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桃：拍纪录片，没有时间的长度，也出不来时间的重量
“你既然选择在这条路上走，所做的就一定跟这都有关系。”顾桃说。
无论是做纪录片、画画、拍照，还是在自己生活中，顾桃这么多年来的种种状态，都会指向同一个的方向——用不同的方式，践行对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他们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和大民族之间关系的关注和记录。“纪录片是比较客观、直观地展现他们的生活，绘画就可以表达我更主观的感受，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多元的形式去表现这一切。”
1970年，顾桃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受父亲的熏陶和和感染，从小学画，培养了敏锐的艺术直觉与创作能力。从专业艺术院校毕业后，他做过摄影师。15年前，在人生迷茫压抑之际，偶然翻起父亲曾经拍摄记录过的熬鲁古雅鄂温克族人的照片。由此因缘，顾桃开始走上了纪录片的表达道路。
他断断续续用十年时间，创作出“鄂温克三部曲”。片子以近乎朴素的拍摄方式，记录了一个鄂温克大家庭的三代人在十多年间的境遇与变化——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进入，鄂温克族人长期固守的狩猎、使鹿文化开始逐渐衰落与式微。顾桃的记录，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揭示了失去猎枪的猎人们，身份遗失后的无边苦痛与失落。他拍人，正是对一个个鲜活而有个性的人物的日常生活图景的纪录，让我们得以体察到一个少数族裔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现状，以及这个古老的狩猎民族所具有的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神性和诗意。
对顾桃来说，拍纪录片，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从2014年《乌鲁布铁》之后，顾桃就鲜有新作诞生。这些年他创办了内蒙古青年电影周，致力于在华语范围内发掘优秀影像与有才华的年轻创作人。他同时手里还有三部作品，现在都快进入后期。题材依旧聚焦于北方少数民族，只是从内蒙古大兴安岭转入新疆大地。他说：“没有时间的长度，也出不来时间的重量”。
近日，拍电影网Pmovie有幸专访了顾桃导演，与他聊一聊那些关于纪录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Pmovie：记录一个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和生活图景，从早期想法萌发开始，您就是自觉的吗？还是在逐渐拍摄过程中，意识到这种记录的重要性？
顾桃：对，一开始是无意识的。15年前，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也只是遇见了.但是我是有意识要让自己改变一下生活方式。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其实都跟当时自己的状态有关。
当时我在北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状态非常不好，经常喝酒，感觉很压抑。但当回到老家看到了鄂温克使鹿部落族人的生活后，感觉他们其实更压抑。他们正处在要下山进行生态移民，改变长久以来生活习惯的阶段，这是作为一个民族面对变革的压抑和痛苦。我感觉有种契合的东西存在，有必要去做这么一个记录。
2004年，我陆续看到了一些中国的独立电影，比如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杨荔钠的《老头》，让我觉得拍纪录片似乎没那么难。只要有想法，就不应该放弃冲动，兴趣决定能力，有了兴趣，一定会有能力。于是，2004年，我借了一个小DV，开始拍片子，没想到一拍就拍了这么久。
后来这件事变得有意思了，并且形成了主题，就是记录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他们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和大民族的关系。这些都是后来不自己觉的、有意识形成的主题。
Pmovie：您刚才提到其实刚开始拍摄不知道怎么拍的，不过您还是摒弃有“观念”的摄影，而是一直用朴素的观察式的记录，为什么秉持这种创作理念？
顾桃：因为不会。这实话，因为不懂，反倒好（笑）。后来很多人说我的片子是人类学的方法，我倒不觉得我的创作方式是什么学，这太直接了。我看了几个人类学方面的片子，大都是田野记录式的，感觉并不太生动，很呆板，不鲜明。我的片子是从“人学”出发，也就是人的个体情绪。情感我就不说了，现在讲的太多了。情绪，就是你自己能够有的一种感应、反应的东西，也就是每个个体独有的本能、直觉。不过从某种方面说，我这也算是人类学记录的一种，只不过是更个人化的对于情绪关注的表达。
Pmovie：您第一次接触他们的时候，有没有陌生感？然后这种陌生感会随着慢慢接触以后，转化为一种很仿佛你也是他们其中一员的这种感觉吗？
顾桃：我不感觉陌生，他们对我也不陌生，因为有一个中间人，也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最早在那做记录，用图片和文字，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铺垫。所以他们对我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而且我很熟悉北方，从小就在。
Pmovie：就是说您在开始拍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对镜头很熟悉了？
顾桃：那倒没有。当时陆陆续续的拿镜头晃着，也会在山上跟他们一起干活，没有目的性地就拍起来了，观察。我没把自己当做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或者导演，就是很单纯的逃避在北京的无聊生活和工作状态。
拿几个机器在那晃荡了一年，才算真正开始拍。经过一年跟他们相处、沟通交流，记录才开始有意思了。
顾桃的画
Pmovie：您是如何慢慢发掘柳霞、维加这对姐弟，从第一部群像到后面以他们为主人公再独立成篇，他们身上的什么吸引您？
顾桃：你说的群像，其实也没几个人，就几户人家，他们彼此还有亲属关系。当时他们有五个猎民点。之所以选择玛利亚·索、柳霞他们这个猎民点，是因为我更熟悉。我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这个点上拍。当拍他们到第二三年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他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更能代表一部分鄂温克人的现状。尽管他们人数其实连200人都不到，但也是一个群体。我住在柳霞和他弟弟维加家里，在他们家，我更适应，也能感受到更直接的东西。
顾桃的父亲在拍摄
Pmovie：现在还经常回去那里吗，片子中的主人公们后来都怎样了。
顾桃：2018年春节，我又回到敖鲁古雅乡，最后的鄂温克使鹿部落。正月初二，敖鲁古雅还在冰冷的白色世界里，雨果在猎民点上，还有母亲柳霞和舅舅维加。一个月之前，雨果的姥姥芭拉杰依去世，是癌症。老芭姨立下遗嘱，把5头驯鹿和根河的楼房给维加，柳霞13头鹿，维加弟弟的儿子索阳分得8头，柳芭的女儿瑶娜没要鹿，她已在呼和浩特工作并恋爱。当然，芭姨留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一本书——《驯鹿角上的彩带》，是动物作家黑鹤帮助整理出版的。雨果没见上姥姥最后一面，因为在姥姥弥留时被敖乡的大人支走，让他去理发店把胡子剪掉，回到医院时，姥姥已离世。
25岁的雨果，带着300度近视镜，很帅很无奈，舅舅和妈妈在这个新年里过得很好，因为他们根本就没醒过酒，芭姨在世的时候还能控制局面，现在完全俩人是自由了。雨果前天终于来气了，把酒全给整碎了，维加又一个人走了六个小时下山，扛回来一壶酒和一箱啤酒继续过年。
去年维加结婚了，媳妇当时是老芭姨的保姆，喜欢画画，传统水墨的那种，维加可能不太喜欢这样的画法，但他是孝子，应了婚事，还在根河一个影楼拍了西装革履的结婚照。背后的布景似乎还有海南岛的黄昏。
维加又在酒精迷幻的欢愉里了，蓬乱的头发，三角形眼眶里有光的眼珠，扁塌的鼻梁，充满了幽默的艺术感，让我想起以前朋友让我有触动的一句话：你让人很心疼，虽然看不出一点可怜。是的，如果没有精神世界的自娱，我们都是可怜之人。
悲伤的维加对驯鹿和自然也有高傲的赞美，他在一个速写本上写着：太阳在无边无际的天空开始了一天的旅程，直到傍晚，把冷空气染红；驯鹿高杨着美丽的犄角，飞奔而来，它们呼出的气息，在冷空气中弥漫成雾……
而新新人类的雨果在同一个本上也在表达着自己的感受：
Pmovie：拍摄时间长，素材量大，如何筛选素材，您一般是怎么开始入手剪辑的？早期都是您自己剪辑，到后面引入其他剪辑师，这其中感觉有什么变化和发展吗？
顾桃：现在我在跟一个剧组，学了很多东西。他们有素材管理，就是专门有一个人管理素材，还有现场剪辑。素材确实是需要管理的，但对于我们这种所谓的独立电影（纪录片），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方式、章法，也就更自由的运用和发挥。季丹导演说过，中国独立导演第一部片子都非常生猛，有血有肉的，这种拍出来的作品是非常直击人心的，有如神助一样。有如神助，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全是自己本能式的直觉式的去拍。很多导演都是在这种无意识下把第一部片子做出来了。但到第二部片子开始有了一些资源，比如资金介入、制片人等等，创作者本身的这种东西被分散了，就好像神也不帮你了，其实就是说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我其实很随遇而安，我第一部片子剪辑师周宇是06年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认识的，当时他没剪过片子，但是他想剪。那我就当是个实验，就让他剪了。他剪辑的状态是，每天喝个酒，吃个饼干，就把《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剪出来了。后来李博也帮我剪过片子，也差不多，他后来得了金马的最佳剪辑奖。
我其实现在在思考所谓的独立，就是要拍的片子还是要自己剪辑会好些。原因是，如果找专业剪辑，他们时间档期其实是很紧张的。第二作为导演本人，亲身拍的素材，会更熟悉，更有自己的感觉。
诗人维加
Pmovie：2014年拍完《乌鲁布铁》后，您一直没有新的作品出来，接下来还会继续拍那片土地上的故事吗？现在对您来说，做纪录片选题难么？
顾桃：选题不难，因为你既然选择在哪条路上走，一定跟这都有关系。我现在有三个片子都快进入后期了，在新疆拍的，还是讲北方少数民族。纪录片创作者有可能几年都不出片，但是要是出的话可能就有好几个作品。
Pmovie：您说刚说过创作者最初的片子都很生猛。其实生猛，可能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侧面反映技术粗糙的问题。现在拍摄技术的发展，会让影像更精致和清晰，您认为纪录片创作中技术、技巧与影像的关系是怎样的？
顾桃：你看现在电影发展到今天，大家越来越注重技术、数据等等，我觉得这也是相对于独立这块公共媒体的要求，比如要上院线和电视台就得有技术的规格，国际上惯例也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总得有一部分人做属于自己的电影。坚持作者意识的表达，不应该太在乎这些技术，因为技术永远是在不断更新，现在设备都已经达到4k或者8k了，对我来说不怎么重要。纪录片里很多突发事件需要拍的，我甚至会用手机拍，重要的是这种现场感。这种状况下不会给你时间让你架好机器。
比如说一个夜晚突发生事情，你要是还要找灯光找角度，就等于破坏了现场。技术粗糙也无所谓，但你内心的情绪不能糙。观众会感受到你想表达的而不去抠技术细节。我还是遵从不靠技术指标来贯彻作品。
Pmovie：您刚才说其实十年前就去参加广州纪录片节了，对吗？现在很多纪录片创作者有了更多机会，参加提案会、影展等等。这么多年，就您所亲身经历的纪录片发展，您有什么体会，或者怎么看待？
顾桃：就纪录片行业来说，现在有很多官方的影展，但偏作者类型的非常少了。我有时候参加那些也是为了跟同行见个面，受人启发，受刺激，别让自己太闲了。对，得做自己的片子，但是每个人适应的东西不一样，它还是根据个人的什么可能。
Pmovie：您是如何看待纪录片中时间的问题的？
顾桃：时间，对于我来讲就是成本。拍片子的成本不高，但是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成本，你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为家庭付出很多（所谓的去养家糊口）。但是没有时间的长度，也出不来时间的重量。所以必须要坚持下去。
Pmovie：拍摄生涯里面有没有特别让您觉得难忘的一个场面，或者说拍摄的时候遇到的事情能讲讲吗？
顾桃：难忘的场面，其实是每一个片子里都有。拍片子是需要理由的，纪录片它更多的是未知的东西。在现场的时候，你的时间，你的生命和对方（被拍摄对象）的是平行的，你才有被触动的地方。我说这首先是因为是有了触动和冲动，这也是一个理由，你为什么去看这个？
比如说我拍柳霞。《雨果的假期》里，她的帐篷有个很小的窗户，阳光就从这窗户透进来一小块地方。柳霞要是一转身，太阳就晒不到她了，但她还是不断地看太阳，找阳光，即便是喝醉了也不忘记。因为她把太阳看成了她的儿子了。她给儿子取的鄂温克名字 喜温就是太阳的意思。
她经常一边挥手一边被阳光照耀着，脸庞还泛着油光。有一次她喃喃念叨：
雨果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能不能长翅膀，赶快回来，我太想你了；是你的光芒，让我有温暖，让我冬天不会冻死。
但是后来我没用这一段，因为手太抖了，拍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有很多因为太抖的片段我都没用上。很遗憾。
采写：良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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