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娃，你考出去”——会宁“状元县”教育实录（上）
文字 | 杨茜玥 靖昊 段伊航 卢牧远
图片 | 段伊航
执行编辑 | 吴欣愚
责任编辑 | 赵胜男 陈莉红 侯珏昊
全文共5166字，阅读大概需要16分钟。
县城北部正在崛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多是甘肃省会宁县第二中学新址带起来的学区房，上面挂着诸如“状元府邸”“状元红”之类的招牌。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这些不同建筑上反复出现的字眼和学校周边依山而建的陪读平房群会时刻提醒你，这里即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状元县”。
“娃，你考出去”，是这里无数家长、老师对孩子重复最多的话，也几乎是这大山深处所有学子的梦想。
陪读的第十个年头
在会宁，考出大山从来不是这些寒门学子个人的使命，而是全家人努力的方向。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并被大力宣传的会宁“三苦精神”（“领导苦抓、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还是近年来提出的“三苦两乐”精神（“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家长苦供”都是不变的一环。
李璐楠在会宁县第四中学读高三，她家在会宁县下面的丁沟乡。自她上幼儿园起，父母便带着她和弟弟进入县城租房陪读，以便享受县城里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随着李璐楠上高中，父母便又在四中附近租了一间房，步行到学校约5分钟。在会宁县自古有“耕读持家”的传统，种地和读书是最重要的两件事。而如今许多农民却纷纷撂下锄头，荒了土地，挤进县城，一心陪读。李璐楠父亲的工作是跑县城到乡下的班车，母亲则是出租屋附近超市的售货员。像李璐楠一家这般从幼儿园供到上大学的，不在少数。庞大的、源源不断的陪读需求，促成了如今会宁县的奇特格局——“陪读村”。作为高考大省湖北出来的学生，笔者的高中附近也驻扎着“陪读大军”。由于学校处于市区三环以外，陪读的小区便被我们戏称为“陪读村”。而会宁的陪读条件却是实实在在的“陪读村”。陪读的屋子多是一间间平房，一户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一张床占据了屋里很大的面积，水泥地板，墙面老旧得发黄发黑。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上厕所则是几户人家共用的旱厕。
二中旧址附近的陪读出租屋
张维文一家便住在二中新址附近的“陪读村”里。二中附近的陪读房依山而建，顺着山坡上去是一排排平房，各家门前都悬着一张帘子，里面则是大同小异的简单陈设。两排平房围成的院落内挂着的蓝白色校服宣告着这些简陋房屋的“伟大”使命——“供娃娃”。张维文今年上初二，有一个高二的姐姐。他们一家来自会宁县丁沟乡，父亲常年在白银市打工，母亲则从姐姐上小学便进城陪读，这是她陪读的第十个年头。“看着娃娃心里还是踏实些,反正能力范围内的就跟着呗，等娃娃走了（考上大学）就不陪了。”一年四千五百元的房租对这个家庭来说并不轻松，母亲除了照料两个孩子的生活还要在县城里就近打零工。
“一到下晚自习的时候就能看到学生浩浩荡荡地上山。”二中新址附近某楼盘的售楼商王女士说道。紧邻陪读村的是一片片拔地而起的高楼，里面居住着经济条件更好的“陪读大军”。王女士是兰州人，在一家房地产第三方代理销售公司工作，2018年底她被调到会宁销售二中新址附近的一家楼盘。来到会宁，她最深的感受就是会宁的人对教育格外重视。这一点在她接手的楼盘的销售数据上得到了体现：公司2018年底接手该楼盘时剩800多套房，至2019年9月底，只剩下四五十套。“这速度算很快的了。因为他们现在在乡村学校读书的很少，一般孩子大一点就到县城里来上学，所以需求是很大的。”据王女士介绍，从房产信息来看，购房者原先多是农村户口，县城里的比例并不大。
“这边冷冰冰的”
李璐楠想考到湖北去，上武汉大学或者长江大学，然后不回来了。一来母亲的老家在那边，二来“感觉那边的人有人情味，这边（的人）冷冰冰的”。因为中考失利，她没能进入两所重点高中——会宁县第一中学和甘肃省会宁县第二中学。“这边的人一听你不是一二中的，感觉脸色都变了。在他们心里不是一二中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这种偏见藏掖在李璐楠生活的各个角落，不时像刀子一样刺痛她的心。高一的运动会前夕，她和同学到一家商店拉赞助。他们自报家门，说明自己是四中的学生后，老板把他们赶了出去。而过几天他们换了一波人又来到这家店，撒谎说自己是一中的，却顺利拿到了200元赞助费。
李璐楠向我们极力解释四中的学风其实并不差。他们同样每天“披星戴月”，早上6点20分之前到校，一直学到晚上9点20分放学。“一二中是晚上10点40分放学，但是我们放学后也还是在学习。”
不论是一中二中还是其他中学，学校附近的小卖部里都会有一道独特的景观——一排排摆在柜台一角的台灯。这些台灯的主人都是学校里的住校生。由于寝室只在固定时段供电，且部分学校的宿舍楼里没有插孔，他们只好拿到外面来充。台灯一块钱充一次，充满为止。“每天中午放学你都能看见学生拿着小台灯到外面小商店去充电。”李璐楠说道。四中每天晚上9点40分就熄灯了，大家就都趴在床上，一边躲避宿管的检查，一边挑灯夜战。
小卖部内手机和台灯充电处
李璐楠晚上通常学到12点多，然后早上4点起床。她身边的同学也都是5点多起床。尽管如此，这边的孩子多半觉得自己学习并不苦，因为听老师说别的地方也都是这样。老师几乎天天和他们提“衡水”，在他们脑海里，那些生活在1300多公里外的四线小城里的同龄人过着比他们更苦的生活。
李璐楠很体谅父母，深知他们的不易，想着上了大学以后做做兼职补贴家用。可她觉得和父亲之间总还是隔着点什么。“他只会问我考了多少名，如果考差了他就要问我‘你为什么考这么差，你干啥呢？上课讲的时候你听没？’问着问着语气就开始特别不对，准备要骂我，然后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李璐楠很委屈，后来每次这种时候她就选择沉默，“我跟他没法说话”。其实她明白父亲只是羞于或者不善于表达对她的爱。李璐楠刚上高中时父亲给她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那是父亲给她买的第1件礼物。“然后他好像是害羞吧，他都不（直接）给我，就转交给我妈，让我妈给我的。”
现在就读于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2017级本科生王默也有类似感受。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从头寨镇搬到了县城，供他和两个姐姐读书。在王默印象里，父母管教很严。“就哪怕你在家里稍微调皮一点他都会严厉呵斥，就不让你皮。我记得有一次他吓唬我，还拿皮带要抽我。”这让王默形成了内向的性格，不会和家人分享自己的见闻或者交流内心的想法，做事也会顾及很多方面。父母常告诉他一心读书就行，学习以外的事情都不用他做。王默每次想帮母亲做家务时，母亲都会拒绝道，“赶紧读你的书去，别管这些”，于是家里的活都被两位姐姐分担了。
上大学以后，王默开始反思这种相处模式。他也不知道这种方式对他来说是好是坏，“可能这样一来我就可能更多的去静下心来学习，或者说做一些世俗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可能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把我的天性给压制了”。
复读不是稀罕事儿
宇洋是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019级的本科生。他在2018年高考中失利，被录取到河西学院，“不愿意走”，便从二中转到了一中复读。2019年，他通过本科定向培养项目进入了兰州大学。
一二中平均每个年级20个班，其中6个复读班。应届学生每班40多人，复读班人数多则150多人，少的也有80多人。换句话说，往届考生约有600人，占了年级总人数近一半。在会宁，复读并不是啥不得了的事儿，像宇洋这样第一年不理想“不愿意走”的大有人在，甚至连着复读两三年的都不算多稀奇。宇洋在一中复读时便遇到过一位比他整整早三年的同学，“他说他想走，但家人不同意，他也没办法，就一直复读了”。而宇洋觉得连着几年的复读已经把那个同学击垮，基本上自暴自弃了。也有人考上很好的大学，读到高年级被退学了。二中联想班(重点班)的班主任吴启明便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2007年考上清华的一个学生，在清华读了三年，大三又退学了。他复读一年后，又考上了北大。至于退学的原因，吴启明老师没有给我们明确答复，只是轻声感慨了一句：“那娃娃牛，又考上北大了”。吴老师还有一个学生在东南大学读了三年，又回来了——“他是机械制造专业，不喜欢，当初是家长逼他选的。他大一想回来，家里不让,就挂科了”。
在宇洋眼中，复读班是一个“刷新三观的地方”。这里的学生不像应届班的那么听话，在复读班“什么人都能见到”。有认认真真苦学了一年的，也有每天坐在教室后排打游戏、扔纸飞机的，甚至还有躲在厕所里抽七十几块钱中华烟的。据宇洋回忆，他们班基本上人手一个隔音耳塞，因为教室“实在是太吵了”。在百余人的大班里，指望老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管理并不现实，更多的情况是“老师就在上面讲，不会管你下面在干什么。基本靠自学”；而一年带下来，老师所能记住的“也只有特别厉害的和特别调皮的，中间平平淡淡的，估计名字都记不住”。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曾在会宁拍摄《高考》系列纪录片，跟踪拍摄了二中高三重点班的学生，展现了二中浓厚的学习氛围和苦学精神。宇洋则调侃说，如果给复读班也拍一个纪录片，和之前拍的那个纪录片将会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会宁县第一中学小花园
在宇洋的带领下，我们进入了会宁县唯一的省重点中学——会宁县第一中学。从图书室、社团活动室到乒乓球台、足球场，校园内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在教学楼与操场之间是一个小花园，几条长廊穿于其间。深秋，红、黄、绿三色的叶交织装点着长廊，落叶地毯般铺在地上，别有一番意境。在长廊顶部还挂着红色指示牌，写着“英语角”三字。然而，“从没见到开展英语角的活动，我们一般都是在这里吃饭或者背书的。”宇洋说道。而一整层楼的社团活动室、二十多张乒乓球桌也只是“形同虚设”——因为每天就忙着学习，甚至课间的时间即使是用来上厕所也十分紧张。宇洋解释说：“课间是八分钟（从下课到预备铃响），下课了还要我们站起来前后排面对面复习，讨论上节课学习上的内容，再想想下一节课上什么。老师上课来得又早，基本上没啥时间上厕所。”再加上厕所并不在教学楼内，两者相隔有三四分钟的路程，宇洋甚至曾逃课上厕所。
木桌上学生写下的话
小花园深处，有两张木桌，上面刻着许多字，有人在这里写下自己的目标大学，更多的学生在此写下了内心的迷茫、挣扎，甚至怨恨。“如果不是又懒又笨又怎么会这样？”“我不想去一班”……“这些话一般都是永远不会跟父母、老师讲的，就写在这里。我记得这之前有很大一片，风吹雨打现在都淡了。”宇洋说道。
木桌上那些话是这些孩子平时绝对不会言说的。他们更习惯于低垂着眼帘，一言不发，只是偶尔用鼻息哼出一句“嗯”来回应；或是干脆埋下头，紧攥着手中的笔，沉默。
“不现实就是不现实”
宇洋曾经也是个内向羞涩的孩子，“就是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的那种”。但2018年高考失利后的那次“出走”让他彻底变了。“去年没考好，心里比较丧，我就离家出走了。”宇洋用两周时间跑了甘肃不少城市，曾经“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他品尝了生活的苦辣辛酸。由于带的钱不多又缺乏合理规划，到第二周时他已经没钱住宾馆了，就睡在网吧，“每天起来腰疼腿疼脖子疼——哪儿都疼”；见到火车上有人东西被偷，他安全意识提升了；没有导航迷了路，只好鼓起勇气问路，倒逼着他主动和人打交道。
“就是那段时间把我练出来了”，因为“平常在家里都是父母在管着，除了上课、学习就没啥事了，最多找一个网友胡天扯地聊几句”。在此之前宇洋出过两次省，分别去了成都和西安。“毕竟家里经济还是……都是我表现好了才能出去。”
或许是见识了县城之外的广阔，又或许是感受到生活现实的残酷，“开眼看世界”的宇洋像变了一个人，在大学活跃于各类学生组织，在班里当了班长，加入了校团委，同时做着学生助理兼职。“每天忙着呢，游戏都不想打了。”而进入大学，五湖四海的学生汇聚一起，还是让他感到了落差。“有些话题我都参与不进去。”一次福建的同学讲起大闸蟹，说起之前常吃的蟹黄，宇洋只得沉默——他还只吃过煮好的那种蟹。“真的我不配，我不配。我跟他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
国庆期间，记者和宇洋一同去了二中的“陪读村”，张维文的母亲允许我们进入她家中长谈。我们进屋时，张维文正坐在炕上玩手机游戏，抬头看了一眼便又埋下头去。“这娃打游戏上瘾。本来我把手机藏起来了，他又拿去。”张维文的母亲不时嚷两句，像是催促儿子学习，又像是在和我们抱怨。当我们问她是否了解孩子成绩差的真正原因，这位母亲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那就是懒得不行嘛，还有啥。”然后她“嘿嘿”笑了起来，继续和面。“那有没有陪孩子聊聊天，听一下孩子怎么想之类的？”“没有。就老师要求和孩子商量一下目标大学。每天都在一起，再交流撒子嘛，（孩子）除了写作业玩手机就出去了嘛，没交流。”母亲显得不太理解，她每天供孩子的生活，督促他“好好读书”，等他考出去，还不够吗？
约半小时后，我们见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宇洋搬了小板凳坐在张维文对面，与他交谈起来。“……甚至我高三的时候都跟你一样，见人不说话，就你要出去逼着你跟其他人打交道……”宇洋兴致颇高，把从自己沉迷游戏到离家出走再到大学的经历统统讲给他对面这个勾着背坐在炕上的男孩听。张维文则用手指拨弄着脚上白色的袜子，不时抓抓额头。他话很少，只在个别时候“嗯”一声，以至于宇洋的“肺腑之言”是否对他有所触动，甚至他是否真正听懂宇洋反复强调的“现实”，我们都无从得知。“我现在要人脉没人脉，要能力没能力，要啥没啥，你说怎么办？啥都没有，哪来的钱啊。很现实，很现实。”宇洋甚至详细地算了他上大学以来所花费的钱——相当于爸妈不吃不喝三个月。
听说张维文没有去过会宁县以外的地方以后，宇洋放缓了语速，说道：“你要去发现，外面真的很美。但是这个美你要有能力去拥有。否则可能就只能想想了。”很快他补充道：“有时候你甚至想都想不到哦！你想不到外面那些有钱人怎么活的，你想都想不到！”他于是举了许多在大学听来看来的，诸如自己沿海地区的同学高中开设溜冰课之类的事例，得出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结论。
“如果你不现实那就……不现实就是不现实。”宇洋最后顿了顿，给这个刚刚上初二的男孩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看到他沉迷游戏的样子我就想起来我自己那会儿。”事后，宇洋把与张维文的这次交流视为“与原来的自己的对话”。而作为这场对话的旁观者，我听到了我采访宇洋时他不曾吐露的想法。当我被他当作发达地区的学生情商高能力强的例子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文中李璐楠、王默、张维文、吴启明、宇洋皆为化名）
编者按
从“领导苦抓、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到“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我们也看到会宁教育涌现出新的元素。有人忧心观望，有人为之鼓与呼，也有人依然坚定地埋头苦读，坚信高考是唯一出路。县城乡镇的教育路在何方？也许会宁是个不错的样本。
敬请期待下周三推出的《会宁“状元县”教育实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