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朗德维尔（J. J. Grandville，1803-1847）《睡眠的蜕变》（The Metamorphosis of Sleep，1844）
浪漫的机器: 拿破仑之后的乌托邦科学和技术
The Romantic Machine: Utop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Napoleon
作者：约翰·特里西（John Tresch，伦敦大学高等研究院，瓦尔堡研究院）
译者：陈荣钢（工作邮箱：r.chen20@lse.ac.uk）
来源：同名著作（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2）导论
无望的浪漫主义者和呆板的机械主义者
浪漫主义（romanticism）和机械主义（mechanism）定义了现代世界。创造者、梦想家和自然爱好者要么直面死脑筋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要么对他们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技术爱好者、官僚主义者和科学原教旨主义者试图禁止情感、个性和幻想，觉得它们会耽误他们认真研究自然。在这场不断重构的斗争中，你要么加入前者的队伍，呼吁更多创造力和自发性，要么加入后者，要求更好的数据和技术、更闪亮的设备和更鲜明的理性、更少的迷信和感性。
你或许不赞同这种对立关系，我就是这样的人。在1848年之前的巴黎，浪漫的愿景塑造了机械科学和工业领域，新发现、新设备又反过来强化了生命和艺术的愿景。在不同但重叠的事业中，情感和审美体验与技术和理性同等重要。个体和整个运动承担起“借助新机器重塑社会和自然世界”的任务。
浪漫主义和机械之间的对立并不陌生，一定程度上源于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史，可以参阅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和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的重要章节“浪漫主义的回应”（The Romantic Reaction）。
浪漫主义者认为，一切自然都通过潜在的生命原力（living force）和原型形式（archetypal forms）联合起来。人类自身是大自然不断成长和发展的一部分，这体现在艺术和哲学天才的创造上。人类的想象力和感官在塑造现象、创造“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或译作“第二天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艺术和哲学试图让观众超越个体意识，卷入到一个更宏大的整体中。政治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土地、语言和出生被融合在一起，为民族主义和充满活力的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
各种浪漫主义有时会产生矛盾，它们经常被概括为一个术语，叫“有机主义”（organicism，或译作“有机论”）。浪漫主义者使用与生命进程相关的概念，比如成长（growth）、整全（holism）、循环因果（circular causality）、和谐（harmony）等等，用这些词来描述诗歌、人、民族/民族国家和宇宙。
更直白地说，有机主义一词被定义为机械主义的反面。这种对立观点由18世纪末聚集在耶拿（Jena）的德国思想家提出，并对随后两个世纪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拒绝，也是对冷漠、支离破碎的科学和工业秩序的抗议，浪漫主义被定义为“那种试图确定主体与客体、调和人与自然、意识与无意识的尝试，但后者显然注定要失败，并被我们这个时代抛弃。”人们常说“无可救药的浪漫”，如果浪漫主义围绕心灵、精神和生命的脉搏，那么它同时也是理性、物质和机器的敌人。
人们认为，与浪漫主义者相反，机器和机械的推崇者追求“自然界客观属性”的分析，这种分析是理性的，而且与分析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他们反对个人自由，坚持一种包罗万象的决定论；反对对自然的怀旧，无情地建立人为的改良方案；反对有机整体论，用分析法和归纳法取而代之。许多阐释者认为，这一切都大有裨益。
在科学史上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假设——某个领域的进步可以通过“现象被机械地处理程度”来衡量，这意味着去除了目的论和形而上学。换言之，这是程序被机械化算法或可重复实验执行的程度。因此，科学进步的叙事与通过使用机器来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观点相互重叠。然而，正是这种“无人性”（inhumanity）使机器成为进步的标准，成为国家善治的典范。机器没有感情，没有灵魂。它缺乏依赖生命的成长、灵活和自由。机械科学通过分解和分析、分离和区分来“杀死”了它研究的东西。因此，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立场，有那些哀悼世界失落和“彩虹消失”的人，也有那些拥抱事实、法则和对象的人，双方彼此对抗着。
从“感性的解离”、“两种文化”到“科学战争”，许多文化和学科的冲突都沿着这条断层发生着。然而，这种对立模糊了现代性思想和政治景观的重要特征，导致我们误解了浪漫主义和机械主义，也忽视了它们交织在一起的多种情况。
这本书在一个重要的背景下探讨这样的案例——在两个拿破仑之间，有一段非常不稳定的时期，我研究那时的巴黎。
当时，在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中心，人们争论着技术带来的影响。虽然有些人对机器表现出警惕甚至敌意，但很多人也欣然接受了它们。许多人的态度和想法通常与浪漫主义捆绑在一起。机器是外化和表达自我的辅助手段，它们可以用来创造新的整体和有机秩序，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改造自然本身。
浪漫主义的主题引导着跨越科学领域的研究。对现象的反思是心灵和外部事物之间的接口，另外还有对知识的审美、情感和主观方面的新问题意识。与此同时，艺术作品和流行风尚使用新的、精巧的技术来产生强烈的情感和逼真的效果，并经常把科学和技术的“造物主之力”作为核心主题。在许多情况下，机械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相遇彻底重构了政府体制、劳动成果分配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正确关系。
对于那些机械浪漫主义（mechanical romantics）的个例来说，科学和技术并不是人性的敌人，而是创造“第二自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工具（tools）和行动者（actors）。
这些不同的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变化无常、貌似没有重量、看不见的流体感兴趣。这些“不可估量因素”反过来又与“环境”（milieu）的概念密切相关，也就是围绕有机体并形成其“存在条件”的所有物质。在英语中，这个术语主要指社会环境，但是在这里讨论的法语著作中，它也有与生物学、空间位置和物理学相关的内涵。
18世纪晚期，创造了“生物学”（biology）的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提到了“环境”这个词。“环境”指的是维持和促进生物转化的物质元素，包括光、热、电和磁。在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世界环境地图和巴尔扎克（Balzac）的“社会自然史”中，“环境”都是一个核心概念。“环境”这个词在生物学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是20世纪“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和“周遭环境”（Umwelt）概念的前身。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将这个词的起源追溯到经典力学，特别是牛顿（Newton）的以太（ether）概念，后者被认为是光传播的媒介。
因此，“环境”具有双重的空间含义，既是一个连接的术语，又是一个解离的术语。此外，这个术语既适用于物理学的流体和气体，也适用于生物的营养环境，因此它能在各个科学领域之间建立联系，要知道，各个领域已经被专门化（specialization）拉开了距离。此外，环境越来越成为变革和改造的目标。人们不直接作用于某个有机体、某个人或某个社会，而是通过改变周遭环境来谋求变化。
拉马克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环境的变化导致生物体发展出新的习性，以满足新的需求。器官的使用和弃用改变了它们的大小和构造，甚至产生了新的器官。这是圣伊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在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阐述的观点，得到了自然哲学家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的“器官生成论”（organogenesis）的支持。
我认为，19世纪上半叶，“自然”概念的根本转变将这种围绕自然繁衍和适应的持续进程扩大到了人类技术。机器和工具被视为改进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新器官”。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拉马克主义（technological Lamarckism），它将人类工业视为地球本身演变的自然表现。
人们认为，进步法则不仅塑造生物体，而且塑造地质构造、政府治理和思想。这种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性、甚至进化性的大框架基于“星云假说”（nebular hypothesis），该假说将太阳系的起源描述为星云气体的不断凝聚。
在地球上，人类可以在多个层面实现这个过程——通过改造景观和改变自然界的物质秩序；通过构建和编排现象和概念的框架；通过感知、概念化和想象的活动。在每一个层面上，对自然的改造都得到了机器的辅助，侵蚀了自然和人工之间的二元论。
新工具和新机器被视为人类感官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延伸，是心灵和世界之间的流动媒介，是社会的纽带。它们被认为具有变革性，甚至具有崇高性。它们不是科学和艺术之间两极分化的基础。相反，它们激发了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之间强烈的共鸣感甚至认同感。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浪漫的天才还活着，而且生活在巴黎，他们被机器包围着。
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众多密切相关的变革。机器的形象发生了转变，从一种安稳的、无人性的发条装置变成了“浪漫的机器”，比如蒸汽机和其他用于转换（conversion）和转化（transmutation）的技术。
机械和有机体的概念以几种方式融合在了一起——机械过程被视为有机目的论的工具；人类的技术创新表达了自然的演变；设备和机器与人类的行为、意图和感知相融合。更广泛地说，一种新的“自然”概念出现了，认识到自然不仅有历史，而且可以被人类技术改变。
一套新的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也出现了。观察者的感觉器官和官能在现象的构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观察和实验的手段也是如此。认识论（epistemologies）产生了一个伦理层面，许多思想家提出了某种旨在通过与他人、自然、机器的联系来实现自由（freedom）的伦理学形式。最终，这些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转变有助于激发和引导一种新的政治取向，它们形成了激进共和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诞生的背景。
简而言之，这些不同的项目孕育了新的宇宙学，产生了对自然、社会秩序和人类活动等领域之间关系的新概念。为了追踪这些不同的转变，我的论述不关注模糊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或认识论，而是关注具体的、特定的手段，通过这些手段，行动者向他们自己和伙伴们展示了宇宙的秩序。为此，他们经常创造宇宙图谱，用文字、图像、图形、诗歌、故事和纪念碑来传达整个宇宙的秩序。这些艺术作品具有不同的规模和类型，由不同的材料制成，有些旨在忠实地表现世界的本来面目，有些则是命题、“指南针”、“锚”，甚至是反讽的玩笑，以表明世界应该怎样。
我讨论的例子包括安培（Ampère）的科学分类、洪堡的自然观、格朗德维尔（Grandville）的《另一个世界》（Un autre monde）、圣西门（Saint-Simon）的神庙、加斯东·勒鲁（Gaston Leroux）的《人性》（L’humanité）和孔德（Comte）的日历。尽管这一时期的宇宙图谱反映了创作者特立独行的生活史和意图，尽管它们根据学科和传播要求而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坚称，自然是可以被人类改造的，机器将发挥核心和有益的作用。它们都反映了一种紧迫的、具有历史特征的意识——宇宙的所有部分必须被汇集到一处，以便集中和组织人类活动并重新塑造世界。
巴黎是这场转变的中心
法国似乎是最不可能研究浪漫主义和工业化交织的地方。毕竟在这里，启蒙运动最极端的一面占据了上风，它非常抗拒信仰和传统，进而导致了大革命的血腥暴行。法国的邻国常常将这里视为唯物主义（material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中心。这样的革命态度在拿破仑治下只会变本加厉，而且他还是一名炮兵工程师。相比之下，德国通常被视为浪漫主义运动和核心科技的发源地。同样，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那里的浪漫主义诗人塑造了我们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技术、科学和社会改革的交集也出现在其他国家，我们可以进行更加富有成效的探索研究，比如里特（Johann Ritter）、奥肯、诺瓦利斯（Novalis）、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再比如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此外还有约瑟·亨利（Joseph Henry）、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摩尔斯（Samuel Morse）和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然而，在巴黎出现的浪漫主义和机械主义的交集，既十分独特，也影响深远。包括马克思（Karl Marx）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内历史学家和历史行动者一致认为，巴黎的艺术、政治和思想生活是现代性的模板和先锋。正是在这里，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等关键的现代政治范畴和概念得以确立；艺术前卫的概念在这里被提出；新的群众观、商业消费形式以及文学、新闻和科学的大众出版在这里扎根；划时代的科学和技术在这里出现，包括电磁学、摄影术、定量实验物理学和生物转换论，此外还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证主义哲学。在1820年的法国，浪漫主义的意识觉醒了，同时觉醒的还有工业化和科学的政治意义。正如滑铁卢战役那样，法国数学和工程学的卓越表现无力对抗英国海军的后勤和生产能力。在18世纪末的英国，机械和蒸汽技术在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但直到拿破仑垮台后才在法国出现，而且直到复辟后期和“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期间才投入使用。拿破仑的审查员们极力阻止外国著作进入法国，而随着1815年帝国衰落，康德（Kant）之后的德国文学和哲学浪潮涌入了法国。巴黎的知识分子急于在技术和思想上追赶邻国，并自觉努力打下属于自己的现代烙印。新的报刊出现了，消费和评论着全球事件，并在消费它们的同时重构它们。还有两个特点促使浪漫主义和机械主义在法国形成了独特而广泛的交叉融合。首先，法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围绕着首都巴黎进行。这种特殊的集中化确保了各领域创新者之间频繁的面对面接触，并发展了密集而重叠的社会网络。在巴黎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中，在巴黎的报刊上，文学、政治、科学和业界不断接触和交流。在本书讨论的时期，巴黎正在不断发展，但按照19世纪末的标准，它仍然是一座小城市，1820年的人口约为75万，到1851年刚超过100万。这是奥斯曼（Haussmann）规划巴黎之前的规模，这位法兰西第二帝国（Second Empire）的规划者准备扩宽林荫道，用明亮的商店、餐馆和咖啡馆装点这座城市——这些东西定义了这座城市今天的面貌。传统的社会地理环境仍然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圣日耳曼郊区（Faubourg de Saint-Germain）是富人区，拉丁区（Latin Quarter）是学生、科学家和小商店业主的地方，而卢浮宫（Louvre）周围和越来越多的交易所成为政治和金融领域的权力场所。在塞纳河右岸，有许多没有名字的街道，里面有很多没有编号的住宅，这里是被吞并的城市外围小社区，是工人和穷人的家。皮革、木工和冶金业的小作坊占据了这些地区，另外还有一些由国家资助的奢侈品生产场所，比如高布兰（Gobelins）的挂毯。在这一时期，许多行业开始引入新的化学工艺和重型机械。然而，这座城市仍然很小，而且很拥挤，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可以在沙龙、阅览室、舞会和街道上聚会。此外，在人们感到不满的时候，革命的传统仍然很强——公民集会（popular assemblies）可以直接影响政策，街垒可以阻止政府军队。当时，“戏剧”的隐喻在文学、批评、政治和认识论中占主导地位，这表明巴黎人的生活在很多人看来就像一出巨大的戏剧，所有人都在街头、沙龙和报刊的流动舞台上表演。其次，法国的近代史让这个国家的历史轨迹超越了国界的意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人民》（Le peuple）等作品将法国历史作为世界史呈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动荡昭示着大革命中即将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攻占巴士底狱，路易十六（Louis XVIII）被送上断头台。法国从国民公会（Convention nationale，1792-1795）先后过渡到执政团时期（Directory，1795-1799）和执政府时期（Consulat，1799-1804），再到拿破仑称帝（Empire，1804），最终于1815年在滑铁卢败北。那一年，拿破仑短暂地重新掌权后被流放，被斩首的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Louis XVIII）复辟，在大英帝国以及普鲁士的联军护送下回到巴黎。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他的一个更年轻的波旁王朝兄弟、极端保皇党人查理十世（Charles X）加冕。他拒绝服从宪法施加的限制，于是引发了1830年还算和平的“七月革命”，这场革命仅仅持续了三天。继任者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是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尽管新闻自由短暂进步了，但“七月王朝”几乎不关心19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面临的贫困和不稳定。罢工和骚乱贯穿了整个时期，随后是镇压行动，这些紧张局势在1848年的革命中达到顶峰，导致了短暂且动荡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普选权选出了1849年的新总统，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1851年，这个新的拿破仑发动政变，自己称帝，也就是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流放和监禁他的对手，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这种社会和政治动荡使1815年至1851年间的巴黎居民意识到，他们正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物理科学取得了重大进步。在地球物理学（terrestrial physics）方面，精确的实验和数学化的结合正在热、光、电和磁的研究中带来“第二次科学革命”。除了居维叶（Georges Cuvier）的动物分类，比夏（Xavier Bichat）、布鲁塞（François-Joseph-Victor Broussais）和塞尔（Etienne Serres）的最新医学研究也表明，人们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蒸汽技术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首次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动力。当时的政治局面也前所未有。革命的记忆还很新鲜，它的历史意义仍有待商榷。它是一种要从记忆中抹去的反常现象吗？亦或者，它昭示着一个即将到来的自由国家，是君主制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中庸之道”（juste milieu）？18世纪的政治、科学和艺术实验遗产的哪些方面应该被保留，哪些应该被抛弃？共和主义是一种蓬勃发展的地下运动，却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爆发。类似意大利烧炭党（Carbonari）这样的激进反叛者策划了忠于自由、博爱和平等理想的新革命，即使这些术语本身被重新阐释了。平等是否意味着财产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企业主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与工人的自由如何平衡？政治组织关系能否克服新出现的阶级分歧？这些都是那个世纪的巴黎人日常关心的历史问题，这些人出生于1800年左右，他们越来越把自己想象成“同一代人”。在《世纪之子的告白》（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1836）开篇，缪塞（Alfred de Musset）哀叹道：“我们出生在一个废墟的世界，没有荣耀，没有战争可以为之献身。绝望是我们唯一的信仰。”复辟是对大革命遗留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但这种方案错误而片面，想要“开倒车”，去找回国王和教会已经失去的确定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缪塞笔下这一代人，他们的后代在新制度下找不到位置——对于受过教育的商业或专业阶层的后代来说，由于复辟造成制度重组，贵族和神职人员重新受到青睐，进步的机会和赞助来源突然被切断了。然而，真正标志着“机械浪漫主义者”这个群体脱颖而出的不是机械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相似的社会起源，也不是一个固着的制度环境。他们本来只是偶有交集。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重叠的愿景。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感觉，那就是需要统一知识、社会和自然。社会尚未形成，必须发明新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无疑，致力于经典社会学思想的研究者会认为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相反，我想强调的是，在社会秩序高度动荡的背景下，这些人都有改变社会竞争环境的前瞻性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浪漫主义者”开始将科学技术视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自由、和谐社会的手段。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源于眼前的道德真空和不团结，这让他们思考社会纽带的本质和基础。也许有些矛盾的是，这些改革者中的许多人都诉诸反动思想家。他们强调需要回到天主教，并将 “世俗力量”（secular power）置于“精神力量”（spiritual power）之下。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恢复和重释天主教传统，乃至重新利用神秘主义和光明会（illuminist）的传统。新天主教派（neo-Catholic）的约瑟夫·德·博纳德（Joseph de Bonald）提出了一种核心观念，他认为，观念和制度之间必然统一，这种观念也被那些不同情梵蒂冈教条的人们欣然接受了。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力量，但这种力量要包含过去两百年间科学发现带来的新世界观。宗教必须为科学留出一席之地。贝尼舒（Paul Bénichou）的《作家的神圣》（Le Sacré de l'écrivain）将浪漫主义文学描述为“试图为社会团结找到一个新的情感和思想基础”。此外还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神圣”（sacré du savant），科学家们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指导方法和概念的任务，既通过自然科学，也通过新兴的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宗教想象中，各种各样的机器被当作精神统一和复兴的圣礼。这些蜕变（metamorphosis）计划的灵感来自德国的新思想。德·斯塔尔（de Staël）、库欣（Victor Cousin）、洪堡、圣伯夫（Sainte-Beuve）等人把德国人的思想打包带到了法国。德国浪漫主义也复兴了情感天主教（emotional Catholicism）和神秘信仰，比如催眠术和“里昂神秘学派”（mystical school of Lyon）。许多里昂神秘学派的追随者也来到了巴黎。同时，英国的社会思想非常受重视，除了探讨如何平衡中央权力、传统和民意，英国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更有影响力，比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尔萨斯（Malthus）和李嘉图（Ricardo）的理论，这些理论似乎非常适合引导社会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不过，如果仅仅把这本书解读为德国浪漫主义或英国工业主义对法国影响的历史，那就大错特错了。巴黎的传统、社交模式和历史问题为康德、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谢林等人的著作，以及瓦特（Watt）的蒸汽机和马尔萨斯或巴贝奇（Babbage）的政治经济学创造了一个独特而友好的氛围。这种浪漫主义和机械主义的结合就像炼金术一样，完全取决于法国特有的成分——它的天主教历史、革命历史和复辟；拿破仑的技术官僚帝国；这个国家的极端中央集权；巴黎紧张而分层的社会生活，沙龙、教士和小集团；以及剧场的盛行，这和德国、英国浪漫主义的田园风格形成对比。这一时期，巴黎文化的各个方面使这座城市成为现代性的象征和支点。巴黎成为“19世纪的首都”，这个称谓就产生于这种独特的环境组合。在人们熟悉的浪漫主义形象中，植物和动物经常是宇宙的象征，代表宇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统一体。这种有机主义与17世纪机械主义哲学中的“发条宇宙”（clockwork universe）形成对比。这种哲学有自己的宇宙象征，那是一种理想的机械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机器”（classical machines）。以钟表、杠杆或天平为例，古典机器具有质量、位置和速度的重要性质。它被视为外力的被动传递者，是平衡和永恒秩序的象征。它还意味着一种稳定的根本性质，与一种理性的、不带感情的疏离认识论有关。浪漫主义反对这种古典主义的机器，认为后者只是一种毫无生气的、一成不变的“点”和“力”的集合。因此，浪漫主义要提高有机体的自发性和整体性。到了19世纪早期，机器是由外力驱动的，而有机体是由内力驱动的，这两者之间的隔阂需要被打破。浪漫主义时代的典型机器由蒸汽、电力和其他微妙的力量驱动，可以看出它们内部有自己的动力。于是，它们被呈现为含糊不清的生命力。生命力和“势能”（potential energy）的概念、物理学和生理学共有的流体概念，以及对人类和工具之间发生融合和属性交换的日益认识，都表明了这种合流。与时钟、杠杆和天平不同，在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最引人注目、最受欢迎的机器有蒸汽机、电磁仪器、地球物理仪器、银版照相机和工业印刷机。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想机器类型——“浪漫的机器”。19世纪早期，机器并不完全与超然、理性和稳定有关，还与转换、富有想象力的飞行和蜕变联系在一起。人们攫取看不见的力量，转化它们，利用它们。与古典机器不同，浪漫机器不是孤立的，它纳入了观察者的积极参与，表达一种自发、生动、不断发展的自然。它也产生了美学效果和情感状态。从某种角度来看，浪漫的机器仍然是工具理性的化身，是现代生活中令人窒息的异化中介。然而，从其他角度看，它被赋予了有机、有生命、甚至是超验的美学和情感。机器和机械经常被视为理性甚至现代性的表现，浪漫的机器也意味着批判理论的关键转变，参考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和本雅明的论点。在1848年之后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将他们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定义为与遐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相反的东西。在《共产党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中，他们嘲笑圣西门和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追随者只有“梦幻的计划”，因为这些前辈们没有达到严格的社会科学标准。同样，在《资本论》（Capital）中，马克思试图揭穿“商品拜物教”的“幻觉”。然而，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受到德国唯心主义（idealism）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还受到19世纪40年代巴黎知识分子骚动的影响。他的许多论点，尤其是他在谈到人类“物种存在”的时候认为，人类应该通过改造环境使自身外化，通过多样化的创造活动实现自身的本质，这与本文讨论的机械浪漫主义非常相似。此外，这一时期对新工业品的迷恋，无论是新商品还是制造这些商品的机器，都不一定掩盖和遗忘“劳动”本身（与马克思观点相反）。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针对技术及其产品的拜物教实际上伴随着劳动的高度可见性。神奇的力量也被赋予了机器。机器和工人在创造财富、知识和崇高的同时并没有削弱产品的光泽，也承认了它们表达和维持的具体社会关系。此外，“拜物教”被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力量提了出来。孔德在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特别指出，拜物教和惰性物（inert objects）具有道德和精神力量。同样，恩凡坦（Barthélémy-Prosper Enfantin）认为，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在于某些敏感的人对非人类生命和惰性物的感情和欲望报以同情。这与浪漫主义对民间故事和象征主义的热衷产生了共鸣，后者使日常生活充满了神话色彩，也就是凯西·基尔（Cathy Gere）所说的“预言性现代主义”（prophetic modernism），它是一种回顾性的历史模式，将过去作为一种手段来预测更完整的人类未来。科学和工业也巩固了进步的信念。“回到神话般的过去”和“相信理想的未来”是两种常常放在对立面的文化形态，但它们在浪漫的机器形象中交织在一起，在这个具体、理性且功利的对象身上，有了超自然和魅惑的力量。正如浪漫主义时代的自我概念提倡的想象力是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些有魔力的技术被视为能够唤醒自然的神秘力量，使其成长为鲜活的整体。科学和技术已经达到了操纵自然界隐藏力量的手段，以至于它们不再是秘密。在这个时期，拜物教和科学真理、魔法和机械化、魅惑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对立被模糊了。本雅明讨论了艺术作品的“灵韵”（the aura），这个词为这种双重性提供了启示。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他把“灵韵”说成是一种“在远处接近”（nearness in a distance），并参照诺瓦利斯的一首诗来解释这一概念，这首诗描述了似乎在回头看人类观看者的风景。对本雅明来说，这样的相遇是“灵韵”的典型体验：“将人类关系中常见的反应转变成无生命或自然物体与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感知我们所看对象的‘灵韵’意味着赋予它反过来看我们的能力”。一方面，19世纪初的技术加速了“‘灵韵’的衰落”，比如盯着照相机的时候。照相机本来是一个不能回应观看者目光的惰性物。同样，新的城市环境带来了剧烈的冲击——噪音、人群、建筑和速度削弱了人们的感觉，甚至使人与人之间目光产生的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灵韵也变得暗淡了，正如工业生产的日益机械化将人变成了机器，城市居民也开始将人类同伴视为单纯的物。但另一方面，本雅明提出了一个愿景，机器的某些用途其实可能产生灵韵般的体验，尤其通过电影。在这里，他再次提到了诺瓦利斯，他未完成的成长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海因里希·冯·奥弗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描述了一个迷恋“蓝花”的年轻人，以及一种他渴望返回的状态：“我听人说，在古代，野兽、树木和岩石都与人对话。当我注视着它们时，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对我说话。我几乎可以从它们的神情中看出它们会说什么。”本雅明把电影写成了“技术土地上的蓝花”，而早期浪漫主义对与自然结合的渴望可以通过机器来实现。类似的概念出现在《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中，它收录了本雅明19世纪谈论巴黎的零散作品。在关注人类价值观和经验的转变方式，以及经常被机械化麻醉的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些不太熟悉的新东西，比如傅立叶的宇宙学预言——大海变成了柠檬水，新的有益物种来帮助人类，交配的星球。本雅明把这些预言解读为一种扭曲而梦幻的感知，感知着由科学导向的工业所释放的力量。这是一种“梦境”，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感应〉（Correspondances）中表达道：“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音；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钱春绮译）热拉尔·德·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也说：“爱的奥秘在于金属；一切都有感觉！一切都作用于你的灵魂。”对本雅明来说，惰性物质是有生命和有意识的物质体验，由对个体童年和人类童年的混乱记忆所滋养，当时“原始部落”（primitive horde）将自己视为神圣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记忆也可能“向前看”，激发了对未来完整状态的革命性渴望，它们被工业的新力量唤醒了。尽管工业化摧毁了这种“灵韵”，但为它的回归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本雅明对这一时期的解读贯穿我这整本书。然而，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本雅明在诗人怀旧的沉思和幻想家的“胡言乱语”中找到了“灵韵”体验的核心要素——某种惰性物“活过来”的感觉。它大规模复归的可能性必须等到20世纪初，等到电影的到来。相比之下，本书的主要焦点是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哲学家，以及他们试图理解和管理自然的复杂性。他们的事业直接而具体地为现代世界的科技基础设施做出了贡献。我们也发现了对有生命力的物质、栩栩如生的机器、“自然化自然”的创造力甚至泛神论的反复迷恋。本雅明发现了一种充满活力和变革力量的梦幻自然形象，不仅体现在傅立叶等理论家和格朗德维尔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也不仅体现在奇幻文学、视觉艺术和音乐作品中，更体现在大多数著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和工程师的著作中。在巴黎工业化初期，艺术和科学领域不断利用技术让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发生关系——在与电力和蒸汽相关的动力学和其他可转换动力的科学中，在实证主义哲学中，在促进研究和工业的造物主愿望中。外部世界仿佛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家庭空间、礼拜的圣殿和心灵的反映。机器本身被赋予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没有摧毁灵韵，也没有加速世界的祛魅，而是让使无生命的事物有了“生命”。新技术的力量激发了人们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渴望，这种渴望不仅包括人类，也让世界上所有元素都参与到一种单一的生命、智慧、甚至可能是神圣的物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