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追求高级的人，都是孤独的战士

乔治·斯坦纳：

追求高级的人，都是孤独的战士

一个人的学问越大，就越让人担心他的安危。因为学问固然不会凭空消失，但能和庞大的学问两相合一的人却是有寿数的。

乔治·斯坦纳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西方语言文学的范围内，他是一个真正的万事通，他背诵莎士比亚的台词，《尤利西斯》里的双关语，让·拉辛的诗行，如同背诵自己的作品，他也能大篇幅引述海德格尔著作。说他是一位当代西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前面要加上“仅存的”来修饰：至少在英语写作者中，除了他之外，再也想不出还有谁拥有同样的渊博程度和同样的笔力了。

他给《纽约客》写过三十年文章，前《纽约客》主编亚当·戈普尼克是最熟悉他的文章，他将斯坦纳所涉猎的主题，或者换个说法——他所阅读和研究过的作家，罗列如下：小说家卡夫卡、托马斯·伯恩哈德、果戈里、博尔赫斯、阿瑟·库斯勒，戏剧家布莱希特，诗人蒙塔莱、曼德尔施塔姆，音乐家威尔第、李斯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切利尼，18世纪的法国画家夏尔丹，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纽曼大主教。这当然还只是一小部分。

戈普尼克

斯坦纳的读者不可能忽视他对“中欧思想”的精通，因为像斯坦纳和苏珊·桑塔格这样特别关注20世纪的战争、暴力和暴政文化的西方作者，总是会从那个丰富的矿脉里提取思想资源。在斯坦纳被提到最多的著作，即1967年的《语言与沉默》中，恩斯特·布洛赫、汉娜·阿伦特、特奥多尔·阿多诺等等，都是被他引用并与他对话的主要名字。

斯坦纳是犹太人——和去年去世的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J.布鲁姆一样；不过论身世，斯坦纳或跟另一位在美国成名的犹太裔大学问家彼得·盖伊更为接近。盖伊生在德国，1939年勉强逃出了那个危险的地方，他乘坐的难民船航至古巴登陆，后又转送到美国，但是再晚一步，古巴就封闭港口，拒收难民了。盖伊回想此事时十分感叹自己的幸运。斯坦纳也是一样。他是在1940年被父母从维也纳带到美国的；若是多待两个月，生命就将是另一种写法。

犹太人是世上最重视智识的民族。成为“有脚书橱”、“活词典”，对犹太人（至少是犹太男性）而言是个殊荣；而且，他所掌握的并非纸面的死知识：翻阅一个有脚书橱的文字，是在翻阅他的灵魂。《语言与沉默》反映了他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特别成熟的思考，他将大屠杀判为现代的中心事件，从中可见，他处在大西洋对岸的安全的土地上，却将自己视为对欧洲的灾难负有思辩责任的人。

灵魂是从一个人的时代体验中形成的。出生于1923年的彼得·盖伊，毕生笔耕的一个主题是魏玛共和，而1929年生人的斯坦纳则集中讨论大屠杀——他们的渊博都不是某种“术业专攻”的结果，而是源于切身的体验。

战争和屠杀不仅割断了历史，而且割断了我们对文化的信仰，因为杀戮发生在一群有文化的人和另一群有文化的人之间，暴行的受害者和施加者看起来都是有基本文化修养的人。这是个悖论，它提出了严肃的道德问题，可也对一个喜欢挑战难度的头脑开辟了用武之地。虽说讨论大屠杀，讨论反犹，但斯坦纳从不关心“乌合之众”在暴行中所起的作用，他只在意那些听着舒伯特的德国人，如何就将同样热爱席勒和歌德的犹太人送上死亡列车的。众多在严肃文化中浸淫出来的人，亲手干出了重大的反人道罪行，这让同样热爱严肃文化的斯坦纳感到兴奋：震古烁今、群星灿烂的西方文化，究竟出了怎样的问题呢？

但探讨这个问题不是为了给严肃文化下一个判词。我们不能期待严肃文化改变世道人心——斯坦纳说，但用来救赎必将衰退的人生，则是应该的。哈罗德·J.布鲁姆独力撑起的“西方正典”工程，他为自己挑选的每一本正典都加了详尽的导读，而斯坦纳不喜欢把自己和太多的书名号连在一起。

他的文章给出的是见识，以及态度。通过跨越人文学科内部的各种界限时，斯坦纳传达了这样的看法：既然我们生逢二战和大屠杀的年代，我们培育文学之爱的时候，就应带着一种更为阴郁、更有悲剧色彩的心境。

渊博的涉猎，高难度的思考，对悖论的深度探究，以这些为标志的斯坦纳却自称是个懒人。他懒就懒在没有好好练童子功：他说，自己一直到犹太成人礼（十三岁）的时候，才开始修习希伯来语，而后来还放弃了；这是一大损失。而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也是晚至大学时才开始入门的。

他还有另一种懒，那就是不参与到任何指向明确的事业之中，这是他没有同任何一个运动发生关系的原因，也是他，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不曾被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所吸引的主因。他一直很尊敬，并在很多地方追随他的前辈、优秀的犹太知识分子格肖姆·朔勒姆·格肖姆，唯独没有像朔勒姆那样，那么赤诚地去建设以色列。

关于自己的“懒”，斯坦纳有一套说法。他讲，犹太人传统的习惯和长处，就是不做主人，只做客人。犹太民族有漫长的“寄人篱下”的历史，但他们从中活出了深度，也活出了道德。犹太人不曾压迫其他任何民族，也不会轻易地参与，或者自行兴起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唯一的一个运动，即上世纪初以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对它，斯坦纳长期持批判态度，也因此而与以色列保持距离。

按照正统犹太教的说法，所有离开耶路撒冷周边那一小块土地的犹太人，只要不回来，就都属于“大流散”的一分子。他们在各地“游荡”。大流散差不多始于公元66年，这段史实充满了疑点，然而，“流散”一词在两千年间吸饱了内涵，铸就了犹太人的复杂个性。

“流散”状态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斯坦纳认为，“流散”要求处于其中的犹太人要不断地学到一些什么。斯坦纳自己当然也是“流散犹太人”，他说，他所学到的，以及他认为所有犹太人最该学到的，就是与其他人相处，与形形色色的不同民族相处。

这就意味着1948年问世的以色列，作为大屠杀的一个后继产品，并非犹太人问题唯一的答案：以色列的存在不意味着流散应该结束。继续远居圣地之外，设法留在其他的国家，成为一个楷模般的客人，这一使命要比倾尽全力保有一块自己的地盘更可敬，也更为有趣。

斯坦纳精研过海德格尔，也写过一本出色的小评传。海德格尔说过“我们是生命的客人”——理解为“生命的不速之客”或许更贴切，这就是讲，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无法选择我们所属的环境、时代，以及生理特点、健康程度、相貌，等等。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扰。然而，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客人，就应该对自己无法选择的生命及其诸多“出厂配置”负起责任来。体面的客人，在离开他所呆过的房间的时候，要使其比自己来时更为干净、整饬，甚至于添加了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他要打包好自己的行囊后离开。反过来，也唯有这样的宾客，才配得上那个生命的厚待。

想做客人的犹太人，却被驱逐、被杀戮。斯坦纳平生关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反犹主义。1970年，在耶鲁大学举办的T.S.艾略特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斯坦纳发表了一个演说，解释了他眼里的“反犹”的由来：犹太人数千年来受迫害，原因是他们企图向西方文化输入一种“理想”——他说——这个理想让人不能安于生命的例行公事了，而必须寻求更高的克己、自律，追求更有道德的生活。

旧约圣经说，上帝在西奈山上跟摩西立约，从此有了“十诫”和一套律法，这一叙说，在斯坦纳看来，是带有理想主义且加给人以道德义务的，它诉诸一个遥远的年代，却“打扰”了当下的人，它不仅让后世不得再崇拜物质的上帝及其形象，而且剥夺了人们“自然而生的意识”和“对多神信仰的本能需求”。说白了，西奈山上的“圣言”指示人们过纯净的、审美的生活，而弃绝肉体和眼目的低级满足。如此，用精神分析的词汇来说，犹太教就代表了一种西方的“超我”，约束其行为，惩罚其脱轨的趋向，要求人更好地约束自己。

这一遗产，后来就被早期基督教（创立者是犹太人耶稣）和救世主社会主义（创立者是犹太人马克思）熔入了他们自己的学说里。无论是耶稣还是马克思，在斯坦纳看来，其学说所含的理想都是既宏大又很给人以压力的，人们因此感到受了他们的冒犯，因而排挤他们。而作为回应，犹太人既不反抗，也不屈服，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我们自有一套”、“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的漠然。这更加激发了外人的怀疑。西方人咒骂犹太人，咒骂他们总是以渊远流长的理想的名义来发出警告，最终决定要灭绝他们；然而，越是在灭绝的危险之中，这个民族还越是展现出他们的存在感。

对犹太人提出的过一种更“高级”的生活的要求，斯坦纳深表服膺。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每一篇文章，事实上都在反对一个被大众消费填满了所有角落的时代的来临，都在捍卫那些只有少数人珍视的价值，那种只有极少数头脑才能承负的思想实践。但是，高级的生活，不论是指道德上的还是智识上的，都一定会遇到反犹主义式的压力。对此，追求高级的人们要甘于做一个终生在捍卫自己的孤独的战士。

这就是为什么，拒绝了以色列的斯坦纳，依然将它称为一个“悲伤的奇迹”：他不能不把这个处在敌国环伺之下的国家看作一个象征，它象征着顽强独守一番超越性的理想达两千年之久的犹太民族。

以色列是一个总会让人想象它的灭亡和消失的国家，事实上，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无法想象它的消失，人们会不忍去想象这一天的到来。然而，犹太人的头脑又是为了思考那些不可思考的东西而生的。斯坦纳说，他相信即使以色列消失，那种乐于接触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做客之道”也会继续存在的，会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教师和学者，以学习各种语言，了解各种与自己所处的有差异的文化为平生的乐趣，甚至志业。2017年，斯坦纳面对他的访问者说：“我从未待过一个地方是不值得待的，从未去过一个地方，那里的文化不值得去领会，没有一个地方的语言曾让我觉得不值得去学。”

这个话当然可以质疑，比如他对东方文化一向无甚兴趣，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印度佛教。不过，他的骄傲也可以理解：作为犹太人，他符合传统所嘉许的美德——拥有一颗善于思索的、博学的头脑；世界各地的大学授予了他以教席，而且他的儿子、女儿和一个女婿都在著名学府如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职。这些“拼图”完善并扩增了他理想中的生命，反过来，有了这些拼图，他更相信这理想是太正确了。

黑格尔说过一个笑话：上帝来了，右手拿着圣书和天堂的许诺，左手拿着柏林的报纸《柏林人公报》。犹太人看见，伸手要了报纸。——这个笑话带有反犹意味，却也说出了一个关于犹太人的真相：他们爱阅读，渴望知道历史和时间的内在流向。戈普尼克的话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斯坦纳只是在各个著名学府，如哈佛和剑桥等拥有教席，但却从不完全属于学术界。“他没有任何的流派，也没有门徒，而只有读者。”

其实，他自己就是从读者中走出来的，所写所谈的，往往是“读感”。他读书，也读报，读各种人的思想，翻阅他们的日记、游记、生活见闻去了解他们的灵魂。斯坦纳也认为，他所关心的事情是他的读者所关心的，只是他绝不会反过来，去通过了解读者最想知道什么，来决定自己该写点什么文章，才能符合他们口味。

本文系原创

首发《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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