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为什么每部献礼片里都有杜江
文/郝继
编辑/露冷
杜江很长一段时间里留着平头，那是《红海行动》在他身下留下的痕迹。
有些角色长久地活在他身上：演过《烈火英雄》，他对消防员、消防车、消防站有了亲切感。演过《我和我的祖国》，他到现在还会在手机里寻找与升旗仪式相关的短视频，为整齐划一的画面感动。接受采访时，他坐姿端正，鲜见翘二郎腿。
今年夏天，杜江连番出现在《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决胜时刻》几部献礼片中。它们天然政治正确，卖座气质鲜明，说出来都是令其他明星羡慕的好资源。但也有人疑惑，“为什么总是杜江？”
▲杜江饰《中国机长》梁栋
主旋律商业电影在青年演员的选择上，综合了角色契合度、人气、口碑、敬业程度等多重考量。但演技、外形并不是全部原因。在这些召唤集体主义，需要“众人拾材”的国产银幕英雄生产团队里，如何成为“一根柴”被最大程度点燃——这也许才是杜江屡屡被主旋律选中的独家技艺。
“每扮演一个角色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影子，我也很高兴留下这些色彩和影子在身上。”这是杜江式的投入，杜江式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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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长》项目启动时，杜江正在《烈火英雄》片场——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会有四部电影扎堆上映。
用杜江的话说，《中国机长》是一个让能演员“举着手、跳着高”冲到导演面前请缨的好项目。他当然也不例外，蠢蠢欲动地想演机长。《中国机长》导演刘伟强是《烈火英雄》的监制，杜江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但他又担心，如果直接对导演表白心迹像是“走后门”。他想来想去也张不开嘴，决定还是依靠日常表现给刘伟强留下好印象。
杜江在《烈火英雄》的第一场戏，是他饰演的消防员马卫国从火场回家。戏份重，难度大，杜江格外紧张，觉得“这简直是一个考试”。他白天拍戏，晚上睡在油罐区附近的小酒店，深夜失眠上网，看见一则北京市消防员救火的新闻视频，感动得直流泪。第二天，杜江拿着视频找到《烈火英雄》导演陈国辉，问“能不能拍到戏里来”——这段素材最后化成了一句台词，“消防战斗早晚会有牺牲”。
▲《烈火英雄》杜江剧照
还没拍进火场的戏，刘伟强就找到杜江，把《中国机长》里双机长梁鹏的角色托付给他。
“争取”之于杜江，不是广撒网，不是多吃多占，而是向导演展示一种愿望——“自己到底有多么强烈的意愿，愿意和大家捆绑在一起，把你的事当作和我的事一样重要。”杜江对《贵圈》（ID：entguiquan）形容。
他不会对导演分析技术和优势，不谈角色分析，也不谈动作身手。他的方法是，“要让他（导演）在你身上看到特别强烈的热情”。
不论是《红海行动》《烈火英雄》还是《中国机长》，这些电影题材特殊，主创往往需要经历格外辛苦的拍摄过程。加入这样的队伍，技术是必要，但不是唯一。这些召唤集体主义精神的国产英雄电影，在现实中也需要团队一起吃苦。
杜江相信，演员身上的“热情与爱”，在某些时刻会超过技术优势、外形优势——或者是“能打”，成为自己打动导演，完成角色的必要条件，
▲杜江在《红海行动》中饰演徐宏
此前，杜江的人设是“大眼萌爸”，是“好丈夫”。他没演过动作戏，没有童子功，自我评价“不是天赋型选手”，无法一秒入戏。而《红海行动》里他中意的”蛟龙大队“爆破手徐宏，有一位更“有范儿”的演员备选。
为了认识导演林超贤，杜江和妻子霍思燕坐在家里，一起琢磨着能通过谁和导演联系上。最后，他们求电影监制牵线，找到了已经在摩洛哥堪景的林超贤。杜江发起一通以“冷场”开头的视频电话，导演端坐在电话另一头巨大的会议室角落，几乎无法在手机屏幕里看清。“紧张”和“尴尬”无可避免，但他依然反复、坚定地传递一个信息：“我一直很喜欢，一直想演这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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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信与热爱帮杜江打动导演，也帮助他完成角色。
在《红海行动》里，他演的徐宏有一幕被沙土“活埋”的戏。原定的安排是演员趴在沙子里，只露出部分背脊，沙中藏着一个大盒子，演员把头放在里面呼吸。这场戏拍的时候总穿帮，杜江提议撤掉盒子，真正被活埋一次。
▲为了符合角色，杜江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
林超贤拍电影是出了名的严谨。拍摄前主创被安排统一军训，一个动作做错，全队一起受罚。80个俯卧撑罚下来，特种兵的集体荣誉感就上了身。导演会亲自纠正演员持枪姿势、重心的高低、行动中不同方位队员之间的配合。一场战斗戏中应当呈现的视角和速度，都被精确到毫厘之间。
杜江将这个过程称为“互相被点燃”。 “（导演）在你身上看到你有特别强烈的热情，我也需要在导演身上看到他的热情。”
《中国机长》的准备阶段，杜江凌晨四点跟着机组，吃早餐，体检，一起登机。然后到学院学书面理论，再去模拟机上练习操作。影片中第二机长操作飞机的动作不多，但杜江买了一张A320飞机驾驶舱的图，贴在酒店墙上，每天搬一把椅子坐在图前，努力记住每个按钮都是什么功能。
到了《我和我的祖国》里，他又变成一位升旗手，开始沉迷于观看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升旗仪式视频。他觉得自己就是中国军人形象的代表——1997年的升旗手朱涛。这种信念强烈到几乎变形——看到三个扮演英国军人的演员时，他向旁人吐槽：“他们的正步走得那么‘散漫’，还是我们军人的形象更高大威猛。”
采访时，杜江说起当时的状态，少不了一番自嘲，但他享受这个过程。“演电影就是这样，这个月我把我的生命放在这里，是有意义和有趣味的。”
▲杜江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担任升旗手
何止一个月。有时候就算走出剧组，热情依旧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你好之华》上映那会儿，杜江在朋友圈里看见有记者转发了观影文章，他问对方：对电影观感如何，表演有没有不足？
他在娱乐记者中拥有很好的口碑，微信和手机号是行业里的共享资源。当采访任务来得急——比如《地久天长》在柏林摘得银熊奖的那夜，素未谋面的记者顺利拨通杜江的电话，他也热情地回忆起在内蒙古冰天雪地里拍戏的细节。
他对参与过的电影保持着一种“终身售后”的态度，自觉自愿。7月，《烈火英雄》上映6天，杜江跟着跑了15个城市的路演。紧接着又因为《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继续“在路上”。很多演员会怀疑路演的意义：陌生城市，人被一台密封的车拖着，转场四五家影院，见面目模糊的人，说雷同的话。而与此相伴的，是身体上的极度疲惫。
但杜江很喜欢路演。他一直觉得，路演和宣传是“一个演员，对一个作品能尽到的最后一点努力”。
▲杜江带儿子现身深圳路演
眼下，需要他努力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最近他在商务车里的时间，可能比在床上的时间还要长。他常常坐在车里，穿过陌生城市的晚高峰，一路小跑进入影院货梯，气喘吁吁地准时出现在观众面前。他喜欢这样的面对面，觉得观众现场的发言，无序却充满温度和情感。比起和观众交流的兴奋，身体上的疲惫反倒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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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江一共演了5部主旋律电影，但他对英雄的理解仍然谨慎和克制：“英雄就是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他扮演英雄，也认同普通。他和现实中自己饰演的英雄成了朋友。在他的形容里，《中国机长》的原型“胖胖的，很可爱”，喜欢穿花哨的大logoT恤，是“非常嗨的一个年轻人”。
▲《中国机长》中杜江饰演的双机长原型梁鹏
前几天去深圳路演，杜江约升旗手朱涛参加儿子嗯哼的生日宴，对方发过来一个2000元的红包，说给孩子买作业本文具。这番盛情又让杜江感慨了好一阵子。
拍摄《红海行动》时，剧组投宿在北非的一个小镇上。当地没有健身房，杜江找到一个“像80年代体工大队”的地方。他和当地不穿鞋的青年一起，在没有窗户的闷热房间，操练着生了锈的器材。
那些画面被杜江拍下，留在手机里。那是他对世界的注视。
《罗曼蒂克消亡史》导演程耳看中他“大大的眼睛”、“萌哒哒”的气质，安排他演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童子鸡”。表演很惊艳，影评人韩松落说他像中学英语课本里的李雷或者汤姆，“憨厚痴傻”，“端正普通”，“好看又不触目”。
杜江接受了这段评价，“我知道你们在说我长得傻。”他那时候很享受这种感觉，在微博中写道：“是童子鸡这个角色，让我第一次觉得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能真正成为一个演员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是的，比成为‘明星’还要更幸福一点。”
导演王小帅曾向记者透露，当初杜江想争取《地久天长》的角色，自己第一反应是拒绝。“我说你长得太漂亮了，他就很沮丧，这个沮丧又让我感觉到很心疼，同时让我看到了他身上的另外一面。”
这些都是杜江。2019年1月他在《地久天长》里佝偻身体，为人生的苦楚深长叹息；到了夏天，他成了让观众涌起爱国情绪的制服英雄。他带着这些英雄角色，录春晚、上节目，参加首映礼。他觉得这是“交作业”，要是“作业”写得不好，就会“无地自容”。要是演得好，他站在灯下，听见台下掌声和鼓励，满脸的自豪骄傲。
所谓的杜氏“独门秘笈”里，没有什么奇巧，有的是一些日常朴素的东西。比如投身在认同的项目里，用集体感、责任心去完成它——没有电影以外的部分，他关心的，始终“演员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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