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 | 屠守锷：“国家需要我干这一行，我当然要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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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思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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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并将神舟十二号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二号F是一种大型两级捆绑助推器运载火箭，是在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基础上，按照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以提高可靠性，确保安全性为目标研制的运载火箭。长征二号E火箭，也就是后来国人耳熟能详的“长二捆”。“捆绑”的设计理念和创意来自洲际战略导弹总设计师、“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技术总顾问的屠守锷。
屠守锷在1980年代，以绝对超前眼光提出了高速度、少投入地发展大型运载火箭的最佳途径，“我们需要更大推力的火箭，解决的办法就是‘捆绑’”。首次将“长征二号”丙火箭作为芯级，捆绑了4个液体火箭助推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比“长征二号”丙火箭提高约3倍。这个火箭的型号被定名为“长征二号”E火箭，也就是后来国人耳熟能详的“长二捆”。在屠守锷的眼中，“长二捆”就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在“长二捆”基础上发展出了各型火箭。“长二乙”运载火箭是在“长二捆”的基础上，按照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研制的运载火箭。是目前中国所有运载火箭中起飞质量最大、长度最长的火箭。长二F火箭更是全程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共执行十余次任务，其中包括发射5艘无人飞船、2个空间实验室和7艘载人飞船，均取得圆满成功，将12名、17人次航天员送入太空。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出生，浙江湖州人。著名导弹与火箭技术专家，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在解决导弹研制过程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制定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之一。屠守锷院士曾说：“当初我最早学的并不是导弹，而是飞机制造。”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的导弹和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国家需要我干这一行,我当然要全力以赴！”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屠守锷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虽说家境不富，但屠守锷的父亲还是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屠守锷在家乡上了小学，后来又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和湖州埭溪中学就读。曾在上海亲历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奠定了屠守锷一生追求的基调。
那天清晨，父亲携屠守锷从上海回南浔老家过春节。走到半路，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下来。父亲意识到大事不好，拉着小守锷往轮船码头疾跑。炸弹像雨点般地落下来，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瞬时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少年屠守锷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可是就在屠守锷上大二的时候，日本侵占了北平，清华北大等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被迫迁往云南。这样的变故让屠守锷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一个泱泱大国，被日本人给搞得四分五裂，实在是令人痛心。而在这一刻，屠守锷的心里更加坚定了将来一定要为祖国效力的想法。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屠守锷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两年后，他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简陋的，但这并未影响屠守锷的工作热情，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的实践机会。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际的经验，而从事这份工作，正是自己长本事的良机。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患难中的祖国和亲人时时牵扯着屠守锷这位海外游子的心。1945年抗战胜利了，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归心似箭。他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然而，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意兴办民族航空工业，失望至极的屠守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培养下一代航空人才上。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航空专业课程。1947年，屠守锷到清华大学航空系任教，开始与进步人士接触。就在这个时候，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亲身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的强国梦才能实现。1948年末，他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屠守锷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里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屠守锷就成为了清华大学航空系内的一位教授，而无论他调转到哪一个单位，都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的理想。此后，无论是在清华航空系任教，还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副教务长、系主任和院长助理，他都对共和国的航空事业倾注了极大热情。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
1957年2月，屠守锷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从前的屠守锷一直致力于飞机的制造研究，但为了祖国的发展事业，他也决心要为中国建造一枚完美的导弹。屠守锷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导弹研究对于屠守锷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和当时的很多专家一样，一切从零开始，在摸索中进行中国的导弹研究。面对着那种艰苦困难的局面，屠守锷非常平静，他坚定地说：“人家能做到的，我不信中国人就做不到。”正是抱定这样一种想法，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57年，聂荣臻元帅主持国防科技工作，邀请了一批科学家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国防科研工作。屠守锷应邀成为了第五院十个研究室中负责研究导弹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室的主任。1957年9月，屠守锷作为聂荣臻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1958年，屠守锷调任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二设计部主任，领导地空导弹的仿制与研制工作。在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的艰难历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这使得他在研制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的过程中成了行家里手。
1961年，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屠守锷走马上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参与领导一分院型号研制等科技工作。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屠守锷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经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议批准实施后，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湖剧《国之守锷》
1962年，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时遭遇挫折，掉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屠守锷临危受命，他和当时的工程师、工作人员一起全面系统地查找原因。1964年，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八次飞行试验都获得了成功，这一年，是中国导弹的发展史上应该被记住的一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探索、攻关，我们第一代的导弹技术专家就这样成长起来，这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1965年3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尽快把中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并由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此番他担任的总设计师角色，按钱学森的说法，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屠守锷深知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又那么紧。1968年，屠守锷他们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为了保证型号质量的可靠，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持在一线。在屠守锷认为导弹可以出厂运往发射场试飞时，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问题很快提交到周总理那里。总理听完介绍，问：“屠总，你认为这枚导弹可以发射吗？”屠守锷回答：“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做了，它的性能状态是良好的。我们认为，这枚作为首发试验的导弹，应该得到最好的考验，以便通过飞行试验，进一步检验我们的方案，从中找出不足。”这时，周总理支持了屠守锷。1971年7月，导弹被运往发射场。9月10日，从酒泉发射场传来喜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半程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73年正式定型生产。在无数科研人员和部队官兵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导弹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
1980年中国向全世界宣布：5月12日到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半径70海里的圆形海域，发射运载火箭。当时，这个消息让世界产生了震动。屠守锷这一生中经历过多次发射试验，但是这一次对他来说压力巨大，因为这是面向全世界宣布的。屠守锷和当时研究院的院长张镰斧带着实验队进入了寒气逼人的戈壁大沙漠。大沙漠的气候、大沙漠的恶劣环境对他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来说是一种考验。屠守锷每天都在火箭实验阵地和发射阵地之间来回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和考核，有的时候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为了确保这次发射成功，这颗导弹上面十万多件零部件必须全部处于一种非常好的工作状态。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屠守锷掉了十几斤的肉。当导弹已经在发射架上竖立起来的时候，屠守锷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说他还要上去做一次检查。于是屠守锷又最后一次爬上了发射架，仔细地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
1980年5月18日，屠守锷迎来了自己航天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作为中国第一枚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当导弹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目标的消息传来，原本内向的屠守锷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手捂着眼睛孩子般地哭了，继而又孩子般地笑了！这一哭一笑，是20多年刻苦钻研、艰辛奋斗、忍辱负重后，各种情感凝聚在一起后的宣泄和释放，是多年执著追求得到报偿后的大喜悦，是少年梦想得以实现后的大欢乐。只有对屠守锷有着深刻了解的人，才能体味蕴藏在这一哭一笑之中的深刻情感……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5号”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第一代洲际导弹研制任务胜利完成，我国战略导弹核武器达到了新水平，拥有了洲际打击能力。
此后，屠守锷逐渐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事业交给了新一代的科学家。中国新一代的导弹科学家在屠守锷亲手研制的东风5号洲际导弹上继续改进升级，最终研发出了东风5B洲际核导弹。相较于东风5号导弹，东风5B导弹射程更远，打击精度更强，它和东风41、东风31AG等洲际导弹一起，共同构筑起了捍卫国家安全的“最强东风快递”！即使在东风41导弹已经服役的今天，东风5B核导弹作为液体洲际导弹，其强大的推力和有效载荷依旧占据着主要优势。对于一个核大国而言，洲际导弹的射程与导弹的机动性同等重要。随着新型材料，发动机和燃料的运用，液体导弹的很多缺点已经被逐渐克服。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东风5B导弹和东风41一起共同承担起捍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在研制洲际弹道导弹时，屠守锷提出了在洲际导弹基础上研制发射重型返回式卫星运载火箭的设想，该运载火箭定名为“长征二号”，屠守锷还担任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1975年11月，由远程导弹改进而成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使我国的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实用阶段。在研制过程中，火箭二级发动机的选择是一个关键问题，屠守锷根据弹道优化的结果，提出将一级发动机用在二级上，一、二级采用同样的发动机，简称“一代二”，即使用一种发动机完成二级火箭的设计，当时这在世界上是首创。此后用于发射国外卫星的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载人运载火箭长征二号F，以及一级二级和助推器全部都只用一种发动机，简化了长征火箭方案，这对提高火箭可靠性和降低成本是十分有利的。现在美国SpaceX公司法尔肯9运载火箭，出于简化系统、降低成本目的也是全箭采用一种发动机，但距离我们“长征二号”火箭已时隔40年了。
通过长期从事结构强度与振动研究工作的实践，他深感导弹与运载火箭全弹（箭）振动试验耗资大，而且费时费力。于是他一直致力于振动模态的分析计算工作，企求通过工程计算简化振动试验。1983年，他提出了工程计算方法，并被长征二号C飞行试验所获得的振动遥测数据所验证，计算值与遥测值相吻合。1985年，他撰写了专题科技报告《火箭横向振动的振型与频率》，其中提出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大简化运载火箭的振动试验，既能避开建立大型振动试验设施的困难，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将缩短研制周期。根据发射不同卫星的需要，屠守锷领导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技术状态的适应性修改，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C运载火箭，运载能力等技术性能有了明显的提高。该火箭投入使用后，创下赫赫功勋，并对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后来我国研制的长征二号E火箭，是以长征二号C为基础，经过捆绑助推器等技术改进而成，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长二捆”火箭；长征三号、四号系列运载火箭的一、二级也是以长征二号C为雏型。
“长二捆”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屠守锷积极倡导将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并多次提出发展捆绑技术。他力主研制长征二号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并作为技术总顾问，参与领导研制试验工作。完成“长征二号”，屠老总年岁已高，本已逐渐退居二线。然而“长二捆”的研制，让他重回航天第一线。1985年中国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低廉的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中国航天人果敢地迈出这一步，也彰显了中国航天技术的成熟和勇气。当我们决定要“打入”国际市场时，“长二捆”火箭并未成形，然而，我们与外方签订的合同要求中方在合同生效后18月要完成一次成功的发射，正常情况下，研制一枚大型捆绑火箭至少需要4到5年，所以“长二捆”火箭的研制任务十分紧迫。屠守锷亲自上阵，亲临第一线和有关专家一起讨论，研究捆绑火箭动力学数学模型、计算方法、试验方案，同时他也积极宣传研制捆绑火箭对中国航天发展的意义，支持技术创新，推进中国运载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一场智力与时间的竞赛中，经过集体的努力和全国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援和协作，终于在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火箭成功进行了首次发射。中国航天人创造了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捆绑火箭的世界航天新纪录，“长二捆”是我国第一型捆绑式运载火箭。在“长二捆”基础上发展的各型火箭更是在中国航天发展历程中屡立战功。其中，长二F运载火箭一次次成功发射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将天宫一号、天宫二号送入太空，这不但凝聚了中国航天人的智慧、胆略、拼搏精神，也凝聚着屠守锷对中国航天的奉献。
1998年，屠守锷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捐赠了私人积蓄30万元，作为帮助勤奋好学、愿为中国航空事业而学、家境贫困学生的奖励基金。他谆谆嘱托：不用他的名字命名奖励基金，也不宣传，奖励基金名为“宏志清寒助学金”，至今，北航网站上还明示着这样的获奖资格：贫而有志，穷且益坚，愿意改变祖国和家乡面貌；生活朴素，乐于助人；学习态度端正，有追求真理的勇气。自1999年来，一代代学生受助完成了学业，一代代航天学子也在屠守锷院士献身为国的航空航天精神激励之下不断前行。
湖剧《国之守锷》
来源：湖州发布制图：戴若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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