的情形，《新规》未能给出明确答案，尚有待通过司法实践对此新旧衔接问题进一步观察和明确）。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就《新规》提供的解决方案展开详细讨论。“前置程序”取消后虚假陈述行为及其重大性的认定《2003年旧规》第十七条及最高院于2019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又称“《九民纪要》”）第八十五条均指出，证券虚假陈述，是指针对证券发行或交易过程中可能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及投资损失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实施的，若不具备重大性，则因该行为不足以造成投资者损害，进而不具有可赔偿性。《九民纪要》进一步指出，“虚假陈述已经被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的，应当认为是具有重大性的违法行为”。因此，在存在“前置程序”情形下，投资者基本可依据相关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的认定结论对是否存在虚假陈述、是否其具备重大性进行举证，且由法院据此作出认定，基本不存在举证难度。但是在“前置程序”取消后，法院需对虚假陈述行为及其重大性进行独立审查和认定。就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而言，《新规》沿用了《2003年旧规》对“虚假陈述”的定义中所列基本要素，即（1）信息披露的违法性；及（2）导致“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违法性”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的定义作出了细化规定和调整。同时，《新规》第四条在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作出定义时，多处以“重大不实记载”、“重要事实”、“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用词对虚假陈述所涉信息的重大性进行强调，与其第十条中虚假陈述内容应具有“重大性”之规定予以前后呼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规》第十条在披露信息内容的重大性（该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外，增设了“价格敏感性”的重大性判定标准。该判断标准一方面体现在该条第一款第三项，即“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可独立构成“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具有重大性”之情形，另一方面体现在该条第二款，即有“证据足以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的内容不具有重大性”。可见，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是否存在明显变化，是判断相关虚假陈述是否具备重大性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虚假陈述内容是否具备“价格敏感性”将在越来越多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成为各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新规》的前述修订，溯源式地反映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本质，也即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仅在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及投资损失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情况下，行为人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如我们在本评述系列（一）《新规要点简评》一文中指出的，“重大性”与“因果关系”为一体两面：“虚假陈述”需具备“重大性”才能为投资者所信赖从而影响其交易决策和造成其投资损失，方能成立“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反之，若不具备重大性，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难以建立，投资者索赔基础亦不存在。《新规》对虚假陈述内容“重大性”定义的重述，亦体现出了民事审判与行政执法对虚假陈述行为之关注重点的差异。证券行政执法所保护的利益为公共利益，更多地关乎证券市场和社会管理秩序，其功能在于惩罚和预防，针对的主要是行为人的行为违法性；一旦行为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即有可能遭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相对地，民事责任所保护的利益主要是私人利益，其功能更多强调补偿和救济，即便行为人的信息披露行为具备违法性，若其违法行为与投资人投资决策或投资损失不具备因果关系，其亦无需向投资人承担相应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换言之，即便存在针对虚假陈述的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判决，行为人亦有机会提供关于该等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的证据以证明该等虚假陈述不具备重大性，进而基于《新规》第十条第三款对投资人的索赔提出抗辩。“前置程序”取消对证券虚假陈述诉讼的其他影响除上文讨论的诉讼时效和“重大性”认定之外，“前置程序”取消也将对证券虚假陈述诉讼产生其他方面的影响。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最新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新规》”）于今日起正式实施。法释[2003]2号《最高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2003年旧规》”）同时废止。《新规》是《2003年旧规》实施近二十年来法院审理经验的总结、是我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背景下的产物，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指导法院妥善解决该类案件、依法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新规》起草阶段，我们曾有幸与其他相关组织机构一起参与了部分讨论，从最终出台的内容上看，《新规》吸收了各界反映较一致的一些意见，对于存在争议的某些内容进行“留白”以待日后进一步完善。针对《新规》的适用及其对日后案件审理的可能影响，我们将推出系列评述文章。《新规》总共35条，分为八个部分。本文基于对《2003年旧规》等相关规定的对比，就《新规》的要点进行简评。本文未展开的内容，后续文章将分章节深入讨论。《新规》适用范围的扩大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要求，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开发行的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转让。”由此，《证券法》将证券市场划分为（1）证券交易所、（2）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3）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新规》第一条规定，除了适用于证券交易所及新三板之外，在依法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中发生的虚假陈述行为也可参照适用。这一规定与《证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相配套，有助于实现打击虚假陈述行为的更全市场覆盖。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属于“场外、非公开”市场且尚处发展较早期，而虚假陈述所依据的“欺诈市场理论”之前提是“公开市场”和“有效市场”（即与交易相关的信息需要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而被披露的信息会通过市场的有效性得到广泛传播，并以价格波动的形式得到体现），因此实践中对“区域性股权市场”应如何稳妥地参照适用《新规》仍有待观察和探索。立案：明确废除前置程序并相应调整原告的初步举证责任《新规》第二条对《2003年旧规》第六条第一款作出修改，虚假陈述案件的立案与受理不再以行政处罚或生效刑事判决作为前置条件。早在2015年，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实施，最高院曾通过《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这一工作文件明确取消“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立案前置程序要求。2020年，《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债券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取消了“债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前置程序要求。但《2003年旧规》第六条始终未被正式废止，导致实践中对于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立案受理条件要求不尽统一。《新规》的颁布有助于统一虚假陈述民事纠纷案件的立案受理尺度，同时意味着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数量将随之增多、甚至呈爆发态势。下表是《新规》与《2003年旧规》及其他规定中有关立案条件的对比。《2003年旧规》设定前置程序的目的在于“避免滥诉”和“减轻原告举证负担”。其中，“减轻原告举证负担”是解决“重大性”或“可赔性”，这确实是审判阶段需要审理的事情，若遵循前置程序则意味着在立案阶段就径直按照审判标准进行了审查——从这个角度看，废除前置程序将使得虚假陈述案件的立案审查标准回归正轨。但另一方面，废除前置程序后，或将面临滥用诉权的问题——有关此点，《新规》要求原告起诉时应提交“实施虚假陈述的相关证据”，在日后实践中法院将如何把握审查尺度，以防止滥诉，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请单击放大图片，进行详细阅读）

方达律师事务所长期致力于解决复杂商事争议，深耕境内外仲裁程序。我们旨在通过本系列访谈评论活动，从实务的角度向更多对仲裁感兴趣的朋友介绍仲裁程序中的常见问题，并邀请境内外仲裁从业者与我们一同分享各个法域的仲裁实践。本系列访谈评论活动将自2022年1月起，在每月6日和20日左右分别播出一期，预计全年共24期，每期约20分钟，供各位仲裁爱好者利用碎片时间快速了解仲裁概述、仲裁启动、从组庭到开庭、从开庭到结案、结案后各个环节的系列经典话题和相关案例。本期视频境内仲裁

方达律师事务所长期致力于解决复杂商事争议，深耕境内外仲裁程序。我们旨在通过本系列访谈评论活动，从实务的角度向更多对仲裁感兴趣的朋友介绍仲裁程序中的常见问题，并邀请境内外仲裁从业者与我们一同分享各个法域的仲裁实践。本系列访谈评论活动将自2022年1月起，在每月6日和20日左右分别播出一期，预计全年共24期，每期约20分钟，供各位仲裁爱好者利用碎片时间快速了解仲裁概述、仲裁启动、从组庭到开庭、从开庭到结案、结案后各个环节的系列经典话题和相关案例。本期概述

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控制权争夺战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公司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出现争议的时候，各方往往都希望能够先于对方控制法代，从而在公司业务经营、诉讼活动和舆论宣传等条线中抢占先机。针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在公司内部，股东会（或经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作为公司权力机构，有权作出决议更换法代，决议作出后即在公司内部产生法代变更的效果（“变更法代决议”）。在公司外部，工商登记的法代有对外公示效力，第三人对登记法代的代表权有合理信赖。在公司作出变更法代决议后，公司应依法及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使法代内外一致。但是在公司控制权发生争议的情景下，由于公司公章和证照被公司的原法代、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所控制，经常出现公司无法根据变更法代决议完成法代变更登记的情况。攻守双方之间甚至经常因此而衍生出其他控制权问题、使关联争议频频升级。结合近期处理案件的实战经验，我们将梳理法代变更登记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实践，介绍法代变更登记之战中意图变更法代登记的“攻方”与希望避免法代变更登记的“守方”可以采用的技能与武器。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本文中先介绍“攻方”的实操指南。法代变更登记的一般流程及所需文件一般情况下，公司办理法代变更登记需要如下文件的原件：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一般需加盖公司公章，并由原法代或新法代签字。原法代免职及新法代任命文件：一般是包含该等决议事项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如法代的变更还涉及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人选的变更及章程修订，决议事项还需包含该等内容。决议机关依据公司章程确定。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和/或副本：需向登记机关缴回。除上述申办文件的要求外，在办理流程上，目前部分地区的登记机关要求申办人先在政务管理系统中对申办业务进行线上申请，而后才可至政务服务大厅现场进行办理。登录该等线上系统需具备一定条件，如掌握公司的企业U盾或登录用户名、密码等，这一步骤所需的材料也应预先加以考量。公司控制权争夺情景下的攻方战术如果攻方已经掌握变更法代决议及其他文件材料，但由于不掌握公司的公章或营业执照正副本而无法办理法代变更登记，则可尝试下列战术：战术一：有缺则补，完善材料并办理变更登记以北京地区登记机关的实践为例，如果攻方不掌握营业执照或公章，可以积极与登记机关沟通采取下列方案：1.

2021年6月，最高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合规指导意见》”），明确引入第三方监管人的角色，并细化了合规考察流程规则，体现除了我国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程序公正的价值，避免检察机关同时担任执法者和企业合规评估员的角色冲突和可能导致的权力滥用。但同时需要看到，我国的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尚处于起步状态，针对不同罪名的刑事合规考察标准仍未明确，第三方监管人履行监督评估工作缺乏规范统一的衡量标尺，到底如何真正实现制度的实体正义价值值得探讨。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有必要构建刑事合规考察的初步标准体系，细化不同罪名的具体考察标准内容，确保刑事合规制度在为涉案企业及其相关人员探索刑事免处路径的同时，不偏离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在最高检发布的第一批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中，列举了五类刑事合规不起诉案件，本文仅以“张家港市L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案”为例，借鉴欧盟法关于环境犯罪合规管理的成熟经验，围绕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合规内容，探讨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合格考察标准试立的可能性，以求丰富学理、有益实践。欧盟法下的环境合规评估标准1.

在中央“防范金融风险、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1]以及证监会“落实‘零容忍’方针、净化市场生态”[2]的大背景下，纵观过去5年，虚假陈述（作为信息披露违规的一种）一直是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重点打击领域。具体而言，2015年至2018年间，证监会先后组织了20个批次的专项执法行动查办了268起重大典型案件[3]。2019年至2020年间，新《证券法》提高了对虚假陈述的罚则，证监会通过开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加大了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关联交易，大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具体表现在案件数量上，信息披露类案件近年来呈震荡上行趋势，近三年新增立案数量均在80件及以上，2017-2020年占全年行政处罚比重亦维持在20%左右[4]。（请单击放大图片，进行详细阅读）近年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整体趋势观察1.

网络直播营销业态火爆，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丰富的消费体验，也给商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网络直播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如何界定和划分？方达争议解决团队基于此前海淀法院的一则案例，拟就网络直播平台在直播带货场景中的侵权责任的相关问题，分享我们的思考和观察。问题的引出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宣判了一起全国首例认定直播带货场景下的直播平台为电商平台的商标权案（以下简称海淀法院案件），亦是《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施行以来对该类平台性质进行认定的首个司法案例。该案中，赛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发现莱州市弘宇工艺品有限公司在抖音平台售卖带有“AGATHA”字样和其特定图标的手提包，因此以侵害商标专用权为由，将弘宇公司、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海淀法院。[1]原告赛饰公司诉称，其通过阿加莎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授权获得“AGATHA”和两枚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被告一弘宇公司未经授权，通过其在抖音直播平台的帐号进行直播并销售带有涉案商标标识的两款手提包，该行为侵害了赛饰公司商标权；被告二微播公司作为抖音平台运营商，对弘宇公司前述行为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应当与弘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经审理，海淀法院认定：弘宇公司构成侵权；抖音平台属于电子商务平台，但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需就弘宇公司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上述一审判决虽然尚未公布全文，当事人是否提出上诉亦尚无从得知。但仅从目前法院公布的案件摘要和判决所涉法律问题的总结来看，已有不少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地方。例如：提供网络直播服务的平台在符合何种特征的情况下，应当被认定为《电子商务法》中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如网络直播平台被认定为电子商务平台，在平台内直播销售者涉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时，平台应承担何种责任，又当履行何种义务可以免责？由于《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自2021年5月25日起施行，相关司法实践和认定标准尚不清晰，该海淀法院案件无疑对厘清及界定相关概念和问题，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本文仅以海淀法院案件为视角，就网络直播平台在直播带货涉及知识产权侵权情形下的民事责任，略作讨论。网络直播带货场景中，网络直播平台被认定为电子商务平台的判断标准1.

2021年8月17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为“《关保条例》”）正式公布，并将与《数据安全法》和《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近期赴美上市企业被启动网络安全审查，以及网信办紧急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修订工作，引发了业界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认定、供应链安全监管等问题的高度关注。此次《关保条例》的出台，明晰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监管机构及角色分工、认定的考虑因素、认定流程，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以下简称为“运营者”）的安全保护义务及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施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需经主管部门审批的要求、运营者授权等方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监管机构是什么？本次《关保条例》相较于2017年公布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为“《征求意见稿》”）在监管机构上有所变化。《关保条例》第3条将负责指导监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监管主体从《征求意见稿》中的“各行业、领域的行业主管或监管部门”统一为了在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下，由公安部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指导监督。《关保条例》将制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规则和组织认定的职权均划分给重要行业的主管部门（“保护工作部门”），即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国防科技工业等重要行业和领域的主管部门。[1]我们将《关保条例》中各监管部门的角色分工梳理如下：《关保条例》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的考虑因素是什么?相较于《征求意见稿》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上从特定行业、特定单位入手，《关保条例》第9条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认定着眼于“设施”本身，即考虑“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等”设施对行业内关键核心业务的重要程度；“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等”设施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时的危害程度及其他行业领域的关联性影响。目前《关保条例》仅提出了制定认定规则的考虑因素，各行业主管部门将如何结合行业实践对《关保条例》第9条所列出的上述因素进行细化还有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规则的出台，例如是否包括重要数据以及大量用户个人信息的处理等要素。如何认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2020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第20条规定（近期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版征求意见稿）》没有对此条进行修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是指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门认定的运营者。从《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及其征求意见稿、《贯彻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的指导意见》到《关保条例》，均明确了由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其运营者。由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定义以及范围均比较宽泛，并且技术以及网络安全的要求会不断地更新迭代，监管机构对于行业内的企业的具体的信息基础设施应该也会在一个持续的了解和认定的过程。《关保条例》规定了认定、评估及通知、通报的认定流程，其第10条规定保护工作部门根据认定规则负责组织认定本行业、本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时将认定结果通知运营者，并通报国务院公安部门。《关保条例》第11条还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其认定结果时，运营者应当及时报告保护工作部门，由保护工作部门重新认定。实践中，随着运营者的业务规模扩大、业务重心或行业的变化，均可能导致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认定的结果变化。该条规定意味着运营者应定期核查自身业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的数据量、数据字段情况，以内部评估是否需要进行重新认定，并主动报告相应的变化以便监管机构进行重新认定。如果运营者未及时报告的，可能面临警告、责令改正或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有哪些保护义务和责任？《关保条例》对《网络安全法》规定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安全保护义务进行了细化及补充，具体包括：运营者违反安全保护义务的，可能面临最高100万元罚款；运营者涉及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不符合《关保条例》要求的，可能面临最高10倍采购金额的罚款。个人违反《关保条例》，例如实施非法侵入、干扰、破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行为，也可能面临罚款、拘留或5年乃至终身禁止从事网络安全管理和网络运营关键岗位工作的处罚。《关保条例》中其他新的规则？《关保条例》要求相关监管部门参与到运营者的“一线”运营中，加强“事前”、“事中”监管与协助，公私紧密合作，[2]以达到充分发挥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的目的。例如：运营者进行安全背景审查时，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予以协助。（第14条）保护工作部门应制定本行业的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本行业运营者进行应急演练。（第25条）保护工作部门应指导运营者做好网络安全事件应对处置，并根据需要组织提供技术支持与协助。（第25条）《关保条例》第31条规定，未经国家网信部门、国务院公安部门批准或者保护工作部门、运营者授权，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施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可能影响或者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活动。对基础电信网络实施漏洞探测、渗透性测试等活动，应当事先向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报告，并规定了相应罚则。很多企业因过去的《征求意见稿》以“单位”为标准划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进而认为一旦企业自身被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单位后，企业的所有系统包括HR系统、财务系统等均需要进行本地化设置。这是这几年许多企业的困惑，也导致了许多企业在业务系统的本地化上反复讨论落地缓慢。《关保条例》以“设施”本身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认定标准，可能意味着即便企业的业务系统被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也不代表企业的其他系统，如员工系统、财务系统等与主要业务系统不相关联的企业自身运作的系统也自动地被相应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2021年7月2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针对腾讯控股有限公司（“腾讯”）于2016年7月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公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处以50万元顶格罚款并责令腾讯及其关联公司于30日内解除独家版权、停止高额预付金等版权费用支付方式等，恢复市场竞争状态。市场监管总局深入调查了本次交易中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事实，并对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份额、控制力、集中度以及对市场进入和消费者影响等因素做出详尽的分析。不仅如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广泛征求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同业竞争者意见，最终做出了本次处罚决定。本次调查案件意义重大：首先，这是中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自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第一次对于未依法申报交易不仅处以罚款，而且附加了限制性条件；其次，更重要的是腾讯所承诺采取的一些合规措施似乎不仅限于本次交易本身，而且对于其未来在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上的商业模式以及从事并购交易均有较深远的影响。因此，该案件为企业未来在并购交易中的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合规义务敲响警钟，值得企业予以高度关注。我们在以下部分对于该案的主要看点进行了梳理，并分享我们对于该案对企业在经营者集中申报以及合规方面影响的一些思考。案件简介腾讯通过2016年的交易获得中国音乐集团61.64%的股权，取得对中国音乐集团单独控制权，市场监管总局认定该交易构成《反垄断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经营者集中。并且腾讯与中国音乐集团在2015年的全球以及境内营业额均达到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因此，本次交易理应进行事先反垄断申报。在分析交易的竞争影响时，市场监管总局认定本案相关市场为中国境内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同时，在分析并购双方的市场地位时，除了收入规模外，市场监管总局也参考了月活跃用户数，同时也将用户月使用时长纳入考量标准。通过这些标准，市场监管总局认定双方在2016年时均列市场前两位，合计市场份额超过80%。此外，市场监管总局认为交易减少相关市场主要竞争对手、且进一步提高相关市场进入壁垒，削弱市场竞争。首次对未依法申报的交易附加了“采取措施恢复相关市场竞争状态”的限制性条件《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尽管《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市场监管总局可以对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经营者责令处分股份或资产以及采取措施恢复到交易前状态等必要手段，但是在过往的未依法申报调查案件之中，从未出现罚款以外的处罚。包括7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对22家互联网企业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做出的行政处罚，总局对所有涉案企业也仅仅处以50万人民币的罚款。但是在本案中，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对未依法申报的交易要求采取措施，恢复相关市场竞争状态。处罚措施1.

政策动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提出强化重大证券违法犯罪案件惩治和重点领域执法，对欺诈发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2021年7月9日，证监会表示将坚决贯彻《意见》，落实“零容忍”工作方针，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异常交易，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操纵市场等行为，持续净化市场生态。同时，证监会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依托交易所大数据监控；形成集团作战、密切协同的执法格局；完善与公安系统的行刑协作机制；构建行政、刑事、民事的全面追责体系。[2]上期回顾在本次系列公众号文章中，我们提及本系列文章的初衷是希望能够结合相关执法案例，从实证分析角度，给市场操纵行政违法行为的要件进行画像，给大家一个直观、感性的认识。上期文章（详见方达争议解决组：《涉及证券市场操纵的行政违法行为：实证分析视角下的要件解析（上）》）着重介绍了规制市场操纵的法律框架、执法趋势、主观要件以及因果关系等认定问题；本文将重点介绍账户组认定以及几个典型的市场操纵行为，包括：洗售操纵虚假申报操纵特定时间价格或价值操纵

因近期数家赴美上市的企业被网络安全审查，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受到了高度重视。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启动第一起网络安全审查后的一周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随即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修订草案》”），结合最近颁布的《数据安全法》对纳入审查的情形、审查考虑的因素等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修订草案》实质性地扩大了网络安全审查的适用范围，其多处修改均体现着国家对数据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增加《数据安全法》作为立法依据（第一条）和处罚依据（第二十条）；明确要求“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进行网络安全审查，使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成为《数据安全法》第二十四条“数据安全审查制度”的现实体现；在网络安全审查中增加对“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可能遭遇的数据安全风险因素的考量。下文将对《修订草案》的重点内容进行简要评述。哪些主体可能会面临网络安全审查《修订草案》第二条规定实质性地扩大了适用网络安全审查的范围，其中包括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以及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形。此外，《修订草案》第六条还规定：“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这意味着，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企业如果处理个人信息达到规定的数量要求，在赴国外上市时也会适用该规定。针对这个新增的适用网络安全审查的情形，《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个保法二读草案”）中均采用“处理”而非“掌握”的概念。此处的“掌握”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是否对应着《数据安全法》和个保法二读草案中的数据处理者加上受托方目前尚未明确。考虑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区分了“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受托方”的概念及二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受托方本身也需要进行审查，是否需要与委托其的处理者一起对数据处理行为进行安全审查，这些问题均期待监管部门考虑，并且与相应的法律进行概念上的衔接。根据第六条的规定，仅“赴国外上市”的行为触发强制的网络安全审查。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由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属于“国外”的范围，拟赴香港上市的企业应不会受到本条的限制。但是上市行为在本规定的覆盖范围有待进一步明确，比如已经外国上市的公司的增发是否会导致网络安全审查等。增加证监会作为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的成员单位《修订草案》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第13个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就在数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完善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涉密信息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压实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跨境信息提供机制与流程的规范管理”的工作要求。《修订草案》将证监会纳为工作机制成员单位，有助于证监会在贯彻落实《意见》的过程中发现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外上市行为，并根据《修订草案》第十六条的规定，依职权主动申请发起网络安全审查。新增审查要点《修订草案》第十条进一步增加了网络安全审查中考虑的国家安全风险因素，即“（五）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毁损以及非法利用或出境的风险”，以及“（六）国外上市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的风险”。《修订草案》第十条规定了网络安全审查重点评估采购活动、数据处理活动以及国外上市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主要考虑以下因素（注：新增的考虑因素已经突出提示）：产品和服务使用后带来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扰或破坏的风险；产品和服务供应中断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业务连续性的危害；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开放性、透明性、来源的多样性，供应渠道的可靠性以及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遵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情况；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毁损以及非法利用或出境的风险；国外上市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的风险；其他可能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和国家数据安全的因素。特别审查程序期限延长《修订草案》进一步延长特别审查程序的期限，由原来的45个工作日增加至3个月。因此无论是主动申报的审查还是面临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依职权发起的审查，有关企业均应将3个月的期限考虑在内，以免实质性地影响商业计划的进程。明确“重要通信产品”属于《修订草案》所指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修订草案》在“网络产品和服务”中新增了“重要通信产品”，但仍然没有对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具体范围给出进一步的说明。目前，网络产品和服务主要指核心网络设备、重要通信产品、高性能计算机和服务器、大容量存储设备、大型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网络安全设备、云计算服务，以及其他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由于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办公室有权根据《修订草案》第十六条直接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以及数据处理活动和国外上市行为启动审查，如某项网络产品和服务在行业属性上具备敏感性且已经或可能进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供应链体系，或者其数据处理规模较大、处理的数据性质较为敏感，将有可能被认为“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而面临审查，同样值得企业关注。数据安全系列一：《数据安全法》要点评析《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要点评析《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要点评析尹云霞（Kate

在大多数读者心中，“市场操纵”并不是一个吸引眼球的题目。读者通常会认为此类违法行为总是与“游资敢死队”的彪悍操作紧密联系，与上市公司或其实控人相隔甚远。但作为专攻资本市场争议解决的团队，我们在实践中的观察并非如此。除近期因某网络大V爆料引起的“市值管理”与“操纵股价”之争外，上市公司大股东为确保在股价高位减持而进行的某些特定操作，有时也会涉嫌市场操纵，并引发证监部门调查。再之，在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敌意收购与反收购战中，寻找对方在增/减持股票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并向有关部门举报，也成为屡见不鲜的常规战术选项。因此，我们希望能够结合相关执法案例，从实证分析角度，给市场操纵行政的违法行为要件进行画像（Profiling），给大家一个直观、感性的认识。限于篇幅，本专题系列文章将分几期与大家见面。第一期将着重介绍法律框架、执法趋势、主观要件以及因果关系等认定问题；后几期将逐步介绍账户组认定以及几种典型的市场操纵行为。法律框架规制市场操纵的主要法律是《证券法》和《刑法》。这两部法律指出了市场操纵的两个核心要件：（1）使用不正当手段；及（2）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前述法律未就市场操纵行为给出明确的定义[1]。实践中，市场参与方通常援引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发布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认定指引》”）。虽然《认定指引》的效力层级低了许多且已于2020年10月30日失效，但其关于“市场操纵”的定义在实践中仍有参考价值。《认定指引》将市场操纵定义为“行为人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我们认为，市场操纵是证券欺诈行为，是指行为人滥用资金、持股、职权或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证券的交易价格和/或交易量，诱导其他投资者进行交易，进而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人获利并非市场操纵的构成要件。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规制市场操纵的一整套法律规则体系。该法律规则体系主要由《证券法》（第5、55、192条）、《刑法》（第182条），《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组成，配套司法解释或部门规章、自律规则主要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高解释》”）、前述《认定指引》、以及沪深交易所交易规则。近年来，针对市场操纵的法律与规则不断更新。新修订的《证券法》（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将行为人“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和证券交易量也列为了规制的对象，同时提高了操纵市场的行政处罚力度。刑法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新《证券法》基本保持一致，新增虚假申报、蛊惑交易、“抢帽子”交易这三种操纵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刑事领域相关《司法解释》从交易占比、交易成交额、违法所得数额三方面调整和细化了刑事入罪标准，并将“违法所得数额在100万以上”作为兜底性入罪标准适用于所有情形，使得操纵行为的刑事入罪门槛明显降低。（详见方达争议解决组：《悬崖之上：市值管理何去何从？》）执法趋势为贯彻中央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精神，中国证监会自2015年频繁开展执法行动。2015年-2018年，证监会先后组织了20个批次的专项执法行动查办了268起重大典型案件。如下图[2]所示：（请单击放大图片，进行详细阅读）具体表现在案件数量上，由于中国证监会通过专项行动逐步形成对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性质恶劣的违法案件的常态化打击，2015-2018年的市场操纵案件数量逐渐趋于平缓。2019年-2020年，伴随着《证券法》修订、《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以及注册制改革，立法机构、司法部门和监管机构加大了对操纵市场的关注和打击力度，2019年-2020年的市场操纵案件数量有所上升。如下图[3]所示：（请单击放大图片，进行详细阅读）主观要件通常而言，市场操纵的行为人须具有实施操纵行为的主观故意，而行为人是否意图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则不在主观故意的考察范围之内[4]。实践中，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个难点。根据执法机关总结的经验[5]，通常可从以下三种途径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否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操纵市场的故意？例如，上市公司的实控人为在股票的特定价格区间内完成减持，与某些市场机构达成“市值管理”的协议等。是否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操纵行为或者其他具备操纵特征的行为？例如，实控人通过上市公司发布虚假收购信息等方式，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和信息优势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人能否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以否定欺诈的主观故意？例如，某些案件中，行为人主张其行为属于正常的“市值管理”行为，相关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真实，不存在虚假或隐瞒等误导性陈述。在北京高院审理的谢某某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案（案号（2019）京行终2311号）中，法院认为，操纵意图可以通过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或是相关书证（例如：行为人之间订立的《研究顾问协议》、《资产管理合同》）直接予以证明，也可以通过其实施的违法、异常行为（例如：上市公司于行为人实施大量减持交易前20天左右披露了相关信息，容易误导投资者对公司业务能力的预期）进行推定。因果关系《证券法》第55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可见，除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之外，行为人的行为与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波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认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重要一环。关于此，《认定指引》中列举了可认定为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六种情形：致使新股或其他证券上市首日出现交易异常；致使相关证券当日价格达涨幅限制价位或跌幅限制价位或形成虚拟的价格水平，或者致使相关证券当日交易量异常放大或萎缩或形成虚拟的交易量水平；致使相关证券的价格走势明显偏离可比指数；致使相关证券的价格走势明显偏离发行人基本面情况；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情形；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其他情形。我们从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摘录了部分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说理，供参考。限于篇幅，本文仅能概述总则性的问题，旨在给市场操纵行政违法行为的各项要件画像，争取给大家一个直观、感性的认识。后续几篇我们将重点介绍“账户组”认定、以及包括连续交易、洗售操纵、虚假申报操纵、特定时间价格或价值操纵等在内的特定市场操纵行为，敬请持续关注。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简称“《数据安全法》”）的出台，正式确立了我国数据安全领域的基本法律框架，并明确提出了“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以完善数据安全监管框架的顶层设计，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律。在构建统一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体系并为重要数据规定“分级分类保护”、“地区与行业共治”、“额外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等制度的同时，《数据安全法》也提出了“国家核心数据”的概念，并对数据交易、数字经济发展、数据出口管制与对等反制措施、应对外国司法执法机构数据调取请求、政务数据开发、数据与竞争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规定了相应的制度。在二次审议稿的基础上，《数据安全法》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罚款上限高达一千万元，以及可以并处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虽然不少法律条款仍有待主管部门的澄清和配套规章的出台，考虑到《数据安全法》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施行，目前距离其生效日期仅剩不足三个月，建议企业尽早开展相关合规工作。经历三次正式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简称“《数据安全法》”）最终于2021年6月10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并将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作为数据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法律，《数据安全法》旨在通过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数据安全审查、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基本制度，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国家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为有效应对数据这一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风险与挑战提供了法律根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数据安全法》与《网络安全法》以及即将到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构建出我国数据保护的顶层建筑，为后续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以及数据流动奠定基础。本文将对《数据安全法》的若干重点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阐述该法在实践适用中可能有待监管部门澄清和明确的问题，为企业落地《数据安全法》合规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一系列文章，针对《数据安全法》中的核心制度以及数据安全治理中可能遇到的其他问题，与企业共同探讨可能的合规思路与路径。适用范围《数据安全法》第二条以“数据处理活动”为基本点规定了其适用范围，没有设置适用主体的限制，其将普遍适用于境内所有主体涉及数据处理的行为，以及境外所有主体符合条件的数据处理行为，为在最大限度内维护我国数据安全提供了法律支持。《数据安全法》规定，对“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境外数据处理活动都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也明确了今后的监管走向，即防止将中国业务移到海外来规避中国网络安全以及数据保护法的监管。由于不少跨国企业都会将境内经营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回传至总部进行分析，如果境外的数据处理活动引发了损害国内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结果，则不排除监管部门会援引《数据安全法》的域外效力条款，追究境内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由于对是否损害国家安全、公民和组织合法权益存在可以弹性解释的空间，跨国企业在开展与中国相关的数据处理活动时，可能需要考虑将国内数据处理的合规要求纳入考虑范围。“中央统筹

第三方机制的出台背景、释放信号和对企业刑事合规工作的启示2021年6月3日，最高检联合各部委发布《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集中梳理企业合规改革前期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之上，在全国范围内为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确立了统一规范。这是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的首项配套制度建设，标志涉案企业合规管理制度开始正式步入规范化建设轨道。该项制度的落地释放多重信号，首要信息是最高检对涉案企业适用刑事合规化管理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同时该指导意见在制度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启动条件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突破，继续扩大企业刑事合规在刑事诉讼环节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效果。最高检在出台指导意见的同时，同时发布四起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分别涉及环境、税收、职务及经济领域犯罪，就常见的单位犯罪类型为企业合规不起诉提供参照样本，明确企业刑事合规设计路径。四起典型案例的法律效果均表现为合规整改后的不起诉，体现刑事合规制度的及时确立和有效执行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影响。

背景近期，前私募基金经理冠军叶某在社交平台持续爆料，直指某上市公司与盘方合谋，身披“市值管理”外衣，联合坐庄、操纵股价后赖账，撕开了资本市场市值管理的遮羞布。近日，叶某爆料事件持续发酵，多家上市公司、券商相继卷入操纵股价疑云，资本市场联合坐庄的潜规则逐渐浮出水面。叶某的爆料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假借市值管理为名，行操纵股价之实黑色产业链的再次关注，或将掀起新一轮监管风暴。5月13日，上交所启动账户排查，并于当日下午向相关公司发出《监管工作函》，要求涉事公司进行自查并如实披露。5月16日，证监会公告决定对相关账户涉嫌操纵利通电子、中源家居等股票价格立案调查，同步表明将坚决贯彻落实“零容忍”工作方针，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打击包括恶性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在内的各类重大违法行为，持续净化市场生态。[1]市值管理与操纵股价的法律边界市值管理萌生于2005年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其概念予以界定，普遍认为指上市公司在科学判断自身股价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资本市场创新工具，不断动态优化股权结构和适时增减股本总量，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核心，促使其市值真实地反映公司内在价值的各种行为的总和。[2]2014年5月9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3]，意在引导上市公司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公司整体质量，防止股价非理性超跌，维护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至此，市值管理首次被写入了资本市场顶层制度设计的国家级文件中。但市值管理与操纵股价行为切不可混为一谈。操纵市场指滥用资金、持股、信息等优势，以不正当手段影响、干预证券交易价格或成交量，诱使投资者在对行情误解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进而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减小损失的行为。市值管理与操纵股价可谓是泾渭分明，前者着眼于通过长效战略管理机制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后者则以个人利益为驱动，单纯追求短期股价刺激，往往伴随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联合第三方恶意坐庄、逐步抬高股价后高位减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等黑色交易，具体而言:1.

自2020年以来，党和政府在多个场合均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的要求。在2020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被确定为2021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论及2021年要重点做好的工作时，再次提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2021年3月13日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2021年5月12日，国家网信办公布了《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刚公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个保法草案》”）和《数据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数安法草案》”）内容的基础上，对汽车行业重要数据的范围、本地化和数据出境要求、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等重点问题进行了明确，并对实践中一些广泛存在的问题直接予以了回应，值得各车企、网约车企业、车辆软硬件提供商等各汽车行业的企业关注。本文我们简要梳理和总结了《规定》中的重点和亮点，以及待监管进一步明确的地方，供参考与讨论。适用范围《规定》第三条明确了其适用的主体范围涵盖“汽车设计、制造、服务企业或机构”，包括“汽车制造商、部件和软件提供者、经销商、维修机构、网约车企业、保险公司等”（“运营者”）。可以看出，《规定》的适用主体范围基本上涵盖了汽车行业全链条的参与者。不过，《规定》未明确列出汽车金融机构以及汽车行业的国家机关，也没有明确是否适用于境外主体。另外，关于运营者内部非汽车相关数据的处理，以及已经在产和已经上市的车辆是否也需要按照《规定》进行合规整改，有待于后续监管对此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的范围关于个人信息的范围，《规定》相较现行规定和个保法草案没有给出更为细则的规定。之前工信部制定的行业标准YD/T

欧盟理事会于2021年5月10日通过了《欧盟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欧盟条例》”）。《欧盟条例》取代了此前欧盟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主要法律文件《第428/2009号欧盟理事会规章（Regulation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读草案”）并未实质改变一读草案的立法框架和逻辑。在保留核心概念和制度构建的基础上，二读草案为了与《民法典》更好地衔接，完善了“合法性基础”，增加了对死者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继承规定，对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进行表述上的完善，并在跨境数据传输机制中引入了中国版本的“标准合同条款”。此外，二读草案针对“提供基础性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设置了额外的监管义务，旨在通过外部机构的监督、要求配合监管落实对第三方的处置以及编写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增强对大型平台企业的数据合规约束，促进平台内数据合规治理，强化对平台的监督与管控。在法律责任问题上，二读草案维持了一读草案中“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的罚金上限，并将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归责模式明确为“过错推定原则”。继2020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一读草案”）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后，2021年4月26日至29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并于4月29日公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下称“二读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一读草案相比，二读草案在篇章结构和体系上并未作大幅调整，仍然以“个人信息处理者”为核心规制主体，具体规则按照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跨境传输要求、主体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个人信息处理监管以及法律责任等六个方面展开。二读草案也仍然坚持同时适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设置，并保留了“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别规定”的专门规定。除了文本措辞上的调整以外，二读草案在具体合规要求上也作出了更新，包括引入对大型平台企业的额外监管要求（第五十七条）、中国版本的“标准合同条款”（第四十七条），以及死者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继承行使（第四十九条）等，并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跨境数据传输、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等规定进行了完善，体现了对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见的吸收，不少制度相较于一读草案而言更为明确、更具可落地性。本文将针对二读草案中重点的修订内容进行解读与评析，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走向与趋势。“合法性基础”的完善二读草案与《民法典》衔接，确认了对“已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处理合法性，并进一步平衡“同意”与其他合法性基础的关系。1.

2021年4月1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对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垄断行为的处罚决定书。此案因罚款金额高达人民币7.64亿元，受到广泛关注。除了高额罚款外，本案所体现的反垄断执法趋势及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维持转售价格行为的态度也对医药及其他行业内企业的反垄断合规工作有重要提示。我们基于对本案的观察及结合自身办案经验，整理了以下六个要点供各行业法务和合规人士参考。医药领域将持续作为反垄断执法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医药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活动不断，但此前主要集中在原料药领域。2018年以来至公布本案之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总局”）及地方局相继公布了6起[1]医药行业的案件，均涉及原料药领域，相关的垄断行为包括固定销售价格、划分销售市场等横向垄断协议及设定不公平高价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本案是在药品领域的首个涉及维持转售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案件。借由此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向社会释放出信号：“药品价格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等重大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加强医药领域反垄断执法，有效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药品价格可能将作为未来反垄断执法活动关注的重点之一。与原料药不同的是，药品领域竞争相对激烈且厂商的经销网络较成规模，因此竞争对手之间达成横向垄断协议或厂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性较小，维持转售价格的垄断行为更容易成为反垄断执法所关注的重点。合规提示根据本案处罚决定书，当事人药品通过医院渠道和零售渠道销售，但被总局认定为维持转售价格违法行为的只涉及零售渠道。值得注意的是，纳入政府集中招采的药品因是厂商（而非经销商）直接参加招投标并与政府商定中标价格，经销商按该等中标价向医院销售药品被认定为维持转售价格行为的风险较小；但经销商对药店等零售渠道的销售价格应属于经销商自主定价的范围，维持零售渠道的转售价格违反《反垄断法》的风险则较高。除零售渠道外，药品企业也应注意在经销商具有一定自主定价权情况下干预经销商价格而带来的维持转售价格风险，如个别允许集中招采后经销商与医院进行二次议价、经销商可以与未纳入集中招采的私立医院协商价格等。维持转售价格行为适用“原则禁止+例外豁免”原则，但豁免情形的适用难度大本案处罚决定书中明确指出维持转售价格行为适用“原则禁止+例外豁免”原则。在本案中，当事人提出“排除、限制竞争”是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当事人产品市场份额较低，相关行为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的抗辩。总局组织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召开专家论证会，经多次讨论与参会专家达成一致意见，即维持转售价格目的就是为了消除竞争，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对此类行为应适用原则禁止加例外豁免原则。在本案之前，反垄断执法机构已多次在公开渠道讲话或撰文明确表态对维持转售价格行为适用“原则禁止加例外豁免”原则。总局2020年10月30日发布的《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解读》（“《解读》”）中指出：“《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通过列举方式，对若干类严重限制竞争的横向和纵向垄断协议作出禁止性规定，并以兜底条款形式禁止经营者达成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确立了“禁止+豁免”的基本制度框架。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其协议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豁免条件，即证明其协议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则该协议不适用第十三条或第十四条的禁止性规定”。本案可以说是对上述原则的再次确认。尽管如此，本案中总局仍然委托经济学专家对本案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行了分析，看似与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原则相矛盾。我们认为总局在该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审慎和严谨的态度，一方面组织专家论证支持“原则禁止加例外豁免”原则，另一方面也基于当事人提出的其“市场份额较低，相关行为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的主张聘请经济学家进行分析，以证明当事人维持转售价格的行为“锁定药品零售渠道价格，造成药品终端价格的显著上涨，产生（品牌内）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因而当事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另外，本案也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公开的首个当事人运用《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申请豁免的纵向垄断协议案件。当事人以第十五条下的两个理由申请豁免：一是短期的转售价格限制符合第十五条规定的“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情形；二是当事人认为维持转售价格行为是为了防止经销商和药店低价竞争，从而鼓励经销商和零售药店加强经销环节的投入，保证药品产品质量，从而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符合第十五条规定的“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总局认为上述豁免理由均不成立：一是当事人控价的五个药品在2015年均已上市，维持转售价格持续时间较长，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不属于“短期”和“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目的；二是保证药品产品质量是药品生产企业及经销商基本行为要求，不应以限定产品价格为前提。并且，第十五条还规定了适用豁免的前提是需要证明行为没有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而当事人并未成功证明这一点。合规提示从目前的立法和执法情况来看，维持转售价格属于反垄断执法中严格禁止的垄断行为，适用第十五条得到豁免的难度也依然很大。因此，维持转售价格仍应作为企业需要防范的主要反垄断合规风险。窜货管理作为维持转售价格行为实施或加强手段具有违法性根据处罚决定书，当事人通过禁止公司内部销售人员及经销商进行窜货以监督和加强维持转售价格要求的执行。这是继美敦力、伊士曼、韩泰轮胎等维持转售价格案后，反垄断执法机构再次在处罚决定书中确认将窜货和区域管控作为维持转售价格行为实施或加强手段的违法性。纵向销售区域或销售对象限制目前并非《反垄断法》明确禁止的垄断行为。就我们所知，截至目前也无仅针对销售区域或销售对象限制的反垄断行政处罚案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该等限制是为了管控经销商转售价格的目的或产生维持转售价格的效果，作为维持转售价格的实施或加强手段仍具有违法性；并且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评估维持转售价格行为的违法程度时，可能将该等限制作为维持转售价格垄断行为的加重情节之一。合规提示实践中，很多企业可能都有类似于当事人的窜货管理操作，我们建议在预防维持转售价格方面风险的同时也应注意窜货管理的潜在反垄断风险。从合规的角度，也可考虑参考《汽车业反垄断指南》中的规定，区分经销商的主动销售和被动销售行为，只对经销商主动进行跨区或跨渠道销售的行为进行限制，但前提是不能以维持经销商转售价格为目的。罚款基数全口径且有可能涉及整个集团的总销售额本案以当事人在2018年所有产品的销售额作为基数计算了罚款金额，尽管本案所涉垄断行为仅涉及当事人生产的五个药品及零售渠道的销售行为。从2019年以来的反垄断行政处罚案件可以看出，反垄断执法机构基本已将垄断行为的行政罚款基数从原先的“所涉相关商品或服务的销售额”甚至“在相关地域市场内的销售额”转变为当事人被立案调查上一年度“全部产品的总销售额”（“全口径”），本案也不例外。另外，本案将扬子江药业集团作为责任主体并将集团的总销售额作为处罚基数。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在2019年以来处罚基数全口径的案件中，也是以涉案企业自己的销售额而不是以企业所在的集团的总销售额作为处罚基数。根据本案处罚决定书，扬子江药业集团在垄断协议达成和实施中起到了“决策者、实施者和监督者”的作用，其“下属药品生产和销售子公司不同程度地参与垄断行为，在垄断行为的决策和实施上均遵从于当事人统一领导和部署，不具有独立意志”，因此子公司的行为视同扬子江药业集团的行为，故集团应当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合规提示对于子公司或被投公司的潜在不合规行为，如集团或投资企业能够证明下属公司的行为是基于其独立意志，集团或投资方并未参与该等行为，我们认为因子公司的潜在不合规行为而使整个集团或投资方被处罚的可能性较小；但如集团或投资方确实参与其中，则存在这种风险；对于投资企业，在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之前也应做好反垄断方面的尽职调查，规避因目标公司既往的潜在不合规行为对投资方有可能带来的损失。中止调查程序适用需要综合考虑主观态度、行为性质及持续时间、影响等因素本案中，当事人在总局立案调查半年之后曾先后两次向总局提出中止调查的申请并提交了书面申请书。但总局认定当事人的行为已构成垄断协议，根据《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依法不接受当事人的中止调查申请，但并未披露具体理由。在本案之前，已有两起涉嫌维持转售价格的案件成功适用了中止调查程序而使被调查企业免于处罚，分别是2018年的海昌隐形眼镜案和2019年的联想案。在这两个案件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均基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认识较为深刻、提出并予以积极落实的整改措施能够消除和挽回其行为造成的影响”做出中止调查决定。在上述两案之后，总局于2020年9月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垄断案件经营者承诺指南》（“《承诺指南》”）进一步细化了《反垄断法》规定的中止调查和承诺制度，其中指出对被调查企业申请中止调查的审查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实施涉嫌垄断行为的主观态度；实施涉嫌垄断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后果及社会影响；承诺的措施及其预期效果。根据本案处罚决定书及结合我们的办案经验，我们猜测总局不予接受当事人中止调查的申请可能基于以下理由：当事人主观上具有维持转售价格的意图，涉嫌违法行为覆盖整个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而非个别部门或个别员工因合规认识不足等非主观原因导致；当事人的行为构成明显的维持转售价格行为，持续时间长达5年，且覆盖当事人的整个零售渠道，又是涉及广大民众有重要影响的药品行业，社会影响较大；及根据处罚决定书中所述，“当事人前期不予配合调查、拖延检查进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止调查和承诺制度不适用于竞争对手之间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生产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横向垄断协议案件，但积极自首并配合调查的，可以视情况适用宽大处理制度减免罚款。合规提示如果企业主观上具有维持经销商转售价格的意图，维持转售价格的操作是全公司的行为且持续时间长，一旦被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则可能被直接认定为构成垄断协议，中止调查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企业在日常业务开展过程中应做好内部合规自查和合规文化建设，从根源上防范该等风险；当企业面临反垄断调查时，采取积极配合调查的态度、准确判断自身行为的性质并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对企业最终取得较好的调查结果至关重要。对“中间商”模式的启示

2021年4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反洗钱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并将于2021年8月1日起实施。相应地，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发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同时被废止。《反洗钱反恐融资管理办法》对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林林总总关于金融机构反洗钱反恐融资相关的监管规定进行了整合，并根据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做了部分补充与更新。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此次《反洗钱反恐融资管理办法》新增的反洗钱反恐融资主体（如“金融集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地赋予更多“金融机构”反洗钱反恐融资的义务，而只是将此前散落在不同立法位阶较低的指引/通知中的监管要求，升级为立法位阶较高的中国人民银行令要求。就其内容而言，《反洗钱反恐融资管理办法》提高了金融机构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的体系化程度，但并无监管措施的显著升级，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方法论等方面也并没有新的突破。总体而言，《反洗钱反恐融资管理办法》中规中矩，整合内容多，新监管要求少。本文从八个方面梳理《反洗钱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的核心监管要求。扩大反洗钱反恐融资语境下“金融机构”的范围在中国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框架之中，“金融机构”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不同的监管领域，“金融机构”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存在很大的区别。一般而言，“金融机构”是指中国证监会或中国银保监会通过行政许可程序批准设立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机构。《反洗钱反恐融资管理办法》第二条中对“金融机构”的定义，没有局限在被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保监会监管的市场主体，而是将部分非中国证监会或中国银保监会监管、但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也纳入进来。这样一来，就大大地扩展了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领域中“金融机构”的范围。但尽管如此，《反洗钱反恐融资管理办法》依然没有将私募基金管理人、地方金融组织等主体纳入反洗钱反恐融资义务主体的范围之内。可见，《反洗钱反恐融资管理办法》对于义务主体范围的基调依然是谨慎偏保守的。1.

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最终稿（下称“平台指南最终稿”），最终稿在之前的征求意见稿基础上有一些修订及完善，特别是在保持指南创新性地解决互联网领域反垄断问题的宗旨下，在不界定相关市场直接认定垄断行为、协同行为认定、数据构成必需设施等问题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旨在稳健推进平台领域反垄断的执法与合规。我们曾在征求意见稿公布后第一时间梳理其中重要且可能影响深远的十个新问题（《互联网平台垄断合规面临的十大新挑战》），在此基础上我们归纳了最终稿相比较征求意见稿的五项主要修订内容，以期管中窥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执法与司法的不断发展，指南中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相关问题的规定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细化以及修正。在相关市场界定上保持守正与创新的平衡之前的征求意见稿中引入了“不界定相关市场直接认定经营者实施了垄断行为”这一制度，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通过此前数年的司法与执法实践可以看出，相关市场界定一般是分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1]这类案件的起点，相关市场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支配地位的认定以及相关行为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特定相关市场竞争的分析，因此也是这类案件的重点难点。例如，在徐书青诉腾讯关于微信表情包的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在相关服务市场是微信表情推广市场还是更大范围的互联网表情推广服务市场上就存在重大的分歧，原告在相关市场界定这个第一环节的失利直接决定了整个案件的成败。因此，有观点认为认为指南若引入“不界定相关市场”而直接“认定经营者实施了垄断行为”这一制度可能降低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滥用行为的难度，导致执法与司法案件数量的显著增加。并且这与《反垄断法》现行理论框架包括已经发布实施的规章、指南（如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的指南）中认可的滥用行为分析范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平台指南最终稿最终未采纳这一机制，而是认可在调查垄断案件中“通常需要界定相关市场”。我们认为这是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司法辖区仍在探索如何在原有的反垄断法框架下规制新兴经济，也是面对界定市场非常困难以及条件不足情况下更为负责任的态度，避免矫枉过正，是保持守正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平衡，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有序创新、健康发展。并且我们也希望执法与司法案件中对平台经济相关市场的界定能够给后续的企业合规带来更多更具可参考性的借鉴先例。此外，平台指南最终稿也修改了征求意见稿中关于界定相关市场是否应从平台的基础服务出发的表述，保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并不直接否定根据平台基础服务界定相关市场的方式，也未强调平台旨在获取用户广泛和持久的注意力的特性（从而倾向于将整个平台界定为一个市场），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平台的一边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或者根据平台的多边界定多个相关商品市场，并将各相关商品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作为界定时的考虑因素。另一方面，平台指南最终稿也指出在跨平台网络效应能够给平台经营者施加足够的竞争约束时，可以根据平台整体界定相关商品市场，这方面与OECD在2018年《多边平台反垄断工具之反思》报告中的观点相似，考虑到交易型平台中跨平台网络效应对双边均具有积极、正向作用，一般情况可界定一个整体的相关市场，而非交易型平台则更多考虑从平台的各个边分别界定多个市场。删除了“数据”构成必需设施的认定征求意见稿规定“认定相关数据是否构成必需设施，一般需要综合考虑数据对于参与市场竞争是否不可或缺，数据是否存在其他获取渠道，数据开放的技术可行性，以及开放数据对占有数据的经营者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因素。”

年关将近，政策频出，本周五（2021年2月5日）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以下简称“《指引》”）堪称重磅，尤其其中关于IPO申报前入股（以下简称“突击入股”）锁定期的规定，在众多拟IPO企业及投资者中一石激起千层浪。以下我们快速整理了《指引》对目前“突击入股”锁定期要求及核查要求的影响，以供参考。“突击入股”锁定期现行“突击入股”与《指引》规定锁定期主要差别是：_入股时点入股方式锁定期要求现行规定IPO申报前6个月内增资扩股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锁定36个月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需要锁定36个月的股东处受让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从其他股东处受让股份无特殊要求，一般为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指引》IPO申报前12个月内的新增股东所持新增股份自取得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由此可见，不仅新增股东入股时间从IPO申报前6个月内大幅提前到12个月内，同时，即使从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处受让的股份也将受限于额外的36个月锁定期。尽管如此，与现行规则类似，“突击入股”锁定期的36个月起始时间为取得新增股份之日（通常即工商变更之日）。结合IPO申报、审核及发行实际所需的时间，“突击入股”股份在上市后实际锁定的期间一般也缩短为两年左右，高于法定的12个月锁定期，但低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36个月锁定期。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现行规定中，申报前6个月内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需要锁定36个月的股东处受让股份的，自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但按《指引》规定，似乎可以自取得新增股份之日起锁定36个月，存在比原先锁定期更短的可能性。《指引》新增核查要求对于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现行的《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以下合称“《审核问答》”）均提出了详细核查要求，《指引》延续了该等核查规定，并未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指引》对拟上市企业股东的核查，提出了部分额外的要求，主要包括：发行人历史沿革中存在股份代持等情形的，应当在提交申请前依法解除，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形成原因、演变情况、解除过程、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等。发行人申报时需要出具并披露专项承诺，说明发行人直接或间接股东是否存在禁止持股的主体、是否存在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以及是否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发行人股东的股权架构为两层以上且为无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的，如该股东入股交易价格明显异常，中介机构应当对该股东层层穿透核查到最终持有人，并说明是否存在代持、禁止持股、不当利益输送或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私募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发行人应当披露金融产品纳入监管情况。中介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应当全面深入核查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入股协议、交易对价、资金来源、支付方式等客观证据。发行人股东的信息披露义务我们注意到《指引》中提出：“发行人及其股东应当及时向中介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资料，积极和全面配合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发行人股东存在涉嫌违规入股、入股交易价格明显异常等情形的，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可以要求相关股东报告其基本情况、入股背景等，并就反洗钱管理、反腐败要求等方面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共同加强监管。”我们一般认为发行人的小股东（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非兼任董事监事高管等具有明确信息披露义务的股东）一般不构成《证券法》意义下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规定是否也将发行人小股东列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以致其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我们希望能在未来的监管实践中进一步澄清。另外，现行实践中监管部门对发行人小股东的监管抓手相对较小，主要通过中介机构核查的方式开展，《指引》明确了监管部门可以直接要求相关股东报告情况，增加了监管方式和手段，会如何影响审核实践有待进一步观察。对其他常见问题的初步观点Q：《指引》关于“突击入股”锁定期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创业板、科创板？A：尽管《指引》没有明确规定，但考虑到防止监管套利的原则，我们认为《指引》的相关内容将同时适用于主板（含合并后的中小板）、创业板及科创板。Q:《指引》中关于“突击入股”锁定期是否有新老划断？A：《指引》自2021年2月5日发布之日生效，但“突击入股”锁定期的要求不适用发布之前已经受理的企业。Q：《指引》关于“突击入股”锁定期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发行人老股东新增股份的情形？A：现有《审核问答》中，对于“突击入股”锁定期的适用对象表述为“新增股份的持有人”，理论上老股东新增持股的情形也一并包括，实践中也有部分情况下新增持股的老股东就新增持股部分适用额外的锁定期。值得注意的是，《指引》中使用了“新增股东”的表述，证监会2021年2月5日的新闻稿中的表述为“要求提交申请前12个月内入股的新股东锁定股份36个月，并要求中介机构全面披露和核查新股东相关情况”。由此引发的是《指引》与现有审核问答等文件之间的衔接问题，是否可以理解为《指引》已经全面取代现有审核问答等文件对于突击入股的要求？如果老股东不受额外锁定期的要求，投资者是否可能通过对老股东的间接投资，以较低的流动性换来更短的锁定期？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Q：拆除红筹架构导致境内拟上市主体新增股东的，是否适用《指引》的锁定期要求？A：《指引》明确的豁免适用的范围包括“发行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期间通过集合竞价、连续竞价交易方式增加的股东，以及因继承、执行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国家法规政策要求或由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主导取得发行人股份的股东”，但未包括拆除红筹架构导致的发行人新增股东的情形。因此，理论上拆除红筹结构新增的发行人股东适用《指引》的规定。尽管如此，我们理解正常的拆除红筹架构只是公司组织架构的内部调整，发行人的新股东实际上均为原红筹境外公司股东，因此尽管发行人层面的股东增加，但从本质上并不存在新增股东。我们的前述理由曾在上市公司重组上市的案例中被监管接受，我们希望在未来的IPO监管实践中有机会进一步澄清该等问题，以避免矫枉过正。楼伟亮（Leo

刚刚结束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在其任期内频繁利用制裁和出口管制法律作为武器，对中国企业进行各种限制，其中的一大特点就是频繁将中国企业加入其各类制裁与出口管制的黑名单中。美国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执法部门繁多，每个部门及其下属机构都会管理不同的“黑名单”。这些黑名单的主要作用和标准是什么？各个清单彼此有什么区别？被列入清单的企业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呈现了哪些行业特点？本文将全面地梳理上述问题，帮助各位读者了解美国的几项主要制裁与贸易管制黑名单：SDN清单；实体清单；未经核实清单；被拒绝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以及中国涉军企业清单。SDN清单1.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下称“修正案”），修正案将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为落实平等保护产权的相关精神，加大侵害民营企业财产犯罪行为刑事处罚力度，修正案对“白领犯罪”的相关刑法条文进行了完善和调整。本文对涉及“白领犯罪”相关法条的前后变化做了比较，并对常见罪名既往案例中量刑情况进行了梳理，以供参考。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1.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更因百年未有的疫情、复杂多变的局势，凸显金融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坚定决心。继2020年的年度观察，方达金融机构组的《金融法律监管年度报告（2021）》系列文章，与您共同回顾2020年金融监管、司法审判大事件，展望2021年的新篇章。如需要英文版本，请在公众号下方点击“阅读原文”，我们将后续向您发送。2020重要时点回放2月13日人民银行发布《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4月21日媒体报道人民银行将在深圳等四城市试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7月12日银保监会公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8月14日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租用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9月7日国务院批复在京设立国家金融科技风险监控中心9月15日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10月13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11月2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11月6日银保监会表示应该按照金融科技的金融属性，把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范围12月7日银保监会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12月8日银保监会表示到11月中旬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已全部归零2020监管主线回顾1.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更因百年未有的疫情、复杂多变的局势，凸显金融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坚定决心。继2020年的年度观察，方达金融机构组的《金融法律监管年度报告（2021）》系列文章，与您共同回顾2020年金融监管、司法审判大事件，展望2021年的新篇章。如需要英文版本，请在公众号下方点击“阅读原文”，我们将后续向您发送。2020重要时点回放1月中旬中美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签订，涉及中方在基金托管等多方面承诺3月18日保险资管新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其配套规则亦于同年9月7日发布4月17日证监会发布《证券基金投资咨询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4月末中行“原油宝”事件发生5月8日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6月29日《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的联合公告》发布7月31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相关配套规则8月5日公开消息称，首家港资控股地方不良资产资产管理公司海南新创建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获批8月21日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批8月27日花旗银行获批国内第二家外资公募基金托管资格8月28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12月25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2020监管主线回顾1.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并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当日，证监会同步发文《彰显“零容忍”决心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更因百年未有的疫情、复杂多变的局势，凸显金融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坚定决心。继2020年的年度观察，方达金融机构组的《金融法律监管年度报告（2021）》系列文章，与您共同回顾2020年金融监管、司法审判大事件，展望2021年的新篇章。如需要英文版本，请在公众号下方点击“阅读原文”，我们将后续向您发送。2020重要时点回放3月1日修订后的《证券法》正式实施3月27日中金公司等首批6家证券公司被纳入并表监管试点范围4月1日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正式取消6月12日证监会发布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6月18日证监会核准摩根大通期货变更股权，摩根大通期货成为首家外资全资控股期货公司7月17日证监会接管新时代证券、国盛证券及国盛期货7月19日人民银行、证监会决定同意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10月10日证监会接收首家外资全资证券公司渣打证券申请设立材料11月1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施行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惩戒力度12月31日杭州中院就五洋债欺诈发行案作出一审判决，中介机构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0监管主线回顾1.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更因百年未有的疫情、复杂多变的局势，凸显金融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坚定决心。继2020年的年度观察，方达金融机构组的《金融法律监管年度报告（2021）》系列文章，与您共同回顾2020年金融监管、司法审判大事件，展望2021年的新篇章。如需要英文版本，请在公众号下方点击“阅读全文”，我们将后续向您发送。2020重要时点回放4月末中国银行发生“原油宝”事件7月4日银保监会首次公开银行保险机构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8月11日贝莱德、建信理财和富登公司获批筹建中国第二家外资控股理财公司；9月24日，东方汇理资管与中银理财合资成立的中国首家外资控股理财公司汇华理财获批开业并于12月10发布其首款公募产品8月20日最高院司法解释宣布4倍LPR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9月9日银保监会批准四川银行以合并新设形式进行筹建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10月中中国人民银行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11月16日包商银行因“无法生存触发事件”，已发行的65亿二级资本债全额减记；11月23日，银保监会原则同意包商银行进入破产程序12月3日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12月11日和12月21日时隔三年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牌照重开闸：招商拓扑银行和中邮邮惠万家银行获批筹建12月25日银保监会就制定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2020监管回顾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更因百年未有的疫情、复杂多变的局势，凸显金融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坚定决心。继2020年的年度观察，方达金融机构组的《金融法律监管年度报告（2021）》系列文章，与您共同回顾2020年金融监管、司法审判大事件，展望2021年的新篇章。如需要英文版本，请在公众号下方点击“阅读原文”，我们将后续向您发送。2020重要时点回放3月1日修订后的《证券法》生效4月1日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各主要类型金融机构均允许外资独资5月27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5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民法典》7月17日银保监会、证监会宣布接管“明天系”9家金融机构7月31日央行宣布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10月23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11月1日《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生效11月2日银保监会、央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15个成员国正式签署，中国进一步承诺金融业对外开放11月23日银保监会宣布原则同意包商银行进入破产程序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将重要金融服务纳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范围2020监管主线回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