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被束缚的“主人翁”：中国的工厂工人（1949-2019）》（2023）

被束缚的“主人翁”：中国的工厂工人（1949-2019）

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

作者：李怀印（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译自同名著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3）结论章节

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与实质治理

为了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厂政治，本研究使用了“实质治理”（substantive governance）一词，以区分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现实与毛泽东国家关于中国工人政治权利的言论。根据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宪法，1949年后中国的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党的宣传进一步将工人描绘成国有工厂的主人翁，他们拥有参与企业决策过程、选举工厂领导和监督管理活动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民主管理”实践被进一步认为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的一部分。同样，作为企业的主人翁，工人们被期望“以厂为家”，爱护工厂，努力工作，仅道德和政治奖励就足以激励他们。

本研究至少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工厂中劳动力的现实情况，这与国家的表述相矛盾。首先，并非所有工人都是平等的，都可以被称为工厂的主人翁。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不同身份和就业条件的工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和不平等。只有在国营企业中长期就业的正式工人才有权享受全套福利，并成为参与工厂管理的群众组织的正式成员，因此他们可以自称为工厂的主人翁。被排除在他们之外的是农村户口的非正式工人，他们工作时间短，工资比正式工人低得多，也没有资格享受附带福利；最底层的是被称为“黑五类”的被污名化的个人，他们是经常性运动的政治目标。

其次，即使国营企业的“主人翁”或正式工人加入了工会和其他基层组织，也会被排除在工厂管理的实际过程之外。在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体制下，工厂生产和人事的关键决策总是由工厂上级政府当局做出，普通工人几乎没有机会参与企业管理。第三，在毛泽东时代，确实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时刻，最不服气、最有野心的工人确实有机会从工厂管理层手中夺权，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以看到，他们的造反导致了现有工厂机构的瘫痪。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matserhood）是脆弱和短暂的。他们很快就在20世纪70年代初重建的工厂领导层中被边缘化，1976年文革结束后又被完全排除在外。

然而，这些事实不应导致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时代，国家将产业工人称为工厂主人翁的言论是空洞的，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机构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为了正确理解这些机构的目的和功能以及国家对它们的代表，本研究采用了一种实质的（substantive）方法。本研究不是从形式主义的（formalist）角度出发，研究这些机构在实现其官方目的方面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来判断工厂机构的功能，而是研究它们是如何运作以实现其现实目标。

这一视角使我们能够以不同于形式主义视角的方式看待工厂制度。例如，各种身份构建手段，如家庭背景分类、申请入党、政治学习班、授予荣誉和称号等，表面上是为了提高工人的正确意识，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实际上是约束劳动力的工具。殊不知，这些手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却有效地防止了工人公然违反所在单位的规章制度。因此，尽管这些机构未能将工人纳入工厂的决策过程，但它们在满足工人在工作场所内外的需求方面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作用。同样，虽然参与工厂管理的组织和实践被正式指定为工人行使权利的途径和促进基层民主的工具，但实际上却成为工人表达日常关切和对生产以及家庭生活不满的地方。因此，这些机构的实际目标和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要比它们的官方表现所显示的小得多。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声称产业工人是国营企业的主人翁，但只要这些工厂服从国家的中央计划，他们对工厂管理的参与就很有限。在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制度下，每家工厂的生产和就业都由中央或省级政府当局决定。因此，留给工厂或车间主任的任务仅限于如何约束劳动力、确保及时完整地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指令等日常事务。在这些方面，工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表现直接决定了这些订单能否完成。工厂领导使用一系列政治工具来管理工人，工人也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来表达他们的担忧和不满。在这方面，工人在工作场所的主人翁地位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权获得长期工作、固定工资和全套福利（工厂干部对此几乎没有控制权），还因为他们有能力表达对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满，他们的要求经常被听取并得到适当满足。

归根结底，毛泽东的工厂治理方法本质上是实质性的。在国家将身份建设和道德培养放在首位的背后，是将工人培养成纪律严明的劳动力的真正目的。在促进基层民主、将产业工人尊为工厂主人翁的言辞背后，是通过解决工人的福利和生存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来保持劳动力的满足感的真正目的。与使用强制手段或物质奖励相比，这种方法具有成本效益。与极权主义模式假设的使用恐怖、惩罚或严密监视来约束工人，或使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物质刺激来约束工人不同，那时的工厂使用一套相当复杂的工具来控制工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工厂开支，效果并不逊色。

社会主义工作场所的双重均衡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国营企业中劳动关系和权力政治的双重均衡（dual equilibrium）。诚然，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很少有工人能像国家宣传的那样，以厂为家、爱护财产、勤奋工作，成为工厂的主人翁。然而，工人们在生产中完全缺乏责任感，推诿扯皮现象随处可见，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这也不是毛泽东之后的领导层为了证明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推行的企业改革政策的正确性，而在宣传中让人们相信的事实。实际上，工人在车间的日常表现取决于劳动管理的正式机构如何与非正式机构互动，以激励和约束工人个人和群体。

表面上看，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报酬与劳动投入脱节，工人似乎没有理由努力工作——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多年不变，如果有奖金，也是按同样的标准发给每个人，作为固定工资的临时补充。尽管如此，我们的线人告诉我们，工人中公开推诿和玩忽职守的情况确实很少见。毕竟，国营企业的工人受到一整套正式制度的约束，包括工作场所的纪律和规章制度、干部监督和质量控制措施，以及政治荣誉和晋升的激励措施。同样重要的是各种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如防止过度推诿和超负荷工作的同伴压力、工人对工作场所的认同和对职责的必要投入程度，以及他们对完成每项工作的自豪感或自我满足感（这对资深工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经验和声誉为他们赢得了同伴的尊重）。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当正式因素和非正式因素同时起作用时，对于大多数普通工人来说，直接推卸责任或全身心投入生产都不是明智的选择。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政治动机，他们不需要主动加班，也不需要出色地完成工作，但他们需要按时完成工作，并确保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达到最低要求，因此出现了一种工作场所的均衡。这种均衡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营企业必要的效率水平，这使得中国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工业产出稳步增长成为可能。

我们的研究还揭示了工厂干部与普通工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均衡。诚然，与干部保持良好关系对工人争取入党或晋升至关重要。少数有政治动机的人可能会对滥用职权的干部产生一定程度的个人依赖，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赞助人-客户网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客户关系”在车间里无处不在，以至于工人们分裂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客户”和“非客户”。“客户”垄断了向上流动的渠道，“非客户”则被排除在这种机会之外。

“赞助人-客户网络”并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普遍，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干部在决定工人是否有资格提高工资、分配工作、发放奖金、住房或其他物质财富时滥用权力的情况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公众的密切监督以及国家或地方一级严格执行明确的政策或法规，必须以正当的方式加以掩饰。公开的歧视或偏袒会立即导致公开质疑、书面请愿或到上级政府部门上〇。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所有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都被保证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与他们的工作年限相称的固定工资以及全套福利，因此未经工厂工人上级政府当局的批准，任何工厂领导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利。因此，大多数工人认为没有必要与上级领导建立特殊的个人联系，也不会认为公开对抗干部是明智的选择，除非后者严重伤害了他们。在提名工人获得政治荣誉时，干部通常会根据被提名者的生产表现和在同级中的受欢迎程度进行提名。干部在最终确定被提名者时的自由裁量权很重要，但他们的决定必须建立在他们的个人喜好和工人的共识之间的谨慎均衡之上，同时又不能损害自己的信誉和声誉。

工人在与干部的日常交往中占据优势还有两个原因。首先，在毛泽东思想中，作为具有正确政治觉悟的领导阶级，社会主义中国的产业工人拥有监督和批评腐败干部的先天权利。后者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话语中处于弱势，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是经常性政治运动的目标。这种对工人有利的话语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当工人遭受干部的虐待时，他们愿意站出来说话并与干部进行斗争。其次，各级干部要确保按时全面完成生产任务，必须依靠工人的协作。与工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让工人满意，是达到必要的生产水平，从而确保干部自身地位的关键。因此，车间里普遍存在的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均衡，而不是工人对假定无所不能的干部的片面依赖。一套正式的工厂制度保障了工人的生活，政治话语也将工人的权利放在首位，工人作为一个实体，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并不亚于干部。

毋庸置疑，双重均衡普遍存在的前提是一系列机构组成的存在和运作，这些机构共同使工作单位或单位（即工厂或其中的车间）成为一个相对孤立、封闭的空间，工人在其中进行日常生产和权力关系的交往。这些机构的核心包括国家的就业政策，保证所有正式工人拥有永久的工作和全面的福利待遇，他们在社会中相对其他群体的特权地位以及作为领导阶级的言论优势，因此对工厂干部具有监督权，政治荣誉取代物质奖励激励工人参与生产和工厂治理，以及工人在工作单位外找工作或赚取额外收入的机会的缺失。这些机构共同作用，巩固了单位作为一个工作场所，同时也作为一个工人强烈认同的封闭社区的关键支柱。它们培养了工人作为工作场所的主人翁的集体意识，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来反抗干部的滥用；但同时，他们又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缺乏改变工作或谈判加薪的任何筹码，他们受到工厂正式规定和工人自身非正式规范的日常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工厂工人在本研究中被描述为“受束缚的主人翁”。

企业改革和身份重建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产业企业改革的动态。农业改革始于1979年，进展迅速，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制，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主要的耕作方式。工业改革则不同，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与毛泽东时代之后新自由主义言论将生产效率低下归咎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管理体制相反，前几章已经证明，效率低下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企业的问题。劳动生产率的显著下降不是发生在改革之前，而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责任制之下。

毛泽东时代之后，工业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央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迅速增加开支导致的财政状况恶化。在此期间，毛泽东之后的新领导层急于通过提高农产品的国家采购价格、提高所有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以及大规模投资新的工业项目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并确立其合法性。为了抵消迅速增长的赤字，国家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从传统上贡献了一半财政收入的工厂中获得更多收入，因此实施了各种改革措施，以提高产量和收入。事实证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财政困难始终是国家为满足财政需求而接连推出改革措施的最重要驱动力，因为国家的支出始终大于收入。

然而，维持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生产力的双重均衡的独特性质，这对于理解工业改革的逻辑同样重要。这种均衡是脆弱的，因为它的存在有赖于一系列制度支柱的支持，这些支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将每个工厂都变成了一个密封的“生态系统”。任何一个支柱的缺失，都会使生态系统受到外来因素的入侵，损害其生存能力，从而使其他支柱相继受损，这反过来又迫使国家采取进一步措施，纠正改革期间而不是改革之前出现的问题。这些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和双重均衡的破坏，这一后果违背了改革者最初的计划和意图。整个经济改革过程本身就像在未知的水域航行，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最终以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告终，这一结果远远超出了改革者最初的想象。

随着改革在不同阶段的展开，工人的身份、价值观和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为第一步，20世纪70年代最后几年和80年代前半期，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到单个企业，使工厂领导可以将生产与工人的报酬挂钩，从而使工作规范从以群体团结、同伴压力和集体制裁为中心转变为强调使用物质激励和群体成员之间的竞争，从而削弱了之前作为约束工人的关键的政治压力和奖励的有效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作为企业改革的第二步，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进一步扭转了干部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承包制下，工人在用工和劳动报酬方面都比以前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干部则确立了对工人的绝对统治地位。干部和工人之间僵化的权力等级和悬殊的收入差距极大地削弱了工人对企业的认同感。同样损害工人对企业的认同感和为企业努力工作的意愿的是，在这一阶段，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在工厂之外赚取更多的收入。工人对属于国营企业的传统自豪感转变为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当然，对工人传统身份的最后一击是企业改革的第三步，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和21世纪初将所有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或私营企业。工人认为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法律和意识形态依据完全丧失。他们再次被无产阶级化，只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翁”。工会的缺失或失灵使他们比以前更加脆弱和无助。对中年工人来说，这种创伤尤为严重，他们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却经历了工作岗位的突然变动，使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无保障，工资也比以前更低，许多人甚至被解雇，却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全国各地爆发了大量抗议活动。

有趣的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正是在国有企业最后的日子里，社会福利理事会和工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挥了作用，成为相关工人行使工厂主人翁权利的真正武器。对于大多数国有企业工人来说，经济改革既是一个自由化的过程，为他们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和自由，同时也是一种被剥夺的经历，或者说是“权利被剥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永远失去了权利和特权，而这些权利和特权曾使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与工作场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长达数十年之久。

十字路口的中国工人

近几十年来，中国产业工人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传统行业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地位已经从主要是拥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国企特权工人，转变为主要是民营企业雇佣的农民工。农民工已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和受歧视地位的第一代农民工，进一步过渡到21世纪前二十年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与城市工人在社会、教育和经济方面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由于农民工不断抗议在工作场所内外受到的虐待和边缘化，国家不断调整政策，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登记和落户、在工作场所的人身安全和权利的法律保护，到农民工享有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子女教育等，涉及面非常广泛。因此，农民工从改革初期强烈的边缘化和无助感，迅速转变为对融入城市的不懈追求。

在新一代工人寻求在工作和生活场所获得充分公民权的过程中，毛泽东主义的劳工政治遗产既可能是一个障碍，也可能是一个促进因素。工人是“主人翁”的观念已不复存在，这种观念对21世纪的大多数工人已完全失去了吸引力，他们不过是私营企业的雇员。根据现行法律，他们没有罢工的权利，企业一级的工会也无法代表他们，这使得在法律基础上公开、有组织地维护他们的权益变得尤为困难。然而，他们从毛泽东时代继承下来的强烈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感，以及多年来普遍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关于工作场所个人权利的新观念，并愿意为这些权利而斗争。起源于毛泽东时代并延续到21世纪的多层次工会组织及其相应的法律在这方面发挥了多方面的复杂作用。

在工会继续存在并自上而下产生（即由工厂管理层自己创建和控制）的地方，工人很少向工会求助，因为企业一级的工会往往站在管理层一边，而不是工人一边。曾经，工人的福利与工作单位密不可分，工人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也确实依赖于工会，但与此不同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体制转型将工人的利益与雇主的利益完全分离开来。

因此，私营企业控制的企业级工会必然代表工厂主和经理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作为乡镇政府的一部分，乡镇工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其下属企业的正常运营，从而产生乡镇政府急需的税收。作为乡镇政府的一部分，乡镇工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下属企业正常运营，从而获得乡镇政府急需的税收。乡镇一级的工会非但不支持工人，反而倾向于与私营企业的管理者勾结，共同对付心怀不满的工人。这与上级（县、市或省）工会形成鲜明对比。如前所见，工会级别越高，其利益与相关企业的利益之间的联系就越微弱，就越有可能独立、中立地为工人而不是企业说话。私营企业的工人也是在上级工会的支持下建立自己的工会或重组现有工会，使之成为自主的、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

总之，与过去国营企业工人作为工厂主人翁，在意识形态层面享有充分权利和特权，但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无法获得外部机会相比，21世纪中国改制企业中的劳动关系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改革摧毁了旧的均衡，但远未达到新的均衡。新一代工人虽然获得了控制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但这是以就业和生活保障为代价的。在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工作场所的虐待之前，新一代产业工人无法成为自己劳动的真正主人翁。作为工厂员工和城市合法居民，他们对拥有充分权利的公民身份的追求有待于他们进一步为自己发声，有待于真正代表他们的组织充分发挥作用，有待于符合他们利益的各种法律法规的进一步颁布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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